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帝国的回忆》选译《泰晤士报》1901－1911年发表的关于清末改革的一系列报道，以《泰晤士报》的视角，再现了清王朝最后十余年的内政与外交。内容涵盖了这一时期晚清的重大事件，如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出逃、《辛丑条约》的签订、李鸿章之死、禁烟运动、新政、新式学校的建立和发展、废除科举制度的改革、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之死和他们死后的政治安排、宣统皇帝即位、醇亲王载沣摄政、袁世凯被赶出朝廷、张之洞之死、清末立宪思潮、各省谘议局的设立、武昌起义爆发和扩展、袁世凯出山镇压武昌起义等事件。作品视角独特，论述详细深刻，既是一份珍贵的史料，又构成了一部具有独特视角的中国晚清史。
　　英国《泰晤士报》独门授权，国内首次出版。著名历史学家张宪文、杨天石、王开玺共同推荐。

作者简介

　　《泰晤士报》，英国的第一主流大报，世界上第一张以“Times”命名的报纸，诞生于1785年，创始人为约翰·沃尔特。作为综合性日报，《泰晤士报》关注的领域包括政治、科学、文学、艺术，等等。由于长期秉持“独立地、客观地报道事实”、“报道发展中的历史”的宗旨，《泰晤士报》在很多领域都赢得了良好的口碑。方激，男，原籍安徽合肥，现居美国。沉迷于中国历史，尤对清末民初史兴趣浓厚。文风扎实，思想敏锐。

精彩书评

　　清帝国最后十年，新政方案几乎涵盖了当时社会的各个层面。如建立近代教育体系、自开商埠、司法改革、刑律修订、筹建责任内阁，等等。本书以第三只眼睛观察并记录了晚清改革的点点滴滴，让读者得以从细节处把历史看得更真切。
　　——张宪文（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会名誉会长，南京大学资深教授）

　　许多历史的本相和谜团，需要历史学家“上穷碧落下黄泉”，搜求一切可以掌握的资料，经过严密的考证与分析，才能准确地再现出来。新闻不同于历史，但若干年后，新闻报道本身会成为历史研究的资料和线索。这正是本书的独到之处。《泰晤士报》对晚清政局的报道，为读者打开了一扇不同视角了解真实的晚清的窗户。
　　——杨天石（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泰晤士报》眼中的晚清改革史。皇帝与太后、皇族与重臣、内政与外交、教育与司法、海关与金融、改革与守旧、改良与革命……外国人的视角，新闻的语言，生动的叙述，让史料更加翔实，让历史的内容更加丰富。
　　——王开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精彩书摘

