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2024-12-19
《西汉盛世文帝景帝》是将关于文景之治第一手文献资料,司马迁所写文帝、景帝两人的传记疏证解读,提供给广大读者欣赏研讨。本书主要提取了《史记》中的相关资料,不仅反映了文景帝时大汉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另一侧面也反映了司马迁总结历史经验构建开明政治的蓝图。本书的第二部分集中评述文帝风采,司马迁为何只称许文帝一人为“仁君”,什么才是“仁君”的境界,这是本书解读的重心。
张大可,1940年生,重庆长寿人,196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曾任兰州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中文系教授兼中文系副主任,现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中国史记研究会会长、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华伏羲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主要从事中国历史文献学和秦汉三国史的教学与研究,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个出版三国史与史记研究个人专集的学者,在这两个学术领域独树一帜,享誉学界。曾发表论文10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20余部,主编学术论著10余部,其中有6种论著或国家及省部社科优秀图书奖。在个人学术专著出版方面,史记研究有:《史记研究》、《史记新注》、《史记文献研究》、《史记精言妙语》、《史记论赞辑释》、《司马迁评传》等;三国史研究有:《三国史》、《三国史研究》等;文献学研究有:《中国文献学》等。
朱枝富,江苏省海外发展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史记研究会理事。
孝文本纪……………………………………………………………… 1
孝景本纪…………………………………………………………… 97
张释之冯唐列传…………………………………………………… 137
二、西汉盛世文帝景帝………………………………………………… 179
论“文景之治” …………………………………………………… 181
论汉文帝对时局的把握与政治改革……………………………… 191
论汉文帝创建的贤良文学………………………………………… 202
题 评
张大可曰:汉文帝刘恒是汉高祖刘邦的第四子,先立为代王十七年,即帝位二十三年。本篇写代王十七年一笔带过,主要内容写汉文帝即帝位二十三年的政绩。汉文帝躬俭仁爱,关心民生疾苦,居安思危,励精图治,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是汉初黄老无为而治政治的较好执行者。
韩兆琦曰:本篇记述了汉文帝于大臣诛诸吕以后,果断入承天子位的过程以及称帝后的种种德政。在本纪所写的汉代帝王中,司马迁给予汉文帝的政治评价是最高的,对汉文帝的个人品德也称扬备至。
(1)司马迁认为,汉文帝是以国家、黎民百姓为重的一代贤君。他思忧天下,关心民瘼, “蠲除肉刑,开通关梁,广恩博施” (《太史公自序》)。他礼贤下士,知人善任。本纪中写道:“孝文帝从代来,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产,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上常衣绨衣,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帏帐不得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欲为省,毋烦民。