　　《音位学原理是》是布拉格语言学派重量级人物H.C．特鲁别茨柯依的开创性的研究成果，该书不仅在布拉格语言学派，甚至在整体意义上的语言学史中都占据重要地位。在这部著作中，特鲁别茨柯依使用了大量的语言材料，在活语言事实的基础上确定了音位之间的各种对立关系，发现了各种语言的普遍规律。详细阐述了音位学的相关概念、语言的音位系统、对立类型、相关关系、中和、元音和辅音系统等。该书终结了长期从理论角度探讨音位学的阶段，是第一部全面系统性阐述新语言学科的著作，为该学科在科学中的建立和巩固起到了重要作用。

内容简介

　　《音位学原理》一书是20世纪语言学的经典著作。作者在书中系统阐述了音位学的基本理论，重点强调了语音的辨义功能和区分功能，指出了语言学发展的新途径。在书中还涉及到了音位学的重要元素及其组成部分，音位体系等。该书所阐述的理论原则上不仅适用于音位学，而且也适用于语言结构的其他领域。特鲁别茨柯依的《音位学原理》对于研究现代语言学的很多重要问题的研究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作者简介

　　特鲁别茨柯依（1890-1938），俄罗斯著名的语言学者、思想家，哲学家，欧亚学说的奠基者之一。特鲁别茨柯依的科研活动主要分为两个方向：语言学和与欧亚学说有关的文化思想。尤其在语言学方面提出了影响深远的音位学理论，成为布拉格语言学派的精神领袖和斯拉夫结构主义语言学创始人之一。特鲁别茨柯依于身后发表的《音位学原理》一书成为现代语言学的经典著作。

精彩书摘

　　绪论

　　Ⅰ. 音位学和语音学

　　每一次，当一个人与另一个人说什么的时候，我们指的是言语行为或者言语。言语永远是具体的，言语与固定地点和时间密切相关。言语要求有说话人（发出者）、听话人（接受者）和言语所涉及的对象。所有三个要素——说话人、听话人及言语对象随着言语行为的替换而发生变化。但是言语行为还要求一个方面：为了使听话人能够理解说话人，两者都必须熟知同一种语言，语言团体每一个成员意识中的统一语言是发生任何言语行为的前提。与一次性的言语行为不同，语言是共同的、永久的。语言存在于该语言团体所有成员的意识中，是无数个具体言语行为的基础。但是，从另一方面而言，语言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促进言语行为的实现。语言之所以存在，因为语言与具体言语行为彼此相关。没有具体言语行为就不会有语言。因此，语言和言语相辅相成。它们相互联系，可以视为是同一个现象——言语活动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但是，实质上，语言和言语是完全不同的现象，7所以将它们视为相互独立的现象。

　　瑞士语言学者索绪尔是第一个清楚地意识到语言和言语之间差异的学者。在有关这个问题的较晚时期文献中，我们只提到Alan. Gardiner的著作，尤其K.Bühler的著作。

　　按照索绪尔的观点，言语活动（包括语言和言语）由两方面组成：能指和所指。因此，言语活动是能指和所指两者的组合和相互联系。

　　在言语中所指永远是完全具体的陈述，只有作为整体时才有意义。相反，所指在语言中是抽象规则：句法、成语、词法和词汇。即使在语言中,词语意义也只是抽象规则，概念提要，而在言语中出现的具体意义与此相关。

　　言语中的能指是具体的语音流——能够听到的物理现象。但什么是语言中的能指？如果语言中的所指是抽象规则，且根据这些规则,全部意义分解为各个有序的组成部分，那么语言中的能指则是一些规则，根据这些规则,规范言语行为的语音方面。

　　在言语行为中可以表达无限数量的不同具体概念和思想,而语言中的词汇意义数量却是有限的。“掌握”语言的目的,就是借助于语言提供给我们有限的语义和语法手段，表达具体概念和思想及它们之间的联系。与言语所指不同，语言所指是由有限数量的单位组成。同样，语言和言语之间的这种关系也体现在能指范围内。8发音运动及与此相对应的,出现在言语中的发音是多种多样的，而构成能指单位的语音规则是有限的、可数的，在数量上是有限制的。