　　1901年
　　内部改革的问题
　　（本报特派记者，上海，2月7日。）我刚在长江上结束了一段旅程返回此地。途中，我有机会获取了一些有关西安府的情形，也听到了一些关于清国中央改革派阶层的感受。
　　一般都认为，如今，朝廷已对极端排外派的策略完全失去了信心，承认了几乎以任何代价换取国际武力从北京撤军的必要性。在逃难的过程中，朝廷忍受了艰难的压力，在漫长的寒冬中，他们沿途见识到那些被饥馑摧残的省份，也曾置身于前所未见的贫穷与肮脏之中。但是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从那些围在皇帝身边的极端保守的满人与顽固的保守派身上，能看得出有什么真实的改变。他们时不时地颁发一些极可能是似是而非的法令，想要给西方人的眼睛里糅进些沙子，却不过都是些权宜之计罢了。唯有来自官方的任命，才是一些具有实质性的线索，透露出朝廷部署的真正意义。但是这些任命中有一大部分，也还是具有着可能是最糟糕的特性。
　　在朝廷开始议和时，我们坚信列强提出的要求都能够被满足，不但以往的事件可以得到圆满答复，清政府还会同意采取一些内部改革的根本性措施。然而，当议和真的开始了以后，对于内部改革的提及却被遗漏了。清政府就像是得到了鼓励似的，认为只要在他们以往所做的事情上让步，他们那古老的政权便不会受到干扰。
　　李鸿章便是在大力鼓吹这个念头。他指出，一旦恢复和平状态，俄国将是朝廷唯一需要指望的势力。只要俄国的好意得到保证——当然，也只有李鸿章本人才知道如何去保证——那么，朝廷便尽可以放心地指望它来保护自己。因此，他不仅劝说朝廷接受“满洲里协议”，而且把“清国政权在名义上保留统治的权力”这种要求，也当作是一种有价值的让步。而这一切，也仅仅取决于他个人对于俄国的影响力罢了。或许，他与俄国之间的过从甚密，还可以通过一个更有实际意义的证据加以佐证：一旦各国公使在北京协商出什么重要决定来，他总是能够迅速、完整地将其通报给朝廷。
　　在西安府，没有人可以制衡李鸿章的势力。在如今被视作中央政府核心的军机处三要员中，唯独王文韶一人具有改革倾向。但是他势单力薄，又被两位大员——代表北京坏名声的荣禄和强硬反对派鹿
　　传霖 ——狠狠地压制着。
　　总而言之，满人的势力仍然牢不可破。据传，他们想得最多的，是急不可耐地等待着向两江总督这样的改革派汉人官员自由报复的那一天。两江总督凭着自己的坚定意志和爱国信念，遏制了去年夏天的排外浪潮，也挫败了北京的阴谋。皇帝被这样一群顽固守旧的满人官员们围在身边，纵有鸿图大志，也难以施展拳脚。即便如此，据说皇帝与太后的关系也正有所改善，并且就连太后本人也开始意识到自己以往路线的错误。
　　清国的改革派现在更多关心的是问题的这一方面，甚至要多于对议和的关注。不管对列强的12条要求是完全接受，还是接受一部分，或是一条也不予接受，他们都看不出中央政府的方针路线里有什么能够挽救国家的根本性变革前景。他们的焦虑一点点地加深着，因为诸如英国、美国、日本这样的列强，一直都在大声宣称他们想要看到清国保全自身、强大自身，但是，他们却似乎既不能也不愿意认识到，整个形势正朝着相反的方向变化着。
　　英国的冷漠尤其导致了他们深刻的失望。
　　去年夏天在北京持续了长达3个月的混乱状态充分说明，清国局势稳定的真正中心不在北方，而在两江，没有一种更加有力的杠杆，会比总督们的影响力更能给中央政府施加有益的压力。在这种关键时刻，他们凭着自身罕见的勇气与活力所产生的影响，拯救自己的国家并保护相像的外国人。如果他们不挺身而出，去抵制北京那些身居支配地位的派系所表现出的威胁、谄媚并牵制排外阴谋向南方继续推进的话，整个大清国都可能已经被点着了火。
　　在剧烈危机爆发的时候，英国理所当然地给了他们一些声援。但总让人觉得，这并不是总督们应该得到的那种全心的声援，特别对迄今为止一直声称自己在两江地区具有特殊利益的国家来说更是如此。
　　事件爆发时，人在南京的总督一再敦促向英国提供英、清两国军队对吴淞口和长江炮台的共同占用权。毋庸置疑，这先是引来了一片惊愕之声，然后，北方所发生的令人恐慌的事件占了上风，其他列强都对此表示了默许，因为在一段时间之内，他们绝对需要依靠英国的船只在长江上向各国的外国人提供保护。同样毋庸置疑的是，假设英国接受了刘坤一的提议，两江总督的影响力将不会被限制在他们自己省份的防御措施上，而是会冲破一切阻碍，显露出远远超出其管辖权限的威力来。也许，在朝廷无望地妥协之前，他们就能因此而扭转北京的整个局面。尽管英国政府得到了别人认真的恳求，最终却丢掉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不过，虽然像这样的策略我们只实施了一部分，仍足以从中看出，与优秀的地方政府合作，实在具有难以估量的价值。然而，我们却对这样的实例教学表现得漫不经心，一等到北京重新打开了大门，又很快陷入我们的外交策略在过去的四十年中曾辛苦开垦过的但除了失败便一无所获的陈旧泥沼之中。