南越王尉佗自立为武帝,然上召贵尉佗兄弟,以德报之,佗遂去帝称臣。与匈奴和亲,匈奴背约入盗,然令边备守,不发兵深入,恶烦苦百姓。吴王诈病不朝,就赐几杖。群臣如袁盎等称说虽切,常假借用之。群臣如张武等受贿遗金钱,觉,上乃发御府金钱赐之,以愧其心,弗下吏。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作品在叙述了汉文帝的一系列仁德之事后,言犹未尽,又借汉景帝的诏书赞美道:“孝文皇帝临天下,通关梁,不异远方。除诽谤,去肉刑,赏赐长老,收恤孤独,以育群众。减嗜欲,不受献,不私其利也。罪人不帑,不诛无罪。除宫刑,出美人,重绝人之世。此皆上古之所不及。”论赞又说:“孔子言‘必世然后仁。善人之治国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诚哉是言!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廪廪乡改正服封禅矣,谦让未成于今。呜呼,岂不仁哉!”司马迁之所以对汉文帝如此称许,是因为汉文帝的“行事”符合自己的政治思想。司马迁主张为政者应施行“德政”,从《五帝本纪》到《周本纪》,他看重的都是“德”。《夏本纪》说:“德流苗裔”;《殷本纪》说:“德盛阿衡”;《周本纪》说:“德盛西伯。”但是从《秦本纪》到《吕太后本纪》,司马迁痛感他们唯“力”是用,逮至孝景及今上,则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于此处,司马迁感慨良多!沈作喆说:“读史者但知《武纪》、《封禅书》为讥也,不知子长赞文帝汉兴四十余载,德至盛,廪廪乡改正朔服色封禅,谦让未成于今;而孝武初即位,未有德惠及民,便修鬼神之祀,公卿草巡禅,则为不仁矣,此盖子长之微意也。”(《寓简》)汤谐说:“孝文为三代以后第一贤君,史公在孝武时作《孝文纪》,故尤其无穷慨慕也。二十余年,深仁厚泽,纪中排缵不尽,止举其大要,而余者令人悠然可思,正是史公画龙点睛妙手。”(《史记半解》)
(2)汉文帝是司马迁心中的理想帝王,他不仅谦让、俭朴、宽仁,而且具有勇于纳谏的精神。司马迁在《张释之冯唐列传》中通过张释之、冯唐的犯颜直谏而被文帝接受的故事表现了这一主旨。例如有一人盗去高祖庙内座前玉环,汉文帝大怒,“下廷尉治”,希望能把小偷满门抄斩。结果,张释之依法办事, “奏当弃市”,并且犯颜直谏:“法如是足也。且罪等,然以顺逆为差,今盗宗庙器而族之,有如万分之一,假令愚民取长陵一抔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尽管汉文帝以为张释之未能体现自己的“承宗庙意也”,但最后还是同意了张释之的判决。在理解了汉文帝勇于纳谏这一层面的意义后,我们也许会看出汉文帝身上还是有不少阴暗面的,他“从善”但并不“如流”,假若张释之是按皇上主意判案的张汤,汉文帝的“仁德”就没有本篇所叙说的那么多了。另外,汉文帝还有猜忌功臣的缺点,致使周勃恐惧而死。这方面需参照《绛侯周勃世家》等。
(3)赞扬了上书感动天子的少女缇萦,表明司马迁对待妇女的观点是进步的。缇萦是太仓公的小女儿,太仓公会医术,后受人诬告被解往长安受肉刑。临行时,五个女儿随而泣,仓公骂道:“生子不生男,缓急无可使者。”这时,少女缇萦挺身上书,不仅使父刑得免,而且感动文帝,除去了“断支体,刻肌肤”的肉刑。在司马迁笔下,一位少女的个别行为,与朝廷的政治措施连在了一起,遂使缇萦这一女性形象在中国历史上得以不朽。班固在《咏史》诗中称赏道:“百男何愦愦,不如一缇萦。”曹植在《精微篇》中也赞曰:“多男亦何为!一女足成居。”
(4)司马迁《史记》对帝王诏策多不滥载,唯本篇载录文帝诏书特详。李景星说:“太史公于他帝诏令多不载录,独于《孝文本纪》录诏令最详,盖以孝文各诏质古温醇,实属三代之遗。且所行政事,又足以副之,非托诸空言者比也。通篇叙事,纯以文胜,写得秩秩楚楚,优柔不迫。既无《高纪》中疏荡之气,亦无《吕纪》中刻挚之笔,又处处与《武纪》中做反面对照。写仁厚守成之重,不得不另用此一副笔墨也。后幅收束,尤为严密。从代来即位一段,总叙帝生平于未崩之前;‘后七年六月’一段,详叙帝之遗诏于既崩之后。下又继以景帝之诏,群臣之议,将帝所行之大事再括叙一番,而以‘功莫大于高帝,德莫大于孝文皇帝’一语作为断定,精确正大,穆然高古,此史公真实笔力。”(《史记评议》)
