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阅读体验上来说,作者的文笔是极其克制而富有洞察力的,但这种克制反而更显功力。它不是那种煽情或过度解读的写作,而是基于扎实考证后呈现出的冷静叙述。然而,即使是这种冷静的笔调,也偶尔会透露出历史的悲凉感。通过那些失焦的、半途而废的刊物记录,我看到了早期现代传媒理想在现实泥潭中的挣扎与幻灭。有些报刊创办之初雄心勃勃,试图建立起一个跨越地域的思想桥梁,却因为资金链的断裂、地方势力的干预或是目标受众的疏离而迅速消亡。这些“被遗忘的角落”正是历史的真实肌理所在。这本书没有刻意去美化或贬低传教士的角色,而是客观地呈现了他们在那个特殊时代,既是外来者,又是某种程度上“中国现代化先驱”的矛盾身份。这使得整部作品在学术价值之上,增添了一份历史的厚重感与同情心。
评分这本书的价值,绝不仅仅局限于研究宗教史或新闻史的专家。对于任何对近代中国知识精英的形成过程感兴趣的普通读者而言,它都提供了一个极佳的切入点。它让我明白了,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新闻”概念和“公共讨论”的场域,其根基是多么脆弱,又是多么依赖于那些早期开拓者的试错与积累。作者通过对报刊内容的筛选、对读者反馈的分析,构建了一个关于“知识的接受与重塑”的模型。它回答了这样一个根本问题:当一种全新的信息系统被植入一个古老的文明结构时,这场缓慢而剧烈的内在震荡是如何一步步展开的。这本书的启发性在于,它让你跳脱出现代媒体的“理所当然”,去重新审视信息传播在人类社会变革中的核心驱动力。这是一部需要细细品味,并且会不断在脑海中留下回响的作品。
评分深入阅读后,最让我着迷的是它对于“文化翻译”这一核心议题的探讨深度。报刊作为一种舶来的传播形式,它如何被嫁接到中国传统的话语体系中,本身就是一个极具张力的过程。我特别留意到作者对不同宗教派别、不同语言习惯背景下的传教士们所采用的文体差异进行了精妙的对比分析。有些报刊追求的是教会内部的交流和稳定,语言风格相对保守严谨;而另一些则更侧重于向更广大的中国知识阶层“传道授业”,其文字的力度和策略性就显得更为激进和巧妙。这种对文本细节的捕捉,使得整本书的论证不再是平面化的,而是呈现出多维度的光谱。它揭示了一个深刻的悖论:这些旨在传播“普世真理”的媒介,其最终呈现出的面貌,无不打上了特定历史人物和特定文化环境的深深烙印。它让我思考,即便是最纯粹的意图,在跨文化传播中,也必然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变异和适应。
评分这本书的标题,光是“传教士中文报刊史”几个字,就带着一股浓郁的历史沉淀感,让人忍不住想一探究竟。我本来以为这会是一部严肃刻板的学术著作,堆砌着枯燥的史料和晦涩的理论,但翻开之后,发现它的叙事方式远比我想象的要生动有趣。作者仿佛是一位资深的“文物修复师”,小心翼翼地揭开那些泛黄报纸背后的尘封往事。他不仅仅是在罗列创刊时间、发行频率这样的基本信息,更是在试图还原那个特定历史语境下,第一批中文报刊是如何从无到有,挣扎着在文化碰撞的前沿站稳脚跟的。这种对早期媒介生态的细致描摹,让我对那个时代知识传播的艰辛有了更直观的感受。阅读过程中,我仿佛能听到油墨印刷机“咔嗒咔嗒”的声响,感受到早期编辑们面对语言障碍和审查压力时,那种既兴奋又惶恐的复杂心境。它不是一份冰冷的文献汇编,而是一幅描绘思想交锋的动态画卷,展示了西方传教士如何试图用中文这个他们仍在学习的载体,去构建一个全新的公共话语空间。
