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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罗伊·波特（Roy Porter）著，王道还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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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ISBN：9787302425267

版次：1

商品编码：11895311

品牌：清华大学

包装：平装

开本：32开

出版时间：2016-01-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208

正文语种：中文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两小时纵观西方医学史
　　如此全面又如此精悍
　　只有罗伊·波特做得到

内容简介

　　医学的历史就是人类的历史，人类一直在为生存与健康而战，这就是原始普遍的斗争。
　　本书源自罗伊·波特上课的讲稿，以八个主题概述西方医学史，纲举目张，简明扼要。波特机智风趣，视野广阔，从远古到现代，他为我们描述了人类与疾病的生死存亡之战，告诉读者，面对坚不可摧又变幻莫测的敌手——疾病，医学如何一步一步发展到了今天。

作者简介

　　罗伊·波特（Roy Porter，1946—2002），国际知名的英国学者，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英国皇家内科学院和英国皇家精神科学院的名誉院士。2001年自伦敦大学学院惠康医学史研究所退休，退休后不满九个月就因心脏病发去世，学界同声惋惜。
　　倾其一生投入研究、写作与教学，在英国社会史、科学史、医学史等领域都有精彩专著，撰写与编辑的书超过百部，尤以医学史领域的作品著名，其具野心的作品当属出版于1997年的《人类医学史》（The Greatest Benefit to Mankind）。

　　王道还，中国台北市出生，生物人类学者，译作包括《第三种黑猩猩》、《盲眼钟表匠》等。

精彩书评

　　医学史学家不应只考虑医学技术的发展，还应关照当时的政治与经济环境，以及身处其中的人物之所思所想，并在过去与当下之间建立联系。论这一点，没人比得上罗伊· 波特。
　　——理查德· 霍顿（Richard Horton），《柳叶刀》主编

