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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史论》是一位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研究资深专家的心血结晶,书中每一字每一句皆体现出极高的学术造诣。毫无疑问,本书是研究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不可不读的参考文献!
新中国60年的计划生育:两种含义和两个30年(代绪论)
是谁较早提出计划生育:毛泽东?抑或马寅初?
——戳破马寅初神话:马寅初聆听了毛泽东的讲话,知道中央政府要推行计划生育后在中南海怀仁堂表态发言,随后又写出了《新人口论》。
——是谁批判了马寅初:共产党?抑或民主党派主管主办的《光明日报》和《新建设》杂志?
——康生、陈伯达批判马寅初了吗?遍查马寅初遭受围攻和批判的全过程,压根就没有康生和陈伯达的身影!
是谁提出了“一胎化”:邓小平、陈云?抑或陈慕华?
1980年党中央致党团员的《公开信》是胡耀邦的一个临时性的安排,是由“一胎化”走向现行生育政策的一个过渡、一个拐点、一个转向路标。
现行生育政策是对“一胎化”生育政策的妥协和纠正。
1956~1978年:上海市作为中国计划生育战线上的排头兵,各个时期都为全国的计划生育做出了杰出的示范和贡献,“四人帮”在中国计划生育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1979~1991年:一项由党中央国务院制订的具有全国性的重大政策,需要历经大约10年的时间才得以在全国基本贯彻,无论在中国共产党90年还是共和国60年的历史上,都是没有的。
内容简介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史论》是一本有关中国计划生育制度的理论、起源与发展的历史著作。
作者分专题探讨了中国计划生育60年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基本理论、重大事件和主要阶段的历史问题,不仅界定了节制生育与计划生育等一些重要范畴的科学含义,还揭示了几十年来因为制度不透明而笼罩在这一问题上的一系列谜团。譬如,人们一直说“一胎化”是邓小平和陈云提出来的,作者则证明它是以陈慕华为首的计划生育部门在1979年实际推行;1980年党中央致党团员的《公开信》是刚刚担任总书记的胡耀邦的一个临时性安排,是由“一胎化”走向现行的生育政策的一个过渡、拐点和转向路标;1981年中共中央发布的以“女儿户”为核心的现行计划生育政策是对“一胎化”政策的妥协和纠正等等。
作者简介
梁中堂,1948年出生,山西省永济市人。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人口专家委员会第一至六届专家委员。曾任山西省社科院副院长,山西省计生委顾问,以及上海社科院研究员。自1978年开始研究计划生育政策,1979年在批评和质疑“一胎化”政策的同时,提出“晚婚晚育加间隔”允许生育两个孩子的方案。1984年给胡耀邦写信要求在全国实行,1985年至今在山西省翼城县计划生育试点。著有《人口学》(1983)、《我国人口发展战略研究》(1885)、《中国人口问题的“热点”》(1988)、《生育高峰期的探索》(1994),以及《我国生育政策研究》(2003)等。
新世纪以后明确主张废除计划生育制度,归还人民的自由生育权。
目录
第一部分 思想史
毛泽东人口思想研究
毛泽东“人口非控制不行”考
马寅初事件始末
康生、陈伯达批判马寅初考略
第二部分 专题史、分段史
“一胎化”生育政策产生的时代背景研究
试论《公开信》在“一胎化”向现行生育政策转变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关于《公开信》的几个具体问题
“中央人口座谈会”:一个精心编造的谎言
现行生育政策研究
1956~1978年:计划生育制度的起源与形成
1979~1991年:先“一胎化”再“女儿户”的艰难历程
第三部分 改革与发展
论改变和改革计划生育制度
附录
精彩书摘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史论》:
早在中央部署之前,北京大学已经开展了以深入整改和全面大跃进为主题的群众运动。2月28日,陆平代表学校党委在骨干会议上动员说,为迅速赶上国内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高潮的新形势,为国家又快又好又省地培养又红又专的干部,整风运动必须深入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发动群众开展一个反浪费反保守,比先进,比多快好省的群众运动,使学校来一个全面大跃进。陆平是1957年10月反右斗争中,中共中央为加强高校政治领导工作从中央机关抽调1000名高、中级干部,充实文教战线的领导,由原来铁道部副部长职位改派到北京大学担任党委书记、副校长的。陆平动员后,北京大学张贴出22万张大字报。中央文件下发后,3月10日,北京大学召开双反运动誓师大会,仅几个小时,全校新张贴出9万张大字报,“燕园就成了大字报的海洋”。为发挥党员带头作用,20日,党委又召开党员誓师大会,号召党员带头引火烧身推进运动。会上,陆平和其他常委都宣读了自己的大字报。大字报有自我批评的,有党委之间相互批评的,还有对党委和学校工作提出批评建议的。
