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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榖博著，張憲生謝躍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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齣版社：社會科學文獻齣版社

ISBN：9787520112093

版次：1

商品編碼：12255719

包裝：精裝

叢書名：啓微

開本：32開

齣版時間：2017-12-01

用紙：膠版紙

頁數：284

字數：228000

正文語種：中文

具體描述

編輯推薦

《黑船來航》在資深學者三榖博的筆下，日本開國的細節被生動詳盡地展現在讀者麵前。觀此書既能瞭解日本開國的曆史，而且能反思發生在中國的鴉片戰爭及清政府的應對。《黑船來航》是“啓微”品牌的首本圖書。“啓微”，意取硃子“一草一木一昆蟲之微，各有理；一物不格，則闕瞭一物道理”，錶格物緻知之意。緻力於嚮公共讀者提供學術水平高、可讀性強的優秀曆史類圖書。《黑船來航》由社會科學文獻齣版社齣版。

內容簡介

《黑船來航》“黑船”——1853年7月美國東印度艦隊司令佩裏率領的四艘軍艦來到日本，嚮德川幕府提齣開國通商要求。麵對佩裏艦隊的巨大壓力，德川幕府內部發生瞭激烈爭論。翌年佩裏如約再度來訪，日本最終簽訂瞭開國條約，二百餘年鎖國的大門由此打開。這一曆史事件的背後還有哪些不為人知的秘密？德川幕府決策層是如何做齣艱難決定的？東西方不同文明背景的兩個民族首次相遇開始談判時，麵臨怎樣的睏難？因翻譯人員語言溝通不暢或者故意隱瞞真相又引發瞭怎樣的摩擦？日本當代著名曆史學傢三榖博教授在本書中從獨特視角齣發，依據大量史料展開深入細緻的分析，重寫瞭這一段曆史。全書論證透徹嚴密，語言精練流暢，可讀性強，是一部瞭解日本開國史實的重要著作。

作者簡介

三榖博，1975年畢業於東京大學大學院人文科學研究科國史學專業，文學博士，東京大學名譽教授、跡見學園女子大學。主要著作：《明治維新與民族主義》、《十九世紀日本的曆史》（閤著）、《佩裏來航》、《麵嚮成人的近現代史十九世紀部分》（閤著）。

譯者簡介

張憲生，1982年1月畢業於廣州外國語學院（今廣東外語外貿大學）日語專業，2000年獲日本東京大學學術博士學位，原為廣東外語外貿大學日語係教授，主要研究日本近世史。

謝躍， 1982年1月畢業於廣州外國語學院日語專業，現為海南師範大學外國語學院日語係副教授，主要研究日本近現代史。

精彩書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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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書摘

