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国士之1：酒旗风暖少年狂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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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大鹏 著，丁聪 绘

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ISBN：9787100072069

版次：1

商品编码：11221114

品牌：商务印书馆（The Commercial Press）

包装：平装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0-12-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456

正文语种：中文

内容简介

　　《百年国士之1：酒旗风暖少年狂》所谓的“国士”，就是这样的人。“国土”一词儿，古已有之。《史记》中说：“若韩信者，国士无双。”以后历代使用不辍。其含义一顾名就可以理解。《辞源》中说：“一国之内所共推为才士也。”陈寅恪先生在《王观堂先生挽词》的“序”中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浑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寅恪先生在这里讲的是王国维先生，所以非提到自杀不行。其实传承一种文化的“国士”，不一定人人要自杀。反而是不自杀者更多更多，其传承的作用也起得更大更大；自杀者，不得已而为之者也。即使在一种文化衰落之时，我们也并不提倡自杀。“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不也是一种好办法吗？

作者简介

　　王大鹏，1937年9月生，河北献县人。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丁聪，1916年生于上海，曾任《人民画报》副总编辑、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兼漫画艺术委员会主任、中国美术馆馆长。2009年5月26日病逝于北京，享年93岁。

内页插图

精彩书评

　　一百年来，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钜劫奇变，西化东渐，洪波激荡。几代文人学者，忧国匡救，以其卓识奇才，筚路蓝缕，扶危继绝，或施之事业，或见于文章。中华文化，凝聚一身，沉浮毁誉，难累其心，独立不惧，孤往不悔。时运交移，俯仰百变，泰半已为归人，隐入苍莽青史，硕果仅存者，亦臻耄耋期颐。吾辈祀之以国殇，奉之为国士，高山仰止，永怀不敢或忘。
　　——王大鹏

目录

序一
序二
辜鸿铭（1857-1928年）
辜鸿铭先生轶事
记辜鸿铭
回忆辜鸿铭先生
绝代的学者
英文门教授辜鸿铭

蔡元培（1868-1940年）
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蔡孑民先生的最后遗言
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
试为蔡先生写一篇简照
我所景仰的蔡先生之风格
记蔡孑民先生
回忆蔡元培先生

章太炎（1869-1936年）
太炎先生轶事简述
一辈子讲真话的人——纪念先祖父太炎先生诞辰
我所见晚年的章炳麟
章炳麟渊博怪诞
章太炎
追忆章太炎先生——章太炎先生逝世五十周年纪念
师事国学大师章太炎

梁启超（1873-1929年）
三十自述
上台唱戏
无穷的恩惠
记梁任公
梁任公先生印象记
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
忆梁启超先生

齐如山（1875-1962年）
我的外公齐如山——纪念齐如山先生逝世二十五周年
纪念先翁齐如山先生
读《国剧艺术汇考》的感想
为梅兰芳编戏与排戏
记齐如山

张伯苓（1876-1951年）
教育家张伯苓
巍巍乎吾南开大校长
张伯苓与南开大学（节选）
我们的老校长
……
王国维（1877-1927年）
连横（1878-1936年）
陈独秀（1879-1942年）
于右任（1879-1964年）
李叔同（1880-1942年）

