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寿裳于日本留学期间与鲁迅相识，并结为终身挚友。鲁迅去世后，他多次撰写回忆文章，内容翔实，感情深挚，文笔淳厚。许寿裳笔下的鲁迅，不是神，而是人，是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但另一方面，他和我们大多数人所习惯的人是不一样的，是一个特别的人，因为特别所以稀少，因为稀少所以我们需要鲁迅。许寿裳是zui能理解鲁迅的同时代人，鲁迅的伴侣许广平在给许寿裳的信中说：“回忆之文，非师莫属！

作者简介

许寿裳（1883—1948），字季茀，号上遂，浙江绍兴人，中国近代著名学者、传记作家。早年就读绍郡中西学堂和杭州求是书院。1902年以浙江官费派往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学院补习日语，与鲁迅相识，成为终身挚友，1937年与周作人共同编撰《鲁迅年谱》。历任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成都华西大学、西北联大等校教授。1946年台湾行政长官陈仪邀请许寿裳主持台湾省编译馆，不久编译馆裁撤后并入教育厅管辖，转往台湾大学任教，常批评国民党派所主导的法西斯教育改革。1948年2月18 日，许寿裳在台大宿舍被暗杀身亡。

精彩书评

著作Zui谨严岂徒中国小说史，遗言犹沉痛莫作空头文学家。——蔡元培

他（鲁迅）读史与观世，有极犀利的眼光，能抉发中国社会的痼疾，如《狂人日记》《阿Q正传》《药》等小说及《新青年》中他的《随感录》所描写所论述的皆是，这种文章，如良医开脉案，作对症发药之根据，于改革社会是有极大的用处的。——钱玄同

鲁迅对于现代中国是一种当下的存在，这和中国当代的其他作家是不一样的。在当下的中国，鲁迅是一个很好的批判性资源。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近些年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成为一个强大的思潮，鲁迅对这些论题的论述非常切合、深刻。我常常从鲁迅那里寻找资源，因为Di一他是原创性的，第二是源泉性的。我经常讲，鲁迅相当于英国的莎士比亚、俄国的托尔斯泰、印度的泰戈尔。——钱理群

鲁迅是现代中国杂文Di一人，小说也非常好，人品很好，节操很棒。这些都是翻不了案的。——高晓松

精彩书摘

八　西片町住屋

一九○八年春，我结束了东京高师的课业，打算一面补习国文，仍旧就学于章先生之门，一面续习德文，准备往欧洲留学。为要选择一个较优的环境，居然在本乡区西片町寻到一所华美的住宅。这原是日本绅士的家园，主人为要迁居大阪，才租给我的。规模宏大，房间新洁而美丽，庭园之广，花木之繁，尤为可爱，又因为建筑在坂上，居高临下，正和小石川区的大道平行，眺望也甚佳。我招了鲁迅及其弟起孟、钱均夫、朱谋宣共五人居住，高大的铁门旁边，电灯上署名曰“伍舍”。

西片町是有名的学者住宅区，几乎是家家博士，户户宏儒。我们的一家偏是五个学生同居。房屋和庭园却收拾的非常整洁，收房租的人看了也很满意。由西片町一拐弯出去，便是东京帝大的所在，赫赫的赤门，莘莘的方帽子群进群出。此地一带的商店和电车，多半是为这些方帽子而设的。方帽子越是破旧的，越见得他的年级高，资格老，快要毕业了。

鲁迅从小爱好植物，幼年时喜欢看陈淏子的《花镜》等书，常常到那爱种花木的远房叔祖的家，赏玩稀见的植物，又在《朝花夕拾》里，描写幼年读书的家里，一个荒废的“百草园”，是何等的有趣而足以留连！他在弘文学院时代，已经买了三好学的《植物学》两厚册，其中着色的插图很多。所以他对于植物的培养有了相当的素养。伍舍的庭园既广，隙地又多，鲁迅和我便发动来种花草，尤其是朝颜即牵牛花，因为变种很多，花的色彩和形状，真是千奇百怪。每当晓风拂拂，晨露湛湛，朝颜的笑口齐开，作拍拍的声响，大有天国乐园去人不远之感。傍晚浇水，把已经开过的花蒂一一摘去，那么以后的花轮便会维持原样，不会减小。其余的秋花满地，蟋蟀初鸣，也助我们的乐趣！

鲁迅生平极少游玩。他在仙台时，曾和同学游过一次松岛，有许多张海上小岛的松林雪景的照片给我看。在东京伍舍时，有一次我和他同游上野公园看樱花，还是因为到南江堂购书之便而去的。上野的樱花确是可观，成为一大片微微带红色的云采。花下的茶肆，接席连茵，铺以红毡，用清茶和樱饼饷客。记得袁文薮曾有《东游诗草》，第一首便是咏上野樱花的：