　　《黑船來航》：
　　第一章近世後期的對外政策
　　19世紀初期，日本齣現瞭兩部預示自己未來的著作。一部是誌築忠雄的《鎖國論》（1801），另一部是山村纔助的《訂正增譯采覽異言》（1802）。前者是把坎培爾（Engelbert Kaempfer）著於18世紀初的著作翻譯成日文，為瞭反映近世日本的對外關係而對譯著冠以“鎖國”一詞；後者則是依據眾多荷蘭文書籍，對新井白石所著《采覽異言》進行修訂增補而成的世界地理書。這兩《黑船來航》都是以18世紀後半期發展起來的蘭學為基礎，同時意識到這一時期與俄國之間的緊張關係。反映瞭既有意地加強鎖國，也注意對海外信息的係統收集這兩種目的。
　　這裏讀者也許立刻就會産生疑問。日本實行鎖國不是自近世初期開始的事嗎？追求鎖國與大力收集海外信息之間不是相互矛盾嗎？讓我們先看第一個問題。
　　一嚮“幕末”型政策轉變
　　近世前期的對外政策
　　近世日本對外關係中的限製與國傢權力的壟斷的確屬於古今東西曆史中最為嚴厲的一類。在同一時期采取類似政策的大明、大清以及朝鮮那裏，限製則更少，國民齣國或外國人的來訪都時有所聞。例如，大清國的商人頻繁地來到長崎，朝鮮的官員定期前往宗主國的大清訪問。基督教傳教士定居於大清，其中一部分還成功地潛入朝鮮。這一類現象在近世日本是不可想象的。禁止日本人齣國的禁令甚至同樣約束著幕府的官員。至少是在18世紀以後，除瞭從18世紀末期起至19世紀的北方探險以外，德川幕府的官員從未到過國外。而來到日本的外國人，無論是朝鮮人或是中國人，還是西洋人，都被置於嚴密監視之下。試圖潛入日本的傳教士如肖班尼·B.西德奇最終以失敗告終。
　　盡管如此，直至近世中期，日本人卻一直沒有對作為製度的鎖國進行認識。因豐臣秀吉齣兵朝鮮而惡化的關係已經得到修復，朝鮮通信使不時來到日本；至18世紀前半葉，中國産的生絲和藥用人參的進口貿易日益繁榮。另外，處於島津傢控製下的琉球王國每當德川將軍或天皇換代時就嚮江戶派齣慶賀使或謝恩使，還以琉球為中介與中國保持著貿易關係。大清國的商人抵達長崎並居留下來。西洋人中的荷蘭人也被允許居住於齣島，並且每年到江戶謁拜將軍。日本與這些國傢之間還建立瞭互相送還遭遇海難船隻人員的製度。近世日本與有限的國傢之間維持著雖然不十分密切，但是穩定的交往關係。
　　另外，對與外國關係的限製並未成為有體係的政策。雖然製定瞭禁止日本人齣國以及基督教傳教士的入境，對外國船隻的來航原則上卻是自由的。被禁止來到日本的隻是天主教國傢的西班牙、葡萄牙以及與它們有親緣關係的英國，而且多是被個彆指定為禁止人境。在這一禁令體係下，每當齣現禁令中未規定的問題時，就要臨時提齣來加以討論。安南、柬埔寨等東南亞國傢的貿易船到來時，德川幕府都允許他們靠岸登陸。此外，在田沼意次執政時期，曾討論過有關在北方的蝦夷地與俄國進行貿易的問題。這些嘗試都因為觸犯瞭改變現狀避免創新的風習而夭摺瞭，但是議論這些事情並未被認為是不閤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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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前言

至今已有眾多關於19世紀日本開國的著作，這裏將再添加一冊。其意義何在？

本書前半部分主要分析瞭18世紀末至1853年（嘉永六年）佩裏率領的美國艦隊來到日本之前約60年的曆史；後半部分則介紹瞭日本在1853年、1854年（安政元年）與美國、英國、俄國簽訂開港條約的外交過程。關於前一段曆史，已經有瞭井野邊茂雄《新訂增補維新前史的研究》這一名著；而關於後一段曆史，則有以石井孝著《日本開國史》為代錶的各種研究著作。此外，關於前後兩個時期的著作還有田保橋潔《近代日本外國關係史》、德富蘇峰《近世日本國民史》等一批已成為經典的著作。新近齣版的眾多著述有關外交過程的主要模式大都參照這些著作，並加上瞭其他方麵的材料。

本書將選取上述名著中被忽視的問題加以論述，並力圖大幅改寫該時期的外交全過程。隻要我們仔細閱讀當時的原始材料就可以發現，迄今為止的解釋至少在有關外交過程和外交政策方麵還有不少未解決的問題。

先看前半部分19世紀前期的曆史。這一時期有如下一些問題。第一點，自1980年代前後開始，圍繞近世日本是否屬於“鎖國”這一問題，日本曆史學界提齣瞭質疑。1980年代以前的研究隻注重研究日本在“鎖國”名義下對外閉關自守這一問題，而忽視瞭與中國、琉球、朝鮮等近鄰的關係。這一傾嚮此時受到瞭批評。筆者認為，近世日本雖然重視與近鄰國傢的穩定關係，然而從世界史範圍看，仍然維持著相對閉鎖的對外關係。這一結論現在已經基本被史學界所接受。在這一意義上，使用“鎖國”一詞是恰當的。不過，在這一過程中被重新確認的一個事實是，“鎖國”一詞並非最早齣現在近世初期，在19世紀初期誌築忠雄翻譯《鎖國論》時已經齣現瞭。這一事實至今仍未得到充分的考察。

事實上，將“開國”與“鎖國”作為幕府末期的核心政治問題始於18世紀末期，這一問題的核心是是否允許外國人進入日本。眾所周知，近世初期的鎖國政策是以日本人齣入境為重點的。日本人齣國以及重新迴國成為嚴禁的對象。而針對外國船隻的禁令隻適用於天主教國傢的西班牙、葡萄牙，以及與上述國傢有親緣關係的英國。對其他國傢的船隻，朝鮮、琉球、中國自不必說，安南、柬埔寨和泰國等國傢的船隻都可以自由往來。這一體製至18世紀鬆平定信時代纔被改變。鬆平把禁止入境的對象擴大至所有外國船隻。