　　我们再一次忽略了将清国从绝境中挽救回来的活力，如果对其施以正确的引导，清国的生命力可能已经得以恢复。假设我们带头坚持，列强应该只和张之洞、刘坤一这样的人谈判，因为他们证明了自己的诚实与勇气，在风暴和压力之中，他们依然忠于清国的承诺与条约；相反，各国不应接受像李鸿章、庆亲王这样令人疑虑重重的协商者，倘若如此，不仅对方的建言可以推动谈判的进度，我们也应该能够趁机在他们身上灌输一种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对于朝廷的内部改革将会起到新的、更健康的促进作用。忽略了他们，我们便剥夺了自己在谈判中可以利用他们实务经验的优势，也削弱了他们从自己的人民那里赢得的巨大声望。他们正在酝酿着某种有益的比对，以自己在两江各省推行的政策所取得的成功，来和北京因为采取排外政策所招致的危害相比较。还有，我们以漠不关心来回报他们的服务，无疑使他们暴露在对手的冷嘲热讽之中，这些对手现在会问，“你们如此卖命地为洋人服务，你们对他们又有什么影响力呢？”
　　张之洞在这方面处境尤其艰难，因为虽然他的影响力在知识阶层中非常大，但他缺少当地力量的强大支持，而刘坤一就能在他的总督席位上及其原籍所在地——湖南省内游刃有余。张之洞远比两江总督更易招致李鸿章长期的敌意。李鸿章诱导朝廷的方式也和列强提出的要求有关，当北京的全权代表接纳了这些要求之后，又对两江总督下了针对某些条款提出修正方案的命令，这一招可玩得够狠的。那成了一出很巧妙的喜剧，试图让人觉察出，一方面，总督们虽然号称是“洋人的朋友”，却无力影响列强们的决定；另一方面，他们让自己这一方身居外地的代表出面阻挠在初步议案上签字，又能动摇列强们对于这些外地代表的信心。与此同时，凭借着张之洞与刘坤一之间潜移默化的分化，又试图狡诈地在两位总督之间播下彼此的不信任感。
　　至于远避西安府的那群人对总督们心存的真正感受究竟是什么，看看接下来的这件事情，就会得到足够的说明。不久之前，两位满洲官员自朝廷顺江而下，按照清国的礼节，在经过武昌时，应该要表示一下他们对张之洞的尊重。但其中一位居然轻蔑地说：“跟张之洞在一起，我能做些什么呢？再过几个星期，我们就会裁撤了他，让他无地自容；或许，还有可能让他的脑袋从肩膀上搬家。”
　　陈旧政权的死而复生，使得接下来的事情仿佛随波逐流一般。恐慌和灰心让想得周全的清国人，倾向于将政府所在地的国都永久性地迁到清国中部的某个地方。在某些地区里，这种想法更是甚嚣尘上。人们深信，假设朝廷不在北京而在其他什么地方，那么，去年夏天的事件就不可能会酝酿出那样的气氛来。如果回銮京都，以后的事情又会无可避免地重蹈覆辙。
　　然而，与这样的观点相反，在其他地方，也一定有同样强烈的信念，远离北京的王朝不可能维持与北京之间的传统联系，除此以外，俄国要么会否决迁都，要么会把它变成自己继续向南扩张势力的借口，如控制奉天一般地控制整个北京。这两派意见在某一点上取得了一致，那便是，不要指望能从俄国那里得到任何改良与变革的肇因。清国人是精明的观察家，他们意识到，俄国并没有兴趣像其他商业强国那样看待清国——这些国家希望能看到清国走向强大并重新焕发出活力；与此相反，俄国的兴趣只在于使清国目前的干枯腐烂一直持续下去。
　　令某些清国人不能明白的是，他们一直相信其他那些列强的动机是真诚友好的，这些列强应该已经让一个绝佳的机会白白地溜走了，这个机会既有弥补过往的承诺，也有修正未来的保证。举例而言，他们一直被灌输着这样一种念头：没有什么比让清国民意去接受由列强所提出的条款更重要的了，它甚至比迫使满人们停止享受其所谓与生俱来的种姓特权的“规定”还要来得重要，而这一“规定”的必要性，已经从满人们在义和拳乱期间所扮演的角色中得到了充分的说明。
　　内部改革的全盘问题也是如此。两江总督一直不断地向皇帝上疏，假如他们所说的完全没有被皇帝听进去，这不仅要归因于李鸿章用心险恶的影响力，也有满人们一直存在着的优势的因素，此外，还因为列强们对其采取了漠不关心的态度。在现阶段，清国政府能够对未来的修正作出的最好承诺，便是提供一些实质性的证据，以证明他们只信任那些赢得列强信任的汉人政治家们。即使最近列强在商讨在华永久利益的过程中忽略已经造成了的损害，但是，只要英国——或是独自，或是与其他国家一起——坚持叫朝廷放手让两江总督在他们自己管辖的省份中推行他们一再提出的改革方案，并且保证总督在一定的时限内不会在推行改革措施的过程中受到任何借口的干扰，这些损害便可以得到修补。至少，我们有责任对朝廷明明白白地表示，它对于两江总督的态度，会构成我们权宜之计中的一个主要依据，以决定我们对于清国的宽容度究竟会有多少。
　　几个月前，朝廷就已经预备好罢免两位总督的诏书，但是，由于英国和日本代表们的干预，这份诏书被延迟发布。然而，我们相信它还是存在的，只不过变成了某种消极的陈述。我们不能根据这一点就放松自己对于履行义务者的责任。为了要完成一些我们先前敦促他们去完成的事情，这些人曾冒着——并且一直在冒着——被杀头的危险。

