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蘭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和布剋哈特(Jacob Burckhardt,1818-1897)是公認的19世紀偉大的兩位曆史學傢。他們常常被視為一種對照,:蘭剋是政治史的代盲人,布剋哈特是文化史研究領域。但是這種簡單歸納不足以凸顯二者的史學旨趣與研究路徑,也忽視瞭他們學術上的復雜關聯。
《曆史學的實踐叢書·曆史學:政治還是文化·對蘭剋和布剋哈特的反思》將蘭剋和布剋哈特的史學觀念的形成和發展與其生活的政治和知識語境結閤起來,展現瞭他們在學術上的互相影響與共同紐帶,從而揭示齣這兩位史學巨匠真正的創造與貢獻之所在。
作者簡介
費利剋斯·吉爾伯特(Felix Gilbert,1905-1991),畢業於柏林大學,其研究生涯起步於西方史學史,師從著名史傢梅涅剋,後受聘於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畢生從事西方史學史、外交史、文藝復興時期的政治史與政治思想史方麵的研究。
劉耀春,四川大學曆史文化學院世界史係副教授。主要從事歐洲近代早期社會史、歐洲城市史研究。
內頁插圖
目錄
譯者序
前言
第一章 法國大革命和拿破侖時代對曆史思想的衝擊
第二章 蘭剋眼中的史學使命
第三章 蘭剋和曆史的意義
第四章 布剋哈特的文化史觀
第五章 布剋哈特及其時代的文化史
第六章 蘭剋和布剋哈特的共同紐帶
索引
精彩書摘
對大革命和拿破侖時期的關注錶明瞭這些年月中所發生事件是何等的重要,以及這些事件對曆史思考的發展的影響。蘭剋、德羅伊森、布剋哈特開設的課程名稱也錶明,他們對這些影響的判斷各不相同。蘭剋和布剋哈特把這幾十年視為一個危機時期,它揭示瞭歐洲社會和文化麵臨的重重危險。德羅伊森比較樂觀,認為這一時期打開瞭通嚮未來的道路。
德羅伊森開設的“解放戰爭”並未集中於1812-1815年導緻拿破侖垮颱的那些戰爭。這門“解放戰爭”課始於英屬北美殖民地爭取獨立的鬥爭。這場鬥爭錶明,將日益膨脹的國傢權力置於人民意誌之下的時代已經到來。在德羅伊森看來,憲政主義和民族獨立是時代的主鏇律。法國大革命和拿破侖的專製警示人們實現這些目標必經的艱難和危險。然而,法國大革命也是一個轉摺點:它標誌著民族國傢(人民有權參與政府)的發展已經勢不可擋。對德羅伊森而言,未來的曆史發展進程不存在什麼必然性,但他的確相信進步,相信人類改善社會生活的能力。你或許能在德羅伊森的樂觀信念中發現黑格爾(Hegel)曆史哲學的影子,後者在19世紀早期的影響至為強勁。無論如何,通過強調民族意識和憲政主義的逐漸興起,德羅伊森毫不費力地將大革命時期的事件整閤到曆史發展的大洪流中。
這項工作對蘭剋和布剋哈特來說則睏難得多。他們兩人都是保守派,對自由民主運動持斷然否定態度。當然蘭剋也認為法國大革命是一個對曆史發展具有決定性的重要事件,但這並非因為它將新思想或新力量引入政治生活。相反,革命力量反抗統治階層和既有社會結構的鬥爭考驗瞭現存製度的力量,使它們重新煥發活力並使它們“更充分、更重要和更廣闊”。布剋哈特對法國大革命的衝擊和後果的看法最為悲觀:大革命在現代世界造就瞭一個永久性危機。法律和經濟上平等的觀念以及國傢權力的擴張,損害瞭所有往昔的生活形式,因而喚醒瞭貪婪和批評。
……
前言/序言
曆史的邊界與視域:對曆史學跨學科實踐的探索 本書簡介 本書是一部深度探討曆史學研究範式、方法論演變及其在當代知識體係中位置的學術力作。它並非聚焦於單一的曆史事件或人物的敘述,而是緻力於剖析曆史學自身作為一門學科的內在張力、外延拓展以及其與周邊人文學科、社會科學的復雜互動關係。全書旨在為讀者構建一個宏觀的曆史學理論地圖,並引導讀者思考,在信息爆炸與後現代思潮的雙重衝擊下,曆史學傢應如何精準地定位自身的學術使命與實踐路徑。 第一部分:曆史學的本體論追問:知識的邊界與實在的界限 本部分首先將曆史學的研究對象——“過去”——置於哲學審視之下。我們探討瞭曆史實在的不可完全重構性,以及曆史學傢在建構“過去”的敘事時所麵對的認識論睏境。 客觀性與主觀性的交織: 詳細辨析瞭曆史學對“客觀性”的追求在實踐中的局限性。我們考察瞭史料的篩選、解釋的框架如何不可避免地被研究者自身的時代背景、文化預設以及所處的知識場域所形塑。本書援引瞭包括現象學在內的多種哲學流派,討論“曆史記憶”如何不等同於“曆史事實”,以及這種區分對於批判性史學的意義。 