　　因为语言是由规则或者规范构成，因此是一个系统，或者最好说是独立系统的综合体，与言语正好相反。语法范畴构成语法系统，语义范畴构成不同类型的语义系统。所有系统完全是平衡的，各个部分相互依赖，相互补充，相互联系。因此，可以将言语中出现的无限数量的概念和思想与语言系统的元素联系起来。所阐述的内容对于能指而言同样有效。初看起来，言语的语音流是不规范的，是一个语音向另一个语音过渡的序列。与此相反，能指单位在语言中构成了规范系统。只是因为表现在言语行为中语音流的个别元素或者方面可能与这个系统的个别成员相对应，为语音流带来秩序性。

　　这样一来，语言过程的各个方面纷繁复杂，因此这些方面的研究应当成为一系列独立科学的研究对象。首先，显然，言语活动的所指和能指应当归属于不同学科。确实，“语音论”——换言之，是有关能指各个元素的科学，在很久之前就已经成为与“意义论”严格区分开来的语言学一部分。但是，正如我们在前面看到的，与言语能指相比，语言能指完全是另一种现象。因此，用两门“语音科学”取代一门是合理的选择，一门是以言语为目标，另一门是以语言为目标。根据两门科学对象的不同而使用不同的方法：与具体物理现象有关的言语语音理论应当使用自然科学方法，而与此对立的语言语音理论则使用纯语言学方法（广义地说，社会科学或者人文科学方法）。我们将言语语音理论称为“语音学”，语言语音理论称为“音位学”。

　　学者们并不是立刻就对语音学和音位学进行区分的。J.Winteler似乎是第一个毫无条件地承认在该语言中存在这样的用于区分词语意义的语音对立。但从另一方面而言，还有一些不能用于此目的的语音对立。但是，他并没有由此得出相应结论，即语音理论应当分解为两种不同的科学。而J.Winteler的同时代人做出类似结论的可能性就更小。虽然他的书已经引起了关注并且作为严格从语音角度描述方言的第一次尝试得到了认可，但是他提出的两种类型语音对立并没有引起关注。或许，根本就没有人发现。后来，著名英国语音学者Sweet不止一次地提到了类似的观点，但似乎与J.Winteler没有关系。他的学生们捕捉到了这些思想。其中最著名的就是O.Jespersen，他特别坚持这样的观点。但应当指出，Sweet本人及其学生都是以同样的方式解释语音对立，完全不考虑这些对立是否用于区分意义。他们采用的方法本身也是自然科学方法。索绪尔懂得了并且清晰地阐述了区分语言和言语的重要性。正如他所表述的那样，他甚至明白了语言中“能指”的非物质性，但即使是索绪尔也没有确定表达区分言语语音理论和语言语音理论的必要性。在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我们只是看到这种思想的暗示。显然，这位日内瓦学派奠基人觉得在语言学中区分言语语音理论和语言语音理论不如区分描写语音学和历史语音学重要。而且，索绪尔的一些学生，尤其梅耶、巴利和薛施蔼已经非常清晰地划分出“言语语音理论”和“语言语音理论”的界限。10但是，只有Baudouin de Courtenay根据研究对象，即在某一语言团体中作为物理现象或者语音信号，用于告知目的的具体语音，提出了必须划分两种描写语音科学的观点。Baudouin de Courtenay的学生主要是俄罗斯人，还有波兰人（他本人就是波兰人，但是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俄罗斯大学里教书。先是在喀山，后来在圣彼得堡）。其中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谢尔巴和波利万诺夫。他们在深入和普及自己导师有关语言语音理论做出了很大贡献。但是，除了狭窄的学生圈，Baudouin de Courtenay的普通语言学思想鲜为人知。因此，没有受到重视。所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区分两类语言科学的思想在国际语言学界没有得到任何支持。只是在战后，这个观点得到了普及。在海牙举办的第一届国际语言学者大会上三个俄罗斯学者（令人感到意外的是，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与Baudouin de Courtenay有关）发表了简短的纲领，清楚准确地阐述了严格区分语音学和音位学的必要性。这就是雅克布逊、卡尔采夫斯基和本文作者。纲领引起了反响，来自不同国家的很多学者都支持这个观点。成立于1926年的布拉格语言学小组在这方面尤其积极，并且在海牙大会召开之前已经有不少满腔热忱的新思想拥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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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特鲁别茨柯依生平与学术（译者序）

