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2024-12-19
本书《千古一帝秦始皇》是解读《史记·秦始皇本纪》这篇辉煌大传的中级读物。该本纪以编年体的形式,详尽地记载了秦始皇一生的主要活动。由于秦二世短祚,亦附其事迹于后。故而本篇记事上起公元前246年,下讫公元前207年秦之灭亡,实际上是完整的秦王朝编年史,首尾完具地记述了秦王朝的兴灭。在司马迁笔下,嬴政在位四十余年的重大政治事件、统一战争的过程、秦建立与巩固中央集权制度的复杂情况,都描述得脉络清楚,层次分明。本篇不仅对秦王朝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所进行的重要改革做了如实反映,而且对秦始皇怎样由一个英明的创业之主转变成一个残酷暴君的过程,也做了详尽的叙述,从而为我们研究秦朝的历史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
张大可,1940年生,重庆市人。196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曾任兰州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中文系教授兼中文系副主任,现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华伏羲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史记研究会会长。在中国历史文献学、秦汉三国史两个学术领域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尤长于“三国史”与《史记》的研究,在学术界独树一帜,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个出版《三国史研究》与《史记研究》个人专集的学者。2011年获中国史记研究会学术成就奖。出版学术论著十余种,主要有《三国史研究》、《司马迁评传》、《史记论赞辑释》、《史记文献研究》、《史记精言妙语》、《史记全本新注》、《中国文献学》、《中国历史文选》、《中国历史人物评传丛书》、《资治通鉴新注》等二十余种著作,其中《中国历史文献学》、《中国历史文选》为高校教材。合著有《司马迁一家言》等。201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张大可文集》十卷。
王明信,河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史记研究会常务理事。
二、千古一帝秦始皇
《秦始皇本纪》讲析
秦皇汉武,千秋评说
【题解】
张大可曰:秦始皇(公元前259—前210年),姓嬴名政,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封建王朝——秦王朝的建立者。本篇详尽地记载了秦始皇一生的事迹,由于二世短祚,亦附其事迹于后。因此,本篇记事上起公元前259年秦始皇出生,下迄公元前207年秦二世之死,随即秦亡,实际上是秦王朝的完整编年史。在司马迁笔下,四十余年的重大政治事件,统一战争的复杂进程,都描述得脉络清楚,层次分明。对秦统一全国以后,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所进行的重要改革,也做了如实的反映。特别是对秦始皇由一个创建新王朝的英主到残暴帝王的转变过程,做了如实的叙述,从而为我们研究秦朝的历史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
【评说】
韩兆琦曰:本文是《史记》中的长篇之一,也是第一篇以人物为中心的帝王本纪。它详细记载了秦始皇一生的主要活动,展示了我国第一个封建专制主义政权建立的全过程和其是非功过。由于二世享国短暂,故亦附于本文之后。如将《李斯列传》、《蒙恬列传》与本文合看,则俨然是一部完整的秦王朝兴衰史。
首先,文章客观评价了秦始皇的功过是非。秦始皇承继父祖基业,在吕不韦、蒙骜、尉缭、李斯等人的辅佐下用武力结束了自春秋以来近五百年的割据分裂局面,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为我国二千多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格局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为历代封建帝王实行集权统治开了恶劣的先例。
