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的第三種讀法（有料，有趣，反轉，反思，讀曆史的新姿勢。） 下載 mobi epub pdf 電子書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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産品特色

編輯推薦

照本宣科易受人濛蔽，
戲說演義會誤入歧途。
須求真緻用，亦雅俗共賞。

內容簡介

《曆史的第三種讀法》是國學名傢、古代思想史和軍事史專傢黃樸民教授的曆史隨筆精選集。
本書分四部分，二十九篇，十餘萬字。本書既不同於“陽春白雪”的曆史學術研究之作，也不同於“下裏巴人”的曆史戲說與演義，而是采用學術性與通俗性相結閤的“第三種讀法”，反思曆史上重要人物的功過得失。從春鞦爭霸，到帝王權謀，到功臣榮辱，再到思想文化鼻祖，文章以深厚的學術積澱為基，以活潑生動的隨筆形式為文，既有對曆史規律和戰略大勢的宏觀把握，又有曆史細節和人物性格等微觀考察，不戲說，不顛覆，見解獨到，讓人耳目一新。這是本書*突齣的特點，也是其獨特價值之所在。

作者簡介

黃樸民，曆史學博士，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館長。兼任：中國文化網絡傳播研究會會長、北京市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組(曆史學)成員、中國史學會理事、中國圖書館學會常務理事、北京市圖工委副主任兼秘書長、中國人民大學校學術委員會委員、中國孫子兵法研究會常務理事等。享受國務院頒發的政府特殊津貼。主要研究方嚮為中國思想史、中國軍事史。
代錶性專著有：《春鞦軍事史》《天人閤一》《先秦兩漢兵學文化研究》《中國文化發展史》(秦漢捲)《孫子評傳》《何休評傳》《大一統：中國曆代統一戰略研究》《道德經講解》《孫子兵法詳解》《黃樸民解讀論語》《刀劍書寫的永恒：中國傳統軍事文化散論》等；曾在《曆史研究》《中國史研究》《文史》《文獻》《學術月刊》等海內外各類刊物發錶學術論文二百餘篇。

目錄

第一章　有人歡笑，有人憂——帝王的權謀與格局　 001
曆史總是重演——春鞦爭霸與大國角逐　002
都是虛名惹的禍——夫差之死　008
君子鬥不過小人——越王勾踐滅吳　016
理想甚美，現實更酷——王莽的改革悲劇　019
親手摧毀北魏根基的孝文帝——“全盤漢化”看上去很美　026
格局決定結局——隋文帝的狹隘與偏執　035
和諧為本——“貞觀之治”的時代精神　041
用冗員、貪官換得皇權穩定——趙匡胤的權謀　045
第二章　君心難測英雄淚——名將的無奈與尷尬　 047
不知退進的惡果——“亞父”的尷尬　048
時代和個人的悲劇——李廣難封的真相　055
都是朋友圈害的——論諸葛之失　060
昏君枉死英雄——敗給皇帝暈招的哥舒翰　067
自汙自晦，善終謝幕——郭子儀的圓滿人生　073
禍從口齣，因忠罹難——嶽飛的莫須有罪名　081
能打勝仗，不會站隊——戚繼光被封殺　087
事君數，斯辱矣——從鬍惟庸到年羹堯　092
第三章　博大精深的曆史文化——思想文化麵麵觀　 099
道法自然——老子與《道德經》　100
適閤的纔是最好的——莊子為何選擇遊世？　113
誌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孔子的教育境界　118
能謙讓，有睿智，敢擔當——孔子的君子氣象　122
當我們談國學時，我們談什麼——“儒”的文化史考察　126
禮樂文明的傳統影響和現實意義——門外說“禮”　131
《武經七書》的文化密碼　137
第四章　沒有人能掌握全部曆史——曆史研讀閑話錄　 147
曆史，究竟是什麼？——宜蘭縣史館遐思　148
求真緻用，雅俗共賞——曆史的第三種讀法　154
以拯救天下為己任的士人悲歌——拿道德唱高調的教訓　158
無關忠義——《趙氏孤兒》的血腥真相　161
“盛世”下的危機——太平時代不太平　173
白璧微瑕——大學者的學術失誤　179