作者在本文中歌颂汉文帝的废除肉刑,很把它当作一件盛德之事来说,但事实究竟如何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汉书·刑法志》载张苍、冯敬上书称文帝之废肉刑为“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斩右趾者又当死;斩左趾者笞五百,当劓者笞三百,率多死”,不够死刑的为废肉刑而升为死刑,已经是不合适了;将稍轻之肉刑改为鞭笞,由于打得太重,也等不到打满数目就被打死了。为此,景帝时曾两次减少鞭笞的数目,至武帝时重又恢复了肉刑。
本文在揭示统治集团内部的深刻矛盾方面,可谓隐微细致,发人深思,诸如周勃、陈平等当初为什么要选汉文帝以及汉文帝入朝后又对周勃、陈平等做了些什么;在平诸吕中立有最大功劳的是朱虚侯刘章,而文帝即位后又是怎么对待刘章兄弟的;文帝即位前,曾反复推让,文帝即位后,又一连对各个方面以及对全国的百姓普加奖赏,这些是为什么?作者的确歌颂汉文帝,但对汉文帝的某些故弄玄虚之举,也并非视而未见。摒除表面的一片颂声,仔细推敲,这里边似乎还大有奥妙,很能让人长见识。关于本文的作者,赖长扬、赵生群等认为本篇作品的作者应是司马谈,而不是司马迁。赵生群在《司马迁研究》中说:“司马谈作史之时,封禅、改正朔、易服色三件大事都未能举行,所以《孝文帝本纪》赞语中说‘谦让未遑至今’;司马迁作史时,此三事都已大功告成,如果他作《孝文本纪》就不可能再出现‘谦让未遑至今’这样的话。这是《孝文本纪》为司马谈所做的铁证。”其说似乎可以成立。
精彩内文选读
北方强敌匈奴在汉初冒顿单于当政时达于鼎盛,长期为患于边。汉家创业皇帝汉高祖刘邦受困平城之辱笼罩汉朝君臣几代人。高后屈辱求和,忍受冒顿单于戏弄的狂悖书信,更是国耻。汉武帝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臣服大宛,威震西域,汉武帝下诏书布告天下,说:“高皇帝遗联平城之忧,高后时单于书绝悖逆。昔齐襄公复九世之仇,《春秋》大之。”这时汉武帝彻底击败匈奴,征大宛断匈奴右臂,匈奴远遁,漠南无王庭,汉朝扬眉吐气。但汉文帝时,黎民切盼休养生息,反击匈奴的条件尚未成熟。战争是综合国力的较量。综合国力的要素有三:政治力、经济力、军事实力。优越的政治力与经济力,可以持续作战,是取胜之根本。但阵前交锋,优越的军事实力是综合国力的核心要素。匈奴是马背民族,汉朝要制胜匈奴,要有足够的骑兵,边境要有足够的粮食储备。这些条件,汉文帝时尚不具备。《孙子兵法》说:“倍者守之,三者攻之,五者围之。”又说:“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双方决战,实力相当,两败俱伤,一方实力三倍于敌,乃至五倍、十倍于敌,占有绝对优势,才可以用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胜利。汉文帝时,综合国力强于匈奴,军事实力大体相当,汉朝防御有余而出击不足。汉文帝尊重实力,对匈奴高挂免战牌,在汉文帝四年(公元前176年)、汉文帝七年(公元前173年)、汉文帝后元三年(公元前161年),三次与匈奴和亲,先后与冒顿单于、老上单于、军臣单于等三代单于订立和亲条约,汉朝馈赠匈奴大量财物,汉宗室公主出嫁单于。但匈奴百约百叛,汉文帝三年(公元前177年),匈奴入寇上郡,丞相灌婴率领车骑八万五千击走匈奴。文帝十四年(公元前166年),匈奴十四万骑入寇朝那,杀北地郡尉孙卬,汉文帝派张相如等三将军击走匈奴,也曾一度要御驾亲征。汉文帝后元六年(公元前158年)冬,匈奴骑兵六万大入上郡、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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