司马迁认为秦始皇统一中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司马迁在《秦楚之际月表序》中说:“秦起襄公,章于文、缪、献、孝之后,稍以蚕食六国,百有余载,至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以德若彼,用力如此,盖一统若斯之难也。”司马迁明确指出秦之先君先臣经过几百年的努力,为秦始皇的统一大业做了物质上的充分准备。为此特作《秦本纪》以回顾秦国由弱变强的发展历程。本文开篇亦首言始皇即位时秦国“已并巴蜀、汉中,越宛有郢,置南郡矣;北收上郡以东,有河东、太原、上党郡;东至荥阳,灭二周,置三川郡”,说明其时秦国已据有天下大半,六国犹如秦之郡县,为秦始皇完成统一大业创造了先决条件。另外,司马迁认为秦始皇统一中国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顺应了历史的潮流。在《六国年表序》中,司马迁分析了战国时代的形势后指出,秦国能实现统一原因主要是“天所助焉”。这个“天”是指客观的历史大势,用文中秦始皇的话说就是“天下共苦战斗不休,而求其宁息”,这就是“世异变”。秦能顺应人民这一要求统一的愿望,顺应历史潮流,所以“成功大”,完成了不朽的业绩。
司马迁还充分肯定秦始皇开创中国封建国家政治制度的历史意义。其一,文章表述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来取的立帝号,定水德,废分封,设郡县,拆毁战国关塞,统一货币、文字,设立中央官制,确立土地私有等一系列巩固统一的政治、经济、文化措施,其中重点记录了秦廷中两次有关分封与郡县制的辩论,以表明“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时变异也”的进化论历史观。说明实行郡县制是事势发展之必然。其二,司马迁在《礼书》中说:“秦有天下,悉内六国礼仪,采择其善,虽不合圣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济济,依古以来。至于高祖,光有四海,叔孙通颇有所增益减损,大抵皆袭秦故,自天子称号,下至佐僚及宫室官名,少所变改。”显然司马迁已认识到“汉承秦制”,认识到秦在开创中国封建一统国家政治制度方面的伟大功绩。其三,鉴于汉初分封同姓王导致七国叛乱的历史教训,本篇的记载还有借鉴历史以为警示的作用。
此外,司马迁还批评了统一后秦始皇实行种种导致自身灭亡的措施。文章用大量篇幅记录秦始皇及秦二世滥用权力乃至动用整个国家机器来满足个人私欲的情形。秦始皇时“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以刑杀为威,实行高压统治,又广修宫室、陵寝,严厉打击商人,焚书坑儒,实行文化灭绝政策;信方士、鬼神,大搞封禅等等。二世继位后,赵高专权,赵高怂恿二世行督责之术,变本加厉地肆志纵欲,疯狂地灭绝宗室,诛戮大臣,秦王朝终于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灭亡。这是中国封建专制主义政权遭受的第一次沉重打击,其意义非常深远。值得注意的是文中叙述秦始皇实行高压统治,整个官僚集团为谋求私利而毫无原则地逢迎皇帝,显然还有比照汉武帝酷吏政治的意味。
其次,文章从政治演变的角度,说明儒法两家学说在实现大一统过程中的历史地位和不同作用。司马迁在总结秦国统一中国的历史经验时曾说:“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史记·六国年表序》)文中没有关于德政方面的论述,而认为秦国成功的原因在于“先暴戾,分别仁义”。说明战国时代当儒家仁义学说衰落的时候,一种更符合时代要求,更简便易行,主张用武力实现统一的法家学说应运而生,并在历史进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秦始皇却没有看到法家学说的片面性,统一后不能及时调整统治策略,仍一味恃力而治,最终自取灭亡。文章就此概括了秦始皇早期的辅佐者吕不韦为秦国统一进行的理论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吕不韦为相,封十万户,号曰文信侯,招致宾客游士,欲以并天下”。他主持编写的《吕氏春秋》探讨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封建政治的理论体系,主张杂儒、墨、道、法而用之。其主张君主“无智、无能、无为”的治国方法则显然与汉初实行的黄老政治相吻合。秦始皇废吕不韦而用李斯,推行极端的法家统治,不仅表明用人对国家政治前途的影响至关重要,而且从秦朝统治仅十余年即灭亡,汉初行黄老之术即迎来“文景之治”中,也可看出法家理论的局限性和社会发展中存在事异备变的辩证法则。
论赞援引贾谊的《过秦论》来总结秦朝的兴亡,用以说明“兼并者高诈力,安定者贵顾权”的道理。文章包含着丰富的历史辩证法,所以司马迁将其全文录入。这也合乎司马迁“承敝通变”,“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稽其成败兴坏之际”,为汉代统治者提供借鉴的写作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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