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蒙·阿隆回忆录（增订本）（全2册）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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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雷蒙·阿隆（Raymond Aron） 著 杨祖功 王甦 译 著，杨祖功 王苏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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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ISBN：9787509795897

版次：1

商品编码：12227216

包装：平装

丛书名： 甲骨文丛书

开本：32开

出版时间：2017-07-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1208

字数：882000

正文语种：中文

内容简介

　　雷蒙·阿隆是20世纪法国著名政治哲学家、社会学家。他的一生经历了20世纪几乎所有的大事。在《雷蒙·阿隆回忆录》中，阿隆一方面追述了20世纪法国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细致地描绘了各种行为人的面貌；另一方面，他把自己的全部著述都收集和归纳到书中，每篇著作的核心内容，他用几页提要加以说明。阿隆还补充了对其评论的各种反应，收入了他曾收到的赞同或反对他的信件，以及他自己写的回顾性评论。

作者简介

　　雷蒙·阿隆(RaymondAron，1905—1983)，法国重要思想家，1905年3月14日出生于巴黎一个中层犹太裔家庭1924年到1928年间，阿隆在著名的巴黎高等师范学院（EcoleNormaleSuperieure）攻读哲学学习期间，他对康德哲学产生了浓厚兴趣，他的毕业论文《历史哲学概论》就是以康德哲学作为研究重心。　　杨祖功，男，祖籍河北涿州，1937年10月5日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已退休。1962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1962年—1965年在中国科学院亚非研究所工作。1965-1969年在中联部东南亚研究所工作。1969-1971年下放中联部五七干校。1971-1981年回中联部欧美澳组（局）法比瑞小组（处）工作。1981年主动调动到社科院欧洲所工作。其间，多次去法国和欧盟其他国家进行学术访问，并于1986年9月—1988年8月到巴黎政学院进修政治学一年。1997年9月——1998年9月在佛罗伦萨欧洲大学研究院任让莫内客座教授一年。现为法国研究会副会长。　　王甦（1982—），巴黎十大社会学博士，法国国立人口研究院研究助理，译有《男人的历史》（第三卷）、《国家间的和平与战争》（即将出版）等。

目录

上册序言雷蒙·阿隆和普世史的时代／0001增订本出版说明／0029前言雷蒙·阿隆和他的《回忆录》／0030第一部政治教育（1905～1939）第一章父亲的遗嘱／0003第二章学习与友谊／0030第三章发现德国／0066第四章在拉丁区中心／0110第五章灰心丧气或幸灾乐祸……／0147第六章浩劫之路／0187第二部政治愿望（1939～1955）第七章战争／0229第八章没有抒情的幻想／0277第九章记者和活动家／0313第十章瓜分欧洲／0355第十一章20世纪的战争／0402第十二章“知识分子的鸦片”／0435第三部祸患之中的教师（1955～1969）第十三章返回古老的巴黎大学／0477第十四章阿尔及利亚的悲剧／0506下册第十五章工业社会／0561第十六章将军的宏伟计划／0595第十七章和平与战争／0641第十八章“他没有理解我们”或1968年5月／0667第十九章“自信与统治者”／0707第四部当官的年代（1969～1977）第二十章从皮埃尔·布里松到罗贝尔·埃尔桑／0753第二十一章后戴高乐主义／0789第二十二章论意识形态批判／0823第二十三章亨利·基辛格与美国霸权的终结／0866第二十四章论历史评论／0902第二十五章西方的衰落／0938第五部死缓阶段（1977～1982）第二十六章心肌梗死／0969第二十七章在《快报》周刊／0980第二十八章社会主义插曲／0994第二十九章受到考验的人权：卡特总统和中东冲突／1015第三十章走向苏联霸权主义？／1027第三十一章一代人的结束／1037结束语／1084作者书目提要／1118索引／1126增订本译后絮语／1141译后记（1992年版）／1144

