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屬於中國：湯因比的中國觀下載 mobi epub pdf 電子書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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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山本新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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齣版社：世界知識齣版社

ISBN：9787501254965

版次：1

商品編碼：12290751

包裝：平裝

開本：16

齣版時間：2018-02-01

用紙：膠版紙

具體描述

編輯推薦

中國的崛起，是全世界都關注的問題，也是坐標式的大問題，尤其是作為中國人，如果你在讀書，在思考，就繞不開這個問題。

美國弗裏德曼寫過一本著名的書，叫《世界是平的：21世紀簡史》。弗裏德曼曾在颱灣做瞭一場演講：“如果再過幾百年，我們迴頭再看21世紀前十年人類的曆史，真正重要的曆史事件隻有一個，那就是中國政府決定走可持續發展的道路……”

如果時間再退幾十年呢？上世紀二十年代，英國曆史學傢湯因比來到中國實地考察，見到瞭中國文明的偉大及其所具有的將來性，中國觀初步形成並最終成熟。他對中國為未來人類社會開創新文明、給世界以安定和平寄予瞭殷切希望。那個時候，很多人不以為然，甚至覺得荒誕，而中國今天的現狀，他們簡直不敢相信吧。

本書依據的全部是湯因比的發言，來自他的著作，在報紙、雜誌發錶過的文章。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有關言論，全部收集在這本書裏。對中國幾韆年文明的穩定性、延續性，政治、文化統一的技術和經驗，中國與其他文明比較之差異及其優越性等，也都有精闢的闡述。

湯因比曾說：“來世，願生在中國！”我們作為中國人，應該覺得驕傲，我們生在中國。

內容簡介

這本書確實會給中國人、給全世界人帶來信心。

這信心是什麼？大傢關心的，這個世界還會和平嗎？能。中國人起來瞭就能。

中國人崛起不是災難，是給全世界帶來安定。

阿諾德·約瑟夫·湯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年～1975年），英國著名曆史學傢，對曆史有獨到的眼光。其巨著《曆史研究》講述瞭世界各個主要民族的興起與衰落，被譽為“現代學者偉大的成就”。

湯因比的中國觀最初成形於1931年齣版的《中國之旅見聞錄》，最終成熟於1972年齣版的《曆史研究（插圖本）》。他做齣瞭一個令人震驚的預測：過度的工業化道路已經陷入僵局，重視農業與工業平衡的中國的“中道”纔有將來；以中國為核心的東亞如果成為一體，這個東亞共同體將會成為未來世界的中堅力量。

離湯因比的預言已過去半個世紀，今日的中國已然曆史性地站到世界舞颱中央。對於中國人來說，這是一本讓人增長信心的書。對傳統文化有信心，對國傢民族有信心，並且也給全世界人信心。這信心是什麼？這個世界還會和平嗎？中國人起來瞭就能。中國人崛起不是災難，是給全世界帶來安定。

前言
第一部分對當代中國的期待
第一章湯因比與羅素的中國觀（榖川徹三）
一、緻湯因比的信
二、我的提問——世界政府與大一統國傢的關聯
三、湯因比在《曆史研究（插圖本）》中的迴答
四、未來的大一統國傢的特色
五、與過去的大一統國傢的區彆
六、中國是世界政府的核心
七、西方是分裂的，中國是穩定的
八、中國走的是不過分工業化的中道
九、湯因比與羅素的中國觀基本一緻
十、年輕中國的前兆
十一、我在中國的所見所聞
第二章發展遲緩的有利性（山本新）
一、自我毀滅性的工業化未來
二、中國的遲緩潛在的意義
三、建立在當地傳統上的中國文明
四、有利的農業模式
第三章世界史的重組與中國文明（吉澤五郎）
一、對非西方文明的期待
二、中國文明的振興
三、日美關係與日中關係
四、湯因比與羅素
五、日本的亞洲觀
第四章第三世界的文明與革命（小林多加士）
一、當代世界形態的特徵
二、文明論的迴顧與展望
三、鮮明猛烈的人類學批判
四、文明與革命的辯證法
五、霸權主義與第三世界

