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琳·斯腾伯格，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的兼职助理教授。她在德国海德堡大学获得心理学博士学位，还在德国卡尔斯鲁尔合作教育大学获得了MBA学位。她在耶鲁大学完成了一部分博士研究，在康涅狄格大学完成了自己的博士后心理学研究。后来，她曾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策学院和公共卫生学院担任研究助理。2008年，她与丈夫斯腾伯格一起创立了斯腾伯格咨询公司。该公司的重点应用方向是将他们关于智力、智慧、创造力和领导力等方面的理论付诸实践，其主营业务是基于他们的理论开展的咨询工作和产品开发（例如高等教育机构的招生考试、各种培训计划等）。

译者简介

　　邵志芳，1985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学系并留校任教。1994年获得博士学位。长期从事认知心理学研究，并讲授心理统计学、认知心理学等课程。曾在SSCI和CSSCI期刊上发表论文20余篇。著有《心理与教育统计学》《认知心理学—理论、实验和应用》（第二版，2015年获得四年一届的上海市高校教材奖）《思维心理学》（第二版）《社会认知》等教材和专著。主要翻译作品有《基础与应用心理学》（闵斯特伯格著）和《认知心理学》（索尔索等著，第七、八版）。

内页插图

精彩书评

本书作者斯腾博格博士在心理学研究与写作方面均获得极高的成就。他提出的三元智力理论、成功智力理论、三元爱情理论、思维风格理论等深深影响了现代心理学研究，并获得了广泛的认可与应用。本书凝结了斯腾博格博士长期以来的勤奋与创造，是一部充满个人魅力的经典教材。

精彩书摘

第10章　语境与语言

我们学习本章时要探讨的问题：

1. 语言是如何影响我们的思维方式的？

2. 我们的社会情境如何影响我们的语言运用？

3. 我们怎样通过研究大脑来了解语言？这些研究揭示了哪些现象？

你相信吗：不用数词还能计数？

不是所有的文化都发展出了表示数字的单词——数词。就算它们有计数系统和数词，这些系统和数词也可能截然不同。生活在巴西亚马孙河畔的毗拉哈部落，只有3个数词——“一”、“二”和“多”。数词如此缺乏，会不会影响人们加工大数目的能力？彼得·戈登（Petery Gordon）用毗拉哈部落的成员做实验，结果发现确实会产生影响。他让参与者完成一些匹配任务——他将一定数目的电池排成行，并要求参与者也排出相同数目的电池。虽然参与者正确匹配的数目能达到3，但其成绩随着数目的增加而下降。这一发现表明，人类没有与生俱来的对大数目进行计数的能力。缺乏大数目的词汇可能会阻止人们加工这些大数目（Gordon，2004）。在本章中，我们将探讨人在社会情境中如何使用语言，以及情境如何影响人的语言和认知。

“我的医生是个屠夫。”

“他的屋子就是个老鼠窝。”

“她的布道就是安眠药。”

“英雄配美人，阿狗配阿猫。”

“受虐待的孩子是两条腿的定时炸弹。”

“在董事会议上，老板是老虎，而在我面前，他就变成了一只猫。”

“广告牌是贴在风景画上的膏药。”

“我的表兄像白开水一般乏味。”

“约翰的前女友榨干了他的油水。”

从字面上讲，上面的语句没有一个是真的。然而，熟练的英语读者不难理解这些隐喻以及字面以外的意思。我们如何完成这样的理解？我们能理解语言中字面以外的意思，其原因之一，就是我们可以将单词放在一个更广泛的语言、文化、社会和认知情境中加以

理解。

在本章中，我们将首先考察语言的认知情境——即考察语言和思维是怎样相互影响的。接着，我们将讨论语言运用的社会情境。之后，我们将探讨动物语言，因为透过它，我们能更好地理解人类语言。最后，我们要考察神经心理学对语言的一些见解。虽然本章的主题比较松散，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元素：都提到一个问题——日常情境中怎样运用语言？在日常情境中，我们需要怎样与他人沟通，才能使我们的沟通尽可能有意义？

语言与思维

语言研究中最有趣的一个领域是语言和人类思维的关系（Harris，2003）。许多人相信语言塑造了思想。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美国心理学协会的《出版手册》对研究者作品中的“政治正确性”给予很大的重视。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政客和媒体喜欢使用标签（如“自由斗士”与“恐怖分子”、“外科手术式的打击”与“狂轰滥炸”）（Stapel Semin，2007）。关于语言与思维的关系，人们提出了许多不同的问题；我们在这里只能讨论其中一部分。对不同语言和方言的对比研究形成了本节的基础。

