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季革命，始于甲午战争前后，由孙中山倡始。庚子以后，各派革命势力兴起，终汇成革命洪流。各派人士推动革命，无不以组织团体为进行之方法。孙中山于1894年在夏威夷组织兴中会，1905年在日本合各派势力组织同盟会，并在国内外各地成立分会，影响波及国内外。蔡元培、章炳麟在江浙组织光复会；黄兴在两湖联合学界组织华兴会。1905年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三派人士结为同盟会，革命由地方性发展为全国性。其后又有共进会和同盟会中部总会的成立。各团体皆以反清为目标。在竞争发展的情形下，革命势力日盛，终有武昌革命的成功。

作者简介

　　张玉法，台湾中研院院士，1935年生于山东，于1949年赴台，先后就读于台湾师范大学史地系、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研究所，曾任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大学、台湾大学史研所兼任教授，毕生专治中国近现代史、山东区域史，著作等身，　　辛亥革命是张玉法先生近代史研究的起点，《清季的立宪团体》与《清季的革命团体》是他在这一研究领域最重要的两部专著。

简体版序言再版自序自清季主要革命团体分合图ⅷ 第一章绪论门第二章清季革命运动的背景第一节革命思想的由来（一）渊源于传统中国思想者（二）渊源于近代西方思潮者（三）受反满与排外运动激荡者第二节社会基础的剖视（一）社会阶层的变化及各阶层在革命中的角色（二）新知识分子——革命的领导阶层（三）秘密社会——革命的一种兵源（四）华侨——革命的主要饷源（五）妇女——新生的社会力量第三节政治环境中的革命条件（一）满清政权的不稳（二）立宪派的角色（三）新军的潜力第四节国际背景的分析（一）列强对中国革命的态度（二）参与辛亥革命的外国人（三）租界在革命中的地位第三章第一把革命的火炬——兴中会第一节孙中山及其革命思想的诞生第二节兴中会的创立与组织分布第三节会员成分的分析第四节主义与宣传第五节起事与经费第四章志士争起与革命团体的继兴第一节蔓延于华南的革命火花（一）谢缵泰与1903年的广州之役（二）周云祥与1903年的临安之役（三）许雪秋与1905年的潮州之役第二节留东学界的革命潮与军国民教育会第三节华兴会及其活动第四节光复会的前期第五章革命派的大联合——同盟会第一节同盟会的创立第二节本部组织及支分会的分布第三节会员成分的分析第四节内部冲突与派系之争第五节主义与宣传（一）主义与方略（二）宣传与论战（1）——兴中会晚期（三）宣传与论战（2）——同盟会早期（四）宣传与论战（3）——同盟会中期（五）宣传与论战（4）——同盟会晚期第六节起事与经费第七节对辛亥革命的贡献第六章由联合到分途发展（上）——光复会的后期第一节领导人物及其与同盟会的分合第二节会员成分的分析第三节武装起事与江浙光复第七章由联合到分途发展（下）——共进会第一节共进会的崛起及其方略第二节湖北革命团体的递变（上）——军学两界活跃时期（一）湖北革命风潮之掀起（二）科学补习所（三）日知会（四）安郡公益社第三节湖北革命团体的递变（下）——军界独盛时期（一）湖北军队同盟会（二）群治学社（三）振武学社（四）文学社第四节共进会的发展及其与武昌革命的关系第八章从统计数字看革命势力的分布和成长第一节萌芽时期（1894—1905）第二节茁壮时期（1905—1911）第九章结论征引书目（一）中日文部分（二）引文部分索引

精彩书摘

上述反教、拒洋、仇洋运动，主要发生于英法联军之后，初以教士入内地传教，激起士民的骚动；继以外人要求租港、筑路、开矿，引起广泛的不满。1900年（光绪廿六年）的义和团之乱，即为此类情绪的综合表现。
1900年以后的排外运动，大部是一批真正从事救亡运动的人士所发起，声势较大者有1903年（光绪廿九年）的拒俄，1905年（光绪卅一年）的反美，和1908年（光绪卅四年）的排日。俄国乘1900年义和团之乱占有中国东北，至1903年春提出撤兵条件，欲置东北于俄国势力范围之下。当时京师大学堂诸生联名上书，议绝俄人要挟；留日学生要求清廷促俄撤兵，组“拒俄义勇队”，不惜与俄人一战。其余上海、广东士绅，集谋电争，以坚当路大臣拒俄之决心者，亦复不少。“拒俄义勇队”原为革命志士所策动，后来受到清廷的制止，遂改变组织，转化为革命团体。
美国排斥华工由来已久。1894年（光绪廿年）中美间订有一种禁止华工人美的条约，为期十年。至1904年（光绪卅年），中国驻美公使梁诚提议废止，美国则欲把它变为永久有效。此事引起中国朝野的反感，于是各城市掀起抵制美货运动。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W.W.Rockhill）要求中国政府制止此一运动，清廷表示对此运动并不'反对。后来一般商人发现此一运动影响其本身利益，不再坚持，学生运动亦逐渐平息。至1905年8月31日，清廷有令禁止，在广州的一次企图恢复亦告失败。
1908年的排曰是由二辰丸案引起的。是年2月，澳门商人柯某自日购买军械由日轮二辰丸运抵澳门葡界海面，为清舰捕获。日人以清舰在葡界扣押彼国商船，有违国际公法，提出严重抗议，粤督张人骏卒以赔偿日轮损失及鸣炮谢罪了事。事后粤人引为大耻，上海两广同乡会及政闻社等皆电粤吏力争，遂发起抵制日货运动，香港方面，由伍庄（宪子）主持，组织“振兴国货会”。港督受日领事之请，将伍驱逐出境，伍聘律师申诉，一般舆论亦不值港督所为，卒将驱逐令取消。抵制日货运动延续达八个月之久，日商损失颇大。
除上述三大风潮外，其他的民族情绪表现在争路、争矿和争界上。关于争路，如1904年（光绪卅年）湘、鄂、粤三省官绅发动收回美商合兴公司（American Chinese Development Co.）的粤汉铁路修筑权（1900年订约），留日学生即热烈展开支援，组“三省铁路联合会”，电争废约自办，声言“路存与存，路亡与亡”。1905年粤汉路权收回后，湖南绅学各界即设立铁路公司筹款自办。不意清政府欲行铁路国有，径向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借款修筑川汉、粤汉铁路，遂激起川、湘、鄂、粤等省人民的保路运动。又如1907年（光绪卅三年），江浙两省为收回苏杭甬路权，曾开会认股，拒借外债，绅、学、商各界均组有团体，从事运动。广东、江西、山西、湖南等省铁路代表，皆起为后盾。是年10月，清廷竟与中英公司订约借款筑路，于是江浙人民大愤，“江苏铁路协会”、“浙江国民拒款会”等纷向政府提出抗议，湖州工程师汤绪，且为此绝食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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