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读人群：三农问题相关专家、学者，政府官员。
中国的现代化和城市化只可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当前中国仍然有六亿多农村人口、两亿多农业劳动力的国情下，中国农业现代化不可能只是规模经营基础上的农业现代化，而必须是小农经营为主的现代化。本书从新时期保护型城乡二元关系出发，以对“小农经济”理论的描述，对中国农业在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位置进行了界定与阐释，对“小农经济”进行了系统认识，并形成了关于农业现代化渐进道路的判断及其相关三农政策主张。中国农业将长期保持小农经营格局。农业现代化必须首先回应小农生产与生活的需要。

内容简介

本书从新时期保护型城乡二元关系出发，以对“小农经济”理论的描述，对中国农业在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位置进行了界定与阐释，对“小农经济”进行了系统认识，并形成了关于农业现代化渐进道路的判断及其相关“三农”政策主张。中国农业将长期保持小农经营格局，农业现代化必须首先回应小农生产与生活的需要。

作者简介

贺雪峰，1968年生，湖北省荆门人，现为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长期从事农村调查。著有多部学术著作。

精彩书评

在城镇化背景下，三农政策的主导方向成为当前学界和政策部门的争论焦点。该书的研究主要是从个案角度进行比较，且遵从严重受制于经济发展梯度理论。此书回应中央一号文件，深入观察农业问题，对当前三农问题的各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该书对农业、农民、农村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具有出版价值。

上篇农业发展诸问题
农业问题还是农民问题
上海市的农业治理
国有农场对农村经营体制改革的启示
论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优势
农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的由来#逻辑与出路
应对老龄社会的家庭农业
下篇乡村治理诸问题
论中坚农民
论村庄结构的东部与中西部差异
沿海发达地区农村国家与农民关系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与乌坎村事件的教训
内生性利益密集型农村地区的治理——以东南H镇调查为例
论土地资源与土地价值——当前土地制度改革的几个重大问题
农村低保实践中存在的若干问题
农村贫困与反贫困的对策
农村基层治理的精准难题