第二部分中國史觀
第五章湯因比與中國的思潮（謝世輝）
一、湯因比的中國禮贊論
二、湯因比主張的背景
三、“反動”的儒傢
四、大同思想
五、執政為民
六、依於道德的政治
七、根深蒂固的現實主義與閤理主義
八、順應自然的思想
第六章湯因比的中國模式論（木村隆一）
一、關於模式
二、中國模式的設定
三、連續與斷絕
四、關於希臘一中國閤成模式
五、曆史上的大一統國傢
第七章湯因比的新人類史與其中國史觀（平田傢就）
一、《人類與大地母親》的特色
二、中國文明中的哲學與宗教
三、科舉製度與其曆史意義
四、中國的政治統一及其在文明論上的意義
五、對當今中國及其未來的期待
六、威爾斯與湯因比

第三部分中國的歐化
第八章湯因比眼中的西歐和中國（秀村欣二）
一、引言
二、近代以前的西歐與中國
三、明代西歐的衝擊與中國的反應
四、清初西歐的衝擊與中國的反應
五、清末西歐的衝擊與中國的反應
六、結語
第九章土耳其與中國：一九二九年（堤彪）
一、湯因比首次訪日與歐亞大陸見聞錄
二、土耳其與中國的比較
三、結語
第十章湯因比的高級宗教本質剝離論（井手勝關）
序言
一、東印度巡察使範禮安的傳教政策
二、湯因比的高級宗教本質剝離論
三、湯因比從基督教中心史觀嚮高級宗教中心史觀的轉變
四、第二次梵蒂岡大公會議與中國基督教會
執筆者簡介
譯後記
參考文獻

精彩書摘

西方是分裂的，中國是穩定的

羅素在一九二〇年隨同工黨訪蘇代錶團訪問瞭蘇聯，並會見瞭

列寜、托洛茨基等人。他雖說高度評價瞭布爾什維剋革命，但也看穿瞭其弱點。《布爾什維剋主義的實踐與理論》這部著作就是他在訪蘇之後立即著手撰寫的，以當今的視點，可以看齣羅素已經準確預言瞭蘇聯革命的進程。那次訪蘇後，他立即受到瞭中國的邀請，

作為北京大學的客座教授，承擔瞭大約一年的課程。他於一九二一年迴國，一九二二年撰寫瞭《中國問題》這部著作。這也是一部令人驚嘆的作品，雖然是在五十年前撰寫的，但準確地預言瞭當今中國的狀況，毫不過時。其中，羅素比較瞭中國文明和西歐文明、中國人和西歐人，湯因比在自己的著作中所論述的內容可以說他基本都談到過。這一點之後涉及。接著繼續引用湯因比的敘述：“憑藉西歐的手段是無法為人類實現在政治上、精神上的世界統一的。”

接著又講道：“如果要使西歐所動搖的人類生活再次穩定，而

且要使西歐的進取性緩和為在人類生活中不再是破壞性的而是能夠賦予活力這種程度的話，下一運動的創始者就必須嚮歐洲以外去尋求。而且，完全可以設想他將齣現在中國。”

這裏湯因比是把可能性比較溫和地講述齣來。我認為實際上這

正是湯因比晚年的堅定信念。因此，他也這樣講道：“他們在曆史上的成就所反映的世界觀命令他們：如果人類能夠延續到二十一世紀，就必須由人類的某一部分擔當起當今需要實現的統一以及穩定的任務。”

“他們”指的是中國人。湯因比此處特彆加上“如果人類能夠

延續到二十一世紀”這一條件，顯露齣他認為現狀是多麼嚴峻。湯因比之外的許多人也在擔憂二十一世紀到來之前人類也許已瀕於滅絕，也許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人類將要處於那種狀態。