　　波特有一种特殊的天赋，能够用令人愉悦的写法梳理庞杂的知识，并加入自己的独到见解。
　　——奥利弗· 萨克斯（Oliver Sacks），神经科学家、作家

　　这本书是一位杰出学者对一个重要话题所做的介绍，读来畅快，信息丰富。
　　——杰拉德· 格罗布（Gerald N. Grob, Ph.D.），罗格斯大学名誉教授

精彩书摘

　　人体是疾病与医生的战场。这场战争有开场，有中场，却没有收场；换言之，医学史并不是个简单的故事，并不只是一连串胜利铺成的进步大道。潘多拉的盒子或《旧约?创世记》里人类堕落的故事，都暗示我们：疾疫、疫疠与不可避免的天灾不同，大多是人类自作自受。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大疫源自社会，疾病一向是社会产物，过去是，未来也是，与疾病对抗的医学更是。文明不仅滋生精神官能症，也滋生疾病。
　　人类学家告诉我们，大约六百万年以前，第一个猿人，也就是人类的始祖，在非洲出现。他们额头低、颚骨大、脑子与黑猩猩一样大。四百万年之后，以直立体态行走、脑量开始增长的直立人祖先演化出来了。他们使用石器，可能已有生火的技术。一百八十万年前，这群杂食性的人走出非洲，散布到欧亚大陆上。大约十五万年前，他们有一支演化成“智人”──我们的直接祖先。
　　旧石器时代的狩猎采集族群，生活在艰苦又危险的环境里，寿命很短。然而，他们却不受大疫侵扰，不像他们的后代子孙，生活在受大疫蹂躏的社会里。他们与非洲南部卡拉哈里沙漠里的布须曼人有些类似，生活在小而散居的社群里，没有固定的居住地。想来他们从来不曾遭遇过传染病（天花、麻疹、流感之类的疾病），因为在密集的人群中，微生物病原才能找到足够的感染对象，或者潜伏，或者造成流行病。散居的狩猎采集族群，也不会在一个地方待很久，因此不会污染水源，或遗留大量的污秽物，吸引散播疾病的昆虫。最重要的是，他们缺乏家畜。在人类历史上，家畜的角色可说一言难尽：家畜是创造文明的基础，但是它们也是传染病的温床，有时造成重大的人命损失。
　　人类生养众多，以地球为殖民地，自己也成了病原的殖民地。病原包括肠道寄生虫，例如吸虫、绦虫、蛔虫，与寄生昆虫，如跳蚤、虱子；还有微生物，例如细菌、病毒、原生生物，它们的繁殖速率极高，能在宿主体内制造严重病情，好在幸存者的免疫系统因而捉摸出对付它们的办法，不仅他们自身有了保障，还为全人类提供了一线希望。这些微生物敌人与人类陷入了演化竞争，难以自拔。这种竞争的特征是，没有最终的赢家或输家，只有不稳定的共存。
　　人类发源于非洲，走出非洲后，先在亚洲与南欧的温暖地区生活，然后再向北方迁移。直到一万两千年至一万年前，冰河时代（更新世）结束了，人类都过着不定居的生活。猎物枯竭后，加上再也没有大片无人地带了，人类迫于人口压力，只好耕作土地。不耕作就完蛋，没有其他办法。
　　民以食为天，人类以试错法学会利用自然资源，种植自己的食物。他们将野草培育成谷类——小麦、大麦、稻米、玉米等，同时将狗、牛、绵羊、山羊、猪、马驯化，还有鸡、鸭、鹅等家禽。也不过几千年，石器时代的猎人已转变成牧人与农人，有能力支配农牧业不够先进的邻近社群了。人类通过了第一个生存考验。
　　人类掌握了畜牧与农耕的技术之后，社群中的人口数就能够不断扩增。开荒、收割，以及后续的食物处理，都是劳力密集的工作，需要更多人手，而农牧生产足以供应他们。这些发展最后导致更有组织、更永久性的小区（村庄、城镇、都市），它们有君长、法律、社会阶层，然后还有法庭与官员。在其他行业与职位中，治疗疾病的专家出现了。
　　虽然农业使人类逃出了马尔萨斯人口陷阱（生之者众，食之者寡），可是也释出了新的危险：传染病。一向只在野生动物身上蕃息的病原，经过长而复杂的演化过程，转变成能够感染人的病原；原来的动物疾病，跳越了物种界限，成为人类疾病。这种演化适应造成的结果是，现在由微生物引起的人犬共患疾病，超过六十种，而人与其他家畜、家禽的共患疾病，只比这个数字少一些而已。
　　在新石器时代，牛已在人类病原库中添加了结核杆菌、天花病毒，以及其他病毒。猪与雁鸭传递了流感病毒，马带来了鼻病毒。麻疹是牛瘟（犬热病）病原从牛与家犬转进到人身上的结果。最近的一个例子是疯牛病危机，家畜的疯牛病（BSE）与人类的克雅病（CJD）同源。经营农场的人贪婪又马虎，会促成更多动物病原跳跃到人身上，制造新的疾病。
　　在其他方面，人也相当脆弱。农场和家屋里的家畜、小动物（如老鼠、蟑螂），会散布沙门杆菌和其他细菌；它们的粪便会污染家庭用水，传播小儿麻痹症、霍乱、伤寒、肝炎、百日咳、白喉；谷仓则会受细菌、有毒真菌、鼠类排遗与昆虫污染。简言之，人定居后，也招揽了疾病上门定居。
　　同时，蠕虫成了人体内的永久居民。蛔虫是寄生性线虫，专门寄生人体的蛔虫也许是猪蛔虫演化出来的，会导致下痢与营养不良。其他的蠕虫也在人的肠道定居，例如钩虫。寄生在淋巴系统中的丝虫导致象皮病，而造成河盲症的丝虫则寄生在皮下组织。农业只要依赖灌溉，不管它在哪儿生根，都在当地造成严重的地方病，例如中东的两河流域、埃及、印度、华南。水田里藏有许多寄生虫，能进入赤脚农夫的血管，引起疾病，例如血吸虫。
