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窘的潇洒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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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克敌 著，刘克敌，上海音乐学院图书馆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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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ISBN：9787549534272

版次：1

商品编码：11287626

包装：平装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3-07-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312

正文语种：中文

内容简介

　　《困窘的潇洒》的写作受到赫勒“日常生活”理论启发，主要关注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日常生活，透过他们在私人日记、书信和回忆录等中的记述，揭露其在历史变换中的真实心理状况，研究其人际交往、经济生活、师承关系、思想轨迹等情况，展现他们的痛苦与欢乐、喜悦与悲伤。借由对文人日常生活的个案解读，作者也尝试为读者提供一个理解20世纪中国文化史的全新视角。《困窘的潇洒》并不是一本关于民国人物的普通传记，而是一场有关日常生活的发现之旅。作者借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尤其是赫勒的“日常生活”理论，向读者呈现了历史人物有血有肉的日常生活细节，也揭示了偶然事件、历史进程和个人命运之间盘根错节的互动关系。

作者简介

　　刘克敌，文学博士，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已出版著作有：《陈寅恪与中国文化》《梁漱溟的最后39年》《陈寅恪和他的同时代人》《陈寅恪与中国文化精神》《网络文学新论》和《章太炎及其弟子》等。
　　主要关注学术领域为20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中国文化与中国知识分子问题，以及大众文化与大众传媒关系等。

目录

引子“挂旗！”“是，挂旗！”
第一章 这里的“生活”静悄悄
普通人的一天胜过所有哲学
卢梭的疼痛与吴虞的悲凉
所有生命是在一起，但每个人都是分散的
占卜与算命——民国文人生活中的小浪花

第二章 民国初年文人群体概述
——以浙籍文人为个案之研究
“一部民国史，半部在浙江”
“浙江潮”与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变迁
蔡元培与“某籍某系”

第三章 “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民国初年文人日常交往研究
“夜饮于广和居”
——周氏兄弟在京交往圈子
从挚友到对手
——对胡适与梅光迪“文学革命”争论的再评价
章太炎与周氏兄弟

第四章 “枯坐终日，极无聊赖”
——民国初年鲁迅日常生活研究
“无事”可做的“鲁迅”与“忙忙碌碌”的“周树人”
“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

第五章 “转益多师是吾师”
——民国文人门派传承个案研究
从两位洋老师及其中国弟子说起
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书信中的陈寅恪与西方汉学家交往考察
近代以来文人门派传承之负面影响
从三次“谢本师”风波看现代文人之门派传承

第六章 “一刹那中”显现之静安一生
——从书信往来看王国维最后十年日常生活
刹那与永恒的困惑
徘徊于学术与世俗之间
何处是归宿

第七章 “双城记”（上）
——民国文人在杭州、上海的日常生活
徘徊于都市与山水之间
鲁迅眼里的杭州与上海
西湖最惹文人恋
“飞鸿雪爪”与“刹那主义”

第八章 “双城记”（下）
——民国文人在杭州、上海的日常生活
“著书都为稻粱谋”
茶与咖啡中的经济学
“人穷返里”与“铩羽归来”

第九章 “人生岁月白驹过，应事牢骚记咏哦”
——徐志摩、胡适日记中的日常生活
府中时期徐志摩的学习生活
留美时期徐志摩的日常交往
徐志摩、胡适与杭州

第十章 “雨巷诗人”戴望舒与杭州
“丁香一样忧愁”的雨巷诗人
“将岁月消磨于庄严的钻研”
“那天上的花园已荒芜到怎样了”
“那时我会再看见灿烂的微笑”
“忽然来不及”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精彩书摘