湯因比對中國寄予希望，是因為以前産生的所有文明中，曆經

兩韆年以上，即使遭遇王朝更迭，但依舊保持住瞭文明特徵連貫性的隻有中國文明。這一點不論在湯因比初期把文明算為二十一或是二十三種，還是在《再考察》之後算為十三種大文明與十五種衛星文明，都無可指摘。因而湯因比講道：這就是一個值得驚嘆的事實。

在與中國文明比較之後，湯因比指齣埃及文明是非常穩定的文

明，可是埃及文明已經在遙遠的過去完全解體瞭，與之相反，即使把其生身父母的犬儒文明也考慮在內也仍舊比埃及文明更年輕的希臘文明也已消失的當今，中國文明卻依然在延續著。所以，湯因比對中國文明的這一穩定性、持續性的特點予以瞭高度評價。

中國走的是不過分工業化的中道

進而湯因比講述道：“可是，中國的共産主義體製下的領導者

們，決心要與前工業性的農業文明社會的傳統構造進行斷交，這即使是一個事實，但也絕不會繼俄羅斯、日本之後把自身生活方式的工業化以及城市化，推進到西歐那樣的極端狀況，這也是事實。”

這就是現在的中國文明與美國文明、革命後的俄國文明隻是一

門心思地推進高度的工業化相對的，推進工農業相平衡發展文明的做法。湯因比指的就是這一點：“中國人看起來摸索的是能夠結閤傳統的前工業式的生活方式與最近西歐以及西化各國取代傳統後的工業式的生活方式這兩者的長處、避免其短處的中道。”

這裏的“中道”英文是“a middle way”，加上“a”這個不定

冠詞，說明並不是“the middle way”這種唯一之道。“中道”無論是在印度還是在西歐，許多哲學傢在展現自己的哲學體係時，都作為重要的概念使用過。中道的理念含有非常深奧的內容，在實際生活中錶現得也並不單一，也在以各種各樣的方法被實現著，所以湯因比將它說成 “a middle way”。

湯因比與羅素的中國觀基本一緻

對湯因比的引用到此為止。以上的那些見解說是全部大概也不

為過，羅素在一九二二年撰寫的《中國問題》這部著作中都有所展開。

如之前講述的那樣，羅素於一九二〇年五月十九日至六月十七

日訪問瞭革命後的俄國，雖然與列寜、托洛茨基進行過會麵，但對剛剛完成革命的俄國不禁感到非常失望。

羅素在同年的一九二〇年，作為北京大學的客座教授講授哲學，一年後途經日本迴國，一九二二年齣版瞭《中國問題》。這本書是一本非常令人驚嘆的著作。我也是通過牧野力的翻譯纔初次讀到，書中簡直令人無法相信地準確預言瞭當今中國的現狀。在第一章《問題點》中，羅素這樣講道：“中國的國民是世界上忍耐性最強的國民，當其他國傢的國民思考十年之後的事情時，中國的國民考慮的是一百年之後的事情。中國國民本質上是不滅的國民，不急不躁的國民。”

《問題點》作為第一章，羅素首先概括性地提齣瞭各種問題，接著他講道：“中國人發現瞭會使全世界幸福的人類的生活方式，並且已經實踐瞭許多世紀，如果被全世界的所有人所采納的話……而我們歐洲人卻不是那樣，我們的生存方式強烈追求鬥爭、榨取、多變、不滿以及破壞。指嚮破壞的效率主義隻可能在人類滅亡時終結。如果西方不多少學些曾經輕視過的東方智慧，西方文明將使人類走嚮徹底滅亡。”

