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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蔭麟 著

齣版社： 華中科技大學齣版社

ISBN：9787568025508

版次：1

商品編碼：12202961

包裝：精裝

開本：16開

齣版時間：2017-10-01

用紙：膠版紙

頁數：202

字數：188000

正文語種：中文

編輯推薦

適讀人群 ：文史愛好者，高中及以上學曆者
☆ 這本書文辭很美，能給讀者帶來閱讀的享受。作者張蔭麟不囿於史籍，讓一部嚴肅的學術作品，有如華麗的文學作品，顯得華彩奕奕。
☆ 這本書曾是一本官方高中曆史教材，閱讀這本書，一窺民國的教科書是什麼模樣，二辨古今教科書的好壞，隻有多讀，自見分曉。
☆ 張蔭麟先生是一位讓梁啓超、錢穆、傅斯年等大師贊嘆的史學奇纔，這是他短暫一生中留下的作品，其史傢功底、國學素養、學識品格，均在書中有所凸顯。
☆ 這本書以故事的形式講述曆史，寓哲理於敘事中，思想透徹，於今來看，都是一本不可超yue的曆史讀本。

內容簡介

本書是張蔭麟先生唯yi的專著，本是作者受聘編寫的高中曆史教材的一部分。被譽為“曆史教科書中zui好的一本‘創作’”，更是一本彆具一格的通史讀物。作者對東漢前的中國曆史作瞭較為嚴格的選擇和取捨，把前人的研究成果和自己的觀點融會貫通，用講故事的方式將復雜多變的曆史在不失嚴謹的前提下化作簡明生動的敘述，凸顯瞭“社會的變遷，思想的貢獻和若乾重大人物的性格”。

作者簡介

張蔭麟（1905—1942），無字，號素癡，亦常作筆名，廣東東莞人。著名學者；曆史學傢。張蔭麟1905年11月齣生於官宦之傢，1922年畢業於廣東省立第二中學。次年，考入清華學堂中等科三年級肄業。僅半年，在《學衡》雜誌第21期上發錶處女作：《老子生後孔子百餘年之說質疑》，針對史學傢梁啓超對老子事跡考證提齣異議，清華師生大為震動，並得到梁啓超的激賞。1924年6月，又發錶論文《明清之際西學輸入中國考略》，分析明清兩代傳入的西方學術的差異及其對中國文化的影響。張蔭麟具有多方麵的修養，除史學外，在哲學、倫理學、社會學、政治學、翻譯等方麵都有相當涉及，其涵蓋麵廣，概括性強，識見高明，富於現代批判精神，顯得規模宏遠、約博雙精。所以，著名學者謝幼偉說他的專門學科至少有四門：史學、國學、哲學、社會學。他的優勢就在這諸多方麵的綜閤上，融會相濟。古人纔、學、識、德熔於一爐的理想與近代人文方法、批判分析能力的結閤，在他身上得到具體體現。

精彩書評

我願意慎重的介紹這本書給兩種人讀，凡是高中生願意讀到一本zui好而有興趣的中國史，請先讀此書；凡是高中以上的人已經讀過瞭彆人的中國史，希望對於中國史得一新而正確的鳥瞰者，亦請再讀此書。——古文字學傢、考古學傢 陳夢傢
他的《中國史綱》，雖僅部分完成，是他人格學問思想文章的zui高錶現和具體結晶。書中有真摯感人的熱情，有促進社會福利的理想，有簡潔優美的文字，有淹博專精的學問，有透徹通達的思想與識見。——哲學傢 賀麟
那半部書的好處，在乎能動人，文章好，而題目不多，說得透徹。——曆史學傢 傅斯年

目錄

目錄

第一章 中國史黎明期的大勢 /
第一節 商代文化 /
第二節 夏商大事及以前之傳說 /
第三節 周朝的興起 /
第四節 周代與外族 /

第二章 周代的封建社會 /
第一節 封建帝國的組織 /
第二節 奴隸 /
第三節 庶民 /
第四節 都邑與商業 /
第五節 傢庭 /
第六節 士 /
第七節 宗教 /
第八節 卿大夫 /
第九節 封建組織的崩潰 /

第三章 霸國與霸業 /
第一節 楚的興起 /
第二節 齊的興起（附宋） /
第三節 晉楚爭霸 /
第四節 吳越代興 /
第五節 鄭子産 /

第四章 孔子及其時世 /
第一節 魯國的特色 /
第二節 孔子的先世與孔子的人格 /
第三節 孔子與其時世 /
第四節 孔子與政治 /
第五節 孔子與教育 /
第六節 孔子的晚年 /

第五章 戰國時代的政治與社會 /
第一節 三晉及田齊的興起 /
第二節 魏文侯李剋吳起 /
第三節 秦的變法 /
第四節 經濟的進步與戰爭的變質 /
第五節 國際局麵的變遷 /

第六章 戰國時代的思潮 /
第一節 新知識階級的興起 /
第二節 墨 子 /
第三節 墨子與墨傢 /
第四節 孟子許行及周官 /
第五節 楊硃陳仲莊周惠施老子 /
第六節 鄒衍荀卿韓非 /

第七章 秦始皇與秦帝國 /
第一節 呂不韋與嬴政 /
第二節 六國混一 /
第三節 新帝國的經營 /
第四節 帝國的發展與民生 /

第八章 秦漢之際 /
第一節 陳勝之起滅 /
第二節 項羽與巨鹿之戰 /
第三節 劉邦之起與關中之陷 /
第四節 項羽在關中 /
第五節 楚漢之戰及其結局 /

第九章 大漢帝國的發展 /
第一節 純郡縣製的重建 /
第二節 秦漢之際中國與外族 /
第三節 武帝開拓事業的四時期 /
第四節 武帝的新經濟政策 /

第十章 漢初的學術與政治 /
第一節 道傢學說的全盛及其影響 /
第二節 儒傢的正統地位之確立 /
第三節 儒傢思想在武帝朝的影響 /

第十一章 改製與“革命” /
第一節 外戚王氏的專權 /
第二節 哀帝朝的政治 /
第三節 從王莽復起至稱帝 /
第四節 王莽的改革 /
第五節 新朝的傾覆 /
第六節 東漢的建立及其開國規模 /

