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虞云国，浙江慈溪人，生于上海。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宋史研究会理事。主要从事宋代历史与文献的研究。撰有《宋代台谏制度研究》、《细说宋朝》、《宋光宗宋宁宗》等专著，有论文数十篇，收入《两宋历史文化丛稿》、《学史帚稿》。近年文史随笔编为《敬畏历史》、《放言有忌》、《水浒乱弹》、《书砦梁山泊》等。

精彩书摘

　　宋仁宗的仁恕与雅量

　　宋仁宗在位四十二年，是宋朝在位最长的皇帝。在中国皇帝中，平心而论，他既不是奋发有为的英主，甚至也不是声誉卓著的明君。但他最大优点就是宽容仁厚，能容忍各种激烈的批评，哪怕是对他私生活妄加非议。在他的治下，不仅台谏官，即便其他官员和士大夫，也都能享受到君主制下罕有其比的言论自由。他的谥号曰“仁”，《宋史》本纪说他“恭俭仁恕”，不失为盖棺论定。

　　在中国清官册中，位居第一是包拯。他当谏官时，宋仁宗最宠幸的是张贵妃，而贵妃的大伯张尧佐正担任三司使，号称“计相”，这可是掌管全国财政的要职。这位大伯尽管干不好本职，却大有觊觎副相的念想。包大人就和其他台谏官纷纷上疏，仁宗只得免去其三司使，出于安慰，任命他同时兼任宣徽南院使、淮康军节度使、景灵宫使、同群牧制置使。铁面包拯上奏，不仅怒斥他是“清朝之秽污、白昼之魑魅”，而且直接抨击仁宗“失道败德”。说一个皇帝“失道败德”，这可是最大的恶评。仁宗为了张尧佐的任命，置之不理。朝会之日，包拯联合了全体台谏官，率领百官面谏仁宗，动用了台谏向君主集体谏诤的强硬手段。仁宗先是勃然大怒，但迫于舆论，最后还是做出了让步，免去张尧佐宣徽南院使、景灵宫使，保留了其他两使。

　　过了不久，张贵妃又吹枕边风，仁宗见舆论平息，重新任命尧佐为宣徽使。包拯得知，不依不饶，领衔与其他谏官上殿争辩。一天，张贵妃还想为大伯子说情，仁宗抢白道：“今天包拯上殿，唾沫都溅到我的脸上。你只管要宣徽使、宣徽使，不知道包拯是谏官吗？”为了谏诤，包拯居然把唾沫喷到皇帝脸上，仁宗尽管不乐，却对他畏让三分，足见中国第一清官的出现，与仁宗皇帝的仁恕雅量是分不开的。倘若搁在更专制的明代，即便不将他打入天牢，也非动用廷杖的酷刑让他半死不活。

　　垂帘听政的刘太后一死，25岁亲政的宋仁宗顿时有了一种谁都管不着的解放感，没日没夜在后宫倚红偎翠。著名学者石介给即将做宰相的王曾上书道：“听说皇帝好近女色，渐有失徳，倡优日戏上前，妇人朋淫宫内，饮酒无时节，钟鼓连昼夜。以至传闻，皇帝圣体因此不豫。”话说得不能再尖锐：“不豫”是专指皇帝病危的用语，而这却与“妇人朋淫宫内”有关，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与一大帮子宫嫔乱搞所致。石介希望王曾能“以此为谏”，“感动上心”，而他即便因此“受斧钺于天子之前，以狂讦得罪于相府，亦死得其所”！不清楚王曾是否转达过这番话，但他走马上任后没有治石介“狂讦”，则是肯定的。

　　与石介不同，时任谏官的滕宗谅（就是那个请范仲淹作《岳阳楼记》的滕子京）就直接上书，严词抨击宋仁宗沉迷“内宠”，指斥他“日居深宫，流连荒宴，临朝则多羸形倦色，决事如不挂圣怀”。“临朝则多羸形倦色”，把仁宗上朝时被女色掏空而萎靡不振的模样都描摹得淋漓尽致。皇帝的脸面都不知往哪儿搁，但处理也不过让滕宗谅平级调动，出朝去做知州。