這也正是湯因比給現代文明擺在眼前的挑戰，也可以說是核武

器、資源枯竭、環境汙染、人口暴增這些問題的挑戰。所以，可以說羅素對於機械文明的將來也有明確的預見。關於中國人他接著講道：

“中國人隻追求正義和自由，嫻靜而優雅。在對人類幸福所起

作用的所有點上，中國文明都比歐洲文明齣色。在中國發生瞭年輕的改革傢們的強勁運動，如果再給他們少許時間，他們將使本國返老還童，比起西歐人稱作文明的像已經磨損的研磨機那樣的機械文明，將創造齣不可預測的更為偉大的文明吧。”

年輕中國的前兆

羅素到中國赴任後的一年間，中國發生瞭什麼事呢？首先，一九二〇年中國媒體在上海、北京、廣東開始興辦，同年“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結社。接著，一九二一年廣東政府成立，廣東、湖南農民開始瞭有組織的運動。中國共産黨在上海組建起來。

這些萌動在錶麵上看起來停滯不前的中國內部已經發生瞭。以北京大學的學生為首的中國年輕人—當時稱之為“中國青年”—雖然不是嚮著革命的方嚮，卻燃燒著改革者的熱情。羅素對這些年輕人寄予厚望，如果給予這些“中國青年”適當的時間，中國會建立起卓越的文明。

對於當時的舊中國，魯迅在《阿Q 正傳》以及其他作品中都錶示瞭深深的憂慮。可是，從中國人所具有的能為自己的生活、文明深謀遠慮的資質當中，羅素以深邃的銳利眼光捕捉到瞭將來必然會成長起來的種子及其萌芽狀況。

羅素從希臘文化、猶太人的宗教和倫理、現代的産業主義（這

是近代科學的産物）這三大方麵尋求西歐文明的起源。他講道：西歐從猶太人的宗教和倫理中繼承瞭狂信、宗教上的不寬容、國傢主義的部分，但這些因素基本上沒有對中國文明予以影響；與之相反，公元前六世紀的偉人老子、孔子已經擁有瞭應被視為現代中國特質的多數內容。

現在，中國正在批林批孔。批判孔子在五四運動時也相當活躍。可是儒傢和老莊的教導、作為民間信仰的道教與之後傳入到中國的佛教一起（在某些時期姑且不論），長期地和平共存並相互影響，形成瞭中國人的智慧尤其是其生活智慧。我從過去就是這樣感受的。

中國的狀況再稍微穩定一些，中國人兩韆數百年來凝結成的那種生活智慧，終將對新社會的建立與發展産生重大的意義。如果將來與我們描繪的“世界政府”的概念極為相近的“大一統國傢”這樣全球性的統一體能夠建立起來，中國將藉助那種智慧成為中堅。

這樣的預想，即在以全球化為形態的將來的世界中，文明將從西方轉移到東方，是湯因比的藍圖。而羅素也已經在五十年前，就從對中國人現實生活的見聞中給齣瞭同樣的預想。羅素看到的中國民眾中，不識字、不能閱讀者眾多，但在生活智慧上，他們擁有兩韆數百年來在曆史中培養齣的良好資質。

二

中國發展遲緩潛在的意義

日本痛切感到與西方的巨大差距，百年來憋足力氣努力地追趕。日本的近代化毋庸置疑，非常迅速。與其相比，中國進展緩慢。從性急的日本人要的速度感來說，會覺得中國人非常遲鈍。近代化開始早、進展順利的日本，一開始就有嘲笑中國發展遲緩的風氣，當今也依然存在。

可是，湯因比仍然主張中國“發展遲緩的有利性”。中國正因為發展遲緩瞭，纔沒有走上近代後期過度的工業至上主義道路，也沒有顯現齣那種弊端，所以獲得瞭能夠創造與之不同的第三條路的機遇。這樣看的話，中國的遲緩就具有瞭潛在的意義，擁有瞭未來的可創造性。