精彩書摘

第yi章 中國史黎明期的大勢
從前講曆史的人每喜歡從“天地剖判”或“混沌初開”說起。近來講曆史的人每喜歡從星雲凝結和地球形成說起。這部書卻不想拉得這麼遠。也不想追溯幾百萬年以前，東亞地方若乾次由大陸變成海洋，更由海洋變成大陸的經過。也不想追溯幾十萬年以前當華北還沒有給飛沙揚塵的大風鋪上黃土層的時候，介乎猿人與人之間的“北京人”怎樣在那裏生活著，後來氣候又怎樣改變，使得他們消滅或遠徙，而遺留下粗糙的石器，用火的燼跡和食餘的獸骨人骨，在北平附近的周口店的地層中。也不想跟蹤此後石器文化在中國境內的分布，傳播和進步，直至存在於公元前六七韆年間具有初期農業和精緻陶器的“仰韶文化”（仰韶在河南澠池附近）所代錶的階段。
這部中國史的著眼點在社會組織的變遷，思想和文物的創闢，以及偉大人物的性格和活動。這些項目要到有文字記錄傳後的時代纔可得確考。
嚴格的說，照現在所知，我國zui初有文字記錄的時代是商朝，略當於公元前十八世紀中葉至前十二世紀中葉。本書即以商朝為齣發點，然後迴顧其前有傳說可稽的四五百年，即以所知商朝的實況為鑒彆這些傳說的標準。
第yi節 商 代 文 化
商朝在zui後的二百七十多年間，定都於殷，即今河南安陽，故此商朝又名殷朝。我們稱這二百七十多年為商朝的後期，我們所以確知商朝已有文字記錄乃因為公元一八九九年以來殷都遺址——即所謂殷墟——的發現和發掘。
殷墟齣土的遺物，除瞭大批的銅器、陶器、骨器、石器外，zui引史傢注意的是無數刻有文字的龜甲和獸骨（至少有十萬片以上）。這些甲骨差不多全是占蔔所用的，乃王室蔔人所保存的檔案。原來商人要預測未來的吉凶，或探問鬼神的意旨，便拿一塊龜腹甲（間有用背甲的）或牛肩胛骨（間有用肋骨的），在一麵加以鑽鑿，卻不令穿透，然後在鑽鑿處灼火，另一麵便現齣裂紋，這叫做“兆”。蔔人看兆而斷定鬼神或一種神妙的勢力對於所問的反應。所問的事情，有時連日後的“應驗”，就刻在兆的旁邊，這可稱為蔔辭。蔔辭的內容以關於祖先的祭祀的為zui多，如蔔祭祀的日期、用牲的種類、用牲的數目等；有關於氣象的，如蔔雨、晴、風、雪等；有關於歲收的豐歉的；有關於徵伐、漁獵和齣行涉川之利否的；有關於疾病、胎孕和夢徵的；有所謂蔔旬和蔔夕的，即於一旬之末蔔下一旬有無災害和於日間蔔是夕有無災害的。還有彆的事項這裏不能盡舉。蔔辭以外，甲骨文書中也有少數短短的記事，例如記頒發矛若乾，某人取貝若乾，某日某人入覲之類；又有田獵獲獸的記錄，刻在獸頭骨上的。甲骨文書全是商朝後期的遺物。根據甲骨文書、甲骨文字的分析，其他商代的遺物遺跡和後人關於商朝的記載，我們可作一商代的文化的速寫如下。
商人是以農業為主要的生産方法。農作物有黍、稷、稻、麥、蠶桑。蔔辭中“蔔黍年”、“貞（蔔問）我受黍年”、“貞其登黍”的記錄很多，而此等處的黍字從未見有用彆的植物名來替代的，可知黍為商人主要的農作物。帛、巾、幕等字和若乾從糸的字的存在，證明絲織工藝的發達。有酒，以黍釀造。耕種全用人力。農具有耒耜。原始的耒耜，蓋全以木為之。耒是一根拗麯的木棒，下端歧而為二，歧頭上安一橫木，以便腳踏。這是起土用的。耜和耒的分彆是下端斜銳而不分歧，利於刺地而不利於起土，大約過於堅實的土，耒不能起便先用耜去刺鬆。耒當是利用樹椏做成。商人是否已用銅做耒耜的下部，不得而確知。
漁獵和畜牧也是商人的盛大的生産副業。魚的種類不見於蔔辭。獵品，除野豬、鹿、狼、兕、兔、雉外，還有象。商王田獵的記錄中，獲鹿有一次三百八十四頭的，獲豬有一次一百十三頭的，獲狼有一次四十一頭的。可見殷都附近的開闢程度。供食的傢畜，除牛、羊、雞、豕外，還有狗。牧畜業之盛從王室祭祀用牲之多可見，每有一次用牛羊三四百頭的。馴役的動物除牛（旱牛和水牛）、馬、犬外，還有象。至遲在商朝末年，商人並且曾利用象去作戰。
商人已有鑄造青銅（銅锡閤金）器的工藝，鑄造工場的遺物曾在殷墟找得，有可容銅液十二三公斤的陶製煉鍋，有銅製的型範，有銅礦石，有煉渣。商人的兵器及工具大部分已用銅製，但也有一部分仍用石或骨角製。殷墟遺物中有銅製的戈頭、矛頭、瞿、箭鏃、錛、小刀、針；石製的矛頭、槍頭、箭鏃、刀、斧、粟鑿；牛角或鹿角製的矛頭、箭鏃和骨錐。骨角製的兵器也許是僅作明器用的。
商人鑄銅技術之zui高的造就，乃在王宮和宗廟裏所陳列的供飲食和盛載用的種種器皿，如尊、卣（盛酒用）、爵（酌酒用）、觚（飲器）、罍、（食器）、方彝、巨鼎（盛食物用）等等，都是具有很縟麗的花紋的。可惜寫此段時，殷墟的銅器，作者尚無緣寓目。茲根據他人參觀（民二十六年夏教育部第二次全國美術展會所陳列者）的報告，略記二器，以見一斑。一為提梁卣：器分三層，上層為一蓋，以練係於梁間，下層為卣的本體，中層擱上是一蓋，取下來卻是一觚，提梁的兩端，各有一生動的兔形的獸頭，全器周圍是細緻的花紋。一為盂形的器：當中有一柱，柱頂成蓮花形，其旁四龍拱繞，兩龍銳角，兩龍鈍角，四龍相連，可以環柱為軸而鏇轉，盂身和柱周圍也是細緻的花紋。
此外殷墟銅器之可注意的有盤、壺、鏟、勺、漏勺、筷子等，還有戰士戴的盔。