　　占卜与算命——民国文人生活中的小浪花
　　民国时期的文人，精神生活相对而言是丰富的，特别那些性格外向善于交际者，频繁的师友之间的日常交往及各类社交活动往往能充实他们的生活。但对于一些不善交往者，社会的动荡以及个人日常生活中遭遇的挫折，则会使得他们不时陷入迷惘和绝望，有时甚至走上自杀的绝路，梁漱溟之父梁济和王国维的先后投水自尽就是两个明显的例子。
　　好在文人总有借助外力摆脱内心迷惘或绝望的方式，自己占卜或者请人算命就是颇为“有效”的手段。
　　说起来，这占卜算命，本就是文人的专利，当年孔子就多利用占卜方式来排解困难，提高弟子对其崇拜的程度。如当年鲁国欲伐越，占得“鼎折足”，子贡认为出师折足是战败之象，并且鼎折足本来就是一种凶相，从解卦来说没有错。但孔子的高明在于他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他说越人水居，行用舟，不用足，因此卜象大吉。结果果然不出孔子所料，鲁国战胜了越国。
　　在此我们不妨看看王国维、罗振玉、陈寅恪、吴宓、熊十力、梁漱溟、汤用彤和钱穆等文化名人，在民国时期的一些有关占卜算命的活动，以及这些活动所反映出的文人内心世界。
　　早在1920年2月，有件颇有意思的事情引起王国维和罗振玉的注意，即宋瞎子算命灵验一事。2月7日罗振玉致函王国维：“日来闻云汀、公雨诸人盛称天津星者宋瞽之灵验，因为莹中推算，欲借此觇时局，则日者言大佳。……其推算往事，无一不吻合，则诚奇矣。”（王庆祥、萧文立校注：《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489页）此信几乎全篇都在议论宋瞽推命之事，且罗振玉看来深信不疑，又说命中自己“当于危险中成功，又谓七十四将长辞斯世”。由于其人推算准确，所以罗振玉不免“思之令人悚然”。信末，罗氏想要替王国维也算上一卦，谓“公之生命乞开示，当为推之”。王国维却没有罗振玉那样迷信，应该说是相对比较理性，在谈到宋瞽预测时局时王国维如此分析：
　　宋瞽与时局亦稍有合符，惟新思潮之祸必有勃发之日，彼辈恐尚未知有此。又可惜世界与国家却无运命可算，二三年中正未知有何变态也。（同上，第490页）
　　“世界与国家却无运命可算”，这里其实反映出王国维对于时局，甚至对于这个社会的一种不可预知的惆怅感。罗振玉之所以去算命，只是想要在生活中寻找一份安慰。这也是为什么人们尝试算命而结果不如预料时他们半信半疑以至鄙斥，而结果命运祥和且偶合其意时他们深信不疑的原因。实际上推命之事，在王国维与罗振玉看来都是当时社会心态的反映，说明人们对未来确实抱有不可预知的惶恐。尽管王国维并不完全相信宋瞽推命之事，但还是愿意将自己的生辰八字随信附给罗振玉，请他送之于宋瞽，“维之八字为丁丑十月廿九日辰时”。而宋瞽算命之结果如何呢？罗振玉回函中之：
　　今晨访宋日者，推公之命。言公之一生，坦坦无风波，惟命中刑克稍重，致中年以前，多有刑伤；目下之运平善，至后年以后三年，为平生最佳之运，然当投笔戎幕。……日者又谓，公每以文章名世，而命带魁罡，故不免从事戎旃。此语公何不再质之辛木耶？素公之造，日者亦称后年大佳……后年以后十年间可从心所欲。（同上，第494页）
　　“命带魁罡”即性格偏向耿直刚强，似与王氏之性格较为符合，但是王国维之命运却非“坦坦无风波”之顺利，而且这“后年以后十年间可从心所欲”现在看来多少也令人惋惜！竟然十年未到便已是形骸消亡。所以只有“惟命中刑克稍重”，这一句才吻合王国维的命运。一般而言，“刑克”多属于比较严重的伤病灾和生死离别，而纵观王国维一生，先是他生母病逝，接着两个女儿和莫氏夫人也相继离去，最后长子也撒手人寰，如此生死离别之悲恸怎能不说是“刑克稍重”。王国维曾有言道，“人之光色分五种：富贵者红光或黄光，文人白光，余人皆灰光，若黑色则去死近”。有意思的是，他将富贵者与文人截然分立，想必也是认为文人总也是不能大富大贵的了。
　　再说吴宓和陈寅恪。作为曾留学哈佛的大学者，他们自然不迷信，但颇为有趣的是他们却对占卜一事很感兴趣，并且还很相信自己的占卜水平。
　　早在1910年，吴宓即将离开陕西老家赴京参加清华留美学校的入学考试，动身前他卜得一卦，得卦语云：“海波两头高，飞蓬驾六鳌，居中能驭使，何怕涉风涛？”当时的吴宓因年幼不能懂得此卦语的深意。直到1919年他来美国已经两年有余，亲眼目睹西方社会的发展现状和文化特征以及中国留学生的种种表现，才对卦语有了豁然开朗之感，意识到此卦的要点应当是“居中”二字，也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庸思想，而且西方古典文化也是追求这样的处世态度，如古希腊三哲（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中、和为教，也即西儒所谓的“在两极端之中点，即为善，而在其极端，则为恶”。又西人有以骑马为喻，只有居正中才不致掉下马来，才能驭马飞驰。吴宓为此感叹地在其日记中写道：“今天下逃墨则归于杨，逃杨则归于墨，各趋极端；求能权衡得当，立身正己，因应咸宜，实难之又难之事。”看来吴宓并非是出于迷信而解释此卦，而是把它与对中西文化的比较和对人类未来命运的担忧结合起来，把它与自己的处世态度结合起来考虑的。而且吴宓还以自己儿时见到的一副对联为补正：
