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严耕望 著 定 价:49 出 版 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6年06月01日 页 数:340 装 帧:精装 ISBN:9787208137172 ●金针度人的治学入门书——《治史三书》导读(虞云国)
●治史经验谈
●治史答问
●钱穆宾四先生与我
●附录中国史学界的朴实楷模——敬悼严耕望学长(余英时)
●人名索引
●文献索引
内容简介
要“专精”,也要相当“博通”;建立自己的研究重心,不要跟风抢进;要看书,不要只抱个题目去翻材料;看人人所能看到的书,说人人所未说过的话;尽量少说否定话;不要忽略反面证据;引用史料要将上下文看清楚,不要断章取义。 严耕望 著 严耕望(1916―1996),字归田,安徽桐城人,有名历史学家。1941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学系。曾任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不错研究员、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人、耶鲁大学客座教授等职,1970年当选为“中研院”院士。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中古政治制度及历史地理,著有《两汉太守刺史表》、《唐仆尚丞郎表》、《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甲部、乙部)、《唐史研究丛稿》、《唐代交通图考》等。
《中国思想史纲要》 本书旨在为读者勾勒出一部宏大而精微的中国思想发展脉络。它并非枯燥的年代罗列或学派争鸣的堆砌,而是一幅试图穿透历史迷雾,探寻中华文明核心精神气质变迁的图景。我们力求超越传统史观的窠臼,以一种更具穿透力和现代视角的眼光,重新审视那些塑造了我们民族性格与社会结构的思想遗产。 全书结构严谨,时间跨度自先秦的百家争鸣直至近现代的文化转向,分为上下两卷,共十二章。 上卷:奠基与定型(先秦至魏晋南北朝) 第一章:思想的勃兴——先秦诸子的争鸣 本章着重分析了周代礼乐崩坏后,社会结构剧烈变动如何催生了思想的井喷。我们细致剖析了儒家思想的内圣外王之道,强调其在血缘伦理和政治理想上的双重关怀,并探讨了孔子、孟子、荀子在“仁”、“性善/性恶”等核心概念上的继承与分化。与此相对,道家思想的超验性与自然无为观,如何提供了一种批判性的参照视角。法家思想的集权逻辑与人性假设,则揭示了治国术的另一极端。墨家“兼爱非攻”的社会关怀,以及名家、阴阳家等“显学”之外的思潮,共同构建了先秦思想多元竞争的格局。我们尤其关注,这种多元性如何在秦汉的统一中,被赋予了最终的整合方向。 第二章:帝国的建构——汉代独尊与经学复兴 汉代思想史的核心议题是“大一统”的意识形态构建。本章深入探讨了董仲舒如何成功地将阴阳五行学说熔铸进儒家伦理,使之成为维护皇权神授的哲学基础。经学的地位确立,标志着思想对政治权力的依附达到顶峰。然而,这种“独尊”并非没有内在张力。我们审视了谶纬之学的流行,以及在史学领域,司马迁对历史人物的复杂评价,如何暗含着对绝对权威的审视。 第三章:玄思的涌动——魏晋风度的文化转向 随着东汉末年的社会动荡和玄学的兴起,思想的重心由“经世致用”转向了“个体生命体验”。本章详细阐述了“三玄”(《老子》、《庄子》、《周易》)如何被士大夫阶层重新阐释,形成了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魏晋风度。竹林名士们对生命本真、名教与自然之间矛盾的沉思,体现了一种对僵化体制的消极抵抗。同时,佛教的初步传入及其与玄学的融合,为中国思想界引入了全新的彼岸关怀和本体论视角。 第四章:信仰的深入——佛教的中国化进程 佛教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至关重要。本章关注的重点不是教义的细枝末节,而是其如何适应并重塑中国原有的伦理结构。从早期注重戒律与因果报应,到中土思想家如慧远、道安、鸠摩罗什对教义的本土化改造,再到禅宗的“不立文字,直指人心”如何与道家精神发生强烈的共振,最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体系。这种信仰的深入,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时间观念。 下卷:重塑与反思(隋唐至近现代) 第五章:兼容并蓄——隋唐时代的思想交汇 隋唐帝国的高度开放性与物质繁荣,为思想的交流提供了沃土。