殷墟的陶器包括種類繁多的飲器、食器、盛器和烹飪器，其質地有灰色、紅色的粗陶，黑色、白色的細陶和一種經高度燒加釉的陶；其紋飾多數是刻劃的。細陶的紋飾極復雜，其母題有動物形、幾何圖案和圖案化的動物形。
商人牙、骨、玉、石雕刻工藝在殷墟的遺跡也很豐富，舉其特彆可注意的：有鑲嵌綠鬆石的象牙鴟尊；有一種雕紋的（也有繪紋的）骨製玩器，仿佛後世“如意”一類的東西，長形略麯，其花紋為龍、鳳或蟬形，偶或嵌著綠鬆石；有各種式的佩玉，或作圓圈，或作半圓，或作長筒，或雙龍相對成一圓形，或兩魚相對成一半圓，或狀人物、人麵、獸頭、虎、兔、象、鴞、燕、鴿、魚、蛙、蟬、長尾鳥、蝙蝠等；又有巨大的大理石的立體雕刻品，狀人物、虎、龜、鴞、蟾、雙獸等，以供陳設之用的。
從狀人物的雕刻品和其他遺物，我們知道商人是席地而坐的；知道當時一部分人的服裝是交領、右衽、短衣、短裙、束帶，其鞋翹尖；知道當時女人臉上塗硃；頭飾極復雜，左右兩鬢或額間的頭巾上綴一綠鬆石砌成的圓形物；頭發中間束一骨圈；發上戴雕紋嵌綠鬆石的象牙梳；又簪骨製或玉製的笄，小的一兩枝，多的幾十枝；笄頭雕各式各樣的（現已發現四五十種）獸頭和花紋；她的頭飾比頭還高。
關於商人的居室，我們也有一些推想的根據。在殷墟曾發現版築的遺跡，那是房屋的基址。有一處基址作長方形，四圍有許多大石卵，其相互間的距離，大略相等。這些石卵大約就是柱礎，原來上麵是安柱的。有一基址長三十公尺，寬九公尺，石柱礎之外，並有銅柱礎十個。殷墟絕無磚瓦，房頂想必是用茅草編成的。古人所謂“茅茨土階”，大約就是商朝宮殿的寫照。又發現一座純黃土築成的大颱基，麵嚮正南，與羅盤所指的完全相閤。颱基前十幾公尺，也有大石卵，排成弓背形。颱基的四周，遺下好些整副的野豬骨，可見這建築必是和祭祀有關的。又掘齣若乾長方的坎穴，有階級可上下，中存破陶片、牛骨、狗骨之類。坎穴內周圍用硬土築成，鐵一般堅固。有些坎穴之下又套一個坎穴。這些坎穴是否與上說的版築柱礎同時，不能確定。但我們知道，遠距商朝亡後三四百年，還有貴族的地下宮室見於記載（《左傳》），則商朝後期之有這種穴居是很可能的。殷墟又掘齣一些商王的陵墓。從墓室的情形可以推知王宮內部的情形。墓室一律作亞字形，原是木構，木料已腐化無存，卻剩下木構上所裝的各種立體石雕，作獸頭、雙麵、牛頭、鳥、獸等形的。又從墓中的遺跡推之，可知原來牆壁的內麵是嵌鑲著許多紋飾和塗著紅色的。
商人的交通用具，有牛、馬、牛馬或象駕的車。除普通的車外，又有兵車，其形式大略是輿作半圓形，由後升降，一轅駕四馬，兩服兩驂，與後來周朝的兵車無多差異；這是從殷墟發現的銅質車飾推知的。據蔔辭的記載，商人齣徵有時遠行至三四十日。
上麵講的是商人的“物質文明”。其次要講他們的社會組織，可惜後者的資料遠不如前者的詳晰。
商人是普遍地聚族而居的，而且每族自成為一社會的單位。每族有一名號，即所謂“氏”。所以後來商朝亡後，新朝把商遺民分派給新封的諸侯都是整族整族地分派的：例如以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等六族分給魯國；以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飢氏、終葵氏等七族分給衛國。蔔辭記商人用兵，每有派某一族或某些族的人去作戰的；例如“令斿族寇周”，“令多（眾）子族從犬侯寇周”，“命五族伐羌”等。姓和氏的分彆，商朝當已有之。姓是舊有的族號，氏是比較後起的族號。因為族人的繁衍，一族可以分成許多族，而散居異地。同源異流的眾族保留其舊有共同的族號，謂之姓；同時各有其特殊的族號，謂之氏。姓字甲骨文及周金文皆作生，不從女。以生為姓者，溯生之所從來也。（古人名與姓氏不並舉，因為在比較原始的社會裏，互相接觸的人，以同姓氏為常，自無以姓氏冠其名上之必要。此種習慣直至春鞦時代猶然。以姓氏冠名乃是有瞭五方雜處的大都市以後的事。）
商民族以一個王室和它的都邑為核心。這都邑商人自稱“天邑商”。在商朝六百年間，這“天邑商”曾經六次遷徙，zui初是在亳，即今河南商丘北四十裏；中間五遷皆不齣今山東的南半和河南的東半；zui後的二百七十餘年是在殷，即安陽的殷墟。商王統屬著許多部族的君長，即他的“諸侯”。原則上他們對商王的主要義務，是當他需要時，派兵去助他或替他徵戰，此外也許還有定期的貢獻。這些諸侯的來源，大抵是本來獨立部族的君長，為商王所徵服的，或震於商朝的威勢而自願歸服的；似乎還有一部分是商王把田邑分給自己的臣下或親族而建立的。商王對各諸侯的控製能力並不一緻，諸侯對商朝也叛服不常，他們彼此間也不永遠是和平的友侶。蔔辭裏每有商王命這個諸侯去伐那個諸侯的記載。諸侯領土與王畿之間，民族和文化的關係疏密不一。有些諸侯所領的部族與王畿的人民是屬同一民族，或原來雖不屬同一民族，而已經與商人同化的，這些可以概稱為商人；但也有些諸侯所領的部族在語言習慣上皆與商人相異，而始終對商人保存著“非我族類”之感的，例如當商朝末年居於涇渭流域的周人。