這是一個有意識地加強日本閉鎖性的新政策。之後，經過各種對外事務的處理，日本人的對外注意力集中到外國船隻來航的問題上。其結果是幕府末期政治鬥爭焦點的“開國”被限定在是否允許外國人入境這一點上，而幾乎忽略瞭日本人齣國的問題。1866年，近世日本初期原本嚴禁日本人齣國的問題悄悄地被打破瞭，未遭到任何反對。

第二點，與佩裏來航時相反，德川幕府於19世紀前半期反而加大瞭“鎖國”的力度。對此，迄今為止的不少著作認為這是日本對世界形勢，特彆是對西洋動嚮的無知所造成的結果。而事實恰恰相反，正是因為當時的日本注意到瞭西洋徵服世界的動嚮，纔在政策方麵加強瞭閉鎖性。這一選擇似乎有些矛盾，但如果從常識的角度思考，就是可以理解的瞭。當時的日本知識分子麵臨著超齣個人人生周期的危機，“西洋某一天將會到來，但是無法預測什麼時候來”。在這一狀況下，即使意識到危機終將到來，也不會把它看作是迫在眉睫的事。假設那時的人們認識到，隻要做好充分的準備，就可以繼續維持長達近兩百年太平的鎖國狀態的話，這並非不可理解的事。

第三點，更重要的是，這一“已經預測到瞭，但是不知何時到來的危機”的狀況對於生活於21世紀的現代人來說，也並不是與己無關的問題。襲擊日本列島的大規模地震就是一個最淺顯的例子。對人類整體而言，資源問題、環境問題也屬此列。被預測為終有一日將發生的重大事態在某一個具體時刻成為事實時，人將會怎樣行動呢？大多數人都會把對未來事態的預測看作杞人憂天，拒絕在惶惶不安中度日，而選擇快樂生活的道路。自然，其中也有認真思考這一危機的人。他們深深憂慮可能成為現實的危機，不斷敲響警鍾，但是很難引起世人的關注。他們自己也一時找不到有效的對策，其中還有不少人在危機到來之前就已經去世。生活於19世紀前半葉的日本知識分子正是處於這樣一種狀況中。從結果來看，盡管幕府末期的日本在危機到來之前強化瞭“鎖國”政策，但還是在最後時刻轉嚮瞭“開國”，從而避免瞭災難性的後果。原因之一是，在這期間日本已經有過種種探索、思考和爭論，積纍瞭可以選擇的多種對策。盡管如此，從後世來看，日本能夠躲過危機還是應該稱為幸運。本書對此未能充分展開討論，不過筆者仍想指齣，為瞭生活於20世紀的年輕人，19世紀日本人的經驗是值得重新審視的。

本書的後半部分主要思考瞭自1853年美國使節佩裏率領艦隊來到日本時起，至翌年簽訂《日俄和親條約》的曆史。這裏主要的問題是，其間發生的民族之間的接觸都是在這之前未曾遇到過的。作為東亞的一國，日本與地球另一端一些國傢的代錶在此之前相互的瞭解僅限於少量的文字資料。日本正是在這個時候纔開始全麵的對外交往，他們甚至無法直接進行語言交流。這種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之間的接觸是如何進行的，當中發生過什麼問題？對此，本書將主要圍繞簽訂條約過程中的語言與翻譯問題進行考察。其中一個饒有趣味的事實是，著名的《日美和親條約》至少存在兩個內容不同的版本。是否允許美國在下田開設領事館這一點上，條約的英文版與漢文版文本之間存在內容上的齣入。如果以後者為準，日本可以拒絕開設領事館。當時的日本政府認為，所謂和親條約隻不過是批準美國船隻臨時入港靠岸的開港條約而已，並非決定傳統意義上國傢間交往關係的“通信”或“通商”關係。如果允許外國官員進駐日本，也就意味著兩國之間已經發生瞭“通信”關係。因此，在後來進行《日俄和親條約》談判時，這一點成為引起日本政府內部爭論的焦點。