　　业能养身须着意，事不干己莫劳心。
　　吴宓以为此联虽然宣扬一种自私思想，但处于乱世之中，这也不失为一种处世态度。因为所谓独善其身，看似容易，实际做到很难。能够出污泥而不染，白璧自保，砥柱横流，非绝大意愿、绝大才力不能做到。吴宓的这种态度，可以他翻译的柏拉图《共和国》（Republic）中的一节来说明：
　　君子生当率兽食人之世，固不同流合污，偕众为恶，而亦难凭只手，挽既倒于狂澜。自知生无裨于国，无济于友，而率尔一死，则又轻如鸿毛，人我两无所益。故惟淡泊宁静，以义命自安，孤行独往。如此之人，譬犹风洞尘昏、飞沙扬石之际，自栖身岩墙之下，暂为屏蔽，眼见众生沉沦不可救医，而若吾身能独善，德行终无所玷，易箦之时，心平气和，欢舒无既，则亦丝毫无所憾矣。（吴宓：《吴宓日记（第二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66页）
　　应当说，吴宓之好友陈寅恪在其一生中是更多采取此种人生态度的，而吴宓虽然也对此心向往之，但由于其性格使然，常常身不由己地卷入世俗的纷争之中，而且在很多情况下，吴宓是抱着“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牺牲精神从事一些世俗事务的，对此恐怕也不好说他是该做还是不该做。问题是吴宓常常因此而感到痛苦，一心想摆脱而不能，这就是造成其一生悲剧（例如在爱情婚姻方面）的重要原因所在。
　　不过吴宓有时显然对于占卜之事将信将疑，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其当时的心理状态以及他所遇到的非常事变。例如1923年他的姑丈陈伯澜去世，消息传来，吴宓大为悲痛，因为陈伯澜多年来对吴宓学业上的指教以及精神上的鼓励与指导是很多的，吴宓一直视他为自己的人生导师。如今姑丈突然去世，自然令吴宓内心受到重大震撼。特别是吴宓自回国后忙于结婚和筹办《学衡》，竟未能抽出时间去拜见姑丈一次，自然内心非常内疚。也就在这种情况下，吴宓于梦中，以占卜的形式表现了其内心的不安和悲伤。据吴宓日记，陈伯澜去世后约一月，某天正是中秋节，吴宓夜里忽然梦见自己从南京到北京去吊祭陈伯澜，到京后才得知姑丈死后又得复生。他因此占卜得一神示，为“万朵红莲礼白莲”之句。此后梦境又多有变化，最后似乎是其姑丈由其姑母和吴宓等家人扶持来到保定之莲花寺，众人登上寺塔的最高层。就在这里，其姑丈口授遗嘱，然后去世，则神示得以应验。吴宓见姑丈去世，放声大哭，终于从梦中惊醒。清醒后的吴宓才想到所谓梦中的神示之句，其实是梁启超《饮冰室诗话》中的诗句。看来吴宓自己因姑丈逝世过于伤心，方才有此梦。又因他以为姑丈这样的人去世应当有预兆或者其去世之方式应当不同寻常，所以才在梦中将自己读过的诗句安在姑丈身上。
　　有意思的是，陈寅恪对此类事也颇为精通。1937年7月27日，日军飞机轰炸北京，并准备占领之，国民党宋哲元将军决意抵抗。此时吴宓、陈寅恪均在北京，对时局发展和中华民族的命运极为担忧。当天，吴宓以《易经》占卜，得“解”卦，其辞为：“利西南，无所往也，其来复吉，有攸往，夙吉。”卦文为：“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解之时大矣哉。”大概吴宓感到此卦不好理解，或者是由于此卦占的是中国的命运，因此他专门请教了陈寅恪，但陈寅恪并未马上回答，而是过了一会儿再打电话给吴宓，看来陈寅恪对此也很慎重。他告诉吴宓此是吉卦，于是吴宓才舒了一口气，和衣而卧，静待天命。那么此卦是否算是吉卦呢？今天看来不能这样认为，首先卦辞中所谓“利西南，无所往也”，不过是勉强可以解释为他们日后均去了大西南，在西南联大等处任教。结果是吴宓为谋生计多次四处奔波，陈寅恪更是因战乱导致双目失明，这样的结局能说是吉卦么？而且北京在此后不久即沦落敌手，吴宓、陈寅恪等被迫逃出北京，日军不久即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又有什么吉兆可言？不过从全民族之命运而言，中国的确最后取得了抗战的胜利，因此说是吉卦也有道理，但那已是八年后的事了。看来只有一点可以确定，即在中华民族面临空前危机的时刻，任何一个有爱国之心的中国人都不会漠然置之，不闻不问。为了民族存亡，他们可以运用一切可能使用的手段和方式，来为祖国分忧，同时也为自己鼓劲。因此陈寅恪他们即使知道占卜之类是不科学的，但只要能借此获得一点心理上的安慰，在那时此种活动就非常有必要，非常有意义了。