精彩书摘

　　《雷蒙·阿隆回忆录（增订本）（全2册）》：
　　怀有这种心情的人要么走向共产主义，走向革命，要么奉行与德国和解的政策（反对占领鲁尔区，减少赔款，到1930年代初提前撤出莱茵区），要么干脆拒绝服兵役。拒绝服兵役有几种形式：一种是内心上反对打仗，一种是阿兰的方式（拒绝晋升军衔），还有一种是无政府主义。至于我，我的态度接近第二类，确切地说是阿里斯蒂德·白里安的态度，因为这样合乎我的性格。。阿兰的态度能打动我，但说服不了我。我写的一些文章都透露出思想上的混乱和感情上的迷惘。但这种茫然若失的心情在我1933年2月讨论和平主义的文章里便开始拨开云雾见青天。文章里有一句话说得相当动人：“政治问题不是道德问题。”到了今天，我仍然会这么说。
　　当然，这句话也不免过于简单。在哲学上，政治作为问题，作为判断和行动，自成一个特殊领域。也许，归根结底，政治行为只有同广义的道德联系起来才有意义。我痛恨极权主义，那是因为极权主义能使一切邪恶的东西肆意得逞，大张凶焰，而其根苗则深埋在人的本性里面。任何政治，尤其是任何战争，都必须具有合乎道义的目标，或者有由道德准则规定的目标。但是，目的也罢，手段也罢，都不是考虑了道德然后得出来的，或者说，不完全根据道德而得出来的。权利平等意味着德国将重整军备。国家之间不能有歧视，在正常情况下，这是合乎公平正义的。但是，德国不接受《凡尔赛条约》划定的领土边界现状而要重振军威，那么和平将得到巩固还是受到损害？
　　1932年，爱德华·赫里欧重返外交部以后，埃玛纽埃尔·阿拉戈：他的兄弟跟我的兄长阿德里昂很有交情：经常在官场走动，他带我去见外交部的一个副部长，名叫约瑟夫·帕加农。我曾经对阿拉戈倾诉过，我对德国的政治动向忧心忡忡。德国全体人民都狂热地感染上了国家主义。希特勒获得了权力，战云弥漫，欧洲岌岌可危。那个副部长请我谈下去，我便发了一通议论，纯粹是高师的派头，或许讲得有声有色。他听得很认真，看来我所说的还有点意思。等到我发完议论，他才回答：“根本问题在于思考。我一有工夫便爱思考，所以感谢您给了我那么些思考的题目。我们的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威望过人，人品出众。任何建树，此其时矣。您谈德国问题，实在精辟，谈到天边升起的危机，也着实动听，但请问如果您是总理，您怎么办？”他的话听起来一忽儿可笑，一忽儿相当中肯。我怎样回答他的，已经记不清了，反正，肯定是结结巴巴，不然就是张口结舌。该对他说什么呢？
　　这个部长给未来的评论员上的这一课，后来才开花结果。15年后，我有一天在《战斗报》报社向阿尔贝·奥里维埃（Albert Ollivier）提出一个问题。他刚刚写了一篇社论批评政府。我说：“如果你处于政府的位置，你怎么办？”他大概是这样回答我的：“这不是我的事情。该怎么做，由政府去想。我只管批评。”我经常想抱着另一种心情，来充当这个评论员的角色，老想向政府暗示，该怎么做，或者可以怎么做。有时候，我知道我的建议在短期内是无法实施的。但它至少能对舆论起一点儿影响，这也可以使我期待的事情更容易办一些（比方说，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时期，我就是那么做的）。
　　从1931年写的文章中，还看得出我胸无成竹，在理想和现实情况分析中间摇摆不定。可是，重读1932年写的文章，就没什么难堪了。那时候已经是魏玛政权的最后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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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出版说明　　《雷蒙·阿隆回忆录》的简体中文版于1992年首次出版，并于2006年再版，两个版本依据的都是Julliard出版社1983年的版本。1983年法文版的出版者因嫌书稿过于“臃肿”删掉了第二十八章、第二十九章、第三十章这三章。RobertLaffont出版社于2010年出版了“增订本”，收录了初版中删去的三章。