语言之间的差异

为什么世界上不同的语言有如此之多？语言的运用对人类思维有何影响？运用特定的语言对人类思维又有何影响？正如你所知道的，每一门语言都有自己的词汇。每一门语言都有自己的句法结构。这些差异往往反映了语言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所处的物质和文化环境的差异。以词汇为例，在缅甸的加罗地区，那里的词汇区分了许多种类的大米。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那里的人们生活在水稻种植文化中。而阿拉伯游牧民族关于骆驼的单词超过20个。加罗人对水稻和阿拉伯人对骆驼的概念比其他文化群体的人更具体、更复杂。由于这些语言差异，加罗人对水稻的思考会不会跟我们不同？阿拉伯人对骆驼的思考会不会也跟我们不同？想一想我们是怎么讨论电脑的。我们区分计算机的许多方面，包括它是台式机还是笔记本，是PC还是MAC，用的是Linux还是Windows操作系统。如果某个文化的某个人的词汇中没有“计算机”，那这个人也不需要这么多单词和特性来描述这些计算机之间的区别。但是，可以想见，每一台计算机都有其不同的性能和特点。显然，见过计算机的人想到计算机的方式不同于没见过计算机的人。

不同语言的句法结构也是不同的。几乎所有的语言都允许某种沟通方式，用来表达动作、动作的施事者和受事者（Gerrig Banaji，1994）。不同语言在这个方式上的差异在于典型陈述句中主语、动词和宾语的先后顺序。此外，句子中必须包括的关键要素在语法上的变化和标记也各有千秋。例如，用英语描述过去行为时，我们表示动作发生在过去的办法是改变动词的形式。例如，将“walk”（步行）变为过去式“walked”。而在西班牙语和德语中，动词还必须标明施事者是单数还是复数，是第一人称、第二人称还是第三人称。在土耳其语中，动词的形式还要同时指明动作是说话者目睹或直接经历的，还是通过间接转述得知的。包括这些在内的各种强制性句法结构规则的差异，会影响（甚或制约）语言使用者的思考吗？我们将在接下来的两节仔细审视这些问题，探讨语言相对论和语言普适论观点。

萨丕尔-沃尔夫假说

“语言是否影响思维”这一问题牵涉的概念是语言相对论（linguistic relativity）。语言相对论认为，语言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认知系统，而这些不同的认知系统影响着人们对世界的看法。因此，根据语言相对论，加罗人对水稻的看法与我们不同。例如，加罗人关于水稻的认知范畴的数目肯定比讲英语的人更多些。加罗人会怎样思量水稻？据说，加罗人对水稻的看法不同于（或许是远远复杂于）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因为英语中只有很少几个关于水稻的单词。由此可见，语言塑造了思维。有证据表明，发生词汇学习的部分原因是幼儿在心理上区分了各种不同的概念（Carey，1994；Xu因

Carey，1995，1996）。这就容易理解婴儿能在心理上区分自己遇上的不同类型的对象。这些区分想必是婴儿所在文化所要求的。

语言相对论假设有时也被称为萨丕尔-沃尔夫假说，它是以这个学说两位最有力的传播者的名字命名的。爱德华·萨丕尔（Edward Sapir，1941／1964）写道：“我们看到的、听到的或经历到的很大程度上对应于我们的所作所为，因为我们社会的语言习惯预设了某些解释”（第69页）。沃尔夫（Whorf，1956）则更加鲜明地陈述了这种观点：

遵照母语提供的线索剖析大自然。世界上各种各样的现象本身不带有任何明显的分类标记。相反，万花筒般的世界，必须通过我们的头脑组织起来——而且很大程度上是依赖我们头脑中的语言系统组织起来的。（第213页）

在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中，萨丕尔-沃尔夫假说是一个得到了最广泛讨论的理论（Lonner，1989）。然而，这个理论有点越传越神。例如，许多社会科学家们特别愿意接受和传播这样一个说法——爱斯基摩人有许多单词来表示雪，而表示雪的英文单词只有一个。与这个流行的说法相反，爱斯基摩人并没有那么多关于雪的单词（Martin，1986）。“对爱斯基摩人略有了解（更准确地说，对从西伯利亚到格陵兰的因纽特和尤皮克人的语言略有了解）的人都不曾提过他们有那么多关于雪的单词”（Pullum，1991，第160页）。劳拉·马丁（Laura Martin）是为揭穿神话付出最多努力的人，她明白自己的同事何以如此喜欢神话。但是当她指出神话的荒诞时，同事们的反应让她很“失望”——她说，大多数人认为无论是真是假，“反正这个例子很好”（Adler，1991，第63页）。显然，我们必须相对谨慎地解释语言相对论的研究结果。