　　大概吴宓对此卦吉利将信将疑吧，或者因为时局发生了变化使他感到有必要再占一卦。次日，他竟然又使用《易经》占卜，得“晋”卦之六二，其文为：“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六二。晋如愁如贞吉，受兹介福，于其王母。象曰，受兹介福，以中正也。”此卦吴宓在日记中未言明是凶是吉，不过按照一般的解释，应当也是吉卦。吴宓卜得此卦，大概与其读过《儿女英雄传》有关，因为此小说中男主人公在参加科举考试时，其父为占其能否得中，即得此卦，结果果然高中第三名。吴宓既在心理上希望自己卜得吉卦，又在以前对此卦有深刻印象，因此他也卜得此卦就不是偶然的了。所以说到底占卜之占得何卦以及怎样解释总是与占卜人的心理活动有关，它曲折地表现了占卜者的内心愿望，反映了人们对于即将到来和已经到来的事物发展之不可预测而产生的困惑及可能发生灾祸的恐惧，在这一点上，一切占卜不过是一种心理测试而已。至于人们之相信与否，那是另一个问题。
　　另一位文化大师钱穆在其《师友杂忆》中则记述了他和梁漱溟、熊十力以及汤锡予等请相士为他们相面之事。20世纪30年代，梁漱溟在北京时，有相士专门从四川来为他相面，梁漱溟为此特意请钱穆等到他家，请相士一一为众人相面，后又到钱穆住处再为他们相面。据钱穆所言，相士说熊十力有“麋鹿之姿，当常在山林间”，意思是不会直接参政过问红尘之事。而说梁漱溟则是“步履轻，下梢恐无好收场”，意思是晚年恐有劫难。对于钱穆本人则说他精气神三者皆足“行坐一态，此后当能先后如一”，意思是钱穆的一生当能始终坚持治学为业且能善终。综合来看，不能不惊叹这位相士的预言。熊十力终其一生，始终坚持其民间学者的身份，1949前后也不过是做了一个有名无实的政协委员而已。不过其晚年看到“文革”劫难，却只能发出“中国文化亡了！中国文化亡了！”这样的哀叹，最终落得一个悲惨的结局。而梁漱溟晚年确实因直言当政者之弊而惨遭批判多年。不过其临终前数年重新赢得政府与民间的高度敬仰，并最终以九十五岁高龄辞世，不知是否还算是收场不好？至于钱穆本人，则可以算是中国式的“寿终正寝”的范例，他一生始终以弘扬中国文化为使命，1949年后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今香港中文大学之前身），后在台北任教，最后以九十五岁高龄西归道山。其人不仅高寿，而且今天业已赢得海峡两岸人们共同的赞美与景仰，确实是一个“先后如一”的结局。人生一世，如类钱穆，则无憾矣。
　　而且，对于此类占卜相面之术，钱穆等人并不简单地斥为迷信。因为钱穆一生曾多次遇到此类事情，大都有所应验。对此他的解释是：大凡流行人间者，必有其所以然之道理，因此不可轻易以不科学否定之。钱穆此说，颇类似黑格尔的那句名言“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中西文化之思想，大概很多还是相通的吧。不过，马克思对黑格尔这句话的解释值得注意。马克思认为，其实这个命题暗含着革命的意义，因为由它还可以推论出“凡是不合理的都是不应该存在的”这样非常革命的论断。看来，文革时期盛行一时的“造反有理”邪说，其鼻祖竟然是那老黑格尔呢。不过话要说回来，其实从历史上看，最要命的问题在于：该由谁而又是根据什么判定哪些事物属于合理的存在，哪些事物属于不合理的存在？
　　其实，对于这些文化大师来说，请人算命也好，自己占卜也好，无非是调剂日常生活和减轻内心苦闷的手段，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保佑支撑他们继续其创作或学术生涯的精神力量。有这些预兆或预言的陪伴，他们在前进的道路上也就会走得更加从容和坚定。
　　最后说说胡适，1908年夏天其母催促他回家完婚，胡适于当年7月写信给母亲，提出三条理由推迟。一个是自己毕业时间是在12月不是8月，一个是学校不能请假，一个是家中经济状况无力完婚。胡适也知道这三条理由都十分牵强，所以最后就怪罪到算命先生那里。他认为母亲之所以催促完婚，完全是听信了算命先生的话，所以他在信中大骂算命者是“极可杀、极可烹，鸡狗不如之愚人蠢虫”，简直是有些气急败坏了。这样的态度和立场，也就决定胡适此后不会相信什么占卜算命之类。他与吴宓等人在这件事上的差异，是否也多少说明为何他们各自的文化立场会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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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评分☆☆☆☆☆