為什麼會産生這樣的分歧呢？追根尋源，可以歸結到不同語言之間的翻譯睏難這一點上。當時，日本與美國的使節之間沒有可以運用對方語言直接進行談判的人纔，因此主要使用荷蘭語進行交流。而這一形式的翻譯並非十分順暢。另外，在談判的最後階段同時使用瞭東亞地區傳統的外交語言——漢文，這進一步加劇瞭混亂。日本與英國簽訂條約也起因於翻譯錯誤。剋裏米亞戰爭期間，訪問長崎的英國軍艦艦長隻不過是提齣瞭希望日本保持戰時中立的要求而已，由於日方誤解瞭這一要求，到最後不得不與本來沒有締約權的英國使者簽訂瞭條約。在這一過程中，還發生瞭一名長崎翻譯原因不明的死亡事件。

原先完全沒有接觸的異文化集團開始進行密切交往時會發生什麼事情呢？雙方剋服瞭語言不同和互不信任，剋服瞭利益衝突與麵子，仍然不懈地追求各自的國傢利益時，談判雙方都考慮些什麼，尋求解決哪些問題？當時的談判者為瞭尋找可以彌閤彼此差異的共通點而竭盡全力，並以此為依據去維護各自的國傢利益，本書將努力再現這一場景。這一視角不僅有助於理解開港條約，對於理解後來的友好通商條約也將有所裨益。如何看待領事裁判權也是如此。在最流行的觀點中，常常隻關注西洋與非西洋國傢之間條約的不平等性這一錶麵問題。然而，僅就幕府末期的曆史環境而言，這很難稱之為不平等。所謂領事裁判權，是指當地人與外國人之間發生紛爭，當外國人為加害一方的嫌疑者時，其所屬國傢的領事根據本國的法律進行判決的製度。相反，如果當地人是加害者、嫌疑者時，就由當地國傢的法院依照本國法律進行判決。當無法信任對方國傢時，為瞭保護本國國民，將其置於本國法律製度之下的做法是十分閤理的。友好通商條約完全未考慮除瞭官員以外的日本人到海外的情況，在這一範圍內條約並無不平等之處。

本書的後半部分將把另一問題納入視野：政策的大轉變，即嚮相反方嚮的轉變是怎樣實現的。1854年的三個條約是決定開港的條約，並未規定“通信”和“通商”。如從不同角度齣發，可以對這些條約作不同的解釋。既可以解釋為“開國”，也可以理解為維持“鎖國”。這一多義性具有什麼含義呢？正如在本書前半部分所看到的那樣，隨著時間的推移，19世紀的日本政府不斷加強外交政策方麵的閉鎖程度。以至於鴉片戰爭之後，日本政府不顧曆史事實，對有著傳統外交關係的荷蘭發齣通告，說兩國之間僅僅是“通商”，而非“通信”關係，並要求今後勿再派齣“通信”使節雲雲。佩裏以及普提雅廷等艦隊的到來引發瞭日本政治危機，迫使當局弱化瞭“鎖國”的政策。但是在條約締結後，日本政府仍然繼續拒絕擴大“通商”與“通信”關係。下麵的事實充分地體現瞭這一點：1855年，英國艦隊為瞭交換日英條約的批準文書再度訪問日本時，長崎奉行等人拒絕瞭英方希望均沾當時正在談判的荷蘭條約（通商為主要內容）的要求，極力阻止把關係擴大至“通商”。此時進入長崎港的英法艦隊共有13艘。麵對遠遠超過佩裏艦隊的兵力，日本代錶最終未讓條約超齣開港的範圍。但與此同時，德川幕府內部已經齣現瞭肯定“開國”、試圖實現基本政策大轉變的意見。翌年，幕府一方麵拒絕瞭英方再度提齣的要求；另一方麵已持續十餘年堅持“鎖國”政策的首席老中阿部正弘終於對幕府官員發齣指示，要求探索通過“通商”實現富國強兵的途徑。本書的末尾部分將分析反映於錶麵的態度與內部的議論之間的不一緻，探討政策大轉變得以實現的條件。從宏觀層次上看，我們不妨把幕府末期轉嚮“開國”的政策看作日本順應瞭19世紀西方推進全球化進程的第二波“宇內之大勢”。它經曆瞭由初期的強化“鎖國”，到後來轉嚮“開國”的逆轉與跨越這一具有辯證意義的過程。

本書始終依據原始資料對這一過程做齣全新的解釋。前半部分主要參考瞭井野邊茂雄等人的研究。考慮到叢書的體例，無法對引用的先行研究做齣詳細注釋。但為瞭方便今後的研究，在本書末尾列舉瞭詳細的參考文獻目錄，供參考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