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中国史学的基本问题:宋元史学的基本问题》是日本学者关于中国宋元时期历史研究的最具代表性的论文的汇编,收文截至20世纪90年代。作者中有很多为中青年学者。《中国史学的基本问题:宋元史学的基本问题》内容反映了目前日本史学界在相关领域的研究水平,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内页插图
目录
总论
围绕两宋王朝的国际关系——时代的俯瞰图
“权监察御史里行”李定——关于王安石的对御史台政策
宋元军制史上的探马赤(tammachi)问题
南宋时期“社会中间阶层”的出现
宋代的价格和市场
关于10—14世纪中国社会与自然的人类史考察——白菜、油菜、柑橘栽培和意识性、自然性
元朝统治下的江南地域社会
近世地方政治的诸多现象
宋代的士大夫与社会——黄榦的礼世界和判词世界
社会与思想——宋元思想研究笔记
关于宋代佛教社会史
蒙古时代史研究的现状及课题
精彩书摘
鉴湖的湖田化,引起了诸如湖水面的缩小、其作为储水池技能的丧失、给周边农地带来的水害、旱灾等直接性的打击,等等问题。陆游作为一个当地的乡绅和当地的经营地主,从他的立场,在其诗作中也表现了当地地主和农家的不安和忧虑。湖田的支配者,是所谓“权贵之家”、“豪强之族”。然而,虽然陆游是农村的最有威望的长老级人物,却没有选择与“愚民”的共同奋斗,而是把希望寄托在了政府权力上,他的目标正是通过地方官员的指导来复苏鉴湖。他还参与编纂了《嘉泰会稽志》一书。因为陆游是个藏书家,同时还文名远扬,他在编书过程中发挥了他独有的影响力。《嘉泰会稽志》一书作为宋代的优秀地方志而著名,其特点之一就是对鉴湖问题特别突出、大书特书。并且,通过这次的编纂事业,陆游还形成了实现湖田开掘的朝廷命令的人脉。也就是,他得到了足以在政权中枢部分把复苏鉴湖作为国家意志来实现的人才。
然而,虽然在嘉泰元年(1201年),鉴湖得到了部分开掘,但复苏鉴湖方针还是未能持续下去。那是因为开禧年间宋金再度开战。反过来看,鉴湖湖田化问题自身,不仅仅是越州当地的复湖—废湖两大势力之间的纠结,还总是与中央政府的政策和问题相关,如之前的王安石的富国政策(具体来说,是农田水利法)带来的国库增收政策,还有之后的为了确保支撑徽宗的奢侈和皇室财源,等等。同时,这也是陆游向有良心的地方官员和官僚寻求解决问题决定性力量的理由。陆游以独特的形态展开的南宋乡绅复湖运动,在权力中枢的政策、意向决定过程方面,及其中反映的各种利害关系情况,尤其是与地方情况之间的关系方面,受到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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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华夏文明的脉动:中国古代历史的多元面向 本书旨在为读者提供一幅宏大而细腻的中国古代历史画卷,聚焦于从先秦至清末的漫长历史进程中,那些具有深远影响力的思想脉络、制度变迁与社会风貌。全书共分六个主要部分,力求从多维视角解析中华文明的内在逻辑与外在表现。 第一部分:文明的曙光与奠基(先秦至秦汉) 本部分深入探讨了中华文明的早期形态与核心价值观的形成。首先,我们追溯了氏族社会解体与早期国家的兴起,重点分析了夏、商、周三代的政治结构与神学观念。周代的分封制及其所孕育的礼乐文明,被视为中国早期政治哲学的基石,其“天命观”如何影响了后世的王朝更迭,是本章的核心议题。 随后,笔锋转向春秋战国时期,这一“百家争鸣”的时代不仅是思想的熔炉,也是社会结构剧烈变动的缩影。我们将详细考察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主要学派的理论建构及其在实践中的影响。孔子的仁学、老庄的自然无为、韩非的集权思想,如何共同塑造了此后两千年的思想格局,并分析了它们在秦朝统一过程中的作用。 秦汉大一统格局的形成,标志着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初步定型。本部分着重分析了秦朝的郡县制、法律体系及其速亡的教训。汉代则在继承秦制的基础上,实现了制度的优化与思想的融合。我们探讨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历史意义,并剖析了儒学如何被改造,成为维护中央集权体制的官方意识形态。此外,两汉时期的边疆经营、丝绸之路的开辟,以及对西域文化的影响,也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第二部分:分裂与融合的时代(魏晋南北朝) 这一时期的特点是政治上的长期分裂与文化上的深度交融。本书摒弃了简单的“衰落”论调,转而关注在动荡中孕育的新生力量。 在政治层面,我们考察了曹魏、蜀汉、东吴三国鼎立的复杂格局,以及西晋短暂的统一。重点在于世家大族势力的崛起,及其与皇权之间的博弈。此后,十六国和南北朝的对峙,不仅是民族的大迁徙,更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激烈碰撞与渐次融合。 文化思想方面,玄学的兴盛是应对乱世的产物。竹林七贤的清谈与对个体精神自由的追求,反映了当时士大夫阶层对僵化礼教的反思。佛教的全面传入与本土化,构成了这一时期的另一个重要维度。