　　布拉格语言学派又称为功能语言学派，通常被视为现代结构语言学三大流派之一。1926年，在捷克语言学者马铁休斯和斯拉夫语言学者雅科布逊的倡议下，布拉格语言学小组（又称布拉格语言学派）成立。该小组汇集了致力于从结构和功能角度研究斯拉夫语言、日耳曼语言和文学的学者。其中除了马铁休斯、特伦卡、哈弗拉奈克在、瓦海克、穆卡洛夫斯基、斯卡利奇卡、卡瑞耐克等捷克学者之外，还包括了当时在布拉格的雅科布逊、维也纳的特鲁别茨柯依及日内瓦的卡尔采夫斯基三位俄罗斯学者。该学派一方面吸收了索绪尔的某些观点，另一方面接受了博杜恩·德·库尔德内、谢尔巴、福尔图纳朵夫等为代表的俄罗斯语言学传统，在弘扬俄罗斯语言学思想、发展世界语言学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

　　布拉格语言学派的显著特点就是彻底摆脱了盛行于19世纪的新语法学派理论及其研究方法，克服了新语法学派的原子论，强调语言结构及语言系统中符号的功能。布拉格语言学派的成员们重视语言外因素的意义和作用，将共时研究语言和历时研究语言有机结合起来，研究语言现象的意义，解决标准语问题等等。布拉格语言学派的著作详细阐述了研究语言音位学结构的方法，包括音位学主要概念、音位对立类型、以统计学方法描述语言的音位系统等等。

　　该学派的一个重量级人物特鲁别茨柯依以其具有开创性的研究成果《音位学原理》在布拉格语言学派，甚至在整体意义上的语言学史中占据重要地位。他在创建20世纪语言学新流派和语言学理论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作为布拉格语言学派的重要人物之一和后索绪尔时代的主要学者，特鲁别茨柯依在语言学、语言哲学、文化历史、文学等方面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足迹。

　　法国著名语言学者梅耶称他为“现代语言学最强悍的人物”（Топоров： 2004, 7）。20世纪的语言学巨匠雅克布逊称特鲁别茨柯依是“时代最伟大的语言学家，俄罗斯大地上最伟大的学者。在词语及词语艺术结构和内部动态科学中的最新发现与特鲁别茨柯依有直接的关系。他的指导性思想感召了现代世界语言学、诗学和文化人类学”（Неразнак： 1990,148）。特鲁别茨柯依“做出了很多杰出的发现。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他是世界上第一个尝试构建元音音位分类的语言学者，从而得到了世界语言的元音分类系统。这确实是伟大的、转折性的发现。将其与著名的门捷列夫的化学元素周期表相媲美并不是没有原因的”（Якобсон： 1998,56）。

　　特鲁别茨柯依于1890年4月16日出生在莫斯科的贵族家庭。他的父亲谢尔盖·尼古拉维奇是著名的哲学家和宗教历史学者，同时也是莫斯科大学的教授，1905年成为莫斯科大学第一任通过选举产生的校长。在这样的一个家庭氛围中，特鲁别茨柯依自幼受到学术氛围的熏陶，对科研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从13岁起，特鲁别茨柯依已经开始参加莫斯科大学的民族协会的会议，与著名的俄罗斯民俗学者米勒及著名的考古学者库兹涅佐夫保持着学术层面的交往。15岁时就已经在《民族学评论》杂志上发表了第一篇与古芬兰民歌有关的论文，详细阐述了多神教世界观的残余现象。16岁时，特鲁别茨柯依已经搜集了各类有关古亚细亚语言的材料，甚至还编写了勘察加语言词典和语法。

