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历史回顾。还买了一本“左岸”,对照看看。
评分第一部 流亡与身份
评分很多人希望打破华盛顿和维希政府给避难者设置的“纸墙”,一部分美国民间社团投资建立救援组织以实现这一目标。无论是哪个社会职业阶层,要想逃离法国必须得到四方面的许可或帮助:维希政府、美国政府尤其是国务院、美国救援协会以及他们在马赛的联系人。与美国社会研究新学院(New Sctaool for Social Research)等教育机构相互协作的洛克菲勒基金会是教师救援流程中的一个关键部分。事实上,这个紧急启动的救援机器并不是从零起步的,在几年前,洛克菲勒基金会已经帮助多名犹太裔或反纳粹德国学者逃离德国,他们之中的大部分在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仍然留在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此前与欧洲知识界早已建立起密切联系,因此这次新的救援行动已有前例可循。各家救援机构为避难者制定的“筛选”标准是非常挑剔的,在人道主义的掩蔽之下,我们是否能看出一种变相的并不罕见的人才收集政策呢?
评分有活动就是好,下次继续
评分面对表现出离开法国意愿的大学教师,维希的态度一直很奇怪:在官方和半官方场合,维希政府表现出以最小代价摆脱近期来困扰它的“犹太问题”的愿望。不少记述显示出,维希的一些高层官僚曾经赞成和鼓励犹太裔法国公民前往海外。我们甚至可以认为,一直到1942年犹太裔的离境都是官方所鼓励的,《佩鲁东计划》就具体证实了这一点。佩鲁东是贝当第一时间的支持者,当时出任维希政府内政部长,他在1940年11月29日写给殖民部长的信中要求法属加勒比地区接收尽可能多的避难者。佩鲁东的这封信中“歧视性和人道主义的措辞轮番登场”,在信中他为犹太人的离境移民辩护。佩鲁东1940年11月29日的这番指示为避难者打开了通向北非,尤其是通向美洲的幸运之门,它使得马提尼克海路——从马赛到法兰西堡——在1940年冬季到1941年5月间,成为出逃效率最高的一条路线。
评分很多人希望打破华盛顿和维希政府给避难者设置的“纸墙”,一部分美国民间社团投资建立救援组织以实现这一目标。无论是哪个社会职业阶层,要想逃离法国必须得到四方面的许可或帮助:维希政府、美国政府尤其是国务院、美国救援协会以及他们在马赛的联系人。与美国社会研究新学院(New Sctaool for Social Research)等教育机构相互协作的洛克菲勒基金会是教师救援流程中的一个关键部分。事实上,这个紧急启动的救援机器并不是从零起步的,在几年前,洛克菲勒基金会已经帮助多名犹太裔或反纳粹德国学者逃离德国,他们之中的大部分在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仍然留在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此前与欧洲知识界早已建立起密切联系,因此这次新的救援行动已有前例可循。各家救援机构为避难者制定的“筛选”标准是非常挑剔的,在人道主义的掩蔽之下,我们是否能看出一种变相的并不罕见的人才收集政策呢?
评分在1940年至1944年之间,一大批法国作家和艺术家离开沦陷的法国,前往自由世界的文化之都——纽约避难。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翻译出版的《流亡的巴黎》叙述的就是那些法国昔日的精英们在纽约的流亡岁月。尽管我很乐意,但还是没有采用诸如“流亡”等更为醒目的文字标题,这并不仅仅是出于同义重复的考虑,更多是我想表明一种态度,一种对“流亡”这个词汇谨慎而警惕的态度,即在现代世界里,流亡的可能性已逐渐萎缩。从这个词汇的根源意义上来说,流亡最初的原因大都是政治上的受难,非政治流亡的历史算起来非常短暂。现代世界中并非没有政治压迫和驱逐,但即使具有这种政治上受难的条件,随着迅捷的交通和通讯工具的发达,流亡的地缘政治因素和话语情境都没有形成疏离性诱因,流亡所导致的乡愁也变得微乎其微。至于非政治性的流亡,即现今在知识分子群体中间颇为流行的“精神上的流亡”,脱离了政治受难的语境,面目难辨,我怀疑它更多的是一种知识分子的故作姿态。 当然,区分是不是真正的“精神上的流亡”状态也存在一定的难度,因为对某些人来说,可能不存在政治上受难,但他依然处在一种流亡的状态,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自然是卡夫卡和贝克特。对这些作家来说,他们虽然没有被政治所放逐,但却被生活本身所放逐,这是一种比政治受难更加难以体验的悲惨的疏离性状态。在《流亡的巴黎》一书中,作者艾曼纽•卢瓦耶还提到了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他的情况更为复杂。首先是因为阿多诺的部分犹太人背景,在纳粹上台后,逼不得已远离德国踏上流亡之路,这是他的政治诱因。但当他在美国生活期间,因为文化背景上差异,让他对美国文化的低俗和平庸深恶痛绝,这种格格不入的状态又有被生活本身所放逐的意味。阿多诺的这个例子在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论》中特意作为知识分子流亡的典型被提及。而且卢瓦耶和萨义德不约而同的都在各自的文字中提到了阿多诺的那本《道德的底线》作为流亡精神的最佳诠释。萨义德提到其中的一个“完美地掌握了流亡者的意义”的片段:&
评分不错
评分很多人希望打破华盛顿和维希政府给避难者设置的“纸墙”,一部分美国民间社团投资建立救援组织以实现这一目标。无论是哪个社会职业阶层,要想逃离法国必须得到四方面的许可或帮助:维希政府、美国政府尤其是国务院、美国救援协会以及他们在马赛的联系人。与美国社会研究新学院(New Sctaool for Social Research)等教育机构相互协作的洛克菲勒基金会是教师救援流程中的一个关键部分。事实上,这个紧急启动的救援机器并不是从零起步的,在几年前,洛克菲勒基金会已经帮助多名犹太裔或反纳粹德国学者逃离德国,他们之中的大部分在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仍然留在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此前与欧洲知识界早已建立起密切联系,因此这次新的救援行动已有前例可循。各家救援机构为避难者制定的“筛选”标准是非常挑剔的,在人道主义的掩蔽之下,我们是否能看出一种变相的并不罕见的人才收集政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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