　　有一件轶闻最能说明仁宗朝言论的宽容度。据说仁宗“尤恶深文”，也就是上纲上线诬加罪名。有一个举子献诗成都知府说：“把断剑门烧栈道，西川别是一乾坤”，他竟然鼓动知府扼守剑门关，一把火烧了入川必经的栈道，把四川变成独居一方的割据政权。毫无疑问这是一首反诗，搁在现在就是颠覆国家罪。我们都还记得《水浒传》“浔阳楼宋江吟反诗”一回，结果“打得宋江一佛出世，二佛涅槃，皮开肉绽，鲜血淋漓”，“直押赴死囚牢里”。成都知府当然也不敢自作主张，囚械了这个举子，向朝廷上报此事。仁宗却不以为然道：“这是老秀才急于要做官才写的，没有必要治他的罪。可给他一个远小州郡的司户参军做做。”不必究诘这事的准确度，即便附会，也真实反映了宋仁宗的仁恕宽容。

　　当病夫坐上龙庭

　　《宋代皇帝的疾病、医疗与政治》对有生卒可考的310位中国皇帝进行了统计，主要结论如下：其一，自杀与他杀等非疾病死亡的100人，因病死亡的210人，各占总数的32.26%与67.74%。其二，在皇帝常见病中，排在首位的是中毒（包括丹药中毒、酒精中毒、春药中毒等），脑血管疾病与精神疾病分列第二与第三。其三，不计自杀或他杀的100位皇帝，病故皇帝的平均寿命接近48岁。其四，从平均寿命的朝代曲线来看，秦汉皇帝最低，仅34岁；逐步上升到隋唐的44岁；宋辽金君主48岁，与历代皇帝寿命均值相当，达到第一高峰期；元明有所下降，甚至低于隋唐的均值；清代攀上了最高峰值，平均53岁。

　　总体而论，宋帝群体的个体素质与文化修养，在历代算是排位靠前的。但从疾病遗传学来说，上天对天水赵氏却并不眷宠。宋代皇帝的平均寿命为49.76岁，明显低于当时上层男性的寿命均值64.47岁。难怪有论者撰文时，取了个抓人眼球的标题——《被疾病拖垮的王朝：大宋》。

　　现代医学界定的疾病，不仅指有病理变化的器质性疾病，还包括与精神因素相关的功能性疾病，乃至在心理、智力、性格上失常的病症。在赵宋皇族的遗传基因中，脑血管疾病与精神性疾病是挥之不去的二竖。北宋真宗、仁宗、英宗与神宗，连续四代都有脑血管疾病的严重症状：中风引起言语蹇涩，失语不言，甚至不省人事。南宋高宗晚年也有脑血管疾病，虽然那是在他当太上皇以后。宋光宗似乎也有类似症状。《皇帝病》认为，宋代皇族多属A型性格，其自责严苛、脾气急躁的个性最易导致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急躁性格也往往诱发血压升高，大大增加心脑血管病的发病几率。

　　在论及宋代君主精神性疾病时，《皇帝病》指出，自雍熙北伐失败，两宋诸帝先后恐辽、恐夏、恐金、恐蒙元，可谓一脉相承，既形成了心理定式，也影响到性格遗传，这与宋代皇帝的精神病主打恐惧症是互为因果的。但也有学者认为，狂躁症与忧郁症（即恐惧症）实为赵宋宗室精神性疾病的不同表现。狂躁症主要症状是“小不如意就狂怒异常，以致杀人放火。而且是间断发作，不发作时头脑清醒”（刘洪涛《从赵宋宗室的家族病释“烛影斧声”之谜》，《南开学报》1989年6期）。有一则史料也曾引发过笔者的联想。史载，宋太祖“惑一宫鬟，上朝晏，群臣有言，太祖悟，伺其酣寝刺杀之”。这种暴戾之举，与赵匡胤一贯为人大相悖逆，泄露出他身上也有狂躁杀人的隐性病灶。

　　作为印证，还有宋太宗长子赵元佐的“狂疾”。他突然听闻叔父赵廷美被其父迫害致死，“遂发狂，至以小过操挺刃伤侍人”，后一度好转，但有一次其父没让他出席重阳诸王宴，便“发忿被酒，夜纵火焚宫”。他在真宗朝病情稳定，活到了仁宗初年。考察太祖与太宗后裔，这种“狂疾”一再呈现显性状态：太祖之孙赵从谠“射杀亲事官”，禁闭别宅竟自刭而亡；太宗曾孙赵宗说也酷虐地“坑杀女仆”，闭锁幽死。

　　当然，在同一精神病者也会出现狂躁与抑郁交替发作的“双相障碍”。最明显的就是宋光宗，先是忧惧成疾，禅位后或嗔骂，或恸哭，竟至抡臂怒殴自己的皇后，显然属于狂躁症，最后成为“疯皇”。