让我们考虑一下比较温和版本的语言相对论——语言也许决定不了思想，但肯定能影响思想。我们的思想和语言无处不在相互作用着，我们现在了解的只是其中一部分。显然，语言促进了思想；它甚至影响知觉和记忆。因为某种原因，我们操纵非语言的表象的手段十分有限（Hunt Banaji，1988）。这些限制让运用语言促进心理和操作变得很值得一试。即使是在回忆或重画无意义的图片（涂鸦）时，对图片给出的文字标签也能影响结果（Bower, Karlin, Dueck，1975）。一旦加上某个特定的标签，再想把图看作另一样东西就很难了（Glucksberg，1988）。

心理学家从两可图（见第4章和第7章）中发现了这样的结果。向参与者呈现一个特定的标签，他们回忆出来的结果往往更接近那个标签的样子。例如，参与者看到两个圆圈用一条线连接起来的图，如果给他们的标签是“眼镜”，他们回忆时画出来的图就接近眼镜；给他们的标签是“哑铃”，他们的回忆就接近哑铃。具体来说，标签不同，参与者画出来的连线会相应拉长或缩短。

语言也影响我们在记忆中编码、存储和提取信息的方式。还记得第6章中关于“洗衣服”标签的例子吗？该标签增强了人们的回忆和对文本问题的理解（Bransford Johnson，1972，1973）。与此类似，提供证词的目击者受到提问者措辞的强烈影响（Loftus

Palmer，1974；参见第6章对目击者证词的内容）。在一项著名的研究中，研究者向参与者呈现一场交通事故（Loftus Palmer，1974）。接着，要求参与者描述汽车在事故之前的速度。问题中关于事故造成后果的不同措辞产生了不同的影响。这些措辞包括“粉碎”、“相撞”、“碰上”、“碰到”等。当用到“粉碎”时，参与者对于车速的估计明显高于见到另外几种措辞。“粉碎”的含义似乎让参与者偏向高估速度。同样，一周之后当参与者被问到是否看到碎玻璃时，原来听到问题中有“粉碎”措辞的参与者比其他参与者更多地表示肯定（Loftust Palmer，1974）。由于没有其他环境变量影响参与者，所以对事故的不同描述应该是不同的措辞造成的。

就算让参与者自己做出描述，他们的目击证词的精确性也会随之下降（Schooler Engstler-Schooler，1990）。有机会写一篇文字描述观察到的一个事件、一个特定的颜色或一张特定的脸，其实反而会损害回忆的精确性。当参与者判定关于某个事件（实际的颜色或面孔）的说法时，如果先前让他们描述过这个事件，他们的正确率反而会下降。更奇怪的是，给参与者足够的时间做判断，他们回答的正确率反而不如做出迅速反应时的情形。换句话说，有时间反省自己的答案会让参与者的反应更倾向于符合他们过去说过的话或写过的文字，却不那么符合他们所看到的情景。

萨丕尔-沃尔夫假说与日常生活关系密切吗？几乎可以肯定有密切关系。如果语言限制思想，我们就可能看不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因为没有合适的词来表达这些解决方案。想一想我们对说别的语言的人的各种误解。例如，本书作者之一曾在日本与一位日本大学生交谈，他称作者为“Aryan”（雅利安人）。作者解释说，这个概念在现实中不成立。原来，他是想说“Alien”（外星人），而日本人恰好“l”和“r”是不分的。即使这样，被称为“外星人”的作者也感到很不适。根据萨丕尔-沃尔夫的理论，误解的产生可能是由于其他语言对单词的解析以及对音位使用不同于我们的母语。万幸的是，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的极端版本没有得到支持。这种极端版本认为，我们是语言的奴仆。

前言/序言

译者序

罗伯特·斯腾伯格的《认知心理学》（第六版）中文版终于完工了。去年3月，万千心理的高小菁编辑向我推荐了这本书，希望我将其译成中文。经过一年的努力，现在终于可以交稿了。

国内外关于认知心理学的教材很多，其中有不少历经多次修订的老牌教材，斯腾伯格的这本就是其中的一部名作。这本书如此出名，与斯腾伯格其人有很大的关系。斯腾伯格博士在其心理学的从业生涯中，以极其旺盛的精力和热情投入研究和写作。他先后提出了多个著名的理论，除了大家耳熟能详的三元智力理论和成功智力理论外，他还提出了三元爱情理论和思维风格理论，他对推理机制的研究也很深入细致。勤奋和创新精神为他带来了无数荣誉。这本历经五次修订的《认知心理学》更是斯腾伯格博士多年心血的结晶，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斯腾伯格的心理学思想和成就，是所有认知心理学教材中最富个人魅力的

作品。

本书的全部翻译由我独立完成。我从一开始就想尝试能否在一年之内译成这样一部鸿篇巨著，现在看来这个认知心理学（第六版）（万千心理）下载 mobi epub pdf txt 电子书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