　　就这样，永久性的人类小区为蟑螂、鼠类、寄生虫等生物创造了最佳的生存与繁衍机会。此外，农业使人类过度依赖富含淀粉的单一作物，它们往往缺乏蛋白质、维生素与矿物质，例如玉米。发育不良的人更容易生病，营养不良也会导致各种疾病，例如缺乏维生素B3（烟酸）就会生糙皮病，缺乏维生素C引起坏血病，缺乏蛋白质与热量会使身体羸弱不堪。在非洲，严重的营养不良是新生儿与儿童死亡的主因之一，例如蛋白质缺乏症（Kwashiorkor）。从居无定所的生活形态转型到新石器时代的定居聚落，人类的健康情况就恶化了，传染病更多，生命力衰退。连身高都受影响，人类变矮了。
　　定居生活还招来了疟疾。直到现在，居住在气候温暖地区的人仍受疟疾威胁，随着大气不断暖化，它可能会散布到更广大的区域里。首先，在非洲下撒哈拉地区，化森林为农场的行动，产生了温暖的水洞与犁沟，它们都是蚊子繁殖的理想环境。疟疾的症状，古希腊人很熟悉，但是，直到1900年左右，我们才知道病因，因为那时热带医学已经证明疟疾的症状是由疟原虫造成的，而疟原虫是疟蚊传播的。疟蚊叮咬人的皮肤吸血，疟原虫因而进入人体血管，随血流进入肝脏，疟疾发病前一两个星期（所谓“潜伏期”），它们就在那里繁殖。等到疟原虫回到血流中，首先攻击的就是红细胞，红细胞大量破坏，造成剧冷剧热交替反复的症状。
　　疟疾紧盯着农业社群不放，从非洲扩散到近东、中东、地中海地区。印度与华南沿海地带，也难逃它的诅咒。到了16世纪，欧洲人将疟疾带到了新世界。
　　拥挤的定居社群制造了大量废物与污物，培育了横行的传染病，可是人类的雄心与不安分的精力，使社群继续扩张下去，才不管生活在其中对身体健康多么有害。人越多，滋生的疾病越多，三不五时就有大疫流行，它们只会暂时消歇，从不消灭。在农业出现之前，全球人口大约有500万左右；到了公元前500年，雅典的黄金时代（也就是孔子在世时），已膨胀到1亿，到了公元2世纪，也就是张仲景、华佗时代，人口翻了一倍；公元2000年，全球人口达60.8亿，估计21世纪结束时，这个数字会增加一倍。
　　现在，人口压力已造成广泛的匮乏与粮食不足，再度成为人类的主要问题。但是，营养不良也好、寄生虫也好、大疫也好，人类从来不是只能坐待疾病侵袭，束手无策。大疫的幸存者，身体里会有一些抗体；最后，由于天择，人的免疫系统变得越来越精密，使人能够与微生物病原和平共存。婴儿通过胎盘与母乳，可以获得一些母亲的免疫力；还有基因盾，可以保护身体不受病原的侵袭，例如身上有一个“镰刀形红细胞”基因的人，对间日疟有抵抗力，这个基因在非洲黑人族群中较多，学者认为是当地疟疾流行的结果（哪里知道，这个天赋反而使他们成为美洲农场的理想劳工）。针对致命病原，人类的适应能力因此有机会挫其锋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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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序
　　本书探讨人、疾病、健康照护之间的历史互动，将它们放在当时的社会与信仰脉络中观察。由于篇幅有限，我只讨论西方医学——它是世上唯一成功全球化的医学传统。我想强调的，是西方医学的古今之变，而不是它的一脉相传，至于题材，则尽可能应有尽有，包括疾病（第一章）；各种治疗疾病的人（第二章）；对身体的研究（第三章）；发源于实验室的现代生物医学与疾病的生物医学模型（第四章）；治疗疾病的手段，特别是科学医学（第五章）；外科医学（第六章）；医院——关键的医疗机构（第七章）；最后一章（第八章）则评估现代医学的社会-政治影响。
　　我对有血有肉的个人，着墨不多，例如个人的生病经验，以及生病对个人生活的影响。但是患者的反应，例如患者对生病的反应、对因生病而失能的反应、面对死亡威胁的反应，是我在写作时念兹在兹的潜台词。对疾病担惊受怕（无论是潜在的威胁还是实质的威胁），急、慢性病导致的痛苦，以及对死亡的恐惧，是人类最普遍也最可怕的经验。人类为应付病痛与死亡，理性与感性、个人与群体都动员了，宗教与哲学因而萌芽，亦未可知。
　　每个社会都有许多清规戒律与法门，平时预防疾病，等到疾疫大作，它们又是对抗、处置与认知的工具。“为什么生病的是我而不是他人？”这种疑问苦缠不休，往往教人相信疾病是冲着患者而发作的，是报应，或者有道德意义。因此，有的疾病“坏”，如麻风或梅毒，但是也有“好”的疾病，例如浪漫主义时代的文人往往相信肺结核与天才有关，而痛风则是绅士的符记。疾病也可以解读成上帝的惩罚——这个过时观念在艾滋病问世初期（20世纪80年代初）再度浮现。医学人类学者已经证明，关于身体的信念（不论是健康的身体，还是病体）居于社会价值系统的核心，因而是“政治体”（body politic）的核心。
　　本书焦点是医学史，无法深究这些疾病的个人诠释与“体”验，有兴趣的读者，请参考书末“进阶书目”的有关文献。不过，对疾病与医师的焦虑是普遍现象。任何叙述受苦与解除苦难的故事，都该将这些恐惧编织进去，而不该将它们当作不重要的素材，因为自我是身/心连续体，而疾病部分源自“心因”（psychosomatic）。本书诉说的是疾病与医学的故事，字里行间却是患者与濒死者的苦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