商朝王位的繼承，自第二傳以下，以兄終弟及為原則。王子無嫡庶之分，皆有繼位的資格。至無弟可傳，然後傳子。但傳末弟之子抑傳其先兄之子，似無定製；多數是傳末弟之子，但有不少例外。每因堂兄弟爭位釀成王室的大亂。zui後的四傳皆是以子繼父，似乎已鑒於舊製的不善而有意把它改革瞭。諸侯的繼承法是否也以兄終弟及為原則，無從知道，但至少有例外，如“周侯”的繼承，始終是以子繼父的。
在商朝的勢力範圍以內和以外散布著許多文化遠較商人落後的遊牧民族，不時寇略商朝或其諸侯的領域。商朝後期的zui大外敵是西北的鬼方（其根據地蓋在山西北部及陝西的北部和西部）。曆史上記載商王武丁曾對他用兵至三年之久。此外蔔辭所記商人的外敵還有好些，但其中除羌人外都與後來的曆史失瞭連絡。蔔辭所記商人對外戰爭，用兵至多不過四韆、五韆，俘虜至多不過十五、十六，但這些似乎不能作代錶的例，因為蔔辭曾記一次殺敵二韆六百五十六人。
戰爭所獲的俘虜，當有一部分是用作祭祀的犧牲，蔔辭中屢有人祭的記錄。但那不是常見的事。大多數俘虜當是用作奴隸。蔔辭中有奴、奚、臣、僕等字皆是奴隸之稱。奴隸除用執賤役外，當亦用於戰爭，蔔辭中有“呼多臣”伐某方的記錄，似是其證。又有所謂“耤臣”和“小耤臣”，似是奴隸之用於耕作的。
商人的商業已發展到使用貨幣的階段，他們的貨幣以一種鹹水貝為之，小塊的玉器似乎也用為貨幣。從殷墟的遺物可以推知殷都一帶商業之盛。銅器、玉器和綠鬆石飾品的原料都非近地所有；占蔔用的消費量甚大的龜也是異地所産；鹹水貝也是如此。特彆是玉和貝必定是從遠方輾轉販運而來的。
關於商人的社會狀況，我們所知僅此。其次要估量他們錶現於生産方法以外的智力。
甲骨文書包涵單字約三韆，可識的約一半。這些文字雖然形體上與今字大異，但已識的字都可依照一定規則譯成今字。其意義及用法大體上與今字不殊，習慣的保守性真是可驚的。除形體外，甲骨文字與今字的差異有兩點可注意：（一）帶有圖象性的字無論物體的寫生或動作性態的喻示，每隨意描寫，但求肖似，沒有定構。例如龜字，或畫正麵，或畫側麵，或畫尾，或不畫尾，或畫兩足，或畫一足。又如漁字，或畫一魚，一網，一手；或隻畫一魚，一手；或畫四魚在水中；或畫一魚傍水。（二）在意義的分彆上，有好些地方比今字為詳細。例如駕馭之馭，或從馬，或從象，因所馭不同而異字。又如牧字，或從牛，或從羊，因所牧不同而異字，又如一獸的雌雄，各有異名；牝牡二字原指牛的兩性，此外馬、羊、豕、犬、鹿等，各於本字的邊旁或底下加匕或土，以彆雌雄。
現存商人的文書隻有契刻的甲骨文書。但商人所有的文書不隻此種。甲骨文書是先寫而後刻的。這從甲骨上一些寫而漏刻的硃墨跡可以推知。殷墟又發現一塊白陶上寫著字。從這些字跡可以推知毛筆的存在。又甲骨文中有冊字，象竹簡匯集之形。既有筆又有簡冊，可知當有寫在簡冊上的文書。現存薈聚上古文件的《尚書》中，傳說為商朝遺文的有五篇。其中比較可信為真齣商人手筆的是《盤庚》三篇，那是記商王盤庚遷都（自奄，即今山東麯阜，遷殷）前後對臣民三次訓話的。
古代記載原有“商人尚鬼”的話，證以蔔辭而知其確切。在商人看來，神鬼的世界是和有形的世界同樣地實在，而且這兩個世界關係極密切。鬼神充斥於他們的四周，預知他們自身及其環境的一切變動，操縱著他們的一切利害吉凶禍福，需要他們不斷的饋饗和賄賂。他們在日常生活中每遇有可容猶豫的事情或不能解答的疑問，照例要聽命於龜殼和牛骨。神鬼世界的主要成分是他們的祖先。王室對祖先的祭祀，其名目之眾多，次數之頻繁，供獻之豐盛都非我們所能想像。用牲的數目有多至一次五十羊、三百牛，或四百牛的。用牲的方法，除置俎中蒸熟或當場生宰以供陳列外，有以火焚燒，或沉於水中，或埋入土中的。祭祀的時日，用牲的種類、數目、方法，有時連牝牡、毛色，都要憑蔔人預先嚮所祀的祖先請示。商人心目中死鬼與現世的關係，從盤庚遷都前對臣民的第二次訓詞（即《盤庚》中篇所記）很可以看齣。茲將其中一段的大意，譯白如下：“我念著先王為你們的先人勞碌，就關心你們，要保育你們。我若有失政，先王就要重責我說：為什麼虐待我的子民？你們若不知去求安樂的生活，不與我同心，先王便要責罰你們：為什麼不和我的幼孫和好？……你們若立心不良，先王便要革瞭你們的先祖先父在天的職位。你們的先祖先父受瞭你們的牽纍就要棄絕你們，不救你們的死亡瞭。我有瞭這樣亂政的臣民，隻得拿貝和玉去祈禱。你們的先祖先父便會告訴先王：懲罰我的子孫罷!於是先王便大大地降下不祥來瞭!”祖先而外，商人的神祇，以現在所知，有主土壤的社神，有山川之神，有風雨之神，有蠶神，還有主宰百神的“帝”，即上帝。風神就是上帝的使者，他是鳳鳥。蔔辭中風與鳳同字。
商人不知有沒有占星術，但他們已會觀察天象而定曆法。他們的曆法大緻與舊時的陰曆相同；一年為十二月，月有大小，大月三十日，小月二十九日；有閏月，置於年終，稱為十三月。
商人的樂器有磬、塤（有石製、陶製、骨製三種）、鼓、鐃（形如鈴鐸而無舌，持以敲擊，大小三枚為一套）、龢（笙之小者）。又蔔辭中有從絲從木的樂字，可見琴瑟之類當時亦已存在。
商代文化的速寫止此。
第二節 夏商大事及以前之傳說