读者眼前的这本书正是对应这一法文版的中文“增订本”。中文版“增订本”由杨祖功先生对原译文做了文字上的修订完善，王甦女士翻译了新收录的三章内容。　　雷蒙·阿隆是20世纪法国著名的政治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评论家，他的回忆录有助于读者理解偏重现实主义的这位思想家的思想特质及生活细节。但是，需要指出的是，阿隆对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是有偏见的，这种偏见也体现在他的回忆录中。我们并不认同书中的有关论断，但为了让读者能够全面地了解阿隆的思想，我们对于相关内容不做删减，也请读者在阅读时予以甄别。　　以上种种，敬请读者了解。我们期盼读者的批评指正。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年7月　　序言雷蒙·阿隆和普世史的时代　　尼古拉·巴弗雷　　雷蒙·阿隆的一生及他的著作都与201世纪历史相交织。他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1905年，卒于1983年，这一年，以“欧洲导弹危机”为终极标志的冷战正愈演愈烈，六年后，苏联帝国随着柏林墙的倒塌而垮台。阿隆在1930年确定思考计划时所依赖的基础是他对尼采预言的“以意识形态名义开展大型战争”时代的种种理解。当时的他在德国居住过一段时间，魏玛共和国的没落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以后的他也从未偏离过这一思考计划：“在马克思主义的帮助下思考20世纪，并尝试阐明现代社会的所有领域：经济、社会关系、阶级关系、政治体制、国家间关系和意识形态论争。”　　尽管阿隆无法亲眼见证1989年发生的结局，他的《回忆录》依然是对20世纪历史的最好介绍。在这本书中，阿隆不但对自己作为学者进行了分析——为了以哲学、历史、社会学和战略的观点进行交叉分析，他从学科间传统藩篱中解放了出来——而且还对自己作为一位自由战士的介入参与，进行了批判性评价和严格慎独的双重把关。民族和帝国之间、民主和极权之间的殊死斗争由一页页书稿编织而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标志着自由欧洲的文明的自我毁灭，大战让思想真空的豁口大开，各种关于阶级和种族的意识形态纷纷乘虚涌入，而这些意识形态又都将内战和对外战争当成统治的原则。与此同时，随着产业的倒闭、失业、赤字和债务而来的大型经济危机，自由国家的根基被动摇。然而，历史从来就不是预先写就或早已确定了的；是人民在决定历史。最后迎来的会是暴力还是和平，是自由还是压迫，这完全取决于人民的智慧、意愿和勇气。尽管他们也有脆弱的一面，尽管他们依然四分五裂，但就三次世界战争而言——第三次世界大战是由1989年天鹅绒革命和平完成的——最后依然是民主战胜了帝国和极权制。　　但是，《回忆录》是否会因此而只属于过去呢？它揭示的是否仅仅是一个时期的真相以及一个已然过时的知识分子——即便他十分独特且具有重大影响力？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合理的，因为这里讨论的是一个试图以最为实际的方式阐明历史诞生的人物及其思想。而且我们不得不指出，21世纪的格局和历史进程与阿隆那本遗作——《本世纪的最后这些年》描述的情景大相径庭。在那本书中，阿隆讨论了苏维埃主义的未来和民族主权的位置，并以此得出了国际体系中两极世界具有稳定性和国家至上的结论。　　苏维埃帝国在1989年崩塌；民主制虽不再受到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威胁，但依然因为宗教、种族或民族认同在与大规模恐怖主义的联合中重新复兴而受到威胁。世俗宗教的瓦解让修会宗教和政治神学恢复了地位。随着以2001年9月11日袭击为开端的一连串冲突的发生，昔日的冷战重新演变成热战。一个传统维度和多个不对称的方面交织于这些冲突中，而且冲突还侵入了诸如太空或网络空间这些新领域。