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於2024-12-21
本書收錄的文件保存於俄羅斯國傢軍事檔案館、俄羅斯國傢社會政治史檔案館和俄羅斯聯邦對外政策檔案館。正文和附錄共收錄有關檔案文獻17份,其中正文收錄的13份文件為加倫自己所寫,為本書的主體部分,這13份文件涉及東徵,粉碎楊希閔、劉震寰叛亂以及北伐戰爭期間的重要曆史事件。附錄中收錄4份文件,其中第1號文件是蘇聯駐華南顧問團條例,其他3份文件是他人所寫,均或多或少地反映瞭當時軍事總顧問加倫與政治總顧問鮑羅庭之間在有關中國革命策略問題上的分歧,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瞭當時華南顧問團麵臨的財政和工作睏難,是研究1924—1927年國民革命曆史的重要史料。
編者:阿納斯塔西婭·卡爾圖諾娃,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研究員,長期緻力於中蘇(俄)關係史和中共黨史的研究工作,是著名的“中國通”。著作有《加倫在中國(1924—1927)》等。
譯者:張麗,北京大學曆史學博士。現為遼寜師範大學政治與行政學院副教授。主要著作有《摺衝樽俎——維特遠東外交政策研究》,主要譯著《中亞曆史》等。
審校者:李玉貞,畢業於北京外國語大學俄羅斯語言文學係,高校執教18年,1977年開始從事中蘇關係、共産國際與中國國民黨的研究和史料翻譯,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著作有《孫中山與共産國際》,《國民黨與共産國際1919-1927》等,翻譯《聯共、共産國際與中國》等書。
緻中國讀者
尊敬的讀者:
1924年瓦西裏·康斯坦丁諾維奇·布留赫爾(加倫)和肩負重任的軍事外交使團到瞭廣州,他們乃蘇聯領導應孫中山之請派遣來中國的。那是1924年7月18日軍團長帕維爾
·安德烈耶維奇·巴甫洛夫在廣東不幸遇難之後的事。時間已經過去90年瞭。布留赫爾到中國時年方三十有餘,但在蘇聯已經是傢喻戶曉的傑齣蘇俄統帥,俄國內戰時期的傳奇英雄,紅軍的組織者和締造者之一,著名的軍事政治傢和國務活動傢(從1935年起成為蘇聯元帥)。
布留赫爾於1924年10月末抵達廣州。他與孫中山的第一次談話是在11月底進行的。首次會晤他們無所不談,連續幾個小時。孫中山對布留赫爾錶示瞭完全的信任,在談話的最後他嚮布留赫爾發齣瞭邀請:“請留在這裏,用您的經驗來幫助我們的事業。我相信您,對您深信不疑。”
中國史學傢和讀者們對布留赫爾在改組廣州政府軍隊和持之以恒地關注黃埔軍校工作方麵做齣的重要貢獻耳熟能詳,對他在擊潰陳炯明、解放廣州,製訂國民革命軍北伐總體計劃和直接參加北伐戰爭,製訂北伐期間的一係列極其重大戰役的作戰計劃並積極參與這些戰役的功績也早有所聞。
所以我在這裏隻簡要介紹本書所刊文件的史料價值。這些文件極其重要而且確鑿可靠,值得信賴。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布留赫爾是一係列曆史事件的見證者,他既不是事後記述這些事件,也不是憑迴憶予以記載的,正如現如今人們所說的,他是根據曆史事件的發展進程來記述的,對剛剛發生的事件進行瞭深入準確的評價和全方位的分析。
蘇聯駐華全權代錶Л.М.加拉罕曾指齣:“布留赫爾是蘇聯在華顧問中唯一一位身兼軍事傢和政治傢素質的人,他非常善於應對並把握中國的局勢。”這無疑使他在評估曆史事件時能夠考慮中國的特點。這也是非常重要的。
從文獻中我們可以看到,布留赫爾對中國共産黨及其領導的工農運動給予瞭盡可能全麵的幫助,他非常尊重周恩來、葉劍英、張太雷、惲代英、陳延年、彭湃等中國共産黨的活動傢。但在國民革命軍北伐期間布留赫爾沒有與中國共産黨的領袖們進行直接聯係,也沒有與中共地方委員會的領導們進行直接聯係,讀者們將在本書中看到布留赫爾與中國共産黨領導之間的通信。
布留赫爾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中國軍隊和中國人民都對他做齣瞭很高的評價。布留赫爾在華工作期間,盡管非常不適應當地的氣候條件,健康狀況不佳,但他還是對中國人民為之奮鬥的事業——統一祖國並使祖國擺脫受列強奴役的半殖民地狀態而貢獻自己作為一名軍事統帥的全部力量,貢獻自己作為一名政治活動傢的全部智慧和外交纔能。他實際上是中國革命的參加者。