精彩書摘

曆史總是重演——春鞦爭霸與大國角逐
開展文化對話，增強包容理解，化解分歧對立，深化互信閤作，是普遍的共 識，也是正確的選擇。曆史的經驗是重要的資源。曆史往往有驚人的相似之處。 中國曆史上春鞦時期的時代特徵，就值得高度重視，充分藉鑒。 春鞦時期有三個鮮明的時代特徵。 第一是動態性。政治上有大的變革，大國爭霸，諸侯稱雄，王權下移，爭戰 無已。經濟上也在變革，原有的井田製被瓦解，新的生産關係在建立，原有的城 鄉格局——國野製也被打破，新的城市興起，人口增長，商業發達，手工業進一 步發展。軍事上更有重大的變化，戰爭的範圍由中原地區擴大到江蘇、浙江、安 徽、湖北、湖南一帶，步兵、水兵，甚至還有少量騎兵的加入，這就改變瞭原本 以車戰、陣地戰為主的作戰模式。另外，此前的戰爭講究堂堂正正之陣，現在的 戰爭卻是《孫子兵法》中所講的“兵者詭道”“兵以詐立”這一套大行其道。文 化領域也同樣動蕩，學在官府的格局被打破，學術下移，私學勃興，各種思想學 派形成。 第二個特徵是過渡性。春鞦時期的前腳已經跨入瞭新時代，也就是與戰國時 代無縫接軌。實際上，春鞦後期的戰爭、政治變革和戰國時代的戰爭和變革已經 沒有太大的差異。但是後腳還停留在舊的時代，即那個講究“禮樂徵伐自天子 齣”的禮樂文化時代，是西周古典文明的自然延續。當時核心價值觀乃是“尊王 攘夷”。 第三個時代特徵是不平衡性，地區間的差異非常明顯。春鞦時期，中原大地 及其周邊國傢，同楚、吳、越這些國傢的發展觀念、文化觀念、道德倫理是很不一樣的，地區性的特徵非常明顯。這種地區間的差異性使得春鞦曆史顯得很復雜，但同時也使得春鞦時期的文化呈現齣特彆豐富多彩的麵貌。
環顧今天的世界，其現實的特徵同樣可以用動態性、過渡性和不平衡性來概括。這就是舊的格局業已打破，新的秩序尚未建立，舊的主宰者不甘心退齣中心位置，新的勢力發展勢頭已無法抑製。大國關係正在重組，利益結構正在調整。
春鞦時期諸侯國眾多，但一等強國隻有四個：第一個是晉國，即今天的山西、河南、河北一帶。第二個是齊國，即山東北部和河北的一部分。第三個大國是現在陝西、甘肅一帶的秦國，最後一個是以湖北為中心，包括湖南、安徽和河南一部分的楚國。
這四個一等強國很像當前國際對峙格局中的四個國傢。用並不怎麼恰當的比喻來形容：晉國相當於美國，他是中原文化的中心，是所謂中原地區“核心價值觀、普世價值”的體現者、詮釋者，是最強大的頭等大國。中國的境遇似乎接近於楚國，被中原那些自以為是的諸侯列國看作是南夷、南蠻。在他們眼裏，“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絕如綫”，是對舊有國際秩序的最大挑戰。而楚國“觀兵周疆，問鼎之輕重”的進取姿態，更加深瞭他們的恐懼。所以，所謂“尊王攘夷” 的“夷”首先針對的就是楚國。這些守舊的諸侯總是韆方百計勾結在一起來和楚國作對。但楚國同時又是新興的大國，擁有強大的國力，讓周邊各國忌憚。唯一能跟晉國拍闆頂牛、挑戰晉國霸主地位的就是楚國。秦國在這四國中扮演的是攪局者角色。他的力量偏嚮哪一方，往往會對當時“國際”戰略局勢變化産生很大的作用與影響。因此秦國就有點像今天的俄羅斯，看似綜閤實力不強，但軍事力量還是很強的。而處理國際事務的手法，往往強硬而堅決。齊國好像類似於當今的英國或者歐盟，在一般情況下，總是唯晉國馬首是瞻，但同晉國有時也會發生一些矛盾，但總的趨勢是進行戰略閤作，對付他們共同的敵人楚國。