评分这本书的结构安排颇具匠心,它没有采取绝对线性的编年史写法,而是巧妙地设置了几条贯穿始终的“主题脉络”,像探照灯一样聚焦于报刊在特定社会议题上的角色转变。比如,有一章集中讨论了报刊在晚清“开眼看世界”思潮中的催化作用,分析了它们是如何挑选和翻译西方的科学、地理、政治概念,并将其植入到中国读者的认知版图中。这种分析层次之高,让我不得不佩服作者在浩如烟海的原始资料中提炼出清晰逻辑的能力。它不是简单地讲述“发生了什么”,而是深究“为什么会以这种方式发生”,以及“这种发生对后续的社会舆论产生了怎样的结构性影响”。它将报刊从纯粹的宗教宣传工具,提升到了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期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关键一环,视角宏大而又不失微观的敏锐性。
评分传教士中文报纸很难看到,此书的介绍很有用
评分是一本很不错的书,值得买
评分还是比较简单的介绍了传教士中文报刊~不够深入~
评分是一本很不错的书,值得买
评分此书权作资料备置,以便日后查阅。
评分绝大部分时间可算“海晏河清”,梁朝虽偏安江左,但仍能在相当程度上以华夏文化正统的继承者自居。大约在普通六年(公元525年)前后,梁武帝忽发奇想,在长春殿召集群臣开学术研讨会,主题居然是讨论宇宙模型!这在历代帝王中也可算绝无仅有之事。 这个御前学术研讨会,并无各抒己见自由研讨的氛围,《隋书•天文志》说梁武帝是“盖立新意,以排浑天之论而已”,实际上是梁武帝个人学术观点的发布会。他一上来就用一大段夸张的铺陈将别的宇宙学说全然否定:“自古以来谈天者多矣,皆是不识天象,各随意造。家执所说,人著异见,非直毫厘之差,盖实千里之谬。”这番发言的记录保存在唐代《开元占经》卷一中。此时“浑天说”早已在中国被绝大多数天学家接受,梁武帝并无任何证据就断然将它否定,若非挟帝王之尊,实在难以服人。而梁武帝自己所主张的宇宙模型,则是中土传统天学难以想象的: 四大海之外,有金刚山,一名铁围山。金刚山北又有黑山,日月循山而转,周回四面,一昼一夜,围绕环匝。于南则现,在北则隐;冬则阳降而下,夏则阳升而高;高则日长,下则日短。寒暑昏明,皆由此作。 梁武帝此说,实有所本——正是古代印度宇宙模式之见于佛经中者。现代学者相信,这种宇宙学说还可以追溯到古代印度教的圣典《往世书》,而《往世书》中的宇宙学说又可以追溯到约公元前1000年的吠陀时代。 召开一个御前学术观点发布会,梁武帝认为还远远不够,他的第二个重要举措是为这个印度宇宙在尘世建造一个模型——同泰寺。同泰寺现已不存,但遥想在杜牧诗句“南朝四百八十寺”中,必是极为引人注目的。关于同泰寺的详细记载见《建康实录》卷十七“高祖武皇帝”,其中说“东南有璇玑殿,殿外积石种树为山,有盖天仪,激水随滴而转”。以前学者大多关注梁武帝在此寺舍身一事,但日本学者山田庆儿曾指出,同泰寺之建构,实为摹拟佛教宇宙。 “盖天仪”之名,在中国传统天学仪器中从未见过。但“盖天”是《周髀算经》中盖天学说的专有名词,《隋书•天文志》说梁武帝长春殿讲义“全同《周髀》之文”,前人颇感疑惑。我多年前曾著文考证,证明《周髀算经》中的宇宙模型很可能正是来自印度的。故“盖天仪”当是印度佛教宇宙之演示仪器。事实上,整个同泰寺就是一个充满象征意义的“盖天仪”,是梁武帝供奉在佛前的一个巨型礼物。 梁武帝在同泰寺“舍身”(将自己献给该寺,等于在该寺出家)不止一次,当时帝王舍身佛寺,并非梁武帝所独有,稍后陈武帝、陈后主等皆曾舍身佛。这看来更象是某种象征性的仪式,非“敝屣万乘”之谓。也有人说是梁武帝变相给同泰寺送钱,因为每次“舍身”后都由群臣“赎回”。