本章描述了儒、释、道三家在国家层面和民间信仰中达成的复杂平衡。法相宗、天台宗等佛教宗派的成熟,以及对儒家经典注释的持续深化,显示出思想界在吸收外来成果后的消化能力。同时,初唐时期对“德治”的再探讨,也为后来的宋明理学埋下了伏笔。 第六章:理性的回归——宋明理学的兴起与演变 宋代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高峰,标志着理性精神的回归与深化。本章集中剖析了周敦颐、二程(周、伊川)如何以“理”为核心概念,试图在儒家伦理框架内建立一套涵盖宇宙论、知识论和实践论的宏大体系。朱熹集大成后的“格物致知”方法论,展示了对知识获取途径的系统探索。本章的另一关键点是陆九渊的心学,它将重点从外在的“理”转向内在的“心”,预示了主观能动性的觉醒。 第七章:心学的深化与世俗化 明代中后期,心学彻底占据了思想舞台的主流。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和“致良知”,不仅是哲学命题,更是一种社会动员的口号,它激发了民间对自身潜能的信心。然而,心学的过度发展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如对教条化的倾向和对经世致用之学的相对忽视。本章也考察了李贽对“童心”的呼唤,这种对个体感受的肯定,是对传统纲常名教体系的一次深刻触动。 第八章:晚明与清初的怀疑论与考据学 面对理学发展后期的僵化和政治的腐败,清初的思想界出现了一股强烈的反思浪潮。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经世致用”学派,以批判性的眼光重读儒家经典,其对民生疾苦和政治体制弊端的深刻反思,标志着思想开始转向更具实践性的领域。考据学的兴起,虽看似回归“实学”,实则是对宋明哲学思辨的冷静回溯与清理,为康乾时期的学术转向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第九章:乾嘉学派的学术转向 乾嘉时期,学术研究走向精细化和专业化。本章探讨了“朴学”的特点,即对古代文献的细致考证和对字词训诂的重视。这种学术取向,既是回应清初思想家对“空谈”的反感,也是一种在政治高压下,知识分子寻求安全学术空间的策略。我们分析了戴震、惠栋等人的贡献,以及他们如何通过“以学问为学术,不以学问为心术”来重建知识的确定性。 第十章:启蒙的先声——晚清的思想冲击 西方文明的全面涌入,对根深蒂固的中华思想体系构成了空前的挑战。本章聚焦于晚清时期对“器物”与“制度”的讨论。从林则徐、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康有为将儒学改造以适应君主立宪的努力,再到严复对进化论和自由意志的译介,展示了中国知识分子在面对剧变时的痛苦挣扎与思想尝试。 第十一章:革命与重构——民国初期的思想混战 辛亥革命后,思想界进入了一个急于“打倒旧道德,建立新思想”的阶段。新文化运动成为主导,白话文运动、德先生与赛先生的呼唤,是对传统儒家思想的全面决裂。本章详细梳理了胡适的实验主义、陈独秀的激进主义,以及李大钊等人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探索。思想的激进性与文化的“拿来主义”,共同塑造了这个动荡的十年。 第十二章:现代性的选择与融合 本书的收尾部分,将聚焦于二十世纪前半叶,各种思潮如何在中国本土进行最终的整合与抉择。我们考察了不同思潮在社会实践中的落地情况,以及中国知识分子如何试图在本土的深厚传统与现代性的普世价值之间,开辟出一条既能继承民族精神,又符合时代潮流的道路。 全书的叙事基调保持着一种内在的批判性与温情,旨在揭示中国思想的连续性与断裂性,以及历代思想家面对“人何以为人”、“国何以为国”这一永恒命题时所展现出的独特智慧与局限。阅读本书,将使读者能够清晰地把握中华文明精神气质的底层逻辑是如何一步步被塑造、被检验、又被重新诠释的。
最近读到的一本关于某个地方志的整理汇编,虽然题材相对小众,但其编纂的严谨程度令人叹服。这本书汇集了大量散佚在各处的原始文本和图像资料,并配以详尽的校勘和考证。它没有刻意追求宏大叙事,而是以一种近乎工匠般的耐心,细致入微地重建了一个区域的历史面貌。特别是那些关于地方习俗、物产变迁的记录,为研究社会史提供了极为宝贵的细节支撑。不同于那些光说不练的“概念史”,这本书的每一页都渗透着“实证”的力量。每一次翻阅,都像是透过历史的蒙尘之窗,窥见了那个年代真实而鲜活的生活片段,那种朴素而坚实的史料感,是任何精彩的“演绎”都无法替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