由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弹道运载工具的扩散，核威慑已经被架空。在服务和新技术的发展面前，在不同领土和不同社会体系之间的竞争面前，工业社会日益消失。在那场差点导致汇率和国际收支崩溃的大危机来临之前，全球化通过让政治自由与资本主义脱钩，就已经将一种普世维度赋予了资本主义。这一变化首先导致的是经济调控方式的一次新转变，公共干预的强力回归和以二十国集团为中心的全球性治理的崛起便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亮点。这一变化还导致了美国的相对衰落和世界经济重心向亚洲偏移。美中共治因此替代了20世纪后半叶由美国、欧洲、日本组织并稳定世界市场的三足鼎立之局面。　　因此，21世纪呈现为一个混乱的过渡时期，它是以充满变数且不稳定的多极格局为特征的。在这个新局面中，一切似乎都与阿隆毕生研究的那种20世纪的刚硬且稳定的两极结构截然相反。然而，这一表象并非事实。阿隆为了成为意识形态时代的分析家和阐释者，一向坚决拒绝决定论，也从来不认为意识形态的时代就是历史的终点。自1960年开始，他就已经在以“普世史之黎明”——“普世史之黎明”可以理解为一个经历着相同的唯一历史的人类社会的诞生——为主题的讲座中勾画了我们时代的原则。确切而言，全球化建立在一种紧张关系上，一边是市场统一和技术进步带来的世界-社会的崛起，另一边则是身份诉求的加剧和暴力的激进化。正是这种对人类自由、历史消逝和认知局限的强烈意识，让阿隆的思想在21世纪的冲突与危机面前反倒具有了现代性。如果想从他的《回忆录》中找出一种学说、一个预言或一个被揭示的真相，那只会是徒劳无功的。在这本书中，我们能找到的是一种知识分子的姿态和一种公民的情操，这让我们得以理解那些让历史加速的关键时刻，让我们选择投入自由事业之中。同样，如果把《回忆录》当成一部叙述民主如何战胜极权主义且让自身得以存续的教材来读，也不会有什么收益。与此正相反，它给我们上了一堂自由主义应用课，展现了在各种危机、战争和革命还在继续编织人类历史纷乱经纬的情况下，自由主义是如何应对这些危机、战争和革命的。　　“历史，再度面临重大的转折”　　“历史，再度面临重大的转折”，这是阿隆喜欢引用的汤因比的说法，它提醒我们，历史既非线性的也不具有连续性。构成现代世界的各种动力——民主运动、资本主义、民族和帝国、战争——都不具备永恒不变的要素。它们都是历史现象，是变化不息的。对这些历史的转向时刻加以解释并从其后果中得出教益，这极其重要，却也十分困难。实际上，这些变化并不仅仅意味着势力等级的改变，它们也是在对各种价值、思考模式和人类生活的管理制度重新提出质疑。　　阿隆的独创性在于他将反思与行动结合起来，这种结合符合他曾在《历史哲学导论》这篇论文中探索研究过的人类历史命运——让·卡瓦耶斯（JeanCavaillès）曾强调，正是这篇论文将历史哲学引入了法国哲学史中。这也解释了为何阿隆会对20世纪节奏性发生的大动荡有超前而且准确的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阿隆还是一名少年。当时的他完全赞同社会主义与和平主义。但在德国逗留时，他目睹了魏玛共和国的没落，明白了纳粹主义的性质及其危险，从而成了第一批站在埃利·哈莱维（ElieHalévy）一边的人，且早在1930年代后半期，他就开始将斯大林主义与希特勒主义做比较。1939年，他响应号召到伦敦，并于1940年6月加入了自由法国。从1945年起，他阐述了必然导致世界两极化的苏联极权主义和扩张主义的性质，随后又分析了冷战——其所有内容都可以表达为“无法实现的和平，不大可能的战争”——并像教师一样为世人讲解了核威慑带来的战略革命。与此同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导致了欧洲殖民帝国的解体，这让阿隆成了第一批赞同阿尔及利亚独立的人。而且他在反抗极权主义、捍卫自由方面的积极努力没有妨碍他分析斯大林去世后苏维埃政体的演变，也没有妨碍他设想作为后冷战世界关键事件的意识形态之争的终结将会产生怎样的后果。