一等強國的戰略地緣優勢非常明顯。四個一等強國，晉國的位置在北邊，齊國的位置在東邊，楚國的位置在南邊，秦國的位置在西邊，他們的戰略地緣優勢非常明顯。現在也是如此，能夠發展起來的大國，都占有有利的戰略地緣形勢。比如美國，一邊是太平洋，一邊是大西洋，南邊的墨西哥、古巴完全不是他的對手，北邊的加拿大不如他，而且他們價值觀是一緻的，一般也不會起衝突。所以美國的地緣位置是最優越的。中國的地緣位置也比較好，但是由於種種原因，留下的一些後遺癥阻礙瞭中國的發展。俄羅斯也有廣闊的發展空間。俄羅斯除瞭在立國之初曾一度和西邊的北歐瑞典諸國長期較量、難分伯仲以外，從烏拉爾山這邊往東發展很容易，所以說他有個迴鏇的空間。
晉、楚、齊、秦成為大國，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具有非常有利的戰略地緣優勢。他們在戰略上處於外綫作戰的主動、有利位置，而不處於內綫作為戰場的位置，所以在戰略上很主動，進可以攻，退可以守。例如，秦國勵精圖治，養精蓄銳至秦穆公時，決定嚮外擴張，東齣函榖關嚮中原發展，但卻在崤之戰為晉國所大敗，“匹馬隻輪不返”，東進中原的道路被阻斷。秦穆公暫時放棄東進，調轉矛頭，轉而吞並瞭周邊的小方國、小部落和少數民族。《史記·秦世傢》上記載， 秦國公曾經“滅國十二，開地韆裏，遂霸西戎”。秦國就是通過蠶食周邊，擴張並積蓄實力，逐漸成瞭地區強國乃至天下強國的。楚國也是如此，北上爭霸多年，城濮之戰為晉國所敗。楚國爭霸暫時遭受重大挫摺之後，轉而對付漢水、淮河流域的少數部族和小國傢，“漢陽諸姬，楚實並之”。至於那些淮夷小國，更是在楚軍兵鋒所到麵前，頃刻覆亡。有瞭這樣的積纍，楚莊王時終於等到機會，再次北上中原，“陳師周疆，問鼎之輕重”，高調逐鹿中原。
這些國傢之所以成為一等強國，除瞭明顯的地緣優勢之外，還因為除晉國外的其他三國都不在中原核心文化圈內，文化上受周禮的傳統影響不是那麼的嚴重。這些國傢不受傳統的禮樂文明規定的束縛，反而可以放手一搏。這也就是為什麼春鞦時期，許多製度變革都是從晉國、楚國、秦國首先興起和推行的緣由之所在。
事物的利弊一定是相雜的，於國傢發展而言，傳統既是一種資源，但同時也是個沉重的包袱。美國自建國以來，隻有短短200 多年的曆史，沒有太多傳統可言，但相對來說，發展起來也沒什麼包袱，可以輕裝上陣。沒有傳統束縛的國傢，敢想敢做，反而充滿瞭生機與活力。
春鞦時代列國的舉措，如國與國之間的結盟，中小國傢對大國的依附，都和這些國傢的戰略地緣有著密切的關係，同時，這些國傢的許多戰略措施、方案的選擇也與其地緣關係直接相關。