　　除了困扰赵氏宗室的两大遗传病，宁宗与度宗的低智商也是心照不宣的宫廷秘密。宋宁宗有消化功能紊乱症，关注饮食宜忌自是人之常情，但怪诞之举却令人啼笑皆非。他用白纸为底、青纸为边，让人糊了两扇屏风，其上分书：“少饮酒，怕吐”与“少食生冷，怕痛”。每次巡行后宫，就命两个小宦官各扛屏风前导开路，到达后正面竖好，有劝酒食者，就手指屏风示意。作为堂堂大国之君，竟不能应对金朝使者的入见礼仪，“阴使宦者代答”，其治国能力不言而喻。晚宋周密毫不客气认定，“宁宗不慧而讷于言”。《皇帝病》判断，“宋宁宗为鲁钝型精神发育迟滞，相当于轻度的精神发育不全”。

　　宋度宗是宋理宗的亲侄，《宋史》说他“资识内慧，七岁始言，言必合度”，完全是虚饰之言。据《癸辛杂识》，度宗出生后“手足皆软弱，至七岁始能言”，分明是发育不良，智力呆滞，长到七岁还不会说话，恰恰证明他的语言发育能力远比正常儿迟缓。但宋理宗绝后，为不让皇位转入远支宗室，竟伪称神人托梦：“此十年太平天子也。”宋度宗21岁立为皇太子，理宗为其创造了最好的教育条件，他也“终日手不释卷”，不可谓不用功。但每次请安时，理宗总问他日课，“答之是，则赐坐赐茶；否则为之反覆剖析；又不通，则继之以怒，明日须更覆讲”。玩味这段为尊者讳的记录，不难读出背后的事实：度宗的智商实在不敢恭维，致使其皇帝大伯子不得不“反覆剖析”，甚至“继之以怒”。《皇帝病》据“以其母贱，遂服堕胎之药”的史料，认为在围生期内，“许多药物都可导致胎儿精神发育迟滞”，度宗较之宁宗，“精神发育迟滞更为严重”。

　　在两宋诸帝中，宋高宗活到81岁，最称高寿。但建炎三年（1129），他在扬州行宫白昼行床笫之欢，突接金军奔袭的战报，惊吓之下，立马阳痿，时年23岁。其后，他为恢复性功能而“垂意药石事”，服用御医王继先开出的仙灵脾（即淫羊藿）。研究者认为，该药方虽有补肾壮阳的“伟哥”性能，但“应有互不协调的成分，使高宗无药则不能行房，服药却不能生育”。他碰上了循环性悖论：不重振雄风便不能生育，要重振雄风则必须服药，但服药行房就无法生育。性功能障碍与不育症困扰其终生，他终于绝了后。

　　《皇帝病》探讨了宋代君主的致病原因，归结为遗传因素、环境因素、生活方式、性格因素等。明人朱国祯说，“疾病多起于酒色，而帝王为尤甚。”在酒色诱惑前，宋代皇帝也多未有例外。

　　先说嗜酒。宋太祖“杯酒释兵权”的故事与斧声烛影前夕的兄弟酣饮，都与嗜酒有关。宋真宗“饮量无敌”，爱以巨觥召绰号“李万回”的侍读拼酒。宋光宗为太子时，嗜酒癖好就名声在外，即位后更是“宫中宴饮，稍失节度”，李皇后也好这一口，宋宁宗的鲁钝或是受胎时酒精中毒所致。宋理宗“饮宴过度”，以致时人以“天地醉经纶”讥之。宋度宗“既立，耽于酒色”。

　　再说纵欲。宋仁宗亲政之初，尚、杨二美人有宠，每夜侍寝，“体为之弊”，“临朝则多羸形倦色”，完全打不起精神。他晚年中风，也与隆冬腊月宠幸宫婢时中了风寒有关，终至一病不起。宋哲宗25岁撒手人寰前，小便中旋下白物，御医诊断为“精液不禁，又多滑泄”。《皇帝病》认为，这种滑精症状“与其年少时过多亲近女色密切相关”。宋徽宗后宫妃嫔数以万计，还别有“性趣”，“五七日必御一处女”，他禅位后放出的宫女竟多达六千余人。宋高宗“好色如父”，还道貌岸然声称“性不喜与妇人久处”。扬州之变后，他倚赖壮阳药继续纵情声色。直到做了太上皇，还召入孙女级的美女供其泄欲。他死后，一次就放出四十九人。宋理宗沉迷女色，对宫嫔“泛赐无节”，晚年为满足色欲，还把官妓召入宫中。在东宫时，宋度宗便“以好内闻”，凡“御幸”的宫嫔，按宋制次日就应登录谢恩，他即位后，居然“谢恩者一日三十余人”，纵欲之甚，怕也破了纪录。

