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下面来专门讨论一下宋教授所谓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第四个特点:“农民性”。我之所以拿这个“特点”作专门的讨论,是因为这个所谓的“农民性”特点,很具有迷惑性,不加分析的话,一般会认为他的说法很在理。
评分 评分《百年国士之》所谓的“国士”,就是这样的人。“国土”一词儿,古已有之。《史记》中说:“若韩信者,国士无双。”以后历代使用不辍。其含义一顾名就可以理解。《辞源》中说:“一国之内所共推为才士也。”陈寅恪先生在《王观堂先生挽词》的“序”中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浑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寅恪先生在这里讲的是王国维先生,所以非提到自杀不行。其实传承一种文化的“国士”,不一定人人要自杀。反而是不自杀者更多更多,其传承的作用也起得更大更大;自杀者,不得已而为之者也。即使在一种文化衰落之时,我们也并不提倡自杀。“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不也是一种好办法吗?在人类历史上,几乎每一个民族都创造了自己的独特的文化。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历史悠久,可谓独特中之最独特者。此乃世人之公言,非我一人之私言也。 文化一旦被创造出来,在共时方面,它一定会向四周传播,无远弗届。在历时方面,它一定会代代传承,永不停止。 关于前者,我们先暂时不谈,而只谈后者。文化传承的方式或者手段,不出以下诸端:首先是通过经典文献,把人类的发明创造用文字记录下来,传诸后世。人类抒发感情而创作的诗歌等文学形式,也用文字记载下来,以传诸后世。其次是通过绘画、雕塑、建筑、音乐等等,世袭罔替,一代传至一代。中国的长城、埃及的金字塔等等是最著名的例子。在中国,除了绘画之外,还有书法,这几乎是中国所特有的。至于联合国规定的如泰山之类的文化名胜,并不是人类的创造,与长城等不能混为一谈。 最后一个传承文化的工具,就是人类本身。我个人的看法是,几乎人人在这里都有份儿,但是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是绝对悬殊的。芸芸众生,在自己的思想中、行动上都或多或少地带有传承文化的意味;但是传承量微不足道。在这里,起关键作用的是那些极少数的特立独行之士,他们身上的文化传承量是相当大的。本书所谓的“国士”,就是这样的人。“国土”一词儿,古已有之。《史记》中说:“若韩信者,国士无双。”以后历代使用不辍。其含义一顾名就可以理解。《辞源》中说:“一国之内所共推为才士也。”陈寅恪先生在《王观堂先生挽词》的“序”中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浑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寅恪先生在这里讲的是王国维先生,所以非提到自杀不行。其实传承一种文化的“国士”,不一定人人要自杀。反而是不自杀者更多更多,其传承的作用也起得更大更大;自杀者,不得已而为之者也。即使在一种文化衰落之时,我们也并不提倡自杀。“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不也是一种好办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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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要是不用历史的观点来看这些语言,宋教授所总结的这些所谓知识分子的“农民性”的表现和这些表现所产生的深层历史根源都好像是对的。但是,既然是要查找根源,那我们翻翻历史就会明白,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基本上处于闭关自守的状态,是以小农经济为主的、独立自主的封建制国家。那时候,上起官僚皇亲、下至黎民百姓,思想上没有什么两样,清一色的儒家文化。只不过不同的社会阶层有着不同的生活方式而已,何来什么思想上的“农民性”?“机会主义,血缘主义,面子主义,权威主义,平均主义,功利主义”等思想,说到底是当时的社会制度和儒家文化造就的,在当时那种大环境下,是社会各个阶层不得不遵循的思维方式。其实,在古代历史上,中国的老百姓是没有自己的思想的,即便是有,也无法表达。集权和儒家文化,使百姓成为思想上的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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