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对政治学基础理论中的合法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合法性资源的“生命周期”的全新命题。全书主要描述了政治合法性资源的生命周期一般理论框架、承载主体、构成、内涵、特点，并借鉴其他学科提出了合法性资源的生成模型。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外部干预的影响、资源的转向与合法性犯罪、资源的运用与国内和平、政治形象传播、历史文献频率等相关问题，并应用儒家政治观作为案例分析了其在史学中的效用。本书既有理论，又包含有丰富的案例分析，是对现有政治学合法性理论的创新，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准。由于其命题来源于历史经验和经验分析，因此对当代社会治国理政也具有较高的参考意义。

作者简介

徐亮，男，江苏赣榆人。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国际关系专业教师，美国亚洲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印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一带一路”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兰州大学历史学学士、历史学硕士，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从事国际关系专业的教学与研究；讲授美国历史与现状、国际法、国际政治经典原著、国际事务学等课程。主持或参与*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10余项，出版专著5部，在国内外期刊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

精彩书摘

导论问题的提出

政治合法性是政治学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理论问题，它的现实意义也是不言而喻的。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苏联东欧执政党的政治危机，至2011年一直持续未断的“阿拉伯之春”引发的原执政集团危机，都在启发研究者“政治合法性及其危机”的严重性以及现实性。既然一个政党或政府无法长期保持合法性，那么说明政府和政党使用的维持其合法性的“手段”是有限的。那么，“手段”究竟包含哪些内容？为什么会失效？为什么“手段”无法得到及时的更新和变化？这是本书研究的起源和对象。

一、民主政治面临着的合法性危机问题

1945年，在延安回答黄炎培的历史周期律之问时，毛泽东肃然相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也就是说，民主能解决周期率的问题。然而，二战之后各国政府的历史告诉我们，民主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经济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也非常重要。美国学者蔡美儿在《燃烧的世界》（或译为《起火的世界》）中，对以下问题尝试进行了解答：为何输出自由市场民主，却收获种族仇恨与全球动荡？这个世界为何会因推广“自由市场民主”而“起火”？民族仇恨、种族矛盾是“自由市场民主”引发的吗？为何南北苏丹分裂、“阿拉伯之春”余波未尽、叙利亚政局动荡起伏？原来世界上还存在着这样多的国家有这样的现象：少数族群掌控主体经济，并且因此备受迫害甚至屠杀——蔡美儿教授在书中描述了一个“起火的世界”。她用大量生动的故事与事件，展现了非西方国家因“自由市场民主”引发了种族仇恨与动乱的场景。无论这些国家的“民主制度”是内生，还是被输出，民主政治何以会碰到合法性危机？如何解决这些危机？

政治合法性资源的生命周期理论导论问题的提出（一）绩效与合法的平衡

现代民主理论往往把民主制度的合法性建立在三个基础之上：（1）民主的普遍性；（2）民主的价值性；（3）民主的程序性。但是在研究中，很少有人把民主制度的合法性置于有效性之上。民主国家的政治稳定不仅取决于合法性，还取决于经济发展，取决于政治制度的绩效或有效性。最典型的是利普塞特，他系统地阐述了民主制度在有效性方面的合法性基础。他认为，任何一个民主国家的不稳定不仅取决于合法性，而且还取决于经济发展，取决于政治制度的绩效或有效性。由于政治学家将选举作为民主的一个核心指标。那么“选举民主=政治合法性”吗？

一个普遍的观点认为，多数人统治的民主选举会产生政治合法性的政府，其逻辑是自由投票是建立在政治平等原则基础上的，而政治平等原则是赋予政权合法性的基本准则（一人一票）。

在这个规则中，人数说了算，而从各个方面来看，多数人应该有权决定公共政策。选举民主为失败方带来了希望，即下次选举时他们拥有新的机会成为获胜方。所有这些观点依赖的是这样一个论点：合法性是在政治体系的输入端建立的——它来自有效的利益表达形式。选举民主至少提供了接近实现人民意志的一些东西。关于这一点，在《联合国人权宣言》的第21条中表述如下：人民的意志是政府权力的基础；这一意志应以定期和真正的选举予以表现，而选举应依据普遍和平等的投票权，并以不记名投票或类似的自由投票程序进行。然而，不断更迭的政府使得民主政治的治理失败成为政治学家关注的新焦点。“选举民主=政治合法性？”这个问题，又有了新的意义。博·罗斯坦认为，在谈到建立政治合法性时，选举民主的作用被极大地高估了。政治合法性不是在政治体系的输入端而是在输出端被建立、维持、破坏的。政治合法性主要取决于政府的质量，虽然选举民主也是非常重要的。瑞典哥德堡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博·罗斯坦（Bo Rothstein）的《建立政治合法性——选举民主与政府治理的质量》《美国行为科学家》（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June,1998,p��128）。简单来说，政治合法性取决于政府的质量，而不是取决于选举质量或者政治代表性的质量。

美国在向伊拉克输入“民主”的过程中，就受到了“选举民主=政治合法性”的影响。在推翻萨达姆政权以后，布什政府想通过引入“大众选举民主”（electoral mass democracy）在伊拉克建立合法政权。2005年12月12日发布的标题为《伊拉克的民主》的所谓“情况说明书”中，白宫的陈述是：“两年半前，伊拉克处在残酷独裁者的掌控之下。自那时起，伊拉克人拥有了国家主权，举行了自由选举，起草了民主宪法，在全国范围内以全民公决的形式批准了这部宪法。三天后，他们将在今年第三次走进投票站，选出遵守新宪法的新政府。尽管工作依然困难，但是，2005年将被作为伊拉克、中东、自由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而载入史册。”但是这种“努力”已经遭到严重挫败。尽管伊拉克人民参加了几次投票，每次投票的人数也多得惊人，尽管投票是以相当有序的方式，并且至少对这个国家来说，还是以出乎寻常的公正方式进行的，但是，伊拉克政府一直不能在本国树立起合法政权的形象。逊尼派区域始终被“伊斯兰国”占据，而伊拉克则“民主”地产生了事实上的库尔德、什叶派中央政府和逊尼派极端主义三分的局面。

（二）民主政治合法性危机出现的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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