同時,以布留赫爾為首的蘇聯軍事顧問的工作為中、俄兩個偉大民族的友誼奠定瞭基礎,這種友誼後來日益發展鞏固,盡管曾經曆過若乾年的挫摺。現在,我們兩個偉大的國傢根據
2001年7月16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俄羅斯聯邦睦鄰友好閤作條約》的原則和精神,正緻力於把平等、互信、閤作的全麵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把相互支持和代代相傳的友好關係推嚮一個新的發展階段,並將此視為外交政策的首選。
在紀念黃埔軍校成立90周年之際,廣東革命曆史博物館的領導提議將布留赫爾的這本文件集翻譯成中文齣版,期望對中國史和中蘇關係史感興趣的中國讀者喜歡這本書。
阿納斯塔西婭·卡爾圖諾娃
2014年1月於莫斯科
前言
瓦西裏·康斯坦丁諾維奇·布留赫爾(1890—1938)生於一個農民傢庭,早年開始自己謀生。參加過第一次世界大戰,因作戰驍勇,獲得喬治十字奬章。十月革命後在保衛蘇維埃政權的日子裏,他是一位神奇的將領,令白衛軍聞風喪膽。1924年10月布留赫爾抵達廣州。在中國,他使用過的名字是:卓依·符謝沃洛多維奇·加倫( Зой Всеволодович Галин),那是用孫女卓婭和妻子加琳娜的名字而取的一個化名。聯共(布)中央的電文中也使用過“烏拉爾斯基”(Уральский)的化名。
一
本書編者阿·卡爾圖諾娃教授在她的《緒論》中詳細介紹瞭檔案文獻的來源和價值。
從文件中能夠看齣加倫在國民革命軍北伐中做齣的重要貢獻。卡爾圖諾娃教授強調說:“奪取湖北的整個戰役不僅是從軍事戰略的角度齣發構思的,而主要是從政治角度齣發構思的。”這個觀點寓意深刻。
卡爾圖諾娃教授在《緒論》中對蘇聯顧問們在中國活動的性質做瞭如下概括:“在中國的活動是一種國際主義的援助,這種國際主義援助的思想和實踐在共産國際(1919—1943)、聯共(布)以及蘇聯對爭取民族解放和社會解放各民族所實行的政策中占據優先地位。”
麵對史實,這樣的觀點我們難以苟同。因為有幾個重要的問題必須弄清楚。首先,什麼是“無産階級國際主義”;其次,它在蘇聯外交包括對華外交政策中究竟占有多大比例;第三,共産國際的世界革命理論吝批評。與無産階級國際主義是否為同一個概念?這些理論問題,非三言兩語可以說清,更非筆者所能。事實上,與其強調蘇聯和共産國際對於“爭取民族解放和社會解放各民族所實行的政策中”無産階級國際主義“占據優先地位”,莫如強調蘇聯和共産國際是把蘇聯的“國傢利益”置於“優先地位”,更加貼近本質。今天的俄羅斯學者,一位頂級的共産國際研究專傢說:“共産國際從來沒有站在違背蘇聯和聯共(布)利益的立場上,共産國際的活動年復一年越來越強勢地充當聯共(布)和蘇聯對外政策的工具。”
二
也許因為書名是《來到東方:加倫與中國革命史料新編》,反映的是1924—1927年間加倫在中國的活動和貢獻,所以卡爾圖諾娃教授在《緒論》中沒有提及他離開中國之後的情形。然而這是加倫政治軍事生涯中重要的時期,也是構成他軍事政治生涯多維圖景的重要方麵,況且從蘇聯軍事和政治意義上看,也是值得大書特書的階段,這指的是1929年中蘇中東鐵路衝突中加倫扮演的角色。
眾所周知,1927年國共分裂,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後中蘇關係繼續齟齬不斷。1928年6月張作霖皇姑屯被炸身亡,1928年12月29日少帥張學良偕同張作相、萬福麟等聯名通電,宣布奉、吉、黑、熱四省服從南京國民政府,遵守三民主義,懸國民黨青天白日旗,是謂“東北易幟”。這是中國朝著國傢統一邁齣的重要步驟,“中國政府頗欲在此全國民心士氣最為高漲之時,適時解決中東路問題,收迴主權,遏阻赤禍”。中國據搜獲的蘇方函電,認定中東鐵路蘇聯當局“宣傳赤化”,“圖謀不軌”,破壞中國安定。蔣介石“決以強硬對蘇俄”,並指示張學良“相機處置,速為收迴”中東鐵路。7月10日,收迴中東路報房、車站及沿綫機關,逮捕試圖反抗的蘇方人員50餘名。至此,中國已經完全掌管瞭中東路。衝突也由此更加激烈。
1929年7月19日,司法院長王寵惠在海牙發錶中國政府對外宣言,稱蘇聯在中國境內宣傳赤化,破壞國際交通,應負全部責任。
如果說1927年12月國民黨錶示要斷絕中蘇關係,蘇聯僅僅被迫召迴大使,中國並沒有召迴駐蘇外交官員,那麼到這時,中、蘇兩國就不僅徹底斷交,而且要兵戎相見瞭。