虽然党委提出要引火烧身,但高校中广大师生毕竟与校领导接触不多,可以当靶子揭发和批判的对象也不多。新中国在50年代还未能培养起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北京大学的各个系主任和教研室主任、教授,差不多都还是那些在旧中国留学归国的老教授们。这些人面对积极向上的学生和青年教师,继三反、五反时期的知识分子改造和反右斗争之后再次成为运动的重点对象。冯友兰、翦伯赞、游国恩、王力、王瑶、林庚、周祖谟、傅鹰……几乎所有的教授,无一幸免。不过,认识和了解许多老教授在那次运动中的表现,对于理解马寅初受批判还是很有帮助的。运动开始后,北京大学的老教授们认为,“双反”运动好像一面镜子,使每个人在这面镜子里认清了自己的面貌,看到了自己资产阶级立场和六亿人民社会主义事业不相适应的矛盾。法律系龚祥瑞教授说:
过去我一直不承认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双反运动中,经过群众的揭发,立场、思想、作风上所存在的问题都暴露出来了,最初自己还大吃一惊,可是再一挖也就不奇怪了,解放前就是资产阶级旧法学的宣扬者和执行人,也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政权里作过官,是个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解放后,党团结教育我,给了我荣誉和地位,在历次运动中也保护我教育我,而我一直没有自觉革命的认识。现在道路摆在眼前,不和资产阶级思想、立场分家,就不能做社会主义的工作。
傅鹰在一年前说了一段对三反期间的改造深恶痛绝的话,这次运动一来,张贴他的大字报覆盖了整个化学系的大楼。系党总支还专门主持召开了“帮助傅鹰教授”的批判会。傅鹰在《再不要思想改造就是骗人骗自己》的发言中说:
运动中看了化学系的“废品展览会”展出的许多“废品”中,有不少是我教育过的人,他们不可能不受我的影响。后来有些学生和我谈家常,他们向我提意见,说我的问题是政治立场问题。这个结论得出后我两天没睡着觉,我爱人对我最了解,她也说我是政治立场问题。再一想,我前后在美国呆了十三年,脑子里98%是资产阶级思想。我以前说我全心全意拥护党。但是,党是无产阶级的党,而资产阶级思想和无产阶级思想是对立的,怎么能说我全心全意拥护党呢,只是骗人骗自己。过去我强调党管政治,我管业务的“分工论”,也不过是为自己不进行思想改造找理由。现在我认识到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就会给青年传授若干的资产阶级思想,只有站到无产阶级立场上来,才能把书教好。
……
前言/序言
思想之河的潮汐:人口、国家与社会的百年回响 本书并非对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史实梳理或理论剖析,也并非对其历史功过进行直白的评判。相反,它是一次深入思想腹地的探索,一条穿越百年中国社会变迁的河流,试图捕捉那些驱动人口观念变化、塑造生育抉择、并最终影响国家发展轨迹的深层动力与复杂交织。 第一部分:古今之辨——“人丁兴旺”与“未雨绸缪”的观念博弈 在中国数千年的传统农业社会中,“人丁兴旺”是财富、是劳动力、是家族延续的象征。“多子多福”的朴素愿望,以及对夭折率的现实考量,共同构筑了主流的人口观念。然而,即便在封建王朝的后期,伴随着人口的激增和资源的日益紧张,一些有识之士也开始流露出对人口过剩的隐忧。例如,明清时期的一些官员和思想家,在赈灾、移民、甚至某些经济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已隐约显露出对人口压力及其可能引发的社会动荡的关注。这种早期萌芽的“人口意识”,尽管与后来的科学分析相去甚远,却为我们理解中国人口思想的演变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历史参照点。 本书将追溯这种传统观念的源头,考察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表现,并分析其在民间、官方以及士大夫阶层中的不同接受程度。我们将探讨,是什么样的社会结构、经济模式和文化心理,使得“多子”长期占据了中国人的生育观主导地位。同时,我们也会关注那些零星出现的、对人口增长持谨慎态度的声音,并分析它们为何未能成为历史的主流,为何在那个时代难以形成系统性的“人口理论”。这并非是关于某项政策的起源,而是关于一种集体思维模式的形成与固化,以及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它如何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的方方面面。 第二部分:风起云涌——知识分子的启蒙与现代性视角的引入 进入近代,随着西方思潮的涌入,特别是西方人口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的传入,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接触到“人口问题”这一现代概念。严复、梁启超等一批思想家,在翻译西方著作、发表时评的过程中,逐渐将人口增长与国家强盛、民族生存、社会发展等议题联系起来。他们开始反思传统观念的局限性,并引入了诸如“度量衡量”、“优生优育”等更为理性的思考。 本书将深入考察这一时期知识分子在人口思想上的启蒙历程。我们将分析他们是如何理解和解读西方的人口理论,如何将其与中国自身的国情相结合,并提出了哪些初步的设想和建议。