　　1908年，特鲁别茨柯依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莫斯科大学历史语文系的哲学语文学专业。在大学期间，他多次去北高加索考察，研究高加索各个民族的语言和民间创作。从大学第三学期开始，特鲁别茨柯依转入了语言文学专业，在福尔图纳朵夫、波尔任斯基、谢普金等名师的指导下，潜心钻研历史比较语言学。两个专业的学习基础在特鲁别茨柯依的科研生涯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特鲁别茨柯依意识到印欧语言学史的比较语言学领域是一个较为成熟的研究领域，他在对比各个学科之后，得出了如下结论“语言学是唯一一门拥有真正科学方法的人类科学，而民族学、宗教史、文化史等的方法还处于炼金术发展阶段，因此应当效仿语言学的例子”（Топоров： 2004,46），并在此基础上开始研究正确的语言学方法。

　　1913年，特鲁别茨柯依大学毕业后，为了准备硕士论文，有幸在著名教授В.К.波尔热津斯基的推荐下来到19世纪的语言学发展中心德国莱比锡大学进修学习。在莱比锡大学他多次倾听了新语法学派代表人物雷思琴、勃鲁格曼讲授的课程，参加各种学术讨论，研究梵语等。这一段时间的进修学习，不仅使特鲁别茨柯依结识了当时著名的语言学者，更进一步开阔了特鲁别茨柯依的学术视野，为未来学术的发展方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15年，特鲁别茨柯依从德国回到俄罗斯，成功完成了硕士论文答辩。经过努力成为了莫斯科大学的一名编外副教授，独立讲授历史语言学和梵语课程。1915年科学院士沙赫马托夫《古代时期俄语纲要》的出版对于特鲁别茨柯依的学术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最终促使特鲁别茨柯依从事俄罗斯学、斯拉夫学的研究。在莫斯科方言学委员会的一次学术会议上，特鲁别茨柯依针对科学院士沙赫马托夫的这部著作做了题为《恢复共同斯拉夫语方法的报告》。在这篇报告中，特鲁别茨柯依以古典比较语言学和自身研究成果为基础，提出了构建原始语言更完善的方法。报告内容在当时立即引起了很大的轰动，顷刻间吸引了一大批年轻学者的关注。

　　关于这一轰动性的学术事件，特鲁别茨柯依在记述中这样写到：“福尔图纳朵夫学派继承的构拟方法的所有缺点在这本书中显露无疑。这种不完善的方法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因为我永远对方法论感兴趣。我针对这本书写了一篇详细的评论并在莫斯科方言学委员会宣读了这篇评论。我的报告引起了爆炸性的效果。因为在这之前，福尔图纳朵夫学派的观点一直处于统治地位，莫斯科的所有学者都视这个学派的观点为教条和方法论原则。围绕我提出的观点，在莫斯科学术界展开了激烈争论。老一代语言学者代表坚决反对我的观点并努力捍卫沙赫马托夫的观点，而年轻一代语言学者则站在了我这一方面。我认为，我的报告对于莫斯科的语言学未来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我认为，需要寻找更合适的历史语言学和语言构拟的方法并将寻找这种方法视为己任。因为沙赫马托夫这部使我意识到这种方法的不完善性的著作，是以斯拉夫语为研究对象，于是我的注意力开始转向这些语言。……如今，斯拉夫语言的意义越来越重要。我决定撰写‘斯拉夫语言原始史’。在这本书中我打算借助于完善的构拟方法展示个别斯拉夫语言如何由原始斯拉夫语发展而来，而原始斯拉夫语如何从印欧语言发展而来的过程。”（Топоров： 2004,16）

　　从1916年开始，特鲁别茨柯依开始全身心钻研斯拉夫语言学，研究原始斯拉夫语和印欧语及现代斯拉夫语与原始斯拉夫语之间的联系。与此同时,他成为了莫斯科语言学小组积极参加者。在这里，特鲁别茨柯依不仅研究语言学，而且还与其他学者们一起共同研究神学、民族学、文化史等。

