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代学人,跨越北京、牛津、温州、杭州、上海五地,历时三年完成了这场谈话。从项飙教授的个人经验切入,追索一系列超越自我的问题,其中涉及对中国社会半个世纪以来的变化、知识共同体、全球化与民粹主义、人类学方法论等题目的思考。这本书提供了一份对话实录,也给出了一种审视问题、 思维操练的方法——在自我泛滥的潮流中,如何给自己定位,在全球化的年代,如何创造性地建设身边的小世界,在思想受困的社会,如何回答宏大的命题。
##75頁「人們常說紅二代一般不腐敗,因為從小家庭條件比較好,錢無所謂,我想是有道理的」 項飆糊塗至極,無可救藥!
##90年代中期还是个学生就能买台电脑和全套办公设备,温州人,真有你的
实在不知道怎么说这本书。今天丹妮突然把最早的聊天记录翻出来,竟然是四年前的七月此时,当时哪知道做一本书要这么久,每天都想着明天就要辞职出去搞创作,反倒是世界的苦闷和颠倒从那时就有苗头了。拿到书以后觉得陌生,自己的状态大概也彻底变了,尽管还是会抱怨,但比当时确信多了,知道既然选择了就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所以在稿子最后一次修改时,在结尾加上一句话,对话的精神、带有反思的实践不应停止,我们所选择的生活与研究都要继续下去。这一路没有想象得那么孤独,反而不断遇见互相启发彼此督促的战友。多么值得。
##项飙老师是一位很理想的对话者。对我来说,这本书解答了一些问题,遗留了一些问题,并制造了更多问题;我成为了一个问题的问题,需要从自己的问题去解决更大的问题。因为这些年编辑了非常非常多对话稿,对这种呈现方式感到亲切,也会在阅读时考虑如果是我来操作会如何提问或编排。答者和问者的坦诚对于一次对话来讲非常重要,前者是针对自己的欠缺不足,后者是针对当下的迷茫无力,这些部分或许也可以投射到读者身上,激发出更多“有机”的想象与对话。
##阅读的过程是非常愉快的,思想上很有共振,且不断被"刺激"到,既开拓了我的视野,也提供了不少我从未深思过的思路。他乡绅式的"实证主义",我非常认同,且很有亲切感。结尾的一句:"距离感产生了精确性"。很能概括项飙的学术思路,也是给了我一个明确的指向:根植于现实,明确好关系,既要看全局,也要想透自身的定位,这种既要距离感,又要适当参与的位置,能让人比较明白地体察到事情的复杂性。
##有意思。在两点上与我个人的认知是非常契合的,一是对知识分子群体和他们的口号保持距离,项飈说自己是天然地带有距离感,而我实际上费了很多力气才从启蒙热潮、价值输出、知性作为道义责任、自由主义激情这些东西里回过神来,来我们云南边陲乡村呆几天、或者就到楼下菜场逛逛、跟超市售货员聊聊,看看老百姓真正关心什么、需不需要指引和启蒙。其二是研究方法,从最小、最与自己有关、最技术性的东西开始做起,非要谈关怀,也希望是有基础的、技术性的关怀,不要讲屁话、装腔作势,老老实实地研究和写作。
##项飙提到几次以塞亚·伯林,他似乎认为自己和伯林在某些地方有相似性。以塞亚·伯林最多不过是行动上的渐近主义,而项飙不仅是行动上折衷,他所谓的道德几乎甚至成为一种折衷主义的道德。他多次提到的乡绅,似乎是表达一种地方精英基层治理的理想状态。以前费孝通也讲这个,因为彼时的中国有着丰富的可能性,但今天项飙说这个,我不能有半分共鸣,大象就在眼前,学者视而不见。项飙说“乡绅”,说“温州”,说“与知识份子保持距离”,我只感觉他疏离中心却又渴望获得话语权的姿态说不出的讨厌。
##一本预想可以是五星的书,读完难免失望。第一点失望是刚开始看的时候,才了解到这本书是访谈,或者说采访,而不是谈话、对话,而且是为了出书而做的访谈。因此整本书给人的感觉都是精心雕琢出的无趣。第二点失望是项飙在其中呈现的逻辑混乱,比如一方面要跟“知识分子”做切割,说自己不懂且不喜欢用概念,但一方面又不假思索地(特别是在提及历史、全球、政治话题时)使用定性的名词而非描述式的语言。而更多情况下,我看不懂他表达的内在逻辑是什么,一直摇摆不定。最后的一个小失望,是没有想到他居然喜欢使用上世纪的话语
##项飙提到几次以塞亚·伯林,他似乎认为自己和伯林在某些地方有相似性。以塞亚·伯林最多不过是行动上的渐近主义,而项飙不仅是行动上折衷,他所谓的道德几乎甚至成为一种折衷主义的道德。他多次提到的乡绅,似乎是表达一种地方精英基层治理的理想状态。以前费孝通也讲这个,因为彼时的中国有着丰富的可能性,但今天项飙说这个,我不能有半分共鸣,大象就在眼前,学者视而不见。项飙说“乡绅”,说“温州”,说“与知识份子保持距离”,我只感觉他疏离中心却又渴望获得话语权的姿态说不出的讨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