反之，日本不顧一切的“追趕、超越”是一種單調的偏頗，走上的是極端的軍國主義道路。而當軍國主義遇到挫摺時，又走上瞭極端的高速增長的道路，雖然目標被實現得非常好，可是目標的先後順序卻發生瞭錯亂，也就是說，更加重要的目標被疏漏瞭。我們的中國觀首先是被軍國主義培養，接著又被生産至上信仰重新著色。如果不動搖這種既成的中國觀，“脫工業化”也好，中國將成為大一統國傢的中堅也好，東亞（中國、日本、朝鮮、越南等）聯閤起來成為世界的基軸也罷，都是根本不能接受的。

一般認為，中國近代化的開端晚於日本大約五十年。嚮中國尋

求相當於我們的明治維新的話，簡單地說算是辛亥革命吧。在這期間，日本鞏固瞭獨立的地位，並開始侵略亞洲。與之相反，中國被西方列強蠶食，陷入半殖民地的窘境。日本圍繞朝鮮的統治權發動瞭甲午戰爭，在甲午戰爭之後，加入到侵略中國的行列。中日兩國 “歐化”的差異清楚地顯現齣來，在戰鬥中日軍占據瞭壓倒性的優勢。由於這次勝利，日本不隻對中國人，也開始輕視東亞，從而打下瞭“脫亞入歐”的軍國主義基礎。

中國的發展遲緩是因為接受近代西方文明時行動緩慢。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一直濛受瞭接近一百五十年的屈辱對待。特彆是前半段的行動遲緩，使得近代化的開端晚於日本大約五十年，成為瞭近代中國悲劇的源頭。如果能像日本這樣輕鬆地“歐化”的話，近代中國的悲劇性事態也許不會發生。可是，中國不可能像日本這樣輕鬆地“歐化”變身是有其原因的。中國受到一百五十年的淩辱，但承受住瞭試煉，所以纔可以說中國孕育齣瞭未來的可能性。

在近代化的開端上，中國遲緩於日本五十年的原因是什麼呢？

遲緩的主要原因中，特彆引人注目的我想舉齣三點：第一是清朝是半徵服王朝；第二是中國的統治層不是以軍事權力為基礎的貴族、軍人，而是傳統的文官；第三是統領眾多“衛星文明”的“大文明”所特有的中華思想。

首先，請注意清朝是一個半徵服王朝，滿族統治著占壓倒性多

數的漢民族。清朝並不是像元朝那樣的蠻族遊牧民建立的純粹徵服王朝，它帶有半漢化的邊境性的性格，而且還具有遊牧民族的性格，是一個滿族人的王朝。漢帝國崩潰之後的中國史是濛古草原的遊牧民對居住在肥沃土地上的農耕民的鬥爭、角逐的曆史。由中國當地人建立王朝的時間還不滿這段曆史的一半。中國的防備往往是朝嚮北方的。在爭鬥的過程中，因為居住在草原與沃土之間，所以兼具雙方優勢的所謂“兩棲性的”民族能夠掌握著主導權。這就是清朝。

清朝有史以來首次徵服瞭作為北方威脅源頭的草原全境，使之納於自己的版圖之下。通過規避過去多個徵服王朝招緻沒落的過錯，其政權跨越三個世紀而維持下來。在近代西方突然來拜會時，它正處於鼎盛期。

清朝的精力完全使用在對漢民族的招攬與對遊牧民的懷柔上。他們創造性地、巧妙地剋服瞭這兩個棘手問題，已經沒有瞭對手而沉浸在湯因比所謂的“勝利的陶醉”中。而他們正要“休養生息”時，遭受到瞭意想不到的第三個棘手問題，即受到近代西方的挑戰。

他們完全不能很好地應對，形勢惡化時，作為徵服王朝更加不得要領。如果能夠圓滿地應對外在的威脅，還可以保持對內的威信，但對外威脅的應對一旦失敗，會比當地人組建的王朝喪失更多威信，從而隻會考慮自身政權的維持和本民族的利益，不可能站在呈壓倒性多數的被徵服民族的角度思慮整個中國的狀況。不僅如此，在遭遇到可能被殖民化的危機時，它不會給憂慮事態的發展、思索破局之路的憂國之士以活動的空間。如果是當地人組建的王朝，會齣現思考整體的自覺者，他們會發揮先導性的作用。明治維新比辛亥革命早五十年，應當可以說是因為德川政權是當地人組建的王朝。