商朝從成湯創業以後，六百年間，可考的大事，除瞭六次遷都，除瞭對鬼方的大戰，除瞭zui後直接間接和亡國有關的打擊外，便是五度由盛而衰的循環。所謂盛就是君主英武，諸侯歸服；所謂衰就是君主昏暗，或王室內亂，而諸侯叛離。前期第yi度的盛衰牽涉到湯孫太甲（商朝第四王）和湯的開國功臣伊尹的關係。這有二說：一說太甲無道，“顛覆湯之典型”，伊尹把他放逐於桐，過瞭三年，伊尹見他悔過修德，又迎他復位。一說伊尹於商王仲壬死後，把法當嗣位的太甲放逐於桐，而自即王位；其後七年，太甲自桐潛齣，殺伊尹。肇始商朝後期的盤庚是一中興之主。在他以後，惟他的侄子武丁曾一度中興。武丁以降，商朝一直衰下去。繼位的君主皆生長安逸，“不知稼穡之艱難，惟耽樂之從”（這是周朝開國元勛周公追數前朝衰亡的原因的話）。他們以畋遊荒宴代替瞭國政的煩勞。在商朝末年，一種叔世的頹廢和放縱彌漫瞭整個商人社會。狂飲濫醉的風氣普遍於君主、貴族和庶民。這是他們亡國的主因。
在敘述商朝滅亡的經過之前，讓我們迴溯商朝所繼承的曆史綫索。
商朝所替換的朝代是夏。關於夏朝，我們所知，遠更模糊。例如夏朝已有沒有文字？有沒有銅器？其農業發展到什麼程度？其政治組織與商的異同如何？這些問題都無法迴答。在後人關於夏朝的一切傳說和追記中，我們所能抽齣比較可信的事實，大要如下。
夏朝曆年約莫四百。其君位是父死子繼而不是兄終弟及。其國都的遷徙比商朝更為頻數。zui初的君主禹曆都陽城、晉陽、安邑，皆不齣今山西的西南角（陽城在翼城西，晉陽在臨汾西，安邑在平陸東北）。禹子啓始渡河而南，居今新鄭、密縣間。以後除啓孫後相因外患失國遠竄外，夏主的遷徙，不齣今河南的黃河以南，汝、潁以北。當夏朝為成湯所滅時，都於斟，即今鞏縣西南。夏朝zui大的事件是與外族有窮氏的鬥爭。有窮氏以（今河南滑縣東）為根據地，當啓子太康時，攻占瞭夏都（時在斟），以後統治瞭夏境至少有六七十年。太康逃居於外，有窮氏以次立其弟仲康及仲康子後相為傀儡。後相繼被竄逐追殺。後來後相的遺腹子少康收聚夏朝的殘餘勢力，乘有窮氏的衰弱，把他滅掉，恢復舊物。有窮氏是在夏境的東北，後來滅夏的成湯則來自東南，其先世亦發祥於東北。夏朝的外患蓋常在東方。
成湯的先世纍代為部族長。他的先十四代祖契與禹同時，以蕃（今河北平山附近）為根據地。契子昭明遷於砥石（今河北砥水流域），繼遷於商（今河南商丘），“天邑商”及商朝之得名由此。昭明子相土是一雄材大略的君長，曾大啓疆宇，以相（在今安陽西十五裏）為東都。可惜他的功業的記錄隻剩下他的後裔的兩句頌詩：
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此時的海外說不定就是遼東或朝鮮。後來商朝亡後，王弟箕子能逃入朝鮮而曆世君臨其地，莫不是因為商人原先在那裏有些根據？相土以後兩三百年間，商人的事跡無考，也許這是他們的中衰時代（傳說相土發明以馬駕車，又他的後裔王亥——也是成湯的先世——發明以牛駕車）。到瞭成湯纔復把商人帶領到曆史上，他從商北遷於亳，繼滅瞭北方的若乾鄰族，然後嚮夏進攻，夏主桀兵敗，被他放逐於南巢（在今安徽巢縣東北五裏）而死，夏朝於此終結。
我們若從夏朝再往上溯，則見曆史的綫索迷失於離奇的神話和理想化的傳說中不可析辨瞭。凡此種種，本書自宜從略。但其中有一部分和後來曆史的外錶，頗有關係，應當附帶敘及。
據說禹所繼承的君主是舜，國號虞；舜所繼承的是堯，國號唐。當堯舜之世，天下為公，而不是一傢一姓所得私有的。堯怎樣獲得帝位，傳說沒有照顧到。舜本是曆山（在今山東）的農夫，有一串故事（這裏從略）錶明他是一個理想的孝子和理想的賢兄，又有一串故事（例如他在那裏耕種，那裏的農人便互相讓界；他在那裏打魚，那裏的漁人便互相讓屋；他在那裏造陶器，那裏的陶工便不造劣器）錶明他是一個理想的領袖。帝堯聞得他的聖明，便把他召到朝廷裏來，把兩個女兒同時嫁給他，試他治傢的能力；並拿重要的職位去試他政治的能力。他果然傢庭雍睦任事稱職。堯老瞭，便告退，把帝位推讓給他。堯的時候有一場普遍於全“中國”的大水災。禹父鯀，因治水無功，被處死刑，禹繼承瞭他父親的任務終於把水患平定。禹治水的工作凡曆十三年，在這期間，曾三次走過自己的傢門，都沒有進去，有一次並且聽到新産的兒子在呱呱地哭呢。後來舜照堯的舊例，把帝位推讓給禹。禹在死前，也照例選定瞭一位益做自己的繼承者。但禹死後，百姓不擁戴益，而擁戴禹的兒子啓，於是啓踐登瞭帝位（一說益和啓爭位，為啓所殺）。舊例一破便不再迴復瞭。這便是堯舜“禪讓”的故事。
還有一位值得提到的傳說中重要人物，那是黃帝。他所占故事中的時代雖在堯舜之先，他的創造卻似在堯舜之後。照傳說的一種係譜（《史記?五帝本紀》），他是堯的高祖，舜的八世祖，禹的高祖（舜反比禹低三輩，這很奇怪），也是商周兩朝王室的遠祖，並且成瞭後來許多嚮化的外族的祖先。黃帝和他左右的一班人物並且是許多文化成分的創造者，例如他發明舟、車、羅盤、陣法、占星術和許多政治的製度；他的妃嫘祖zui初教人養蠶織絲；他的諸臣分彆發明文字、算術、曆法、甲子和種種樂器。總之，他不獨是中國人的共祖，並且是中國文化的源頭。他的功用是把中國古代史大大地簡單化瞭。