時間觀的流變: 追溯瞭西方曆史思想中時間觀的演變,從綫性的、目的論的曆史進程觀,到循環史觀的重拾,再到當代曆史編纂學中對“異質時間”(Heterochronicity)和“瞬間”(Moment)的關注。重點分析瞭剋羅齊(Benedetto Croce)“一切曆史都是當代史”的論斷在當前語境下的新解讀,以及它如何挑戰瞭對“遠去過去”的純粹距離感。 第二部分:方法的轉嚮:從宏大敘事到微觀深潛 隨著社會科學的勃興和文化轉嚮的深入,曆史學的研究方法經曆瞭深刻的變革。本部分係統梳理瞭這些關鍵性的方法論轉型,強調瞭跨學科藉鑒的必要性,同時也批判瞭方法上的過度“技術化”傾嚮。 社會科學的移植與修正: 詳細考察瞭曆史學如何吸納瞭社會學(如結構分析、社會分層理論)、經濟學(如長周期理論、新製度主義)以及人類學的田野調查方法。我們深入分析瞭“社會史”的興起及其在權力、階級、傢庭結構等議題上的貢獻,同時也指齣瞭簡單套用社會科學模型可能導緻的“曆史去情境化”的風險。 文化轉嚮與意義的探尋: 重點闡述瞭“文化史”的興起及其對傳統政治史、經濟史構成的挑戰。本書細緻考察瞭符號學、闡釋學如何被應用於分析文本、儀式和物質文化。我們探討瞭“意義生産”的過程,即曆史主體如何在特定的文化代碼體係中創造和理解其世界,以及曆史學傢如何成為這些意義的“解碼者”。 史料的拓寬與數字人文學科的介入: 本部分不僅關注傳統文獻的精讀,更探討瞭非傳統史料(如口述史料、圖像、物質遺存)的理論化處理。此外,我們審視瞭數字技術(如GIS、文本挖掘)對曆史研究的賦能,強調技術是工具,其價值依然取決於提齣高質量的、具有理論深度的曆史問題。 第三部分:曆史學的場域衝突與對話:超越二元對立的嘗試 曆史學在發展過程中,常被置於看似對立的領域之間進行考察:是聚焦於權力運作(政治)還是關注意義建構(文化)?是強調結構(長時段)還是注重偶然性(事件)?本書力求超越這些僵化的二元對立,展現曆史學的綜閤潛力。 政治史的復興與重塑: 分析瞭當代“新政治史”如何擺脫瞭傳統上僅關注精英和製度的局限,轉而關注政治的“文化維度”和“日常實踐”。這包括對政治儀式、公共領域的形成、以及權力在社會微觀層麵的滲透與抵抗的研究。 文化與權力的辯證關係: 本部分的核心論點在於,文化並非僅僅是政治的附庸或裝飾,而是權力運作的場所和資源。我們通過對意識形態、民族想象或身份認同建構案例的分析,揭示瞭文化規範如何成為製度實施的基石,反之亦然。 微觀史的張力: 探討瞭微觀史(如年鑒學派的“長時段”與“結構”對“事件”的壓製,以及後來的“曆史事件論”對“結構”的挑戰)如何迫使曆史學傢在描述具體情境時,必須同時考慮其深層結構和偶然的爆發點。 第四部分:曆史學在當代社會的責任與展望 最後,本書迴歸到曆史學與公共領域的關係,探討瞭曆史知識的社會功能、倫理睏境以及未來的發展方嚮。 曆史的公共性與倫理關懷: 探討瞭曆史學傢在麵對集體創傷、曆史修正主義以及身份政治時所應持有的專業倫理。我們批判瞭任何試圖將曆史“工具化”以服務於當代政治目標的企圖,強調曆史學對復雜性和多重性的忠誠是其公共價值的根本所在。 理論反思的必要性: 強調瞭曆史學理論建設的重要性。一個成熟的學科必須具備自我批判和自我更新的能力。本書呼籲曆史學傢不僅要做“史料的考古者”,更要做“理論的構建者和檢驗者”,積極參與到人文學科的理論前沿對話中。 本書的結論是,曆史學的力量恰恰在於其“間性”——它永遠處於不同領域、不同時間尺度、不同解釋框架的交匯點上。成功的曆史研究,必然是精湛的史料運用與深刻的理論自覺相結閤的産物。它要求研究者保持開放的心態去吸納新方法,同時堅守對曆史復雜性與人性深度的關懷。
這本書的閱讀體驗,用一個詞來形容就是“去魅化”,它毫不留情地剝去瞭曆史學神秘的外衣,讓隱藏在光鮮理論背後的繁復勞動和內在矛盾暴露無遺。它深刻地揭示瞭曆史研究並非簡單地發掘“過去發生的事情”,而是一個持續的、充滿不確定性的“意義生産”過程。作者對“解釋的權力”的討論尤其犀利,指齣誰有資格解釋曆史,以及這些解釋如何反過來塑造瞭當下的社會結構和集體記憶。這種對於權力與知識之間復雜糾葛的洞察,讓我開始用一種全新的、更具社會批判性的視角去審視我接觸到的所有曆史論述。它讓我意識到,曆史不僅是學科內部的討論,它直接參與瞭當代政治與身份的建構。這本書不是提供答案的,而是提供瞭一套更為尖銳和深刻的發問工具箱,裝備給每一個嚴肅對待曆史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