　　纵观宋帝的症状与病因，凸显出君主专制的非人性，也即黄宗羲所激烈抨击的：“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宋朝？

　　宋朝立国年代长，史料存世数量大，未经全面占有，缺乏深入研究，仅凭个别记载，便下全局判断，难免会出现失误。以下几种误读，当前亟须纠偏。

　　第一，过度美化宋朝。

　　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领域，宋朝确实出现了新气象，但唐宋之际的社会变迁毕竟未脱君主专制与地主经济的大框架。误读者却往往抽离大前提，不分时段区域，混淆现象本质，将若干新元素绝对化、普遍化与一贯化，进而作为过度夸饰的支撑性依据，其结果必然有违历史实相。

　　先说社会经济。有误读者将宋朝说成农民“自由、快乐地生活的朝代”，显然未能细读描绘农民疾苦的大量诗文。宋朝农民对地主的依附关系虽有改善，但官府代表国家对其控制与盘剥并未放松；随着生产力的进步与生产关系的松绑，他们的生活在总体水平上尽管比前代有所提高，但总不能将宋朝绝对美化成“广大民众的黄金时代”。

　　次说言论环境。宋朝士大夫官僚确有一定的言论自由，那是相对其他专制王朝而言，但即便宋朝也仅限于政治生态良性运作期。南渡以后，政治生态明显恶化，秦桧在宋高宗默认下，屡兴文字狱置反对派于死地；韩侂胄以“伪学逆党”倾陷政敌，厉禁道学与道学派，都是众所周知的。误读者不论前提与时段，全面判定宋朝是“没有思想禁区”与“没有文字狱的时代”，显见是大谬不然的。

　　再说士风名节。新儒学确有砥砺人心之功，也作育出范仲淹、包拯、文天祥等一批士大夫精英。精英有榜样的力量，但士风从来随政风互动。在良好政风下，例如北宋庆历、嘉祐时，士风相对振作，操守自然高扬。政局一旦污浊，虽仍有少数士大夫不为所屈，独秉操守，但秦桧、韩侂胄、史弥远与贾似道专政时，士风窳败，斯文扫地，何来风骨节概可谈，而这些权臣与麇集其麾下者，十之八九不都是士大夫官僚吗！足见笼统断言宋朝是“君子时代”，无疑也是误读。

　　第二，无关中国模式。

　　反观过度美化宋朝者，大多是历史爱好者以偏概全、以一驭万的认知性误读；但也有极度美化者径将宋朝政治等同于当下的中国模式，则是有意以历史背书现局的政治性误导。如前所述，宋朝在政治文明上有着长足的进步，但其所有进步都是相对的，而且是在专制政体下展开运作的；皇帝仍是国家最高决策者，祖宗家法下所有顶层设计无不服务于君主专制集权。把宋朝政治误读为现今中国模式的根本失误，就在于有意无意地忽视君主专制这个大制度，而处心积虑地美化某些小制度。

　　误读之一，宋神宗与宋哲宗时期有新旧党争，有人将其说成“以王安石为偶像的改革党与司马光为偶像的保守党两党轮流执政”，用以论证宋朝已“有共和的因素”。这种说法把古代帝制下两党轮流辅政与近代意义上两党轮流执政混为一谈。一字之差的症结，旨在抹杀民主共和与君主专制在大制度上的本质差异。

　　误读之二，宋孝宗与宋理宗都以旁支宗室而入继皇位，有人将其曲解为政治上“‘谁都可以当皇帝’的开放性”。纵观中国历代王朝，因君主绝嗣而旁支承统的权变做法，并非宋朝独有，如今将其美化成宋朝已具“皇权开放的观念”，实在匪夷所思。君不见，皇权依旧在赵姓皇室后代中私相授受，“皇权开放”从何谈起！

　　误读之三，有人把宋朝对皇权及其决策程序的相对制约，解读作“皇权成为最高公权力的象征”。殊不知宋朝这种相对制约，最终须以皇帝自觉接受权力制衡为前提。这也决定了代表皇权的宋朝皇帝不可能像近代立宪制那样彻底虚君化，也就谈不上宋朝“以制度保障了国家公权力最大限度地属于全社会”。

　　误读之四，更有甚者，有人声称：“令全世界疑惑的‘中国模式’，其实就是宋朝政治的核心理念：超越利益集团。”说宋朝国家政权已经超越利益集团，是“一个高于各个利益集团的存在”，这不仅缺乏关于国家权力的政治学常识，更经不起宋朝政治诸多史实的有力否证（见本书文章《宋朝能为“中国模式”背书吗？》）。这种“古为今用”式的误读，与其说唱红了宋朝政治，毋宁说拉黑了“中国模式”。

