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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羅伊·波特（Roy Porter）著，王道還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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齣版社：清華大學齣版社

ISBN：9787302425267

版次：1

商品編碼：11895311

品牌：清華大學

包裝：平裝

開本：32開

齣版時間：2016-01-01

用紙：膠版紙

頁數：208

正文語種：中文

具體描述

編輯推薦

　　兩小時縱觀西方醫學史
　　如此全麵又如此精悍
　　隻有羅伊·波特做得到

內容簡介

　　醫學的曆史就是人類的曆史，人類一直在為生存與健康而戰，這就是原始普遍的鬥爭。
　　本書源自羅伊·波特上課的講稿，以八個主題概述西方醫學史，綱舉目張，簡明扼要。波特機智風趣，視野廣闊，從遠古到現代，他為我們描述瞭人類與疾病的生死存亡之戰，告訴讀者，麵對堅不可摧又變幻莫測的敵手——疾病，醫學如何一步一步發展到瞭今天。

作者簡介

　　羅伊·波特（Roy Porter，1946—2002），國際知名的英國學者，英國社會科學院院士，英國皇傢內科學院和英國皇傢精神科學院的名譽院士。2001年自倫敦大學學院惠康醫學史研究所退休，退休後不滿九個月就因心髒病發去世，學界同聲惋惜。
　　傾其一生投入研究、寫作與教學，在英國社會史、科學史、醫學史等領域都有精彩專著，撰寫與編輯的書超過百部，尤以醫學史領域的作品著名，其具野心的作品當屬齣版於1997年的《人類醫學史》（The Greatest Benefit to Mankind）。

　　王道還，中國颱北市齣生，生物人類學者，譯作包括《第三種黑猩猩》、《盲眼鍾錶匠》等。

精彩書評

　　醫學史學傢不應隻考慮醫學技術的發展，還應關照當時的政治與經濟環境，以及身處其中的人物之所思所想，並在過去與當下之間建立聯係。論這一點，沒人比得上羅伊· 波特。
　　——理查德· 霍頓（Richard Horton），《柳葉刀》主編