最后，他还在经济方面捍卫了战后市场经济——从管制封闭的生产体系的重新开放到共同市场的建设，再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演进。　　毫无疑问，自雷蒙·阿隆辞世以来，历史加速发展，出人意料的事件层出不穷。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导致了苏维埃帝国意想不到的骤然倾覆，而且这一切还是在和平情况下发生的。拆除柏林墙并非一个军事决定，而是一个政治和精神的决定。这一决定的产生更多不是西方民主国家的功劳，而是因为被东方势力奴役的人民发动了起义，他们一方面反抗谎言和恐怖的联手，另一方面还反抗着变得无法自我革新、只能靠武力维持统治的腐朽的苏维埃体系。而2001年9月11日的袭击则标志着大规模恐怖主义的来临，使宗教被重新推向历史的最前沿，还为新一轮的尚武好战打响了起跑枪。世界资本主义不断制造出泡沫和破产，直到发生了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珍珠港事件”：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公司倒闭，这差点儿导致了一场范围和强度都超过1930年代的世界性通货紧缩。　　全球化处于这些事件的中心。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79年：在这关键的一年中，阿富汗被苏联入侵，约翰·保罗二世当选教皇，这两个事件会对将来苏联解体起关键作用；邓小平发起的四个现代化建设为中国的经济奇迹奠定了基础；标志着穆斯林觉醒且导致了神权政治复兴的伊朗革命发生了；保罗·沃尔克领导下的美联储也在这一年推动货币政策的转向；撒切尔夫人在这一年成为首相，她为一种更加倾向于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调控标准开辟了道路。影响并塑造21世纪的重大因素在1970年代末现出端倪：一为资本主义世界化和信息技术革命，二为民族主义及在种族或宗教上的认同感对（旧有）意识形态的报复，三为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追赶。只是即便到了苏联解体时，这些演变在很大程度上既未在知识层面上被理解，也未在政治层面上受到关注。　　人们曾提出过对冷战之后的世界的两种解释。一种是弗朗西斯·福山推崇的乌托邦，它是一种与市场民主的全球崛起相连的历史结局，却在双子塔的废墟中化为了灰烬。另一种是萨缪尔·亨廷顿关于文明冲突的预言，他认为西方民主国家同亚洲专制政权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形成的同盟之间会不可避免地出现文明冲突。事实证明亨廷顿与弗朗西斯·福山的观点都是错误的，不过鉴于亨廷顿的观点有助于让美国新保守主义这条歧路合理化，它又比弗朗西斯·福山的观点更加危险。自1970年代后半期以来，新保守主义让美国势力在战略和经济上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削弱，由超级大国的假定所衍生的战略泡沫的破灭便是例证——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都陷入了困境。认为银行和市场理应自我监管，这让房地产和信贷产生了经济泡沫，这类泡沫的破裂又是另一例证。　　与1945年发生的事情相反，民主国家领导人在1989年后便仅满足于发放和平的虚假红利，并对世界和资本主义放任自流，且不再试图为21世纪设想原则、制度和规则。这是一种对冷战后体系与世界资本主义思考和构建的双重失败，2000年以来发生的战争、危机和冲突都直接源于这种失败。那些关于历史终极样貌的梦想，不论它们是以市场民主还是以欧洲式的永久和平为标志，不论它们是以新保守主义的过度滋长还是以对两极性加以延续的其他方式——诸如反恐战争或反对邪恶轴心的战争——为标志，都同样源自对全球化时代的不理解。　　