　　随着革命的来临，特鲁别茨柯依的生活发生了巨变。特鲁别茨柯依因此而中断了在莫斯科的科学研究和教学活动，于1917年的夏天离开熟悉的莫斯科生活环境，来到了基斯洛沃茨克。1918年，他开始在罗斯托夫大学一边教课，一边从事语言史的研究、编写词典等。但特鲁别茨柯依对这里恶劣的科研环境感到了厌倦。他在1920年给雅科布逊的信中写道：“总之，我极度渴望科研。在特别紧张的莫斯科科研生活之后，我先是沦落到偏僻的基斯洛沃茨克，接着来到罗斯托夫。虽然那里有一所大学，然而却没有任何的科研生活，没有人可以进行交流。……我无法写作，因为我随身带来的书籍很少，而在罗斯托夫大学图书馆几乎找不到我感兴趣的书籍。但我还是基本上写完了语音学部分，草拟出了形态学部分。”（Якобсон： 2004,23）

　　1920—1922年间，特鲁别茨柯依不得不离开罗斯托夫，留下了所有的科研手稿和书籍，包括已经开始撰写的论文《构拟原始斯拉夫语产生与衰落的历史》，在保加利亚历史学者，一位有影响力的社会活动家И.Д施史马诺夫的推荐下，来到索菲亚大学任教。特鲁别茨柯依虽然对这里的科研环境还比较满意，但从他写给雅科布逊的信函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特鲁别茨柯依在这里生活的艰辛和无奈。他写道：“我既没有职称，也没有专业论文。因此，在这里除了副教授的微薄工资，我什么也没有。而且，这里至今也没有比较语言学教研室……”(Якобсон： 2004,3)

　　在索菲亚大学期间，虽然条件有限，特鲁别茨柯依还是积极参与俄罗斯侨民的社会政治活动，出版了与欧亚主义有关的学术论著《欧洲与人类》。特鲁别茨柯依在1921年3月7日写给雅科布逊的信函中阐释了该论著的意义：“在这本专著中最主要的内容就是鄙视自我中心主义和他人中心主义，主要要求和唯一可能的出路就是需要在非日耳曼民族的知识分子阶层的意识中、世界观中进行一场革命。没有这场革命就不可能找到出路。……意识中的这场革命的实质就是克服自我中心主义和他人中心主义，从绝对主义向相对主义过渡。……无论是‘我’，还是其他人都不是了不起的人物，所有民族和文化都是平等的，没有高低之分。这就是我的书对于读者的重要性。”（Якобсон： 2004,13）

　　除了《欧洲与人类》之外，特鲁别茨柯依在这期间还撰写了大量与欧亚文化相关的论文，包括《论俄罗斯的自我意识》、《成吉思汗的遗产——从东方，而非西方的角度看俄罗斯历史》、《巴比伦塔和语言混合》等等。

　　自1923年开始，在著名匈牙利语言学者扬吉奇的极力推荐下，特鲁别茨柯依被聘任为维也纳大学编制内教授，接着又出任该大学斯拉夫语文学教研室主任。1923—1938这十五年间特鲁别茨柯依一直在维也纳大学执教，这十五年也是特鲁别茨柯依学术成就的顶峰时期。他在这里不仅讲授古斯拉夫语、保加利亚语、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捷克语、波兰语、俄语等课程，还承担了各种语言史、斯拉夫语言比较语法、音位学导论、俄罗斯文学史等教学工作。除此之外，每一个学期还要为学生开设语言讨论课、斯拉夫文学起源课等。除了繁重的教学工作之外，特鲁别茨柯依还撰写了大量涉及各个领域的论文，奠定了一系列语言及文化理论问题的基础，发展了之前还没有确定的一些理论。所以，这十五年的时间也是特鲁别茨柯依最忙碌的一个时期。

　　“特鲁别茨柯依在这个时期的科学活动和成果呈现在同时代人的面前。即使当时没有被理解、评价和接受，在后来，在我们的时代却成为了经典，科学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这个时期，如果从知识领域而言，特鲁别茨柯依在创作领域中的注意力集中在了语言学、民间文学、文学、文化学、历史学、民族问题、政治上。如果从理论音位学原理下载 mobi epub pdf txt 电子书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