　　……

前言/序言

　　我注目着历史的真相与细节（代序）
　　2003年夏天，我在出国留学九个春秋之后，第一次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国。面对满目翻天覆地的巨变，我的心情远远无法以“心潮澎湃”来形容。贵为门户之地的上海，改变早在我出国之前就已成型，并不令人有太多惊喜。但是当我回到合肥探望父母时，才惊觉，原来改变远远不是几个大城市才有的专利，中国正在变化的事实是明显的、全局的、宏观的，无论是气势还是实质，均是如此。合肥并非我的祖籍或出生地，但从求学年代起，我便跟随着
　　在此地工作的父母，度过了十几年的时光。在我的认知中，若谈起模糊的“故乡”概念，这个历史悠久、人文荟萃的城市始终是第一位的。
　　某个酷暑的夜晚，母亲领着我们去逛久违的淮河路步行街。当步行至三国时代曹操点将的“教弩台”（后亦称“明教寺”）和张辽大战东吴的“逍遥津”近旁时，我惊喜交加地看到了“李鸿章故居”。回想当年，我的初中母校就在距离淮河路不远之处；许多年后，我还曾在距离当地咫尺之遥的一间公司里短暂地工作过。对于淮河路近旁的每一条街道和每一处景点，我都异常熟悉，但是这么多年来，却从来不曾知道，李鸿章的故居原来就藏在那层层叠叠的街巷之间，并且藏得如此云淡风轻，如此不着痕迹，如此讳莫如深。
　　夜色中，匾额上那黑漆为底、金漆书写的“李府”二字，在故居大门前两盏大红灯笼晕染而开的一片红光中，显得赫然醒目。那一刻，我突然想，在这个变化的年代里，李鸿章应有的地位和评价，是否已真的被公正诠释？而以他为代表人之一的那一段中国历史，是否已真的在还原之中？
　　犹记当年在大学求学之时，每每有来自各地的同学询问出自合肥的著名历史人物时，我都如数家珍，远一点的有包公、杨兴密，近代的有刘铭传、聂士成、段祺瑞，当代的有龚澎、杨振宁。然而，对于最为世人熟知的合肥人李鸿章，我却始终不愿提及。在我们当年被反复灌输的观念中，能和李鸿章之间画上等号的，似乎唯有人人避之不及的“卖国贼”一词。那次回国，行程杂乱而匆忙。我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踏入“李府”的大门。
　　直到三年后再次回国省亲，在一个细雨迷蒙的下午，我才终于带着还愿的心情，独自前往李鸿章的故居参观。修缮一新、前后五进的“李府”，据说只是当年真正李家大院的一小部分而已。庭院深深，门槛重重，小桥流水，亭台楼阁。整座庭院在逼仄的空间中，时见别有洞天的开阔；两层木制，四围相连，正是旧时江南传统中国士绅家庭典型宅院的建筑结构。而最吸引我眼光的，还是过厅正中屏风上方高悬的那块匾额，上书的“钧衡笃祜”四字，据说这是李鸿章七十大寿时由光绪帝亲笔御赐的手迹。“钧衡”指的是重臣，“笃祜”指的是厚福，光绪的这四字所指，无非是称李“官显福厚”，是君王给臣子的盛誉，也是赐福。
　　但历史却总是和人开着大玩笑。李鸿章的七十大寿在1893年，在那一年之前，他人生中的大半时光，确实可用“风光显赫”来形容。十八岁中秀才，二十二岁中举人，二十三岁入京会试，投曾国藩门下，二十五岁中进士，二十八岁授翰林院编修。之后，便是入了曾国藩的幕府，开始了和太平军、捻军的常年缠斗，其间，不止一次得朝廷封赏。1863年，在“不惑”之年中，他兼署“五口通商大臣”，正式开始创办洋务。其后，又出任湖广总督、湖北巡抚，直至在1870年，因处理“天津教案”有功而调任直隶总督，后再兼“北洋通商大臣”。五十七岁时，他开始创设海军，设立天津水师学堂，试办上海机器织布局，设立天津武备学堂，奏请兴建卢汉铁路、关东铁路等事宜。这些非同寻常的大事，都是在他七十岁前完成的，因故，在大寿之时，得皇帝封赏“钧衡笃祜”四字，可谓实至名归。倘若李鸿章与他的恩师曾国藩一样，就此收手，一生大可落个功成身退的结局，而倘若真的如此，这淮河路上风光显赫的李府，谅不至于被冷落至帝国的回忆：《泰晤士报》晚清改革观察记下载 mobi epub pdf txt 电子书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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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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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的书啊可以看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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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是以前泰晤士报上的相关新闻，好有时代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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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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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质量不错，物流超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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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不错的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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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译《泰晤士报》1901－1911年发表的关于清末改革的一系列报道，以《泰晤士报》的视角，再现了清王朝最后十余年的内政与外交。内容涵盖了这一时期晚清的重大事件，如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出逃、《辛丑条约》的签订、李鸿章之死、禁烟运动、新政、新式学校的建立和发展、废除科举制度的改革、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之死和他们死后的政治安排、宣统皇帝即位、醇亲王载沣摄政、袁世凯被赶出朝廷、张之洞之死、清末立宪思潮、各省谘议局的设立、武昌起义爆发和扩展、袁世凯出山镇压武昌起义等事件。作品视角独特，论述详细深刻，既是一份珍贵的史料，又构成了一部具有独特视角的中国晚清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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