这包括对“人口压力”的经济学解读,对“人口素质”的社会学思考,以及对“生育节制”的伦理学辩论。我们不仅关注那些振聋发聩的宏大论述,也挖掘那些在报刊杂志、学术沙龙中流传的细微观点。这一部分将强调的是,思想的传播和碰撞是如何为后续的社会变革埋下伏笔,是如何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人们对人口的认知框架。这并非是对某种具体政策的讨论,而是对思想史上一场重要启蒙运动的细致呈现。 第三部分:时代的选择——经济发展与国家战略的交汇 新中国成立后,在百废待兴的背景下,国家将经济建设置于首要地位。人口问题,作为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自然进入了决策者的视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国家对人口增长的态度经历了显著的转变。从建国初期的“人多力量大”,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推行的人口控制政策,再到后来的政策调整,每一次转变都深刻地反映了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和对人口与资源、环境、社会承载能力的深刻认识。 本书将重点关注的是,在不同历史时期,国家是如何将人口问题纳入其整体发展战略的。我们将分析,在当时的经济理论、社会思潮以及国际环境的影响下,国家为何会做出某一特定时期的人口决策。这包括对当时社会生产力水平的评估,对未来经济增长模式的设想,以及对国际社会人口压力的考量。我们不会去讨论具体政策的执行细节,而是着重于决策背后的逻辑,即国家如何从宏观层面思考“人口”与“发展”的关系,以及这种思考是如何体现在国家战略的制定的。这是一种对国家理性与时代选择的审视,而非对具体政策的评述。 第四部分:社会肌理的脉动——生育观念的多元演变与个体命运的映照 人口政策的推行,必然触及到最根本的社会肌理——家庭与生育。在政策导向下,个体的生育观念、家庭结构、婚育模式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然而,这种变化并非是单向度的,而是一个复杂且充满张力的过程。传统观念的惯性、城乡差异、教育水平、经济条件、以及个体对未来生活的期待,都在与政策发生着微妙的互动。 本书将关注的是,在宏观政策的影响下,微观的社会层面是如何回应的。我们将探讨,在不同的社会群体中,生育观念是如何被重塑、被挑战、被选择的。例如,城市与农村在接受政策时的差异,不同教育程度人群对生育的看法,以及经济发展水平如何影响着人们对“多子”或“少子”的偏好。我们还会深入到家庭内部,考察政策是如何影响夫妻关系、代际关系,以及个体的人生规划。这部分将通过对社会学、人类学视角下的生育现象进行观察,来揭示政策背后涌动的社会思潮和个体生命的轨迹。这不是对政策效果的统计分析,而是对社会文化变迁与个体命运交织的生动描绘。 第五部分:长河未尽——人口变局中的反思与前瞻 回望百年,中国的人口思想与实践,始终处在一种动态的演变之中。从对“人多”的忧虑,到对“少子化”的担忧,再到对人口结构、人口素质的关注,中国的社会始终在与人口这一永恒的议题进行着深刻的对话。人口问题并非一成不变,它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科技革新以及文化变迁而不断呈现出新的特征和挑战。 本书的最后一章,将致力于引发对人口问题的更深层次的思考。我们不是要预言未来,也不是要为任何一种生育政策辩护或批评。而是希望通过对历史的回顾与梳理,引导读者思考:在人口这一宏大叙事下,隐藏着哪些关于国家、社会、家庭和个体的深层命题?我们该如何理解人口数量、人口结构、人口素质之间的复杂关系?在面对未来可能出现的人口挑战时,我们应秉持怎样的价值取向和发展理念?这部分将是对整个思想旅程的总结,是面向未来的开放性提问,是对人类社会与自身繁衍之间永恒关系的深沉回响。 总而言之,本书并非是对一项具体政策的编年史或论证,而是一次关于“人口”这一古老议题在中国百年社会变革中的思想轨迹的追溯。它邀请读者一同漫步于思想的长河,感受历史的潮汐,体味观念的碰撞,理解国家战略的抉择,以及观察社会肌理的脉动。在这条河流中,我们试图发现的,是驱动一切的深层逻辑,是塑造我们时代的人口基因,以及在变化与不变之间,我们对人类繁衍与社会发展的永恒追问。
这本书最大的价值在于它提供了一个更为 nuanced 的视角来理解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复杂性。我一直以为这项政策是铁板一块、一成不变的,但通过阅读,我发现它其实是一个动态调整、不断试错的过程。作者在书中就政策在不同地域、不同时期所呈现出的差异性进行了深入探讨。比如,在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政策的执行可能更加严格,也伴随着更直接的社会压力;而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情况又有所不同。此外,书中也分析了政策的“弹性”和“漏洞”,以及普通民众在应对这些政策时所采取的各种策略,这些都构成了政策史中不容忽视的民间维度。让我颇感意外的是,作者还对政策的长期社会影响,例如“失独家庭”的困境,以及生育率下降对未来社会养老体系的挑战,进行了前瞻性的分析。这种将历史回溯与现实关照相结合的写法,让这本书不仅仅是一本学术著作,更具有现实的警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