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治中是民国政坛上一位独树一帜的人物，他在国民党任职期间受到蒋介石的认可和重用；他坚持国共两党和平共处。在其50年戎马生涯中，信守不对共产党放一枪一弹的承诺。解放战争后，鉴于他对中国和平作出的贡献，被称为“和平将军”。《和平将军张治中》依据大量史料，以流畅的笔触，对张治中的出身、人品、个性、学问、心理以及最后人生境况等，都作了精到恰当的描述。

作者简介

　　杨者圣，江苏海安人，数十年来利用业余时间潜心研究民国史。因其掌握资料准确、善于构建独特的历史人物形象、对民国历史的缜密思索，以及其作品中渗透的浓郁的民国情结，而成为既得到专业研究者认可、又受到普通读者欢迎的一位成绩卓著的民国人物传记作家。

精彩书摘

　　差一点死于川军的阴谋与内讧
　　张治中先回到巢湖，在老家养息了一段时期，继续鼓帆东行，顺流而下上海，重新谋求发展。从当年走出扬州警察所闯荡江湖以来，张治中每次出山，差不多都要以上海为起点；而每遇挫折，差不多都要以巢湖作终点。事实上，张治中就像一头猎豹，在一次次捕获猎物的搏斗中受伤了、疲倦了，就回到家乡的老巢，在温馨亲切的洞穴里养精蓄锐，补充体力。等到伤口平复了，精力充沛了，他会从洞穴里跳出来，跃上一处高岗，重新观察方向，选准猎物，然后俯冲追猎，开始新的战斗。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张治中心目中的这座高岗，就是自民初以来，承担着中国经济、文化、信息乃至政治中心职能的大上海。
　　不料，张治中前脚刚进上海，吕超后脚也跟着到了。原来，在下川东途中，吕师的许多官兵都不愿逃奔那个荒瘠偏远的地方，吕超是个宽厚的人，也就不再勉强，当即将部队交给副官长林光斗带领，自己回到上海来了。吕超见到张治中，便说林光斗带着部队，已到了川东北的宣汉，劝张回川去看看，帮帮老朋友。张颇重朋友义气，一番犹豫之后，未经深思，二度人川。
　　这时，吕师残部已被改编为川军独立第三旅，林光斗任旅长，张治中被委为旅部参谋长。参谋长自有参谋长的主张，张治中认为川军被关在夔门里，打来打去，互相内讧，太没有意思。不如出川，谋求发展，将来可以会师武汉，完成一番大事业，岂不是好！当时的张治中30来岁，正是一个“唱高调、放空炮”的年龄，好在他仅是一个幕僚，说话可以不负责任，主官林光斗自然不会听他的。
　　不久，陕西护国军总司令陈树藩被直系军阀打败，从陕南退到宣汉，企图借林旅的地盘养精蓄锐。张治中当即主张林旅与陈部联合，一起反攻陕西，虽不是会师武汉，也是北伐的一个准备动作。就此，林旅喊出“援陕”的口号。然林旅的部分军官，以团长吕镇华为首，并不满意这个口号，认为此举无异于将林旅拍卖给陕军，当即与川军巨头刘季昭勾结，准备里应外合，火并林、张。
　　这一天夜里，张治中住司令部二楼，肚子有点泻，不大舒适。半夜，吃了一点稀饭，穿一件夹袍，拖着睡鞋，正靠在帆布椅上休息，小舅子洪君器进来了。随即，门外响起连续的枪声。张治中以为是土匪闹事，洪君器说：“不一定，也许兵变？”洪君器一语，惊醒了张治中。他立即换穿布鞋，打开靠近城墙的后窗，由洪君器扶着，跳窗而出，躲在城墙垛缝里，看见约有一连人，打着马灯，在城墙下疾行。张治中原想问话，被洪君器制止，认为应该先把情形弄清楚再说；张治中又想着去找林旅长的亲信炮兵连长，准备劝他出来镇压叛乱。这个想法，又被洪君器制止了。
　　事后知道，如果当时张治中向城墙下疾行的一连人问话，不啻自投罗网，因为这一连人正奉命去捕捉林、张等“援陕派”官长的；如果去找那个炮兵连长，事情同样很糟，因为兵变初起，首先被缴械的，就是那个炮兵连。这样两个危险的念头都被洪君器制止，张治中真是要好好感谢小舅子的救命之恩。其实，张治中为旅部参谋长，职责所在，当时只想着要急于弄清情况、镇压叛乱；而洪君器的身份是贴身侍卫，职责所在，首先想的是如何确保姐夫的安全，才能向老姐交差。两个人所站的角度不同，考虑问题时，自然会有主次缓急之别。
　　但是，总这样躲在城墙上也不是办法，张治中想起城墙另一头有一所邮政局，局长范众渠正是自己所熟识的，何妨到那里去暂避一下。于是，洪君器扶着张治中，沿着幽幽的城墙，向邮政局走去。途中遇到一个哨兵问话，洪君器声称是“陕军司令部的”。哨兵不识张治中的庐山真面目，也就放行了。
　　到了邮政局，张治中从范众渠口中，才弄清这次叛乱的真相，“不仅是兵变，而且是官变”。林光斗已被叛兵打死在寓所里，叛兵正在四处搜索张治中的下落。形势是非常危急了，经过一番紧急谋划，决定由范众渠先到陕军司令部联系一下，得到陕军司令部的同意，随即由陕军参谋、保定同学林黄胄来到邮政局，将张、洪接走。
　　张治中一行刚到陕军司令部，团长吕镇华就带着全副武装的士兵来要人了。因到处不见张治中的踪影，吕镇华估计他也许会躲到这里来。陕军的几位官长当即将张、洪藏到后楼的一间房子里，好歹将吕镇华对付过去了。在陕军司令部里住了几天，外面搜索得更急了，陕军司令部也被叛兵频频光顾。当时陕军已经回陕，陕军司令部只剩下一个空架子。陕军官长害怕了，不敢将张治中继续藏在司令部里，但从道义上又不便赶他们走，只好不断地转移藏匿地点。但是，风声一天紧似一天，陕军的胆子也是一天比一天小，最后，竟劝慰张治中：你还是出来，公开同他们谈谈吧，没有什么要紧的！
　　……

