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辛亥革命以来，中国已走过百年共和之路。刘小枫就百年共和之义，以敏锐的眼光从思想史角度选取关键的历史人物（如毛泽东）和事件（如抗美援朝），考察中国百年的民主共和思想在古今之争背景下的跌宕历程。
　　《百年共和之义》所收录的这些文章，不仅仅要为将来的历史思考留下备查的文献，更重要的是，作者从古典政治哲学视角出发，力图使百年共和的关键人物和事件越出单纯的现代范畴，在极为广泛纵深的思想史层面彰显其意义。

作者简介

刘小枫，男，重庆人，四川外语学院文学学士、北京大学哲学硕士，瑞士巴塞尔大学神学博士。曾任深圳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比较文化研究所兼任教授，中山大学哲学系古典学中心主任、“逸仙”讲座教授。“经典与解释”系列书籍主编。主要学术著作有：《诗化哲学》、《拯救与逍遥》、《走向十字架上的真》、《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沉重的肉身》、《这一代人的怕和爱》、《刺猬的温顺》、《圣灵降临的叙事》、《重启古典诗学》、《拣尽寒枝》、《共和与经纶》等。

精彩书评

　　谁能使中国恢复“大国”地位
　　——“美国在中国的失败”三思
　　
　　一美国有义务使中国变得“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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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邹谠在书中（指《美国在中国的失败》）反复说明，美国在1943年提出“使中国成为大国”的构想，完全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或者说出于完全自私的战略目的：“极大限度地利用中国的军事潜力”，拖住日本（页30—31）——毕竟，此时美国正处于被迫两线作战阶段，担心自己无法同时应付东西两个战场。还有一个理由的确堪称极富政治远见：让中国成为西方列强的附庸，打破日本宣扬的“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理念（页40），也就是所谓日本的“亚洲门罗主义”。邹谠用大量篇幅描写美国如何出于自己的利益来实现“使中国成为大国”的构想，从而与他近乎夸张地一再强调美国立国姿态的道义形象形成鲜明对照，让我不得不感佩邹谠先生的春秋笔法——他让我们看到，美国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有“义务”“使中国成为大国”。奇怪的是，美国提议让中国成为所谓“四大国”之一后，不仅当时、甚至迄今仍然有中国智识人感到兴奋。就当年的情形而言，有虚荣心的中国人才会为这样的提议感到兴奋。比如，蒋委员长就因为能与西方首脑坐在一起开会而兴奋不已。此时日军正发起新一轮攻势，企图夺取中南，委员长不顾战场态势，再次让中国军人在湖南打面子仗，非让一个整编师活活送死。1944年4月至12月，湖南会战历时8个月，蒋委员长一心想的是国际面子，处处顾及“国际的想法”——其实就是美英两国的想法，拒绝服膺毛泽东游击战略的白崇禧提出的敌后游击战，因为这样无法迅速吸引美英舆论的眼球。为了顾及国际观感，蒋介石坚持分兵固守城市，而非有效集中兵力，结果被日军各个击破……
　　按邹谠教授在书中的分析，美国的这一“高尚”政治设想失败的首要原因，是美国自身的能力有限和后来军事战略的调整。太平洋战争初期，出于军事战略上的考虑，美国非常需要中国。首先，需要中国为美军空军提供陆上基地攻击日本船队，建立空军基地需要中国的人力资源；第二，美国需要中国军队“拖住相当多的日军，否则这些军队……会对盟国造成破坏性影响”（页37—39），这就需要增强中国军队的抵抗能力。第三，美国把中国大陆视为将来反攻日本时的前进基地，这意味着美军将先在中国大陆实施登陆作战，与日军在中国土地上交手。这样一来，美国就对中国在战后的政制建设有了发言权。然而，扭转欧洲战局对美国来说更为迫切，因此，即便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而提出的援助中国的计划也只能打白条。后来，美军的跳岛战略获得成功，决定放弃与日军在中国大陆决战的构想，改为直接对日本本土实施登陆作战——说到底，二战期间美国没有针对日本的侵略在中国本土采取大规模武装干涉行动，著名的陈纳德航空队是一支很小的空军力量，而且起初仅是陈纳德招募的“雇佣”人员。即便如此，保持“中立”的美国政府还曾威胁要逮捕陈纳德，送军事法庭审判。邹谠说，“使中国成为大国”的计划“雄心勃勃”，与美国实际“向中缅印战区提供的微不足道的物资援助形成了鲜明对照”（页42）。其实，邹谠在书中给出的“鲜明对照”要广泛和深刻得多。
　　更为鲜明的对照是：在一年多后的雅尔塔会议上，为了换取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压制日本精锐的关东军，美国与苏联签订了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秘密协定。邹谠教授终于忍不住说：雅尔塔协定“损害了中国领土完整和机会均等的原则”……“象征着对中国的‘背叛’……和不道德的秘密外交”（页210、213）。1945年9月，日本已经无条件投降，蒋介石想起雅尔塔协议的内容，也禁不住在日记中写到：“旧耻已雪，新耻又添……”因此，当邹谠把美国“高级决策层”在1943年决定给予中国“四大国之一”的待遇说成门户开放政策的“必然结果”时，无异于讽刺。他引述当时美国的一部关于远东战略的名著的观点说：一旦中国“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捍卫独立的”“强大、统一的中国”，“门户开放政策在中国的具体条件下将成为时代的错误，并停止生存”（页33）——这无异于借美国战略家的话揭示了门户开放政策的欺骗性质。邹谠知道，雅尔塔协议签订四个月之后，蒋介石才从美国大使赫尔利那里正式获悉协议内容。陪同赫尔利的魏德迈将军回忆说，蒋介石当时听完协议内容后一声不吭，他实在无法相信堂堂自由民主的美国政府竟然也会干出这事，中国人抗日的血迹还未干啊……魏德迈回忆说：“作为一个美国人，我坐在那里很尴尬……”。邹谠也知道，外交部长同时也是自由主义者的宋子文曾对美国海军上将利希表示，中国不能接受雅尔塔协议中涉及中国主权的条款，必要时中国将以军事手段捍卫自己的主权。利希问何时动手，宋子文回答：“未来五百年里的任何时候”……
　　美国后来还有更为精彩的杰作：打扫欧洲战场时，美、英、法、俄取得对德国的共管分制权，打扫亚洲战场时，美国并未组成美国、俄国、英国、中国“四警察”机构共管分制日本，而是凭靠绝灭性武器独霸日本。邹谠在书中说，1943年12月1日的《开罗宣言》标志着中国成了四大国之一，因为这个宣言让“中国得到了一个庄严的保证，它将得以收复自1895年以来被日本侵占的所有领土”（页54）——邹谠教授的修辞真值得玩味，因为，美国国务院后来一直宣称且迄今仍然宣称“钓鱼岛主权未定”，所谓“庄严的保证”无异于庄严的讽刺。中国人八年抗战中流的血远远多过美国、俄国、英国对付日本时所付出的鲜血的总和，如邹谠所说，“南京大屠杀受难者所经历的苦难，只有犹太受难者在纳粹大屠杀中经历的苦难可以比拟，如果不是更为惨烈的话”（《再阐释》，页119）。如今，中国已经向联合国提供了“国际警察”，美国的武装力量仍时不时在这个“大国”家门口炫耀航母，派军机大摇大摆从琉球飞到海南搞抵近侦察……谁能说美国在中国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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