精彩书摘

农业为什么重要

农业显然是十分重要的。为什么重要？在当前阶段，中国农业具有三个方面的基本功能，正是这三个方面基本功能的保底，才使中国有顺利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条件，才可能保证中国走出中等收入陷阱。这三个基本功能分别是：粮食安全、农民收入与就业、农村社会稳定。下面分别讨论。
农业是基础，其中根本的方面在于，无论经济多么发达现代，人们都要吃饭。中国十三亿多人口，吃饱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习近平总书记讲，中国人的饭碗必须端在自己手里，这是中国社会的共识，因为一旦中国粮食不够吃，饭碗出了问题，全世界的剩余粮食也无法满足中国人的需要，且一旦中国人无法自己解决粮食问题，粮食就可能被用作武器来卡中国发展的脖子。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长，对粮食的需求还会增加，而中国的耕地面积不仅很难增加，而且还会因为城镇化占用土地而减少，因此，通过增加农业投入，发展农业科技来提高粮食产量的任务很艰巨。农业现代化的首要任务应该是要通过增加投入和科技进步来提高粮食产量，保证粮食安全，从而保证中国人民吃饱饭。
不仅要吃饱，而且应该吃好。不仅要粮食安全，而且要有安全粮食。但总体来讲，在当前乃至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中国农业的首要任务是吃饱。不能吃饱饭，饿肚子是不可能搞得成现代化的。能否吃好则是次要一些的问题。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国内市场甚至国际市场来解决吃好的问题。中国农产品正在形成市场分级，通过有机认证等等，一些高品质农产品正被注重安全粮食的家庭所消费，这是市场自发形成的。甚至一些国外优质农产品在中国也有越来越大的市场。中国家庭愿意吃好没有问题且没有止境，国家不能保证所有中国人吃好，但要保证所有人吃饱。一时吃不好可以等有条件时再吃好，一时吃不饱却是要饿死人的，是西方可以用作武器来卡中国人的脖子的。
农业的第二大功能是为数以亿计需要依托农业的农民家庭提供就业机会与收入。在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城市无法为所有进城农民提供在城市体面安居的就业机会与收入，国家也不可能有财力为进城农民提供在城市体面安居的社会保障。这是一个结构问题，意思是说，当前中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决定了中国进城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处在全球价值链低端的产业结构不可能提供农民工在城市体面安居的就业机会。
恰好中国当前农业的基本经营制度是以家庭承包为基础的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几乎所有农民家庭都有承包地。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就业机会的增多，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业中转移出来，进入城市寻找就业机会，其中一些进城农民在城市务工经商发了财，有足够能力将全家搬到城市中生活，他们脱离了农村，融入城市，成为城市居民。更大多数的进城农民没有能够通过务工经商发财，也无力将农村的家庭搬入城市，甚至他们年老了还要返回农村，这样的进城农民占当前中国进城农民的大多数。
当前乃至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中国农村都会存在农民家庭中“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计模式。年龄比较大的父母在城市缺少就业机会，他们从事农业可能正好。农业收入不高，却可以解决一家的温饱和日常支出，进城务工子女的务工收入就可以积蓄起来办大事。农村不仅有收入机会，而且还有很多自给自足经济的成分，所以农民家庭在农村的生活成本很低。有了年老父母的务农收入，农民家庭的日子就比较好过。反过来，正因为农民家庭有务农收入，进城务工年轻人就可以接受相对较低的务工工资，就可以保持“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从而可以为中国的产业升级、为“中国创造”的成长提供空间。
农业不仅仅是农民家庭必不可少的收入来源，是农民进行自给自足经济以降低生活成本的基础，而且是农民的就业。对于缺少城市就业机会的中老年农民来讲，若在城市生活，没有事情可做，漂泊着，是不会有任何体面尊严感的，也是不会有任何成就感的。但若种田，春播秋收，随着自然的节奏展开自己的日子，就会有成就感、满足感。农忙有事做，农闲是期待。正是借农业生产而建立起村庄熟人社会的关系，而形成农村社会中的治理。对农民来讲或对任何一个人来讲，没有就业，没有事情可做，人生就等于提前结束了。正是农业就业，使缺少城市就业机会的中老年农民没有成为“等死队”，他们只要能动，就要收收捡捡，有所作为，就觉得自己有用，就不会自寻死路。
当前中国仍然有两亿多农业劳动力，第一代进城农民工也正在返乡途中或已经返乡，在可见的将来，还会有数以亿计的农业人口和农民家庭要依托农业的收入与就业。在农业GDP不足10％的情况下，尽可能将农业GDP留给农民家庭是十分重要的。将来农民家庭会越来越依靠务工收入，但务农收入不可或缺，尤其是对农民家庭中年龄比较大的父母，农业收入和就业是他们维持基本体面与尊严感的基础，万万不可缺少。
农业现代化显然不能以消灭数以亿计的小农家庭（包括老人农业）为目的，而只应该是服务于小农家庭和老人农业，帮助其克服生产生活中存在的困难，要回应其自身难以解决的问题。
农业的第三大功能是为中国现代化提供稳定的后方，使农村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与一般发展中国家不同，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在经济持续发展的同时保持了社会、政治稳定。最近二十多年，西方国家几乎每年都会预测中国崩溃，中国却依然十分稳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农村保持了稳定，且农村为中国应对金融、经济乃至社会政治危机提供了极大缓冲。2008年西方金融危机导致中国2100万农民工失业，但农民工可以返回农村，按农民的说法，失去打工机会，回到农村，不过是饭桌上添一双筷子的事。失业农民工可以返回农村，就使中国具有极强的应对危机能力。同时，因为农民都有农村的土地，进城失败的农民就可以退返农村，而不至于落入不能体面生存的城市贫民窟。若农民进城失败而不能返乡，城市必然会形成大规模的贫民窟，这些大规模贫民窟一定会放大每次金融、经济、社会危机带来的冲击，令中国社会保持稳定的难度加大。未来的中国现代化道路不会平坦，一定还会遇到各种困难甚至可能遇到重大危机，但只要农村保持稳定，且农村可以为进城失败的农民提供退路，中国就有消化困难和危机的能力，中国也因此可以有比较充裕的时间来实现产业升级，由世界体系中的边缘国家跃进至发达国家。
从这个意义上讲，农业现代化一定不能搞成进城农民不能返乡的现代化，而需要通过农业现代化为进城失败农民提供更加顺畅的返乡通道。
小结以上所说，对于未来二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来说，农业必须同时完成三大基本功能，一是保证粮食安全，二是让数以亿计的农民获得农业就业与收入，三是为中国现代化提供农村稳定器。农业现代化就是要服从和服务于以上三大功能，这三大功能也是农业的底线功能。正因为是底线，所以，中央要连续十多年发布涉农一号文件，国家每年要拿出上万亿元支农转移支付。