精彩书摘

　　这两函虽仅为文化一方面之攻击与辩护，然北大已成为众矢之的，是无可疑了。越四十余日，而有五四运动。我对于学生运动，素有一种成见，以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何等政治的组织。其有年在二十岁以上，对于政治有特殊兴趣者，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不必牵涉学校。所以民国七年夏间，北京各校学生，曾为外交问题结队游行，向总统府请愿；当北大学生出发时，我曾力阻他们，他们一定要参与；我因此引咎辞职。经慰留而罢。到八年五月四日，学生又有不签字于巴黎和约与罢免亲日派曹陆章的主张，仍以结队游行为表示，我也就不去阻止他们了。他们因愤激的缘故，遂有焚曹汝霖住宅及攒殴章宗祥的事，学生被警厅逮捕者数十人，各校皆有，而北大学生居多数；我与各专门学校的校长向警厅力保，始释放。但被拘的虽已保释，而学生尚抱再接再厉的决心，政府亦且持不做不休的态度，都中宣传政府将明令免我职而以马其昶君任北大校长，我恐若因此增加学生对于政府的纠纷，我个人且将有运动学生保持地位的嫌疑，不可以不速去。乃一面呈政府，引咎辞职，一面秘密出京，时为五月九日。
　　那时候学生仍每日分队出去演讲，政府逐队逮捕，因人数太多，就把学生都监禁在北大第三院。北京学生受了这样大的压迫，于是引起全国学生的罢课，而且引起各大都会工商界的同情与公愤，将以罢工罢市为同样之要求。政府知势不可侮，乃释放被逮诸生，决定不签和约，罢免曹陆章，于是五四运动之目的完全达到了。
　　五四运动之目的既达，北京各校的秩序均恢复，独北大因校长辞职问题，又起了多少纠纷。政府曾一度任命胡次珊君继任，而为学生所反对，不能到校；各方面都要我复职。我离校时本预定决不回去；不但为校务的困难，实因校务以外，常常有许多不相干的缠绕，度一种劳而无功的生活，所以启事上有“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等语。但是隔了几个月校中的纠纷，仍在非我回校不能解决的状态中，我不得已，乃允回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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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在人类历史上，几乎每一个民族都创造了自己的独特的文化。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历史悠久，可谓独特中之最独特者。此乃世人之公言，非我一人之私言也。
　　文化一旦被创造出来，在共时方面，它一定会向四周传播，无远弗届。在历时方面，它一定会代代传承，永不停止。
　　关于前者，我们先暂时不谈，而只谈后者。文化传承的方式或者手段，不出以下诸端：首先是通过经典文献，把人类的发明创造用文字记录下来，传诸后世。人类抒发感情而创作的诗歌等文学形式，也用文字记载下来，以传诸后世。其次是通过绘画、雕塑、建筑、音乐等等，世袭罔替，一代传至一代。中国的长城、埃及的金字塔等等是最著名的例子。在中国，除了绘画之外，还有书法，这几乎是中国所特有的。至于联合国规定的如泰山之类的文化名胜，并不是人类的创造，与长城等不能混为一谈。
　　最后一个传承文化的工具，就是人类本身。我个人的看法是，几乎人人在这里都有份儿，但是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是绝对悬殊的。芸芸众生，在自己的思想中、行动上都或多或少地带有传承文化的意味；但是传承量微不足道。在这里，起关键作用的是那些极少数的特立独行之士，他们身上的文化传承量是相当大的。本书所谓的“国士”，就是这样的人。“国土”一词儿，古已有之。《史记》中说：“若韩信者，国士无双。”以后历代使用不辍。其含义一顾名就可以理解。《辞源》中说：“一国之内所共推为才士也。”陈寅恪先生在《王观堂先生挽词》的“序”中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浑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寅恪先生在这里讲的是王国维先生，所以非提到自杀不行。其实传承一种文化的“国士”，不一定人人要自杀。反而是不自杀者更多更多，其传承的作用也起得更大更大；自杀者，不得已而为之者也。即使在一种文化衰落之时，我们也并不提倡自杀。“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不也是一种好办法吗？
　　我在上面提到了文化传承的手段或工具，最后归结到人身上。这是历史事实所证明了的，并不是我一个人的臆断。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史，可以为证。即以近百年的历史而论，又何尝不是这样？本书的编选者王大鹏教授，根据自己独特的看法，从过去一百年中选出了近50名“国士”，编成了这一本书。他根据陈寅恪先生的说法，认为这些人都是为“此文化（指中国文化——羡林注）所化之人”。根据我的补充说法，“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就是能传承此文化的人。我认为，我们俩的说法并没有任何矛盾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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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下面来专门讨论一下宋教授所谓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第四个特点：“农民性”。我之所以拿这个“特点”作专门的讨论，是因为这个所谓的“农民性”特点，很具有迷惑性，不加分析的话，一般会认为他的说法很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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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国士之》所谓的“国士”，就是这样的人。“国土”一词儿，古已有之。《史记》中说：“若韩信者，国士无双。”以后历代使用不辍。其含义一顾名就可以理解。《辞源》中说：“一国之内所共推为才士也。”陈寅恪先生在《王观堂先生挽词》的“序”中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浑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寅恪先生在这里讲的是王国维先生，所以非提到自杀不行。其实传承一种文化的“国士”，不一定人人要自杀。反而是不自杀者更多更多，其传承的作用也起得更大更大；自杀者，不得已而为之者也。即使在一种文化衰落之时，我们也并不提倡自杀。“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不也是一种好办法吗？在人类历史上，几乎每一个民族都创造了自己的独特的文化。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历史悠久，可谓独特中之最独特者。此乃世人之公言，非我一人之私言也。　　文化一旦被创造出来，在共时方面，它一定会向四周传播，无远弗届。在历时方面，它一定会代代传承，永不停止。　　关于前者，我们先暂时不谈，而只谈后者。文化传承的方式或者手段，不出以下诸端：首先是通过经典文献，把人类的发明创造用文字记录下来，传诸后世。人类抒发感情而创作的诗歌等文学形式，也用文字记载下来，以传诸后世。其次是通过绘画、雕塑、建筑、音乐等等，世袭罔替，一代传至一代。中国的长城、埃及的金字塔等等是最著名的例子。在中国，除了绘画之外，还有书法，这几乎是中国所特有的。至于联合国规定的如泰山之类的文化名胜，并不是人类的创造，与长城等不能混为一谈。　　最后一个传承文化的工具，就是人类本身。我个人的看法是，几乎人人在这里都有份儿，但是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是绝对悬殊的。芸芸众生，在自己的思想中、行动上都或多或少地带有传承文化的意味；但是传承量微不足道。在这里，起关键作用的是那些极少数的特立独行之士，他们身上的文化传承量是相当大的。本书所谓的“国士”，就是这样的人。“国土”一词儿，古已有之。《史记》中说：“若韩信者，国士无双。”以后历代使用不辍。其含义一顾名就可以理解。《辞源》中说：“一国之内所共推为才士也。”陈寅恪先生在《王观堂先生挽词》的“序”中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浑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寅恪先生在这里讲的是王国维先生，所以非提到自杀不行。其实传承一种文化的“国士”，不一定人人要自杀。反而是不自杀者更多更多，其传承的作用也起得更大更大；自杀者，不得已而为之者也。即使在一种文化衰落之时，我们也并不提倡自杀。“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不也是一种好办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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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认真研究认真品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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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不用历史的观点来看这些语言，宋教授所总结的这些所谓知识分子的“农民性”的表现和这些表现所产生的深层历史根源都好像是对的。但是，既然是要查找根源，那我们翻翻历史就会明白，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基本上处于闭关自守的状态，是以小农经济为主的、独立自主的封建制国家。那时候，上起官僚皇亲、下至黎民百姓，思想上没有什么两样，清一色的儒家文化。只不过不同的社会阶层有着不同的生活方式而已，何来什么思想上的“农民性”？“机会主义，血缘主义，面子主义，权威主义，平均主义，功利主义”等思想，说到底是当时的社会制度和儒家文化造就的，在当时那种大环境下，是社会各个阶层不得不遵循的思维方式。其实，在古代历史上，中国的老百姓是没有自己的思想的，即便是有，也无法表达。集权和儒家文化，使百姓成为思想上的奴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