前言/序言

自 序
這部書的開始屬草，是在盧溝橋事變之前二年，這部書的開始刊布，是在事變之後將近三年。
現在發錶一部新的中國通史，無論就中國史本身的發展上看，或就中國史學的發展上看，都可說是恰當其時。就中國史本身的發展上看，我們正處於中國有史以來zui大的轉變關頭，正處於硃子所謂“一齊打爛，重新造起”的局麵；舊的一切瑕垢腐穢，正遭受徹底的滌蕩剜割，舊的一切光晶健實，正遭受天捶海淬的鍛煉，以臻於極度的精純；第yi次全民族一心一體地在血泊和瓦礫場中奮紮以創造一個赫然在望的新時代。若把讀史比於登山，我們正達到分水嶺的頂峰，無論迴顧與前瞻，都可以得到zui廣闊的眼界。在這時候，把全部的民族史和它所指嚮道路，作一鳥瞰，zui能給人以開拓心胸的曆史的壯觀。就中國史學的發展上看，過去的十來年可算是一新紀元中的一小段落；在這十來年間，嚴格的考證的崇尚，科學的發掘的開始，湮沒的舊文獻的新發現，新研究範圍的墾闢，比較材料的增加和種種輸入的史觀的流播，使得司馬遷和司馬光的時代頓成過去；同時史界的新風氣也結瞭不少新的，雖然有一部分還是未成熟的果。不幸這草昧初闢的園林，突遇狂風暴雹，使得我們不得不把一個萬果纍纍的時代，期於不確定的將來瞭。文獻的淪陷，發掘地址的淪陷，重建的研究設備的簡陋和生活的動蕩，使得新的史學研究工作在戰時不得不暫告停滯，如其不緻停頓。“風雨如晦，雞鳴不已”的英賢，固尚有之；然而他們生産的效率和發錶的機會不得不大受限製瞭。在這抱殘守缺的時日，迴顧過去十來年新的史學研究的成績，把它們結集，把它們綜閤，在種種新史觀的提警之下，寫齣一部分新的中國通史，以供一個民族在空前大轉變時期的自知之助，豈不是史傢應有之事嗎？
著手去寫一部通史的人，不免劈頭就碰到一個問題；以批評眼光去讀一部通史的人，也不免劈頭就碰到同一的問題，那就是，拿什麼的“筆削”做標準？顯然我們不能把全部中國史的事實，細大不捐，應有盡有的寫進去。姑勿論一個人，甚至一整個時代的史傢沒有能力去如此做。即使能如此做，所成就的隻是一部供人檢查的“中國史百科全書”，而不是一部供人閱讀的中國通史。那麼，難道就憑個人涉覽所及，記憶所容和興趣所之，以為去取嗎？這雖然是zui便當的辦法，我懷疑過去許多寫通史的人大體上所采的不是這辦法。無怪佛祿德（Froude）把曆史比於西方的綴字片，可以任隨人意，拼成他所喜歡的字。我們若取任何幾種現行的某國或某處通史一比較，能否認這比喻的確切嗎？但我們不能以這樣的情形為滿足。我們無法可以使幾個史傢各自寫成的某國通史去取全同，如自一模鑄齣，除是他們互相抄襲。但我們似乎應當有一種標準，可以判斷兩種對象相同而去取不同的通史，孰為閤當，孰為高下，這標準是什麼？
讀者於此也許會想到一個現成的答案：韓昌黎不早就說過“記事者必提其要”嗎？zui能“提要”的通史，zui能按照史事之重要的程度以為詳略的通史，就是選材zui閤當的通史。“筆削”的標準就在史事的重要性。但這答案隻把問題藏在習熟的字眼裏，並沒有真正解決問題。什麼是史事的重要性？這問題殊不見得比前一問題更為淺易。須知一事物的重要性或不重要性並不是一種絕對的情實，擺在該事物的麵上，或蘊在該事物的內中，可以僅就該事物的本身檢察或分析而知的。一事物的重要性或不重要性乃相對於一特定的標準而言。什麼是判彆重要程度的標準呢？
“重要”這一概念本來不隻應用於史事上，但我們現在隻談史事的重要性，隻探究判彆史事的重要程度的標準。“重要”一詞，無論應用於日常生活上或史事的比較上，都不是“意義單純”（Univocal）的；有時作一種意義，有時作彆一意義；因為無論在日常生活上或史事的比較上，我們判彆重要程度的標準都不是唯一無二的；我們有時用這標準，有時用那標準。而標準的轉換，我們並不一定自覺。唯其如此，所以“重要”的意義甚為模糊不清。在史事的比較上，我們用以判彆重要程度的可以有五種不同的標準。這五種標準並不是作者新創齣來的，乃是過去一切通史傢部分地、不加批判地，甚至不自覺地，卻從沒有嚴格地采用的。現在要把它們盡數列舉，並加以徹底的考驗。
第yi種標準可以叫做“新異性的標準”（Standard of Novelty）。每一件曆史的事情都在時間和空間裏占一特殊的位置。這可以叫做“時空位置的特殊性”。此外它容有若乾品質，或所具若乾品質的程度，為其他任何事情所無。這可以叫做“內容的特殊性”。假如一切曆史的事情隻有“時空位置的特殊性”而無“內容的特殊性”，或其“內容的特殊性”微少到可忽略的程度，那麼，社會裏根本沒有所謂“新聞”，曆史隻是一種景狀的永遠持續，我們從任何一曆史的“橫剖麵”可以推知其他任何曆史的“橫剖麵”。一個民族的曆史假若是如此，那麼，它隻能有孔德所謂“社會靜力學”，而不能有他所謂“社會動力學”；那麼，它根本不需有寫的曆史，它的“社會靜力學”就可以替代寫的曆史。現存許多原始民族的曆史雖不是完全如此，也近於如此；所以它們的曆史沒有多少可記。我們之所以需有寫的曆史，正因為我們的曆史絕不是如此，正因為我們的史事富於“內容的特殊性”，換言之，即富於“新異性”。眾史事所具“內容的特殊性”的程度不一，換言之，即所具“新異性”的程度不一。我們判斷史事的重要性的標準之一即是史事的“新異性”。按照這標準，史事愈新異則愈重要。這無疑地是我們有時自覺地或不自覺地所采用的標準。關於這標準有五點須注意。第yi，有些史事在當時富於“新異性”的，但後來甚相類似的事接疊發生，那麼，在後來這類事便減去新異性；但這類事的始例並不因此就減去“新異性”。第二，一類的事情若為例甚稀，它的後例仍不失其“新異性”，雖然後例的新異程度不及始例。第三，“新異性”乃是相對於一特殊的曆史範圍而定。同一事情，對於一民族或一地域的曆史而言，與對於全人類的曆史而言，其新異的程度可以不同。例如十四世紀歐洲人之應用羅盤針於航海，此事對於人類史而言的新異程度遠不如其對於歐洲史而言的新異程度。第四，“新異性”乃是相對於我們的曆史知識而言。也許有的史事本來的新異程度很低，但它的先例的存在為我們所不知。因而在我們看來，它的新異程度是很高的。所以我們對於史事的“新異性”的見解隨著我們的曆史知識的進步而改變。第五，曆史不是一盤散沙，眾史事不是分立無連的；我們不僅要注意單件的史事，並且要注意眾史事所構成的全體；我們寫一個民族的曆史的時候，不僅要注意社會之局部的新異，並且要注意社會之全部的新異；我們不僅要注意新異程度的高下，並且要注意新異範圍的大小。“新異性”不僅有“深濃的度量”（Intensive Magnitude），並且有“廣袤的度量”（Extensire Magnitude）。設如有兩項曆史的實在，其新異性之“深濃的度量”可相頡頏，而“廣袤的度量”相懸殊，則“廣袤的度量”大者比小者更為重要。我們的理想是要顯齣全社會的變化所經諸階段和每一階段之新異的麵貌和新異的精神。
假如我們的曆史興趣完全是根於對過去的好奇心，那麼，“新異性的標準”也就夠瞭。但事實上我們的曆史興趣不僅發自對過去的好奇心，所以我們還有彆的標準。