前言/序言

中国百年来的赶超梦想就是实现现代化，中国实现现代化当然要包括农业现代化在内。新中国成立之初，通过以“农业合作化”为主导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国重构了农村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1964年周恩来总理在全国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思想，认为“农业现代化是基础，工业现代化是主导，科学技术现代化是源动力，国防现代化是保障”，1975年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周恩来再次提出在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农业现代化既是中国整体现代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又是保障整体现代化的基础。在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现代化语境中，农业现代化主要是“农业机械化、水利化、化肥化、电器化”，其中重点是农业生产环节的现代化，是要提高劳动生产率，要增产增收。
进入21世纪，中央重提农业现代化，其中有两个重要方面，一是如何解决小农分散经营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以及如何解决小农户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当前农业现代化的主流认识更多强调小农经营的局限性，倾向通过龙头企业＋农户的形式，由农业龙头企业带领小农户提高生产能力和应对市场的能力。在现代化的表述上就是强调农业产业化。问题是，实践证明，中国两亿多户小农规模极小，公司＋农户的实践在全国教训众多，成功很少。2010年，中央开始提出“三化同步”的战略，即“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在农民大规模进城的同时，试图通过推动农村土地流转，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并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基础，发展现代农业，致富农民，建设新农村。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题为《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的“强富美”目标。农业现代化因此变成了高标准要求、全方位推进的工程。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央连续发布十多个涉农一号文件，对三农各个层面的工作进行了系统部署。一号文件是有政策含金量的，且其中很多工作部署是要求国家财政支持的。现在国家每年的支农财政资金超过万亿元。高含金量的涉农政策极大地改变和改造了中国三农的现状，也有力地推进了农业现代化。不过，在农业现代化这一具有巨大号召力的口号下面，当前的三农政策也似乎存在若干不明确之处，农村政策的含金量中，有不少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不高甚至使用地方不对。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缺少对农业现代化本身的分析，缺少对三农问题中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的清理。之所以中央连续十多年下发涉农一号文件，以及中央每年向农村转移上万亿元财政资金，是因为三农中存在若干短板，这些短板仅靠市场和社会无法解决，而必须要有国家的支持。国家支持三农是要解决底线问题，而不是也不可能是要让农村“强富美”。指望靠扶持政策和支农财政资金来实现“强富美”的农业现代化是十分困难的。
在一般认识中，农业现代化往往被现代农业所替代，被用最先进技术装备的规模化的美国式大农场农业图景所取代。在地方政府的实践中，普遍出现了堆大户发展规模经营农业的情况。农业现代化等于“高大上”，越现代、越先进就越好。甚至有地方政府提出要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目标，忽视了农业现代化与中国国情之间的关系，也忽视了农业现代化的目标是什么的问题。
本文主要讨论为什么中央要连续十多年发布涉农一号文件和每年转移上万亿元支农财政资金以推动农业现代化的目的，讨论农业现代化的目的、重点，讨论农业现代化在当前中国国情下是要达到什么目标及要以什么为重点。总体就是“为谁的农业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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