國界兩邊都在磨刀霍霍。蔣介石在7月20日緻電全國將士,聲明蘇聯違犯1924年中俄協定,行“侵略我國主權,擾亂我國秩序之陰謀”,而其“職工會又為宣傳共産主義之唯一機關”。中國“不得已而為自衛之行動,收迴路權,解散工會,純屬必要之處置,亦為條約上賦予中國之權力”。中國國民黨的“三民主義之國民革命,以正義人道為指歸……絕無侵略他國之野心”,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已抱最大之決心,絕不稍受脅迫”。蔣介石再次說明,國民黨絕對不允許蘇俄“以次殖民地視我國”。電報聲情愷切,以古詩“其亡其亡,係於苞桑。民族存亡,革命成敗,爭此俄項。凡我袍澤,其共念旃”為激勵。7月20、 21日蔣介石連電東北邊防司令官張學良,先把東北防禦全權授予張,後則告知,“如其必要,全國軍隊可以隨時赴援” 。
莫斯科那裏,斯大林也決心采取更大的行動。除瞭蘇聯在中東鐵路的利益,還另有原因:“十分明顯,莫斯科對中國事態的關注極其強烈,其中還包括在遠東傳播共産主義的意圖。”
1929年8月5日,聯共(布)中央委員會政治局決定利用媒體造勢,在哈爾科夫的報紙放風,散播緊急建立遠東特彆軍團的消息,次日,8月6日聯共(布)中央委員會政治局根據斯大林和伏羅希洛夫的建議,正式建立遠東特彆軍團,其司令官便是北伐期間馳名中國的加倫將軍。
曆史就這樣輪迴,差不多三年前,蔣介石和加倫在北伐途中是戰友,經常徹夜長談。蔣介石甚至錶述過請加倫齣麵直接指揮軍事行動的想法。然而幕帷中的這兩位戰友這時卻已經兵戈相見。加倫執行聯共(布)中央委員會政治局的決定“竭盡全力鎮壓”反對蘇聯的勢力,麵對的是蔣介石的中央政府。
中東路武裝衝突愈演愈烈,滿洲裏、同江、黑河一帶炮聲震天,血肉橫飛。東北軍根本不是蘇聯紅軍的對手,很快一敗塗地。中國國內形勢使國民政府沒有能力給張學良提供任何軍事援助,隻由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 48次常務委員會決議11月14日緻書東北前敵將士,褒揚他們“捍國衛民,剋盡厥職,發揚我國民族固有之精神……策勛於將來,確立中國之獨立自由者,端在此舉”,並派遣孫科、吳鐵城前往東北慰勞。
戰爭使中國方麵損失10億元,傷亡軍民1萬餘人,國民政府最後隻好派蔡運升赴蘇,與蘇俄代錶A.西曼諾夫斯基(Симановский)在符拉迪沃斯托剋簽訂《海參崴議定書》。條文中規定恢復1929年7月10日前鐵路的狀況。事實上這是一個不平等的條約。
1930年,因為在中東鐵路衝突中的錶現,加倫獲得紅星勛章。1931年,他獲得另外一枚奬
章——列寜勛章。
然而加倫沒有因自己的赫赫戰功而逃過1937—1938年間斯大林的血腥鎮壓。當孫科訪問莫斯科嚮斯大林提齣蔣介石希望加倫再到中國幫助抗戰時,後者已經不在人間。斯大林故去兩年後,加倫於1955年得以平反昭雪。
我與A.卡爾圖諾娃教授相識是30年前的事瞭,那時她正訪問中國,後來在北京、廣州、莫斯科,我們多次相遇,交談甚洽。她以年近九旬的高齡,從檔案館內找到這些珍貴史料。感謝她的《緻中國讀者》,以及在翻譯過程中提供的幫助。
本書全文由遼寜師範大學張麗博士翻譯。此處當嚮讀者說明者,乃為本書350多個中國人名和地名的翻譯問題。確實如俄文編著者所言,許多地名是地圖上沒有標注齣來的小村莊。實情是,時近百年,地名沿革錯綜復雜,譯者雖有幸參閱加倫當時使用過的作戰地圖,也依然無法將其復原。書中許多人名不見經傳,加倫不懂中文,他記述的是廣東方言的發音。查書中人物幾乎沒有操標準普通話者,一些人名和地名往往是某種方言(或江浙或廣東或雲南或廣西方言)的發音。知名人物還好處理,如“孫科”,書中使用的發音為СуньФо(Sun Fo),地名“廣州”,在書中也按照粵語拼寫為Кантон(Canton),這些用法甚至流傳
至今。可是某些下級軍官,則從軍官序列中也難以查到。加上人名、地名的拼寫前後並不一緻,甚至還有錯誤,故此本書譯者專門請教瞭中山大學曆史係李吉奎教授、廣州市地方誌辦公室原主任陳澤泓研究員以及廣東省委黨校原副校長曾慶榴教授,得到他們的極大幫助,在此對幾位學者錶示深深的謝意!但依然有許多實在無法核實的,最後隻能標以“音譯”,還望廣大讀者和專傢指正。
此外,本書中涉及20世紀20年代在上海、廣州以及香港齣版的一些報刊,因為各方麵條件的限製,譯者無從得到這些資料,隻能是按照俄文翻譯過來,實為一大憾事。
李玉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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