第二種標準可以叫做“實效的標準”（Standard of Practical Effect）。這個名詞不很妥當，姑且用之。史事所直接牽涉和間接影響於人群的苦樂者有大小之不同。按照這標準，史事之直接牽涉和間接影響於人群的苦樂愈大，則愈重要。我們之所以有這標準，因為我們的天性使得我們不僅關切於現在人群的苦樂，並且關切於過去人群的苦樂。我們不能設想今後史傢會放棄這標準。
第三種標準可以叫做“文化價值的標準”（Standard of Cultural Values）。所謂文化價值即是真與美的價值。按照這標準，文化價值愈高的事物愈重要。我們寫思想史、文學史或美術史的時候，詳於灼見的思想而略於妄誕的思想，詳於精粹的作品而略於惡劣的作品（除瞭用作形式的例示外），至少有一大部分理由依據這標準。假如用“新異性的標準”，則灼見的思想和妄誕的思想，精粹的作品和惡劣的作品，可以有同等的新異性，也即可以有同等的重要性，而史傢無理由為之軒輊。哲學上真的判斷和文學美術上比較的美的判斷，現在尚無定論。故在此方麵通史傢容有見仁見智之殊。又文化價值的觀念隨時代而改變，故此這標準也每隨時代而改變。
第四種標準可以叫做“訓誨功用的標準”（Standard of Didactic Utility）。所謂訓誨功用有兩種意義：一是完善的模範；二是成敗得失的鑒戒。按照這標準，訓誨功用愈大的史事愈重要。舊日史傢大抵以此標準為主要的標準。近代史傢的趨勢是在理論上要把這標準放棄，雖然在事實上未必能徹底做到。依作者的意見，這標準在通史裏是要被放棄的。所以要放棄它，不是因為曆史不能有訓誨的功用，也不是因為曆史的訓誨功用無注意的價值，而是因為學術分工的需要。例如曆史中的戰事對於戰略與戰術的教訓，可屬於軍事學的範圍；曆史人物之成功與失敗的教訓，可屬於應用社會心理學中的“領袖學”的範圍。
第五種標準可以叫做“現狀淵源的標準”（Standard of Genetic Relation with Present Situations）。我們的曆史興趣之一是要瞭解現狀，是要追溯現狀的由來，眾史事和現狀之“發生學的關係”（Genetic Relation）有深淺之不同，至少就我們所知是如此。按照這標準，史事和現狀之“發生學的關係”愈深，愈有助於現狀的解釋則愈重要。大概的說，愈近的曆史和現狀的“發生學的關係”愈深，故近今通史傢每以詳近略遠為旨。然此事亦未可一概而論。曆史的綫索，有斷而復續的，曆史的潮流，有隱而復顯的。隨著社會當前的使命，問題和睏難的改變，久被遺忘的史跡每因其與現狀的切閤而復活於人們的心中。例如吾人今日之於墨翟、韓非、王莽、王安石與鍾相是也。
以上的五種標準，除瞭第四種外，皆是今後寫通史的人所當自覺地、嚴格地，閤並采用的。不過它們的應用遠不若它們的列舉的容易。由於第三種標準，對文化價值無深刻的認識的人不宜寫通史。由於第五種標準，“知古而不知今”的人不能寫通史。再者要輕重的權衡臻於至當，必須熟習整個曆史範圍裏的事實。而就中國曆史而論，這一點決不是個人一生的力量所能做得到的。所以無論對於任何時代，沒一部中國通史能說zui後的話。所以寫中國通史永遠是一種極大的冒險。這是無可如何的天然限製，但我們不可不知有這種限製。
除瞭“筆削”的標準外，我們寫通史時還有一個同樣根本的問題。經過以上的標準選擇齣來的無數史實，並不是自然成一係統的。它們能否完全被組織成一係統？如是可能，這是什麼樣的係統？上麵說過，眾史事不是孤立無連的。到底它們間的關係是什麼樣的關係？同時的狀況，曆史的一“橫切片”的種種色色，容可以“一個有結構的全體之眾部分的關係”（Relation Between Parts of An Organized Whole）的觀念來統馭。但曆史不僅是一時的靜的結構的描寫，並且是變動的記錄。我們能否或如何把各時代各方麵重要的變動的事實係統化？我們能否用一個或一些範疇把“動的曆史的繁雜”（Changing Historical Manifold）統貫？如其能之，那個或那些範疇是什麼？
我們用來統貫“動的曆史的繁雜”可以有四個範疇。這四個範疇也是過去史傢自覺或不自覺地部分使用的。現在要把它們係統地列舉，並闡明它們間的關係。
（甲）因果的範疇。曆史中所謂因果關係乃是特殊的個體與特殊個體間的一種關係。它並不牽涉一條因果律，並不是一條因果律下的一個例子。因為因果律的例子是可以復現的；而曆史的事實，因其內容的特殊性，嚴格地說，是不能復現的。休謨的因果界說不適用於曆史中所謂因果關係。
（乙）發展的範疇。就人類史而言，因果的關係是一個組織體對於另一個組織體的動作，或一個組織體對其自然環境的動作，或自然環境對一個組織體的動作（Action），或一個組織體中諸部分或諸方麵的交互動作（Interaction）。而發展則是一個組織體基於內部的推動力而非由外鑠的變化。故此二範疇是並行不悖的。發展的範疇又包括三個小範疇。
（1）定嚮的發展（Teleogical Development）。所謂定嚮的發展者，是一種變化的曆程。其諸階段互相適應，而循一定的方嚮，趨一定鵠的者。這鵠的不必是預先存想的目標，也許是被趨赴於不知不覺中的。這鵠的也許不是單純的而是多元的。
（2）演化的發展（Evolutional Development）。所謂演化的發展者，是一種變化的曆程，在其所經眾階段中，任何兩個連接的階段皆相近似，而其“作始”的階段與其“將畢”的階段則劇殊。其“作始”簡而每下愈繁者謂之進化。其“作始”繁而每下愈簡者謂之退化。
（3）矛盾的發展（Dialectical Development）。所謂矛盾的發展者，是一變化的曆程，肇於一不穩定組織體，其內部包含矛盾的兩個元素，隨著組織體的生長，它們間的矛盾日深日顯，zui後這組織體被內部的衝突綻破而轉成一新的組織體，舊時的矛盾的元素經改變而潛納於新的組織中。
演化的發展與定嚮的發展，矛盾的發展與定嚮的發展，各可以是同一事情的兩方麵。因為無論演化的發展或矛盾的發展，都可以冥冥中趨赴一特定的鵠的。唯演化的發展與矛盾的發展則是兩種不同的事情。
這四個範疇各有適用的範圍，是應當兼用無遺的。我們固然可以專用一兩個範疇，即以之為選擇的標準，凡其所不能統貫的認為不重要而從事捨棄。但這辦法隻是“削趾適履”的辦法。依作者看來，不獨任何一個或兩三個範疇不能統貫全部重要的史實；便四範疇兼用，也不能統貫全部重要的史實，更不用說全部的史實，即使僅就一個特定的曆史範圍而論。於此可以給曆史中所謂偶然下一個新解說，偶然有廣狹二義：凡史事為四範疇中某一個範疇所不能統貫的，對於這範疇為偶然，這偶然是狹義的偶然；凡史事為四範疇中任何範疇所不能統貫的，我們也說它是偶然，這偶然是廣義的偶然。曆史中不獨有狹義的偶然，也有廣義的偶然。凡本來是偶然（不管狹義或廣義的）的事，謂之本體上的偶然。凡本非偶然，而因我們的知識不足，覺其為偶然者，謂之認識上的偶然。曆史傢的任務是要把曆史中認識上的偶然盡量減少。
到此，作者已把他的通史方法論和曆史哲學的綱領錶白。更詳細的解說不是這裏篇幅所容許。到底他的實踐和他的理論相距有多遠，願付之讀者的判斷。
二十九年二月 昆明



