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跨文化研究丛书·君子之道：辜鸿铭与中德文化交流》既然探讨“辜鸿铭与德国的关系”，从内容上说，就既包括辜鸿铭对德国文化思想的吸收借鉴，也包括辜鸿铭大力宣传中国传统文化、批判西方技术文明在德国所引起的巨大反响。对辜鸿铭研究来说，分析辜鸿铭在德国的接受情况对评价辜鸿铭在中德文化交流史上的意义无疑更为重要。因此，《跨文化研究丛书·君子之道：辜鸿铭与中德文化交流》将重点放在探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文化名人辜鸿铭在德国的接受和对德国知识界的影响。基于这种认识，《跨文化研究丛书·君子之道：辜鸿铭与中德文化交流》写作所用材料，除了迄今为止国内对辜鸿铭的研究成果以及相关的资料外，更重要的是德文资料，主要是德国知识界对辜鸿铭文章著作所做的评论，这些评论多发表于德国的一些报纸杂志上，另外，还有一些学者在自己的著作中引用或评论过辜鸿铭的思想观点。这是笔者收集材料的主要方向。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笔者尽量收集了德国学者针对辜鸿铭文章著作所写的评论文章，时间跨度为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也就是辜鸿铭的文章著作在德国引起强烈反响的时期。

作者简介

　　方厚升，山东滕州人，先后毕业于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德语语言文学专业、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德语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系，分别获德语语言文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现任教于厦门大学外文学院，主要研究兴趣为中德文化关系、德语文学。

内页插图

第一章辜鸿铭研究现状及辜鸿铭文明观概要
第一节迄今为止的辜鸿铭研究综述
第二节辜鸿铭文明观概述
辜鸿铭生平
辜鸿铭的文明观
辜鸿铭对西洋文明的看法
辜鸿铭对儒家文明的看法
辜鸿铭对东西文明关系的看法
小结

第二章辜鸿铭眼中的德国
第一节辜鸿铭之游学德国及学历问题
第二节辜鸿铭对歌德的接受
《浮士德》
政治倾向和群众观
人的教育
救赎之途
智者歌德
小结
第三节辜鸿铭对德国文化思想的接受
辜鸿铭眼中的德国文学
海涅
席勒、诺瓦利斯
辜鸿铭眼中的德国哲学
康德
费希特
辜鸿铭眼中的德国政治和历史
俾斯麦
腓特烈大帝、威廉二世
第四节辜鸿铭的德国观之评析
辜鸿铭的德国观
游移的“爱”
矛盾的“爱”

第三章德国人眼中的辜鸿铭：影响脉络
第一节辜鸿铭在德国的影响：初露锋芒
第二节辜鸿铭在德国的影响：声名大振
第三节辜鸿铭在德国的影响：如日中天
第四节辜鸿铭在德国的影响：归于平静

第四章德国人眼中的辜鸿铭：见仁见智
第一节德国哲学界对辜鸿铭的接受
凯泽林
潘维茨
纳尔逊
对《呐喊》一书译者身份的澄清
纳尔逊与辜鸿铭
《西方的没落》受了辜鸿铭的影响吗
哲学史著作中的辜鸿铭
第二节德国神学界对辜鸿铭的接受
罗尔巴赫
威特
厄勒尔
和士谦
德瓦安纳
第三节德国汉学界对辜鸿铭的接受
福兰阁
何可思
申德勒
卫礼贤
第四节德国文学界对辜鸿铭的接受
施密茨
黑塞
霍夫曼斯塔尔
帕凯

第五章中学西传背景下的辜鸿铭
第一节德国人眼中的孔子和儒学
第二节结论
参考文献
人名索引
致谢

精彩书摘

　　康德显然延续了苏格拉底倡导的“德性就是知识”的哲学传统，他不满于只进行纯粹自然知识的探究，而是将知识归于道德和伦理目的之下，人不能只进行纯知识的探索而无视人类的终极目的——“至善”。康德要赋予人的行为以道德意义，不仅人的日常行为要符合普遍道德准则的要求，人们对知识的追求、对自然的探索也不例外。对困扰于异化问题的现代科技社会而言，康德在科学与道德之关系问题上的目的论立场，他限制科学知识、以道德理想为人类文明确立一种绝对的价值方向的哲学精神无疑极具启发意义。我们知道，康德是一位启蒙思想家，他高举的是“理性”的大旗，他给“启蒙”（Aufklarung）所下的定义也早已成为经典。不过，启蒙时代倡导的理性主要是一种科学理性，哲学家们试图将科学方法推广到人类知识的一切领域，然而，“当哲学家们将科学理性贯彻于人类知识的所有领域的时候，不仅自由而且人本身的价值和尊严都成了问题”③。在启蒙主义者极力宣扬文明、科学和进步之时，卢梭先驱般地开始了对启蒙主义的深刻反思。继卢梭之后，康德也敏锐地预感到科学理性的强势发展对人类心灵和精神价值的挤压和威胁。康德显然已认识到，科学技术无论如何不足以充当人类生存的价值基础，这其实也是他批判哲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只不过，在人类的前途问题上，康德还是比文明悲观主义者卢梭乐观得多，康德终究是理想主义的，他面对现在乃是着眼于未来，坚信人类历史终将不断进步，而绝对的“道德律令”最终将引导人类到达一个完美的世界。
　　康德向现代人提出的要求，我们大致可以这样来理解：用理性去开拓，以道德来约束。康德实际上在说，我们若不能为人类文明确定某种价值取向，那么我们对自然认识得越多，面临的危险可能就会越大，因为没有灵魂的物质文明一旦失去控制，后果不堪设想，它会像一头巨兽无情地摧毁人类存在的价值基础。这无疑是一位智者的忧虑。可以说，康德视道德的领域为一个自由的本体领域，坚持科学认识与道德实践（包括宗教信仰）各得其所，是对泛科学主义先知般的预警。在科学与道德的划界问题上，忧心于现代物质实利主义极度膨胀、信仰和社会道德规范日渐缺失的辜鸿铭极易产生共鸣，他反复引用康德这句名言即是明证。不过，辜鸿铭对康德的评论还是有值得商榷之处的，下面就以他对康德名言的两处引用为例。
　　一处引用在《中庸》英译本第二十七章第一段前半部分：“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而后行。故日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①意思是说，圣人的道浩瀚无边，生养万物，而道的礼仪有许多，皆有赖圣人施行，若无极高的德行，就不可能达至极高的道。“道”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范畴，与道家哲学中作为宇宙本原和基本规律的“道”不同，这里的“道”指儒家的修身方法，以趋向一种理想的人格为目标。《中庸》被称为“实学”，讲修身，修身的最高道德标准是“中庸”（“中庸之道”），上面这段话就是在赞美圣人之道、君子之道，促人修身以提高自己的德行。译完这段之后，辜鸿铭接着便引了康德的墓志铭为儒家的君子之道背书。如前所述，在康德的道德哲学中，“至善”是实践理性追求的最高目标，不过，基于对德行和幸福（自然欲求）“二律背反”的认识，康德又表示，生活在现实世界中的人们由于受到种种限制，是无法达到“至善”的，然而“至善”又是我们世人必须追求的目标，在不完善的、有限的环境中向无限的“至善”迈进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换言之，我们必须持之以恒地加强自己的道德修养，只有在不断的道德实践中，才能使自己的行为趋于克服自然欲求的影响而符合理性的道德准则。这样来看，儒家的“君子之道”和康德的“绝对命令”虽是不同哲学体系的核心概念，内涵有不小的差异，但两者的共同之处也很明显，即都格外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