建立在當地傳統上的中國文明

中國的統治階級是文官，既不是騎士也不是武士，他們很早就擺脫瞭軍國主義形成的可能，從這個意義上看這是中國文明的一大長處。而我們國傢自武士階級當權以來，到戰敗為止沒有文官統治的傳統。在日本軍國主義有九百年的傳統。政權統治者對軍事上的優劣具有敏銳的感覺，一旦意識到自己處於劣勢，無論如何都要不惜代價立即製定成為軍事強國的政策，直到實現軍事優先的體製。

這就是軍國主義，軍國主義即社會價值中軍事上的價值（善於打仗、武器先進、作戰勇敢）比其他任何價值都優先的價值觀。明治維新的推進者是覺醒的下級武士，他們對日本在軍事上的劣勢反應靈敏，把“富國強兵”政策作為文明開化的關鍵，而富國是強兵的前提，總之就是把強兵作為最優先的政策。

與之相反，在文官統治傳統強大的地方，不會優先考慮軍事上的價值。關於軍事問題文官比武官（武士）遲鈍，而且這個文官傳統因科舉製被製度化，持續瞭一韆多年。為瞭成為統治階級，就必須要考中叫做科舉的文官錄用考試。即使武藝高超也通不過，必須精通萬捲的典籍。這種不以齣身錄用人纔的製度比起世襲製更加高明。通過多個層級的國傢考試纔得到高位的高官認為，轉換到西學的行為等同於放棄好不容易到手的特權與地位，因此他們不可能簡單地轉變思維。容易掌握外來的知識、技術的不是大人物，而是年輕人。如果誰要大肆推行歐化路綫，馬上就會被壓製下去。相對倡導革新的歐化派，緊抱當地傳統的保守派的力量更加強大，科舉製是在臨近辛亥革命時纔終於被廢止的。

中國傳統的保守派超過歐化的革新派的傾嚮與奧斯曼土耳其相似。與歐洲比鄰的土耳其，雖然從十七世紀末在軍事上已然處於劣勢，但仍沉醉於昔日的榮光中，怎麼也不覺醒。而同樣與歐洲接壤的俄國多次受到瑞典、波蘭的侵略，當意識到自己的劣勢時，立即在十七世紀末開始歐化。一個世紀後的俄土戰爭中，土耳其被俄國打敗，纔體會到自己的劣勢。塞裏姆三世、馬赫穆德二世開始進行歐化，但此後不久保守派的反擊又使得土耳其退迴到傳統路綫。這樣的歐化與國粹為本的轉換反反復復瞭三迴，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纔終於全麵地開始歐化。

俄國的輕鬆轉變與日本的輕鬆轉變相似，土耳其的保守傾嚮與清朝相似。而且，如果說十八世紀末的俄土戰爭與甲午戰爭相似，也不算牽強吧。土耳其的猶豫不決是漫長的，這得益於歐洲對伊斯蘭世界的恐懼。而中國的事態卻是緊迫的。

上麵的對比可以導齣第三點。像中國文明、伊斯蘭文明等，長

時間沒有比肩者，持續占據著壓倒性的優勢，因而對當地的文化抱有極大的自豪感。這樣的文明遇到新文明興起並與之接觸時，因為高傲不會給予高度的評價，不會誠實地承認自己的劣勢，也不可能應對那種局麵。

中國在十六世紀與近代西方相會時，稱他們為南蠻。南蠻的意思是南邊的野蠻民族。自己是中華，把四周都視為野蠻民族。事實上，曆經三韆餘年，在東亞中國確實就是中華。而且，從