初 版 自 序
作者寫此書時所懸鵠的如下：（1）融會前人研究結果和作者玩索所得以說故事的方式齣之，不參入考證，不引用或采用前人敘述的成文，即原始文件的載錄亦力求節省；（2）選擇少數的節目為主題，給每一所選的節目以相當透徹的敘述，這些節目以外的大事，隻概略地涉及以為背景；（3）社會的變遷，思想的貢獻和若乾重大人物的性格，兼顧並詳。至於實際成就與所懸鵠的之間，有多少距離，隻好付之讀者的判斷瞭。
這部書原不是作者創意要寫的。創意要他寫這部書並且給他以寫這部書的機會的是傅孟真先生和錢乙藜先生。往在昆明，黃子堅先生、孫毓棠先生曾費心謀刊印此書而未成。比來遵義，張曉峰先生主國立浙江大學史地教育研究室為石印五百冊以廣其傳。以上諸先生，作者謹於此誌謝。
三十年三月張蔭麟於貴州遵義書

再 版 自 序
此書再版和初版不同的地方，除多處筆誤和刊誤的校正，數處小節的增刪外，乃是第九至第十一章的添入。第九章的上半作者自覺尚有缺點，卻不及修正，讀者諒之。
初版的校正，幸得柳定生女士及葉文培君的助力，閤於此誌謝。
三十一年九月張蔭麟於貴州遵義書

《中國史綱》獻辭
或曰：“稽古勵文，本承平之飾；懷舊寄興，乃閑逸之娛。值陵榖之傾翻，宜儒柔之丕變。抱孤主而講《論語》，固無救於淪胥；處圍城而習《春鞦》，亦奚裨於捍禦？況乃巨劫所被，文物斯墜。蘭颱之守，取作鬍囊；石渠之藏，踐於羯馬。趙德父之倉皇奔命，捲軸盡拋；祁幼文之慷慨捐生，縹緗蕩散。守殘缺於荒陬，望中興於來日。尼父之歸洙泗，始述麟經；子長之在笮邛，疇稽鳳紀？勉賡弦誦，隻存告朔之餼羊；宣誨文章，有類禳凶之芻狗。是則《史綱》之刊，毋亦可以已也？”
對曰：“子言有見於史之華，無見於史之實；有見於史之敝，無見於史之用。若夫明國族繩繩之使命，庶無餒於任重而道艱；錶先民烈烈之雄風，期有效於起衰而振懦，斯今日之所急，捨讀史而末由。惟我華胄，卓居族群；導中和之先路，立位育之人極；啓文明於榛狉，播光華於黯黮。大任既已降於斯民，大難所以鼓其蘊力。屢蠻夷而猾夏，終德義之勝殘。否臻極而泰來，貞以下而元起。斯史實所炳垂，凡國民所宜稔者也。若乃勢當危迫，誌存忠節。蹈東海而死，義不帝秦；抗絕島而興，誓將恢漢。恥偷生之辱，血洗孤城；酬故主之恩，身膏敵斧。凜天地之正氣，淩日月而永耀。不有述往，何以詔今？某也摧鋒無技，深慚擇術之乖；操翰為生，爰盡激揚之力雲爾。”
（原載《益世報?文史副刊》第21期，1942年1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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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中科大這套書封麵做的都很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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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不錯，京東活動真是讓人欲罷不能啊，沒辦法，又剁手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