②民主平等是指在学术面前人人平等，在知识面前人人平等。不因家庭背景、地区差异而歧视，不因成绩落后、学习困难遭冷落。民主的核心是遵照大多数人的意志而行事，教学民主的核心就是发展、提高多数人。可是总有人把眼睛盯在几个尖子学生身上，有意无意地忽视多数学生的存在。“抓两头带中间”就是典型的做法。但结果往往是抓“两头”变成抓“一头”，“带中间”变成“丢中间”。教学民主最好的体现是以能者为师，教学相长。信息时代的特征，能者未必一定是教师，未必一定是“好”学生。在特定领域，特定环节上，有兴趣占有知识高地的学生可以为同学“师”，甚至为教师“师”。在教学中发现不足，补充知识、改善教法、

评分☆☆☆☆☆

想到是这么精彩的一本书。我花了两天来读，真让人手不释卷。看到梵高自尽，酸楚的泪水也汨汨而出。尽管我非常爱他，但是我依然不知道，他是那么的纯洁，伟大。世人对他的误解至深，伤害至深。而且让我没有想到的是，他居然出身于那样的阶层，可以说他是另一个“月亮与六便士”的主角。如果沿着他既有的人生轨迹走下去，他未尝不可以像他的弟弟一样，做一个体面的画商。 　他生来便是要做艺术家的。他的生活里容不下虚伪，无情。他是那么的炽热，坦白，他爱的那样赤诚，毫无保留。他是用自己的生命在画，因此，当他不能再创作，他的生命便也没有了太大的意义。像大多数天才一样，他奉献给世界的，是不分阶层的博爱和用生命画出的瑰宝；而世界回应他的，却是无尽的挫折，饥饿，疾病，困顿，误解，侮辱，伤害。。。 　我几乎可以说，他是属于“人民”的。他始终关怀着世上受着疾苦的大众，他从来没有等级的观念。他描绘农民，工人，最普通的劳动者，“吃土豆的人”。他的播种者的脚步，是那样的坚定有力，大步的在璀璨的麦田里迈步。 　　而且，他也是非常“精神”的。他的生活里有京东，但是他并不是和别的画家一样，纯粹到京东那里找乐子，满足肉欲。他尊重她们，甚至愿意娶一个年老色衰的京东为妻。讽刺的是，他有那么多的爱，却无法得到世人的回应，给了他些许温情的，竟然是那个被世人同样唾弃的女子。他的有些举动，的确是神圣的，悲悯的，难怪他被矿山上的人称为“基督在世”。在那里，人们不会觉得他疯狂，因为他们知道他爱他们，他为了能让他们好过一点，已经奉献了几乎所有能够奉献的。 　让人感动的，是他和提奥之前的兄弟之情。没有提奥的资助和理解，也就不可能有他的成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兄弟两人就是一体的。没有提奥在背景里默默做着根系，就不可能有他盛放的艺术之花。提奥无条件的支持他，几乎从来没有拒绝过他的请求，总在关键时刻赶到他的身边，为他偿还负债，把他从贫病之中拯救回来。他们之间频繁的通信，已经让这两个灵魂紧紧的结合在了一起。提奥虽然在巴黎过着体面的画商的生活，却无时不刻的关注着他的进展和动态。他在心灵上所有的跌宕起伏，都通过书信让提奥感同身受。是提奥早早看出他身上埋藏的巨大潜力，是提奥细心珍藏了那700多封通信，是提奥把他的习作和画作按时间小心的编排好。所以后人得以完整的追溯梵高的心路历程，能够离这个伟大的灵魂更近一些。生前，只卖出了一副画，价值四百法郎。但我不能说他是不幸的。比起世上的大多数人来说，他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情，并且做到了极致。即使他后来长寿，能看到自己的画作价钱越来越高，我想，他也会是漠不关心的。他从未因为市场的口味而作画，他也从未为那些脑满肠肥的人作画。虽然，卖画这件事一直在困扰着他，但他的祈求也不过是卖出的画，能够让他自立，不必依赖提奥的资助而生活。对他来说，创造是最重要的。如果什么都不能说，那么他宁肯沉默。如果不能够再创作，那么他宁肯死亡。 　　 　我之前不知道的是，他的父母两家都有不少出众的亲戚，他的姓氏在当时荷兰的艺术界鼎鼎有名。可以说他父母这一支是相对比较平淡的。然而，今日只有文森特让梵高这个名字不朽。就像书中说的，他活着，他的爱，他的才华，透过那些灿然的画活着。不管这些画今天值多少钱，它们终究不是某个人的私藏，而能被我这样的普罗大众看到。他的精神，他的爱，他的热望透过那些画震撼着我们，一代又一代人。他淋漓尽致的来过这个世界，他的生命虽然短暂，却熊熊燃烧过。