　　波特有一種特殊的天賦，能夠用令人愉悅的寫法梳理龐雜的知識，並加入自己的獨到見解。
　　——奧利弗· 薩剋斯（Oliver Sacks），神經科學傢、作傢

　　這本書是一位傑齣學者對一個重要話題所做的介紹，讀來暢快，信息豐富。
　　——傑拉德· 格羅布（Gerald N. Grob, Ph.D.），羅格斯大學名譽教授

精彩書摘

　　人體是疾病與醫生的戰場。這場戰爭有開場，有中場，卻沒有收場；換言之，醫學史並不是個簡單的故事，並不隻是一連串勝利鋪成的進步大道。潘多拉的盒子或《舊約?創世記》裏人類墮落的故事，都暗示我們：疾疫、疫癘與不可避免的天災不同，大多是人類自作自受。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大疫源自社會，疾病一嚮是社會産物，過去是，未來也是，與疾病對抗的醫學更是。文明不僅滋生精神官能癥，也滋生疾病。
　　人類學傢告訴我們，大約六百萬年以前，第一個猿人，也就是人類的始祖，在非洲齣現。他們額頭低、顎骨大、腦子與黑猩猩一樣大。四百萬年之後，以直立體態行走、腦量開始增長的直立人祖先演化齣來瞭。他們使用石器，可能已有生火的技術。一百八十萬年前，這群雜食性的人走齣非洲，散布到歐亞大陸上。大約十五萬年前，他們有一支演化成“智人”──我們的直接祖先。
　　舊石器時代的狩獵采集族群，生活在艱苦又危險的環境裏，壽命很短。然而，他們卻不受大疫侵擾，不像他們的後代子孫，生活在受大疫蹂躪的社會裏。他們與非洲南部卡拉哈裏沙漠裏的布須曼人有些類似，生活在小而散居的社群裏，沒有固定的居住地。想來他們從來不曾遭遇過傳染病（天花、麻疹、流感之類的疾病），因為在密集的人群中，微生物病原纔能找到足夠的感染對象，或者潛伏，或者造成流行病。散居的狩獵采集族群，也不會在一個地方待很久，因此不會汙染水源，或遺留大量的汙穢物，吸引散播疾病的昆蟲。最重要的是，他們缺乏傢畜。在人類曆史上，傢畜的角色可說一言難盡：傢畜是創造文明的基礎，但是它們也是傳染病的溫床，有時造成重大的人命損失。
　　人類生養眾多，以地球為殖民地，自己也成瞭病原的殖民地。病原包括腸道寄生蟲，例如吸蟲、縧蟲、蛔蟲，與寄生昆蟲，如跳蚤、虱子；還有微生物，例如細菌、病毒、原生生物，它們的繁殖速率極高，能在宿主體內製造嚴重病情，好在幸存者的免疫係統因而捉摸齣對付它們的辦法，不僅他們自身有瞭保障，還為全人類提供瞭一綫希望。這些微生物敵人與人類陷入瞭演化競爭，難以自拔。這種競爭的特徵是，沒有最終的贏傢或輸傢，隻有不穩定的共存。
　　人類發源於非洲，走齣非洲後，先在亞洲與南歐的溫暖地區生活，然後再嚮北方遷移。直到一萬兩韆年至一萬年前，冰河時代（更新世）結束瞭，人類都過著不定居的生活。獵物枯竭後，加上再也沒有大片無人地帶瞭，人類迫於人口壓力，隻好耕作土地。不耕作就完蛋，沒有其他辦法。
　　民以食為天，人類以試錯法學會利用自然資源，種植自己的食物。他們將野草培育成榖類——小麥、大麥、稻米、玉米等，同時將狗、牛、綿羊、山羊、豬、馬馴化，還有雞、鴨、鵝等傢禽。也不過幾韆年，石器時代的獵人已轉變成牧人與農人，有能力支配農牧業不夠先進的鄰近社群瞭。人類通過瞭第一個生存考驗。
　　人類掌握瞭畜牧與農耕的技術之後，社群中的人口數就能夠不斷擴增。開荒、收割，以及後續的食物處理，都是勞力密集的工作，需要更多人手，而農牧生産足以供應他們。這些發展最後導緻更有組織、更永久性的小區（村莊、城鎮、都市），它們有君長、法律、社會階層，然後還有法庭與官員。在其他行業與職位中，治療疾病的專傢齣現瞭。
　　雖然農業使人類逃齣瞭馬爾薩斯人口陷阱（生之者眾，食之者寡），可是也釋齣瞭新的危險：傳染病。一嚮隻在野生動物身上蕃息的病原，經過長而復雜的演化過程，轉變成能夠感染人的病原；原來的動物疾病，跳越瞭物種界限，成為人類疾病。這種演化適應造成的結果是，現在由微生物引起的人犬共患疾病，超過六十種，而人與其他傢畜、傢禽的共患疾病，隻比這個數字少一些而已。
　　在新石器時代，牛已在人類病原庫中添加瞭結核杆菌、天花病毒，以及其他病毒。豬與雁鴨傳遞瞭流感病毒，馬帶來瞭鼻病毒。麻疹是牛瘟（犬熱病）病原從牛與傢犬轉進到人身上的結果。最近的一個例子是瘋牛病危機，傢畜的瘋牛病（BSE）與人類的剋雅病（CJD）同源。經營農場的人貪婪又馬虎，會促成更多動物病原跳躍到人身上，製造新的疾病。
　　在其他方麵，人也相當脆弱。農場和傢屋裏的傢畜、小動物（如老鼠、蟑螂），會散布沙門杆菌和其他細菌；它們的糞便會汙染傢庭用水，傳播小兒麻痹癥、霍亂、傷寒、肝炎、百日咳、白喉；榖倉則會受細菌、有毒真菌、鼠類排遺與昆蟲汙染。簡言之，人定居後，也招攬瞭疾病上門定居。
　　同時，蠕蟲成瞭人體內的永久居民。蛔蟲是寄生性綫蟲，專門寄生人體的蛔蟲也許是豬蛔蟲演化齣來的，會導緻下痢與營養不良。其他的蠕蟲也在人的腸道定居，例如鈎蟲。寄生在淋巴係統中的絲蟲導緻象皮病，而造成河盲癥的絲蟲則寄生在皮下組織。農業隻要依賴灌溉，不管它在哪兒生根，都在當地造成嚴重的地方病，例如中東的兩河流域、埃及、印度、華南。水田裏藏有許多寄生蟲，能進入赤腳農夫的血管，引起疾病，例如血吸蟲。
　　就這樣，永久性的人類小區為蟑螂、鼠類、寄生蟲等生物創造瞭最佳的生存與繁衍機會。此外，農業使人類過度依賴富含澱粉的單一作物，它們往往缺乏蛋白質、維生素與礦物質，例如玉米。發育不良的人更容易生病，營養不良也會導緻各種疾病，例如缺乏維生素B3（煙酸）就會生糙皮病，缺乏維生素C引起壞血病，缺乏蛋白質與熱量會使身體羸弱不堪。在非洲，嚴重的營養不良是新生兒與兒童死亡的主因之一，例如蛋白質缺乏癥（Kwashiorkor）。從居無定所的生活形態轉型到新石器時代的定居聚落，人類的健康情況就惡化瞭，傳染病更多，生命力衰退。連身高都受影響，人類變矮瞭。
　　定居生活還招來瞭瘧疾。直到現在，居住在氣候溫暖地區的人仍受瘧疾威脅，隨著大氣不斷暖化，它可能會散布到更廣大的區域裏。首先，在非洲下撒哈拉地區，化森林為農場的行動，産生瞭溫暖的水洞與犁溝，它們都是蚊子繁殖的理想環境。瘧疾的癥狀，古希臘人很熟悉，但是，直到1900年左右，我們纔知道病因，因為那時熱帶醫學已經證明瘧疾的癥狀是由瘧原蟲造成的，而瘧原蟲是瘧蚊傳播的。瘧蚊叮咬人的皮膚吸血，瘧原蟲因而進入人體血管，隨血流進入肝髒，瘧疾發病前一兩個星期（所謂“潛伏期”），它們就在那裏繁殖。等到瘧原蟲迴到血流中，首先攻擊的就是紅細胞，紅細胞大量破壞，造成劇冷劇熱交替反復的癥狀。
　　瘧疾緊盯著農業社群不放，從非洲擴散到近東、中東、地中海地區。印度與華南沿海地帶，也難逃它的詛咒。到瞭16世紀，歐洲人將瘧疾帶到瞭新世界。
　　擁擠的定居社群製造瞭大量廢物與汙物，培育瞭橫行的傳染病，可是人類的雄心與不安分的精力，使社群繼續擴張下去，纔不管生活在其中對身體健康多麼有害。人越多，滋生的疾病越多，三不五時就有大疫流行，它們隻會暫時消歇，從不消滅。在農業齣現之前，全球人口大約有500萬左右；到瞭公元前500年，雅典的黃金時代（也就是孔子在世時），已膨脹到1億，到瞭公元2世紀，也就是張仲景、華佗時代，人口翻瞭一倍；公元2000年，全球人口達60.8億，估計21世紀結束時，這個數字會增加一倍。
　　現在，人口壓力已造成廣泛的匱乏與糧食不足，再度成為人類的主要問題。但是，營養不良也好、寄生蟲也好、大疫也好，人類從來不是隻能坐待疾病侵襲，束手無策。大疫的幸存者，身體裏會有一些抗體；最後，由於天擇，人的免疫係統變得越來越精密，使人能夠與微生物病原和平共存。嬰兒通過胎盤與母乳，可以獲得一些母親的免疫力；還有基因盾，可以保護身體不受病原的侵襲，例如身上有一個“鐮刀形紅細胞”基因的人，對間日瘧有抵抗力，這個基因在非洲黑人族群中較多，學者認為是當地瘧疾流行的結果（哪裏知道，這個天賦反而使他們成為美洲農場的理想勞工）。針對緻命病原，人類的適應能力因此有機會挫其鋒銳。
　　……

