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道维艰，我心毅然：记数学家、教育家、科普作家王梓坤》用平实、真挚的语言，讲述了我国著名的数学家、教育家、科普作家王梓坤院士艰难曲折，而又充满机遇的一生；童年丧父后家庭的极度贫困；少年和青年时代的寒窗苦读；学成归国后全身心投入科研的倾情专注；“**”时期致力于科普创作的顽强坚守；以及在北师大校长任上的非凡努力。
　　《天道维艰，我心毅然：记数学家、教育家、科普作家王梓坤》适合于大中学生、中小学教师和各行各业的科学爱好者阅读。

作者简介

　　张英伯，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自19世纪80年代初起，在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工作，1990年在德国Bielefeld大学获理学博士学位。主要从事基础数学的科研和教学，研究方向为代数学，阿廷代数的表示理论，长期为本科生讲授高等代数、近世代数，为研究生讲授各种代数类课程，热爱教学工作，深受学生欢迎。
　　发表论文72篇，译著2部，撰写教材2部，其中《基础代数》被评为北京高等教育精品教材。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重点项目子项目4项，基金委主任基金及科普基金各1项，主持教育部博士点基金2项，参加国际基金项目多项。曾获教育部科技进步三等奖，被中国科协授予第五届全国科技工作者荣誉称号。曾任中国数学会常务理事，基础教育委员会主任，国际数学教育委员会执行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学术委员会主任，《数学通报》主编，任《数学大辞典》以及《数学名词》代数分册主编。
　　涉足中学教育，主编《数学通报》，主编中学生数学小丛书《美妙的数学花圃》，编写《对称中的数学》。在数十所中学、各类数学教育机构和团体为教师和学生做过近酉场数学科普，以及数学精英教育方面的报告。