　　第三，“厓山之后无中国”吗？

　　厓山决战事关宋元易代，既是宋朝最终谢幕，也是元朝统一完成。近年以来，“厓山之后无中国”论甚嚣尘上，笔者也在公众讲座上常被问及对此说的看法。

　　这一说法出于何时何人已难考实。倘若将其置于宋元易代之际或易代之后，折射出南宋覆亡后汉人遗民的故国情怀，应是前述宋朝新儒学表彰民族气节的直接产物。宋元易代作为历史上中国境内国与国之间的战争，由宋入元的宋朝人倡为此说，当时自然有其历史正当性，否则何必表彰民族气节，强调爱国主义！

　　但时至今日，讨论历史上的中国，就必须立足于今天中国的立场。正如历史学家谭其骧所指出：“一定要分清汉族是汉族，中国是中国，中原王朝是中原王朝，这是不同的概念。”要之，中国史应该包括现今中国境内所有政权与民族的历史，既不能等同于汉族史，也不能将历史上中国跟历代中原王朝，尤其跟中原汉族王朝划上简单的等号。中国，作为地理概念、政治概念与文化概念的复合体，其内涵本身就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不断丰富的。

　　即以宋朝立国三百余年而论，这一时段的中国不仅指宋朝，还应包括辽、夏、金、蒙，以及相继并存的大理、吐蕃、西辽、回鹘、于阗、黑汗等民族政权在内。当时，宋、辽、夏、金分别将对方视为外国，但各政权之间又无不主张“天下一家”而自称“中国”。元朝修前朝史，三史并列，一视同仁地将宋、辽、金作为中国境内的并列政权，也借此表明元朝自视为中国的当然继承者。准此而论，当下还在尊奉“厓山之后无中国”论，则完全立足于宋朝人的立场，把政治中国的内涵局限于中原王朝，把文化中国的进程终止于宋朝文化，表现出大汉族主义与大宋朝主义的狭隘倾向，既与民族平等观格格不入，也与历史发展观南辕北辙。

　　“厓山之后无中国”论，与后人对宋朝的高估与对元朝的偏见息息相关。倘若理性地把视野放宽到晚唐至元初的大中国范围，宋朝尽管结束了晚唐以来的分裂局面，建立了相对统一的中原王朝（南宋尽管偏安，仍可借其特定涵义来指称它），但先与辽、夏，继与金、夏成并存之势，以致有史家称之为“后三国”或“后南北朝”，显然不能视宋朝为大一统王朝。在这一长时段里，宋朝的地位与作用主要凸显在制度文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等层面。

　　相比宋朝，元朝在政治制度、社会经济上确有局部性的倒退。但是，元朝继唐朝之后再次成就了中国史上前所未有的大统一，最终完成了宋朝未能达到的统一大业。在元帝国的大平台上，包括汉族、蒙古族在内，境内各民族实现了空前的交流，构成中华民族融合进程的重要时段。而作为少数民族统治的统一王朝，在如何应对不同民族板块的互动关系上，元朝也留下了独特具色的政治遗产。所有这些，本身就为中国内涵添加进前所未有的新成分，成为中国历史不可缺失的大环节。而“厓山之后无中国”论（与此相关联的还有“明亡之后无华夏”论），偏狭地认定中国历史与中华文明随着南宋覆亡而戛然终结，完全无视中国与中华民族都是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中华文明也处在不断变化与丰富的复杂过程之中，而元明清三代毫无疑问是中国历史与中华文明的必然延续（这种延续的是非得失虽不妨深长议之，但这种延续不仅是中国历史与中华文明无计回避的命运，而且也汇入了复杂变化的中国内涵）。这种论调，不仅误读了宋朝，也误读了历史中国与当下中国的内在关系，必须理性剖别以正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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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自序

　　进入本世纪以来，虽然仍在生产正儿八经的学术论文，但历史随笔书评的写作从未中辍过，尤其在退出饱受诟议的考核体制后几乎成了我的主打。对我来说，宋史相对谙熟，涉笔也最频繁。前年将宋史以外的随笔书评结集付梓，有自序告白：“关乎宋代的文章最多，准备另编专书”。梁由之先生获知鄙意，厚爱如故，慨允将其纳入他所擘划的《长河文丛》。书稿编迄，自应作序交待。

　　先说书名。记得两年以前，也是由之兄邀我编那册小集，曾代拟书名曰《放言无忌》。沉吟再四，我还是改为《放从陈桥到厓山下载 mobi epub pdf txt 电子书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