从鸠摩罗什的译经到北魏的石窟艺术,佛教如何深刻地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并最终被纳入中华文化体系,是本章的重点分析对象。同时,文学艺术上,山水诗的勃兴与书法、绘画的自觉,标志着中国审美情趣的成熟。 第三部分:盛世的辉煌与转折(隋唐五代) 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阶段,其制度创新与文化开放性为后世树立了极高的标杆。 隋朝的短暂却关键,其创立的科举制和完善的大运河系统,为唐代的繁荣奠定了制度和经济基础。唐代前期,我们详细分析了“贞观之治”的成功经验,包括均田制、租庸调制与三省六部制的有效运作。唐朝开放的国际视野,体现在其对西域的控制、与东亚诸国的文化交流,以及长安作为世界性都市的繁荣景象。 思想文化领域,唐诗的巅峰成就和唐密、净土宗等佛教宗派的成熟发展,彰显了时代的文化自信。然而,盛唐的转折点——安史之乱,不仅是军事上的失败,更是社会经济结构重心的转移。中晚唐时期,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土地兼并加剧,为五代十国的混乱埋下了伏笔。我们也会审视唐末农民起义对旧有秩序的冲击。 第四部分:士人精神的重塑(宋代:文治与内敛) 宋代是中国历史中一个充满矛盾的时期:军事上的积弱与文化上的空前繁荣并存。 宋朝的建立者吸取了唐末五代的教训,极力强化中央集权,这体现在对武力的抑制和对文官阶层的提升上。科举制的全面推行,彻底改变了社会阶层流动的方式,士大夫阶层成为政治舞台的主导力量。 思想领域的核心在于宋代理学的形成与发展。以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致力于重建儒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将内省、修身齐家置于政治实践之上。本书将梳理宋明理学的演变脉络,及其对后世知识分子心性的塑造。 经济上,宋代的商业革命——活字印刷、纸币的出现、海外贸易的兴盛,以及城市经济的繁荣,体现了高度的经济活力。然而,这一转型也带来了“冗官”、“冗兵”的财政压力,以及士大夫集团与皇权之间复杂的关系,如王安石变法所揭示的改革困境。 第五部分:游牧力量的重构(辽、金与元代) 本书不将这一时期视为中原王朝的简单中断,而是将其视为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文明的深度融合与制度创新时期。 我们首先考察了辽和金的统治结构,分析了它们如何在外来文化压力下,努力平衡自身游牧传统与被统治地区的汉文化要素。特别是金朝,它在儒家意识形态的应用和对中原文化的吸收上,为后来的元朝提供了经验。 元朝的统治具有空前的地域广度和民族差异性。本书将聚焦于蒙古帝国的扩张遗产、元代的行省制度对后世地方行政的影响。元代在经济上推行的驿站系统与漕运恢复,促进了物资的流通。在社会阶层划分上,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的分治体系,虽然强化了统治,但也为后来的社会动荡埋下了隐患。同时,元代文化上的多元性,如杂剧的繁荣,也值得深入探讨。 第六部分:集权体制的定型与晚期挑战(明清) 明清两代是中国古代集权制度的最后阶段,也是社会结构由内卷化走向近代转型的关键时期。 明朝的建立,旨在彻底恢复汉族王朝的传统,但也表现出对前期外族统治经验的吸收。洪武时期强化君主专制,设立内阁制度,以及对思想控制的加强,是本部分首先关注的重点。中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与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将引导读者思考明代社会内部的结构性矛盾。 清朝入主中原后,采取了更为精妙的“满汉合流”策略。通过八旗制度的调整、圈地运动的尾声,以及对士大夫阶层的笼络,形成了高度稳定的统治结构。康乾盛世的制度基础——如摊丁入亩、密折制度的运作,被置于详尽的分析之下。 然而,盛世的背后,是知识分子思想的僵化(文字狱的常态化)和僵化的农业经济对新变化的抑制。最后,本书以清代中后期的社会矛盾激化、西方冲击的到来为结尾,为理解中国如何走向近代转型提供了历史的纵深感。全书旨在勾勒出一幅连续、复杂、充满内在张力的中国古代历史全景图。
这本书的结构安排体现了一种高超的叙事节奏控制能力,它成功地平衡了“历史性”与“方法论”的侧重。在全书的不同章节中,作者巧妙地切换了叙事的主视角。有的部分,它更像是一部传统意义上的史书,通过对关键史料的细致解读,重建了特定的历史场景,读起来引人入胜,仿佛置身于历史现场。然而,在另一些关键的转折点,叙事突然从历史现场抽离出来,转变为对研究范式本身的深刻反思,这种“元认知”的介入,使得读者不得不停下来思考:我们是如何知道我们所知道的?这种张弛有度的结构,避免了全书陷入纯粹的史料堆砌或抽象的理论说教,真正做到了“以史为鉴,以理论为器”,使得阅读体验既充实又充满启发性,让人读完后不仅对特定历史时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更对“如何研究历史”这个问题本身产生了更富建设性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