前言/序言

　　小引中国现代史上的“张治中现象”

　　1948年12月25日，正是平津及淮海战役的关键阶段，中共方面公布了国民党战争罪犯名单，计43名。对于南京政府的党政军大员来说，中共此举不啻是一场超强度海底大地震，使其在心理及情绪上均陷入极度恐慌之中。又因为中共方面声明，这一次宣布的只是第一批头等战争罪犯名单，言下之意，当然还有第二批甚至是第三批次等战争罪犯即将公布了。如此，未入选第一批43名头等战争罪犯名单的国民党军政头目，也就不免终日惴惴，大有“躲得了年三十，躲不过大年初一”的末日之感。不过，换一个角度看，巨大的压力往往也就是巨大的动力。比如，中共方面自公布43名头等战争罪犯名单之后，许多等而次之的国民党军政头目，一方面纷纷把目光放在中共所暗示的第二批次等战犯名单的披露方面（所幸后来并未公布），更有不少人主动放低反共的调子，以免一不小心被中共方面注意，列入第二批战争罪犯名单；一方面纷纷对已经公布的第一批战犯名单加以研究，以揣摩中共方面列入战争罪犯的尺度，“吃果果，排座座”，私下对号入座，期望幸免入选。如此一来，在南京政府的大小军政官员中，竟一下子冒出了一大批自学成才与无师自通的“国民党战争罪犯研究专家”；而且，对于中共方面确认“头等战犯”的原则，即何谓“头等”两个字，很是贡献出许多发人深省的真知灼见，拿出了一大批琳琅满目的“科研成果”。

　　成果之一，是重在政府首脑。总统蒋介石，不但是所谓的国家元首，也是中共心目中的万恶之首。不用说，被列为第一号战犯。副总统李宗仁，从法统上来说，是总统的主要帮凶，当然脱不了干系，被推上战犯名单的第二把交椅，当在意料之中。行政院是五院之首，不但现任院长孙科、副院长吴铁城被中共视为南京政府的首恶分子，即已经卸任的前任院长孔祥熙、宋子文、张群、翁文灏，也被一个个“挖”了出来，次第排出座次。另外，内政、外交、国防、财政、教育等五大部长张厉生、王世杰、何应钦、王云五、朱家骅，是南京政府的五大支柱，也都榜上有名。

　　成果之二，是重在军事头目。陈诚、白崇禧、何应钦、顾祝同，是前后两任参谋总长及国防部长，当然也都是内战的主要决策者及执行者，在43人罪犯名单中，被列为第三到第六号战犯，仅次于总统、副总统的四大战犯，是逃不掉的。另有东北、华北、华中、徐州四大“剿总”总司令卫立煌、傅作义、白崇禧、刘峙，西安、太原、长沙、衢州四大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阎锡山、程潜、汤恩伯，以及陆海空三军总司令余汉谋、桂永清、周至柔等，贵为一方“督军”，当然被一网打尽；另有陆军副总司令孙立人、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等，虽为军中副手，然因其都是极为活跃的内战打手，均被网罗入内。

　　成果之三，是重在反共领袖。CC系的主脑陈果夫、陈立夫，国民党理论权威戴季陶等，都是国民党内有名的反共领袖，被列入战犯名单，当在情理之中。值得注意的是，青年党党魁左舜生、曾琦，国社党党魁张君劢，因其甘作国民党的尾巴党，为国民党发动内战推波助澜，亦成为43人战犯名单的垫底人物。

　　成果之四，是重在亲信谋臣。总统府秘书长吴鼎昌，参军长薛岳，政学系首脑熊式辉，都是蒋介石身边摇鹅毛扇的谋士，现在能被中共在头等罪犯名单中点名，其幕后作用当不可小觑。此外，顾维钧以驻美大使的身份，宋美龄以第一夫人的身份，吴国桢以上海特别市长的身份，分别被列为第22号、23号及24号战犯，自有相当理由。顾氏是外交界的代表，吴氏是地方官僚的代表，都是不可多得的人物；至于宋氏，是为43人名单中唯一的女性，其身份弥足珍贵。

　　这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以头等罪犯而论，该进来的都进来了，不该进来的，当然还得等一等。以现代术语而言，这就是“既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走一个坏人”，可见中共方面的政策性之强；这与蒋先生当年“宁可错杀一千，决不放走一个”的屠杀政策，真有天壤之别！但是，大家深入研究的结果，也不是没有疑问。比如，以职务而言，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张治中，负责西北甘、青、宁、新四省军政指挥责任，贵为西北四省总督，比较于各地“剿总”司令及绥署主任，地位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这样一个大人物，却没有列入战犯名单。相反，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的两位副长官马鸿逵、马步芳，却被捉进43人名单抵数。于是，有人说，对西北方面的战争头目，中共的政策是“以一张换二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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