阿谁为国竭孤忠，铜像魁梧“上野通”，

几许行人齐脱帽，樱花丛里识英雄。

“上野通”是上野大道的意思，西乡隆盛的铜像建立在公园中，日本人对他没有一个不脱帽致敬的。

我和鲁迅不但同居，而且每每同行，如同往章先生处听讲呀；同往读德文呀，——那时俄文已经放弃不读了；又同访神田一带的旧书铺，同访银座的规模宏大的丸善书店呀。因为我们读书的趣味颇浓厚，所以购书的方面也颇广泛，只要囊中有钱，便不惜“孤注一掷”，每每弄得怀里空空而归，相对叹道：“又穷落了！”这些苦的经验，回忆起来，还是很有滋味的。

可惜好景不常，盛会难再，到冬时，荷池枯了，菊畦残败了，我们的伍舍也不能支持了——因为同住的朱钱两人先退，我明春要去德国，所以只好退租。鲁迅就在西片町，觅得一所小小的赁屋，预备我们三个人暂时同住，我走以后，则他们兄弟二人同住。我那时对于伍舍，不无留恋，曾套东坡的诗句成了一首《留别伍舍》如下：

“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

壶中好景长追忆，最是朝颜裛露时。

一七　西三条胡同住屋

鲁迅爱住北平，但是他的西三条胡同住屋，是出于不得已而经营的。他原来在一九一九年把绍兴东昌坊口的老屋和同住的本家公同售去以后，就在北平购得公用库八道湾大宅一所，特地回南去迎接母太夫人及全眷来住入，这宅子不但房间多，而且空地极大。鲁迅对我说过：“我取其空地很宽大，宜于儿童的游玩。”我答：“诚然，简直可以开运动会。”鲁迅那时并无子息，而其两弟作人和建人都有子女，他钟爱侄儿们，视同自己的所出，处处实行他的儿童本位的教育，《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全集卷一《坟》）文中所云：“只能先从觉醒的人开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这便是他的儿童教育的意见。他对于侄儿们的希望很大，很想为他们创造出一个最适宜于发育的环境，所谓“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呐喊·故乡》）

鲁迅对于两弟非常友爱，因为居长，所有家务统由他自己一人主持，不忍去麻烦两弟。他对于作人的事，比自己的还要重要，不惜牺牲自己的名利统统来让给他，我在拙著《关于〈弟兄〉》一文已经提及。一九一七年，他和作人还同住在绍兴会馆的时候，北平正流行着传染病猩红热，作人忽然发高热了。这可真急坏了鲁迅，愁眉不展，四处借钱，为的要延医买药。后经德国医师狄普耳诊断，才知道不过是出疹子，于是他第二天到部，精神焕然地笑着对我说：“起孟原来这么大了，竟还没有出过疹子，倘若母亲在此，不会使我这样着急了。”接着又述昨夜医师到来的迟缓，和他诊断病情的敏捷，但是我看见他的眼眶陷下，还没有恢复呢！又记得一九二一年，作人养疴在香山碧云寺，因为费用浩大，鲁迅又四处奔走，借贷应急，并且时常前往护视。

作人的妻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台里性的。她对于鲁迅，外貌恭顺，内怀忮忌。作人则心地糊涂，轻听妇人之言，不加体察。我虽竭力解释开导，竟无效果。致鲁迅不得已移居外客厅而他总不觉悟；鲁迅遣工役传言来谈，他又不出来；于是鲁迅又搬出而至砖塔胡同了。从此两人不和，成为参商，一变从前“兄弟怡怡”的情态。这是作人一生的大损失，倘使无此错误，始终得到慈兄的指导，何至于后来陷入迷途，洗也洗不清呢？

鲁迅搬出以后，就借钱购得西三条的房子，是一所小小的三开间的四合式。北屋的东间是母太夫人的房，西间是朱夫人的房。太夫人谈锋极健，思想有条理，曾用自修得到能够看书的学力。朱夫人是旧式的女子，结婚系出于太夫人的主张，鲁迅曾对我说过：“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北屋的中间，后面接出一间房子去，鲁迅称它为“老虎尾巴”，乃是他的工作室，《彷徨》的全部以及其他许多的译著，皆写成于此。这老虎尾巴将永久成为我国人民的纪念室。它的北窗用玻璃，光线充足，望后园墙外，即见《野草》第一篇《秋夜》所谓“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

南屋是他的藏书室。说起他的藏书室，我还记得作人和信子抗拒的一幕。这所小屋既成以后，他就独自个回到八道湾大宅取书籍去了。据说作人和信子大起恐慌，信子急忙打电话，唤救兵，欲假借外力以抗拒；作人则用一本书远远地掷入，鲁迅置之不理，专心检书。一忽儿外宾来了，正欲开口说话；鲁迅从容辞却，说这是家里的事，无烦外宾费心。到者也无话可说，只好退了。这在取回书籍的翌日，鲁迅说给我听的。我问他：“你的书全部都已取出了吗？”他答道：“未必。”我问他我所赠的《越缦堂日记》拿出了吗？他答道：“不，被没收了。”

鲁迅毕竟是伟大的，他受了种种的诬蔑委屈，搬出了八道湾住宅，又生了一场病，而对于作人和信子的事，日记上却一字不提。这是我在他死后数个月，为的要赶撰年谱，翻阅他的日记才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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