评分绝大部分时间可算“海晏河清”,梁朝虽偏安江左,但仍能在相当程度上以华夏文化正统的继承者自居。大约在普通六年(公元525年)前后,梁武帝忽发奇想,在长春殿召集群臣开学术研讨会,主题居然是讨论宇宙模型!这在历代帝王中也可算绝无仅有之事。 这个御前学术研讨会,并无各抒己见自由研讨的氛围,《隋书•天文志》说梁武帝是“盖立新意,以排浑天之论而已”,实际上是梁武帝个人学术观点的发布会。他一上来就用一大段夸张的铺陈将别的宇宙学说全然否定:“自古以来谈天者多矣,皆是不识天象,各随意造。家执所说,人著异见,非直毫厘之差,盖实千里之谬。”这番发言的记录保存在唐代《开元占经》卷一中。此时“浑天说”早已在中国被绝大多数天学家接受,梁武帝并无任何证据就断然将它否定,若非挟帝王之尊,实在难以服人。而梁武帝自己所主张的宇宙模型,则是中土传统天学难以想象的: 四大海之外,有金刚山,一名铁围山。金刚山北又有黑山,日月循山而转,周回四面,一昼一夜,围绕环匝。于南则现,在北则隐;冬则阳降而下,夏则阳升而高;高则日长,下则日短。寒暑昏明,皆由此作。 梁武帝此说,实有所本——正是古代印度宇宙模式之见于佛经中者。现代学者相信,这种宇宙学说还可以追溯到古代印度教的圣典《往世书》,而《往世书》中的宇宙学说又可以追溯到约公元前1000年的吠陀时代。 召开一个御前学术观点发布会,梁武帝认为还远远不够,他的第二个重要举措是为这个印度宇宙在尘世建造一个模型——同泰寺。同泰寺现已不存,但遥想在杜牧诗句“南朝四百八十寺”中,必是极为引人注目的。关于同泰寺的详细记载见《建康实录》卷十七“高祖武皇帝”,其中说“东南有璇玑殿,殿外积石种树为山,有盖天仪,激水随滴而转”。以前学者大多关注梁武帝在此寺舍身一事,但日本学者山田庆儿曾指出,同泰寺之建构,实为摹拟佛教宇宙。 “盖天仪”之名,在中国传统天学仪器中从未见过。但“盖天”是《周髀算经》中盖天学说的专有名词,《隋书•天文志》说梁武帝长春殿讲义“全同《周髀》之文”,前人颇感疑惑。我多年前曾著文考证,证明《周髀算经》中的宇宙模型很可能正是来自印度的。故“盖天仪”当是印度佛教宇宙之演示仪器。事实上,整个同泰寺就是一个充满象征意义的“盖天仪”,是梁武帝供奉在佛前的一个巨型礼物。 梁武帝在同泰寺“舍身”(将自己献给该寺,等于在该寺出家)不止一次,当时帝王舍身佛寺,并非梁武帝所独有,稍后陈武帝、陈后主等皆曾舍身佛。这看来更象是某种象征性的仪式,非“敝屣万乘”之谓。也有人说是梁武帝变相给同泰寺送钱,因为每次“舍身”后都由群臣“赎回”。
评分作者從《察世俗每月統記傳》(以下簡稱《察世俗》)與《東西洋考每月統計傳》(以下簡稱《東西洋考》)寫起,這兩份刊物也確實有其重要之處。前者與1815年創刊於麻六甲,是中國“近代化報刊的肇始”,“是傳教士創辦的第一份以中國人為物件的報刊,也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份中文近代報刊”。後者1833年創刊于廣州,“是創建於中國境內的第一家中文近代報刊”。我們可以這樣說,有賴於傳教士的努力我們的中文報刊的發展基本上是與世界同步的;雖然傳教士們的初衷是“直接宣傳基督教”。儘管《察世俗》“始終沒有跨出宗教報刊的範疇”,但“它最早向中國讀著介紹了西方近代報刊的概念,並將這一概念引入中國”。“中文近代報刊史上的第一條新聞”也是《察世俗》刊載的。而《東西洋考》“它所刊登的《新聞紙略論》,是中文報刊史上的第一篇新聞學專文”。
评分收录的很全,值得拥有的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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