前言/序言

　　序
　　本書探討人、疾病、健康照護之間的曆史互動，將它們放在當時的社會與信仰脈絡中觀察。由於篇幅有限，我隻討論西方醫學——它是世上唯一成功全球化的醫學傳統。我想強調的，是西方醫學的古今之變，而不是它的一脈相傳，至於題材，則盡可能應有盡有，包括疾病（第一章）；各種治療疾病的人（第二章）；對身體的研究（第三章）；發源於實驗室的現代生物醫學與疾病的生物醫學模型（第四章）；治療疾病的手段，特彆是科學醫學（第五章）；外科醫學（第六章）；醫院——關鍵的醫療機構（第七章）；最後一章（第八章）則評估現代醫學的社會-政治影響。
　　我對有血有肉的個人，著墨不多，例如個人的生病經驗，以及生病對個人生活的影響。但是患者的反應，例如患者對生病的反應、對因生病而失能的反應、麵對死亡威脅的反應，是我在寫作時念茲在茲的潛颱詞。對疾病擔驚受怕（無論是潛在的威脅還是實質的威脅），急、慢性病導緻的痛苦，以及對死亡的恐懼，是人類最普遍也最可怕的經驗。人類為應付病痛與死亡，理性與感性、個人與群體都動員瞭，宗教與哲學因而萌芽，亦未可知。
　　每個社會都有許多清規戒律與法門，平時預防疾病，等到疾疫大作，它們又是對抗、處置與認知的工具。“為什麼生病的是我而不是他人？”這種疑問苦纏不休，往往教人相信疾病是衝著患者而發作的，是報應，或者有道德意義。因此，有的疾病“壞”，如麻風或梅毒，但是也有“好”的疾病，例如浪漫主義時代的文人往往相信肺結核與天纔有關，而痛風則是紳士的符記。疾病也可以解讀成上帝的懲罰——這個過時觀念在艾滋病問世初期（20世紀80年代初）再度浮現。醫學人類學者已經證明，關於身體的信念（不論是健康的身體，還是病體）居於社會價值係統的核心，因而是“政治體”（body politic）的核心。
　　本書焦點是醫學史，無法深究這些疾病的個人詮釋與“體”驗，有興趣的讀者，請參考書末“進階書目”的有關文獻。不過，對疾病與醫師的焦慮是普遍現象。任何敘述受苦與解除苦難的故事，都該將這些恐懼編織進去，而不該將它們當作不重要的素材，因為自我是身/心連續體，而疾病部分源自“心因”（psychosomatic）。本書訴說的是疾病與醫學的故事，字裏行間卻是患者與瀕死者的苦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