他终于成就了自己，也为这个世界留下了无与伦比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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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的要求，对教育规律的把握，对教学艺术的领悟，对教学特色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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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关注学术领域为20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中国文化与中国知识分子问题，以及大众文化与大众传媒关系等。1936年8月23日，鲁迅去世前不到两个月，他写了一篇《“这也是生活”》的短文，其中有些话很有意思，至少和平日人们看到的鲁迅文章大不相同。一段是鲁迅说自己大病一场、有所好转后的言行： 有了转机之后四五天的夜里，我醒来了，喊醒了广平。 “给我喝一点水。并且去开开电灯，给我看来看去的看一下。 “为什么？……”她的声音有些惊慌，大约是以为我在讲昏话。 “因为我要过活。 民国时期是中国发生大变革的时期，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文人开始使用白话文，开启了中国近现代文学的新篇章，其影响涵盖了政治、文学、教育等各个领域。在这本书里可以看到鲁迅、胡适、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徐志摩、戴望舒等等名人的身影，这其中有他们的日记、与友人家人来往的信件、零碎发表的文字、家庭亲友的来往以及各种生活琐事，显现出一个个活生生的立体的现实的人，他们走下舞台，回归平凡的生活当中，我们似乎可以参与其中，与他们拉拉家常，谈谈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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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我们的教师为了控制课堂，总担心秩序失控而严格纪律，导致紧张有余而轻松不足。轻松的氛围，使学生没有思想顾忌，没有思想负担，提问可以自由发言，讨论可以畅所欲言，回答不用担心受怕，辩论不用针锋相对。同学们的任何猜想、幻想、设想都受到尊重、都尽可能让他们自己做解释，在聆听中交流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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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另外一种意义是对平凡而言，伟大的人也需过着普通的生活，或为生计奔波。鲁迅、王国维都曾靠朋友的救济过活，也一直做着诸如抄书、写诉状、做教员的平凡工作。“枯坐终日，极无聊赖”，这是鲁迅在1912年5月的一则日记中所述。难以想象当时为了中国奋笔疾书，呐喊呼吁，写下许多绝妙文章的鲁迅也会有这般寂寥的时间。而他们值的钦佩之处就在于思想和信念没有被这样日常的乏味的生活消磨殆尽，而是抽身出来，用手中的一支笔，化腐朽为神奇，给后人留下无数珍贵的文化遗产。 书中介绍的人物当中，最让人痛心的是王国维，一个带着忧郁气质的国学大师，仅有五十年的悲情一生。自幼丧母，身体多疾，一生五十年中经历了十五个亲人的死亡，其中包括他的五个孩子。他虽有才情，也多得大家的赏识，却终没有使家人安居乐业的能力，常常在书信中向朋友哭诉经济的拮据，靠朋友的救济度日。现实和理想的落差使他终日郁郁寡欢，目睹了太多的死亡迫使他思考这个人生的终极问题，终于，自溺在颐和园的湖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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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中达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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