精彩书摘

　　《天道维艰，我心毅然：记数学家、教育家、科普作家王梓坤》：
　　在20世纪30年代的抗日战争前夕，中华民族陷入了外族侵略、国破家亡的巨大危机之中。灾难降临了，物价开始上涨，生意很不景气，店员们的工资随之下跌，有些人被辞退了。福毛的哥哥已经成家，他在老家读过几年私塾，原本也在衡阳做事，失业后只身回乡种田。嫂嫂在第二年尾随而去。
　　1936年，妈妈也准备带福毛和周岁的弟弟元伢子回江西了。父亲是非常喜爱福毛的，他觉得这个儿子的长相和性格都像自己，天分不错，将来会有出息。
　　作为一名店员，他没有将福毛培养成大才的非分之想，只是希望将他留在身边多读点书，有能力找个好一点的差事干干。
　　李妈更是舍不得他。王梓坤在他的回忆录《旧事偶记》（简称《偶记》）中写道：“我喜欢李妈比爱亲妈还好，我该跟哪个妈呢？我妈说你爱跟谁就跟谁，结果还是跑到亲妈那边。我看到李妈大哭一场，从此再未见她，也再无消息。至今心中仍深感不安。命运小儿捉弄人，要是我那次跑到李妈那边，会是什么结果呢？”王梓坤长大成人后曾数次去衡阳谢家巷寻她，“但旧居早已不见踪影，想是被日本人炸掉了。”母子三人乘汽车辗转回到枫墅村的老家。枫墅村是一个清雅秀丽的江南村落，有一百多户人家，六百多人口。村后生长着一片繁茂的山林，村边环绕着一条清澈的小溪。村里的房屋造型统一：淡灰色青砖垒墙、深黑色青瓦铺顶；屋顶中央镶嵌着采光用的玻璃天窗，两侧均为马头屋檐，墙壁上设有32开书本大小的孔洞通气；房屋建筑面积大约150平方米，中间是一个两层高的厅堂，两边的下层有四问卧室，后面是一问厨房，上层的阁楼堆放草料。村中的房屋排列整齐，每排之问用青石板铺路，同排相邻的房屋仅有一米间隔。富裕些的人家墙壁是一水的青砖，贫穷些的只在墙体外侧砌一层青砖，福毛家属于后者（图4）。
　　福毛和弟弟跟着母亲与兄嫂一家住在家乡的老屋，屋里老鼠很多，夜晚蚊虫轰鸣，不得不点一把稻草来熏，蚊子散了才得以入睡。家家户户的房子一模一样，福毛几次出门玩耍后找不到自己的家，好在乡亲们淳朴善良，每次都热情地把他送回去了。
　　枫墅村家家姓王，分成上下、前后四房，四房的总祠堂叫作敬简堂，上下房共用宾公祠；前房有政公祠、葆元堂；福毛家所在的后房香火旺盛，读书人最多，建立了三多堂、立本堂、世美堂。清代的政府机构到县，民国时期到乡，乡村社会的细胞是宗族，由族长管理祭奠祖先、婚丧嫁娶、调解纠纷等族中诸项事务，祠堂有土地供族人租种，并有些资产用以救灾、帮学。世美堂在清朝期间曾经资助族中两兄弟考中了举人，村头立有碑文。
　　在那生产力低下的年代，土地十分贫瘠，大多数人家或耕种自己的少许薄田，或租种富户和宗族的土地。每年初春，赣江水尚未转暖，他们已经在料峭的春寒中赶着水牛下田犁地了，赤脚在泥水中蹒跚，身子在冷雨中浸泡；夏天顶着烈日，低头用双手插秧，背脊晒得像要冒火；秋天割完稻子，围着木桶打禾，禾芒从衣缝中落到身上，刺如针扎，艰辛的劳作，困苦的生活，使得世代受到庐陵文化熏陶的枫墅村人大都有和王肇基相同的心愿：让孩子读一点书，将来走出大山谋生。各个宗族的乡亲们商量着办一所村学，请了本村品学兼优的老知识分子王少诚先生当教员，村里的人家就是再穷再苦都要把孩子送去读书。
　　学校办在村东头的政公祠里，开学那天春光融融，风和日丽，7岁的福毛由兄长带领到祠堂报名，从那天开始，福毛以他的学名王梓坤正式面对这个世界了，乡下人把老师叫作师老，少诚师老喜欢这个宽额头、高鼻梁、大耳朵、眉清目秀，略显单薄的孩子，夸他的名字起得好，王梓坤问：“怎么好啊？”师老说：“梓，家乡也；坤，大地也。”师老一个人管着三十多名学生，他的工资是每个学生每年交一担谷（约合1（）O斤），乡里各家杀猪，做红白喜事时都请他吃饭。师老戴副眼镜，中等偏胖身材，不苟言笑，在村民当中颇受敬重。他教书很负责任，每天端一壶茶，一个水烟筒到祠堂上课，如果有学生淘气或者背不出书，则打手板或打屁股，村学的孩子们对师老畏之如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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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2014年夏天，《数学文化》-年一度的编委会在香港浸会大学召开.当讨论到人物栏目的选题时，汤涛主编提出写一下概率论专家王梓坤的建议，并补充道：“就请同在北京师范大学的张老师执笔吧”，
　　当时我有点诚惶诚恐，说实在的，我与王梓坤先生并不熟识.王先生1984年从南开来到北京师范大学担任校长时，我还是一名助教.第一次见到王先生是在1985年春数学系的春节茶话会上，系里的老师都没有想到校长会来跟我们一起联欢.我的第一印象是这位瘦高清癯的校长太有书卷气了，笑眯眯的那么谦和，他走过来与相识的教授们一一握手，然后静静地坐下，并没有发表什么讲话.以后每年系里的春节茶话会他都必定参加.
　　五年后他卸任校长回归学术研究，因为专业不同，我与王先生仍然没有太多的接触，但在系办公室碰面的机会多了.2008年他写好《南华文革散记》，还送了一本给我.记得有一次系里聚会，我刚好坐在王先生旁边，他看了看我说：“张英伯，你长得很像启功啊，都是团团脸，你认他当伯伯好了.”我赶紧说：“我认识启先生，启先生不认识我呀，”王先生一本正经地回答：“我给你们介绍啊，”他和周围的几位老师交换了一下眼神，大家都看着我，会心地笑了，我也不好意思地笑了.原来儒雅的学者还可以相当幽默.
　　接到为王先生写传的任务，我到南开大学、武汉大学、江西吉安以及在北京本地走访王先生的学生、同事、同学、朋友、乡亲、家人，越是深入地了解他的经历、贡献、为人处世，越是钦佩这位可敬的长者.他的独立思想和独立人格，他宽厚、容忍、谦让的品德，深深地感动了我.
　　《数学文化》期刊在2015年第6卷第2期刊登了“记数学家王梓坤”，引起了比较强烈的反响，随后，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邀请我将原文扩充成一本小册子，我再次采访了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的多位教授，增添了王先生作为一位教育家，在五年校长任上非凡的事迹，订正了原文的个别事实，于是有了这本《天道维艰，我心毅然：记数学家、教育家、科普作家王梓坤》.
　　在本书出版之际，我依然诚惶诚恐，不知道是不是能够将一个真实的学者王梓坤呈献在读者面前，只能静心等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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