雷蒙·阿隆的思想遗产能帮助我们更好地面对世界的这种巨大转变。历史决定论之所以荒谬，是因为它否定了人的自由：历史既没有方向也没有目的；它完全取决于人，人既能够不断推动历史，使之朝向同属一个人类，甚至同属一个星球的归属感方向发展，又或让暴力在获得科技帮助而威力倍增的同时向极端升级。基于同样的原因，简单的想法——尽管它们的诱人之处也是它们的力量所在——会经常显露出错误和危险来：无论是力求和解的模式还是撒旦模式，无论是悲观模式还是乐观模式，一旦考虑到我们正在经历的这个过渡时期所具有的复杂性、消解性和不确定性，这些模式就会统统失败。最后还有一点，出现于历史断裂时期的新问题是不能用过去的概念或以往的解决办法加以思考和对待的。简言之，21世纪的人必须在全球化本身所具的独特性中去思考全球化，这样才能在其中谋划行动，而不能将20世纪的甚至19世纪的种种类型或战略运用到全球化进程中。　　美国已经无法再单独预见或操纵多极世界的风险与压力，中国抑或软弱无力的联合国多边主义也同样无法做到——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便为此提供了一个残酷的新例证。同样，以前还可以用欧文·费雪在1933年、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1936年建立的原则——通过拯救银行、以公共开支来维持经济活力和支持就业、控制保护主义的影响力——来对抗通货紧缩和阻止经济衰退，但世界资本主义在走出危机这一阶段所面临的问题却已无法运用这些原则来解决了。如何协调依然属于各国自身权限的经济政策的规范化？如何调节金融领域、稳定汇率市场并重新平衡世界收支？如何减少商业、金融业和货币市场中的不均衡现象？如何让合适的全球性风险的治理方式浮出水面——不论这些风险是金融的还是工业的，是环境的还是气候的，抑或鉴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恐怖主义和网络世界的扩大而是地缘政治的？既然就调控和监督而言，拥有特别强大的专制势力的发展中国家让资本主义从政治自由和开放竞争中解脱出来，那么民主国家如何才能应对这样一种资本主义的挑战？　　全球化的辩证逻辑　　21世纪的开端是以世界局势和民主状况的重新定义为标志的。试图将阿隆为了理解冷战两极秩序及工业社会而构建的概念类别应用到这一全新环境的做法是无用的。本·拉登既非列宁也非希特勒；即便只对宗教激进主义的宗教性质和其源自西方之外这两点加以考虑，也能明白宗教激进主义是不能与20世纪的那些意识形态混同的；与处于美苏关系核心位置的核力量均衡相比，发生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冲突与非殖民化引起的冲突有着更多相似点；处于开放经济核心的系统性风险和通货紧缩风险与凯恩斯的增长机制正好相反——通货膨胀与失业率一起上升，增值价值的分配方案不利于资本增长——这让利润和投资也受到了阻滞。　　阿隆用以分析20世纪历史的那种概念和思想脉络受到了启蒙思想和德国历史哲学的影响。公民化国家支配一国的内部生活，而丛林体系则超越国家继续支配了国际关系，地缘政治学就是以二者的区分为基础的；国家不但是公民享有和平的保障者，也是面对外部危险时国家主权的捍卫者。我们就此可以认为存在某种三元结构，纵横交织其中的三元分别是：国际体系——民主制和极权制之间、民族和帝国之间的殊死斗争支配着它；国家——政治和文化身份的载体，各国之间为了自身势力的增长而相互对抗；社会——它受到了工业社会自身紧张关系及参与者从政治权威下日渐解放这一事实的影响。民族国家自17世纪以来就作为政治形式存在，且孵化发展出了民主公民制度、市场经济和社会联系等要素，在这一格局中，民族国家成为地缘政治格局及其内涵的关键因素。20世纪是西方自17世纪就主宰自己命运的历史的延伸。各种极权主义意识形态是民主制的畸枝，世界冲突则是由支配力扩张至全球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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