公元前十五世紀到公元七世紀這二韆二百年內，中國周圍名副其實都是野蠻民族。到公元七世紀，周圍的各蠻族沐浴瞭“中華”的餘澤，分享瞭餘惠，終於在周邊形成瞭中國的“衛星文明”。它們隻是新崛起的、沾光性的文明。朝鮮、日本、越南的文明就是中國文明的“衛星文明”（也是“周邊文明”）。

中國從其他文明受到的巨大文化影響隻有一個，即漢帝國走下

坡路、動搖起來時，接受瞭印度傳來的佛教。佛教經過數世紀徵服、壓製瞭中國文化。這對高傲的中國文明似乎是相當屈辱的事情，因而在宋代本地的儒學吞噬瞭外來的佛教，連續三個世紀展開瞭淩駕於佛教的持續性的思想運動。這就是宋學，其代錶是硃子學。

步日本、埃塞俄比亞之後塵，中國也進入鎖國狀態。但鎖國的

原因與日本、埃塞俄比亞不同，隻是由於南蠻人把自己的神名稱為中國皇帝的上神名“天帝”這一點。所以不能給予不知禮的蠻族人以賜見的機會。可是到瞭十九世紀再次與他們接觸時，産業革命後的近代西方已經完全不同。他們已經占有使中國不可能堅持鎖國的絕對性的壓倒性優勢。

自給自足、固守著中華意識、沉浸於勝利的陶醉中的清朝，於鴉片戰爭之後動搖起來，沒有處理好一件事，緻使事態不斷惡化。雖然開展過形式上歐化的洋務運動等，但中國已進入以姑息的手段不可能改變現狀的境地。結果，如果不推翻清朝，中國的徹底轉嚮已然不可能實現。而推翻清朝之後，之前的不利轉為優勢，有意義、有價值的因素也産生齣來。

有利的農業模式

比明治維新晚五十年的辛亥革命之後，因為發展遲緩，在中國發生瞭何種有意義、有價值的事情呢？

辛亥革命受挫後，在連續數年間的絕望中，承擔革命任務的人們的精神錯綜復雜，轉嚮內心的理解。他們發現，即使政治、社會上的改革運動被阻撓，但自己意識的變革仍然可為。那就是從一九一七年開始的“新文化運動”。

那是從鬍適的白話（口語）運動開始的儒學批判，甚至發展到對其根基孔子本人進行批判，還波及作為中國基礎的傢族製度即宗族製度。凡是阻撓中國近代化的傳統的權威、製度和思想都要予以淘汰。共産主義運動也是從這個新文化運動中誕生的。

一九一七年的新文化運動是近代中國的起點，其鋪墊是作為政治革命的辛亥革命及其遭受的挫摺。其後多次的革命都是以新文化運動為起點的。四〇年之後的“中國革命”也是這樣，此前所講的“文化大革命”當然也是處在這個延長綫上的。

新文化運動的成果中值得關注的是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這是北京大學的學生們代言民族的心聲，五月四日開始嚮民眾訴說中國的危急狀況，發起反日、反政府的運動。約翰·杜威被北京大學聘為客座教授時，他親眼見到學生們拿著洗臉盆、穿著隨時被憲警抓捕也不在意的行裝走上街頭嚮民眾宣傳的樣子，深感與日本相比中國的近代化更加根深蒂固。

同樣，受到北京大學聘任的羅素也直接接觸瞭近代中國的文化革命，在《中國問題》中他作齣瞭對比：日本的近代化盡管華麗耀目但根基弱，而近代中國的精神革命是有分量的。

我們日本的近代化確實速度驚人，但是沒有經曆過新文化運動那樣徹底的意識革新，可以說戰敗後的今天依然如此。

因為發展遲緩還發生瞭何種有意義、有價值的事情？還想談一下中國革命的方式。

以前的共産主義考慮的是，如果以共産主義製度進行發展，肯

定能夠比資本主義製度生産齣更多的産品。讓湯因比講，這種想法與資本主義相同，也是被産量至上主義附身，來源於貪欲。為提高生産，推進工業化就是關鍵，工業化進而城市化將成為其優先目標。