前言/序言

一張試捲中的曆史記憶
1982 年，我很僥幸地考上瞭母校杭州大學曆史係碩士研究生，專業是中國古代史先秦史研究方嚮，導師是黎子耀教授。
說“僥幸”，並非矯情，因為我的入學考試成績並不理想，雖然中國通史、曆史文獻等科目考齣較高分數，政治一門更取得瞭76 分的高分（好多考生都栽倒在這門科目麵前，當年的及格綫也就45 分），可是，外語是驚悚過關，不多不少60 分，而專業課先秦史，纔得56 分。好在總分較高，遂以特例被破格錄取。說句實在話，我是混入研究生行列的。另外6 位校內外考生就不如我幸運瞭，2 個名額隻用掉瞭1 個，我成瞭唯一的幸運兒。後來，我曾詢問過子耀師，為什麼他的給分手這麼緊？子耀師答: 於先秦史，我自己也就60 多分的水平，給你56 分已是很高的分數瞭。難怪乎，子耀師經常會給考生打齣很低的分數，20、30 分很正常，最低時曾打齣過8 分的成績。要是換成在今天，子耀師是招不到學生的。可這就是當年老一輩學人的風格。
那一年，子耀師已是78 歲高齡，是當年杭州大學曆史係除老主任瀋煉之教授之外最年長的一位老師。他的年齡，加上當時沒有必須在教室裏上課之類的硬性規定，所以，我的碩士生專業課程都到先生傢裏上。剛開始時，尚在等待分配工作的師兄周鵬飛老師也一道旁聽。後來他迴陝西上崗，就剩下我一個人瞭。子耀師對我講:“每周一次，我講的內容你消化不瞭，兩周上一次課稍稍從容些。”於是， 我就每半個月上先生傢聆聽老人傢的教誨。
雖然，上課的密度不高，可學習的壓力卻相當大。子耀師的課是互動式的， 我不但要帶著耳朵用心地聽，更要開動腦筋專誌地答。他在下課前會宣布下堂課將講授的主題，並布置相關的課前準備要求。偷懶是不成的，糊弄更是連門也沒有。所以，下課後，我的第一個任務就是跑圖書館，老老實實地為兩個星期後的課程作準備。
記得有一次，為對付夏代文化的課，我在學校圖書館整整泡瞭10 天，竭澤而漁， 將當時有關夏文化的專題研究論文通通翻看瞭一遍，並對其中有代錶性的論文做瞭提要，梳理綫索，歸納觀點，並加上讀後心得，這樣纔在接下來的課上勉強過關。
子耀師最為推崇王國維先生的學術成就，認為在先秦史研究中，王氏的“二重證據法”是屢試不爽的最佳利器。所以，在我印象中，收錄在王國維先生《觀堂集林》中的《蔔辭中所見的殷先公先王考》一文，是他重點講授與討論的內容， 連講四次，幾占整個課程的一半時間。
我讀《觀堂集林》，更喜愛讀的是王氏另一篇宏文《殷周製度論》，曾問先生為何不討論該文。子耀師答道: 該文恢宏壯闊，氣勢磅礴，綱舉目張。但是宏觀之文，易生以偏概全之弊。看上去頭頭是道、義正辭嚴，但往往理大於事，疏漏多有。即使高明如王靜安，也難以避免。該文有啓示，但可商榷處亦不在少數。初學者宜從根本做起，夯實基礎，尤其要端正學風，專誌篤實，切忌好高騖遠， 大而化之。高屋建瓴、大開大闔是學者晚年的事。至於初學者，倘若一開始就進入和效法，那便是誤入歧途、緣木求魚瞭。當時，先生的這番話，對我來說，可謂是醍醐灌頂，茅塞頓開。可是“江山易改，本性難移”，我的半吊子文人習性還是讓我過早地告彆瞭傳統的治學之道，率性而為，寫一些大而無當的東西，實在是愧對先生的一片苦心瞭。先生若九泉有知，一定會深感失望，斥我頑冥不化， 是一個不可教的“孺子”瞭。
一學期很快就過去瞭，子耀師的“先秦史專題研究”課程也進入瞭尾聲。當時的研究生教育雖說是自由開放，但再自由再開放，期末的考試這個程序還是要有的。所以，子耀師就按學校的規定，命題對我進行考試。
幸運的是我至今仍保留著他當年齣的“先秦史專題研究”考試題目。它不是印刷的試捲，而是在一張64 開的小紙片上的手寫稿。四道試題今謹抄錄如下:
一、《國語·魯語》載虞、夏、商、周吉禮，就中所言殷禮在甲骨蔔辭中得到證實否？
二、王國維考證蔔辭中的王亥，結論如何？有何證據？
三、西周金文中所見的土地轉讓情況如何？
四、試言近年探索夏文化的由來和現狀。
我現在也忝居高校教師之列，也時不時會想到一個問題: 一位老師的水平高下體現在什麼地方？其實，這是多餘的遐想。因為老師的高水平在任何地方都是能夠得到反映的，講課精彩、成果豐碩固然是水平，考試齣題到位同樣也是水平。子耀師的這張試題捲，就是很好的例證。
細加體味，子耀師的四道題，把握瞭先秦史學習與研究的兩個最重要環節:
第一，先秦史學習上內容重點的掌握問題。
第二，先秦史研究中方法要領的掌握問題。
就先秦史學習的內容而言，夏文化探索，關係到對中華文明起源問題的瞭解與認識，其重要性固不待言。禮製文化是中華傳統文化的集中體現。孔子雲: 周因於殷禮，其所損益可知也。故討論殷禮，並進而認識西周禮樂文明，也是先秦史研究的重中之重。曆史學的本質屬性之一，是盡可能復原曆史的真相。殷商年代邈遠，復原真相最為不易，從研究殷商先公先王譜係入手，則是最具有典型性意義的工作。連殷商的曆史都能復原，遑論其餘？實可收舉一反三、觸類旁通之效。土地製度的演變是經濟史乃至整個曆史演變的基礎，把握瞭土地製度的發展脈絡， 則整個社會形態的遞嬗及其規律、影響亦可思之可半瞭。
就研究的方法論而言，子耀師的這份試題也同樣滲透著他高明的治學理念， 套用一句時髦的話講，就是所謂的“預流”。眾所周知，研究先秦史的最大難題， 一是資料貧乏、文獻遺闕；二是有限的文獻資料真僞混糅、年代界定睏難，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因此，學術界特彆重視用地下考古發現新材料來彌補文獻記載不足的缺憾。換言之，如果沒有地下考古新材料的支持，先秦史研究就難以取得有意義的進展，得齣令人信服的結論。從這個意義上講，王國維先生所倡導的“二重證據法”，的的確確是無可動搖的先秦史研究最佳方法、正確途徑。所謂“二重證據法”，王國維在1925 年有明確的論述：“吾輩生於今日， 幸於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種材料，我輩固得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即百傢不雅訓之言，亦不無錶示一麵之事實。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日始得為之。”陳寅恪先生後來更簡潔地概括為:“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即是一種把新齣土或發現的史料與古籍記載結閤起來以考證古史的方法。自提齣之後，便為絕大多數學者所服膺，被公認為一種高度科學的學術正流。
子耀師對文獻熟悉的程度是驚人的。98 歲辭世前，在雙眼患白內障無法看書的情況下，他仍以口述的方式，撰就《周易密義》《老子密義》等多部學術專著， 旁徵博引各種文獻，全憑記憶。但是，他一樣很關心和重視地下考古新發現，而且認為初學者尤其要掌握正確的治學方法。這在先秦史研究中，就是要以瞭解和運用“二重證據法”為起點，一開始就走上正道。
為此，他不但在講課過程中苦口婆心加以強調，而且也在考試中有意識地予以倡導。四道試題，都包含瞭“二重證據法”方法論運用上的具體要求，都是地下齣土資料與文獻記載互為印證的案例。這種良苦用心，是他對學生負責的具體體現。至今念及，猶為泫然。
30 餘年轉眼就過去瞭，我已不記得當年我是怎麼迴答這四道試題的，也不清楚子耀師當時是否滿意我的答案，究竟給我這門課的考試打瞭多少分……及格大概是肯定的，否則我在1985 年也就無法正常畢業瞭。但是，所幸的是，當年的試題， 我保存瞭下來，成為我手中難得的子耀師遺墨。這張試題紙顔色已漸漸轉黃，質地也越來越鬆脆，可是我腦海中子耀師的音容笑貌卻始終是那麼的清晰。他的學識，他的人格，他的情懷，他的境界，永遠是我這個弟子所不可企及的巍峨山峰。
一張小小的試捲，貯存著太多瞭的曆史記憶，讓我睹物思人，無法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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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曆史多特的見解非常好，值得一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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