這類被工業優先、城市優先的想法附身的莫斯科組織中的領導者與毛澤東長期對立。毛澤東掌握中國共産黨的領導權是從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中期開始的。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中期，是毛澤東在黨內被迫苦鬥的艱苦時期。

如果讓毛澤東講，就是從未來過中國、見過中國，甚至對中國也不負任何責任的人，怎麼能夠對中國革命的戰略戰術發布指令呢！首先他們沒有資格，其次他們也應當沒有那樣的智慧；待在剋裏姆林宮深處的房間中，怎麼能懂得中國呢！稍微聽一聽彆人的講述，怎麼就會懂得中國的實情呢！那樣的人所講的話是不能信的。我們在接近一世紀屈辱性的、奴役性的泥沼中到處亂爬，這樣做一做，那樣做一做，一直在黑暗中摸索，從那些苦戰中纔看到瞭一綫光明。

莫斯科組織的共産主義以城市為中心問題，把城市的勞動者定

為革命的中堅，以為在城市中纔能産生有意義、有價值的事物。可是，中國社會並不是歐洲的城市化社會。在歐洲近代社會通行的以城市勞動者為主體的革命方式，根據毛澤東的認識，在中國是無法通行的。毛澤東很快就對城市不抱指望而下到農村，認為首先必須要鞏固農村。毛澤東牢牢抓住瞭中國的城市與農村的差異，他確信：把農村作為基礎，把農民特彆是貧農作為中堅，以農業模式下的革命方式進行革命，如果不那樣做，在中國是行不通的。

中國的城市和農村有什麼不同呢？城市已被工業化、殖民地化，甚至西化。與之相反，農村還未被工業化、殖民地化，避免瞭

西化。這三個特徵是個係列性的事物。城市以工業形成，而工業被西方列強以及日本帝國主義支配著，所以城市已被殖民地化。近代技術是西方式的，所以它也已被西化，不再是中國式的。

利用城市與農村的這種差距，以廣大的作為麵的農村包圍作為點的城市、攻占城市，正是中國革命的戰略方針。這就是農村模式的革命，革命的中堅不是城市勞動者而是農民。此後中國的發展曆程都是以農業模式進行的，比如人民公社就是從農村開始，然後發展到城市。

這樣的農業模式是因為近代化遲緩，結閤實情纔被發現的。工

業化的過程如果能夠持續無限發展上升，遲緩當然是極其不利的。可是，就像湯因比預測的那樣，過度的工業化會走到盡頭停滯下來，必然轉嚮與之相反的“脫工業化”道路，這種情況下，遲緩反而成為有利的條件。這是因為遲緩可以避免過度工業化所犯的錯誤（環境汙染、資源浪費、南北差距的擴大）；能夠避免“脫工業化”引起的混亂，順利地穩定下來；能夠推進農業與工業相平衡的工業化；由於得到多數人的支持，能夠擁有先進性。

發展遲緩的有利性不隻是對中國，拉丁美洲也同樣如此。湯因

比從一九二〇年代一直在講，拉丁美洲已經消滅瞭種族歧視。這都是由近代化甚至是世俗化的遲緩帶來的有利性。很早就去除瞭宗教規製的地方，種族歧視毫無節製，而宗教規製強大的地方，依靠改宗能夠超越種族的壁壘。

拉丁美洲發展遲緩的有利性從其文學方麵也是可以理解的。從一九四〇年代到如今，拉丁美洲的文學被認為迎來瞭黃金時期。這些文學作品隻有在近代化遲緩的地帶纔能開花，其基本主題是遲緩者與發達者間的時間差。隻追求快速近代化的人，是看不到時間差的優越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