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丛书简介：
　　“大家精要”丛书以近300位对人类文明有卓越贡献的大师为对象，浓缩其生平与思想精粹，涉及文学、史学、哲学、军事学等领域，旨在“启迪生活智慧，开悟人生哲学”。
　　丛书作者都是相关领域的研究专家，以浅显易懂的语言，清晰、简练、严密地阐述“大家”生平与思想，让读者能快速读懂“大家”。
　　内容简介：
　　孔颖达，隋唐之际的著名教育家、思想家。本书简要介绍了孔颖达的生平事迹，及其在经学、哲学、政治、教育方面的贡献，重点讲述了其所主持编撰的《五经正义》的内容，及《五经正义》在儒学发展史上所占的继往开来的重要地位。了解孔颖达，了解《五经正义》，可同时管窥隋唐之际主流文化发展演变的基本特征。

作者简介

　　张鸿，1976年生，天津人。历史学博士，南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党委秘书、讲师。主要从事中国思想史研究。参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一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研究项目一项。著有《《太平经》政治思想研究》等，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

第1章政治动乱中的前半生
一、家世与家学
二、初入仕途
三、动乱岁月的人生转折
第2章辅佐一代英主
一、参与朝政的忠臣良辅
二、主持国家教育行政
三、主持、参与一系列文化建设事业
四、身后备享荣宠
第3章孔颖达的教育思想
一、大道为本的教育理论
二、以政治为核心的教育目标
三、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
第4章自成一体的《五经正义》
一、《五经正义》的经学渊源
二、《五经正义》的编纂过程
三、《周易正义》简介
四、《尚书正义》简介
五、《毛诗正义》简介
六、《礼记正义》简介
七、《春秋左传正义》简介
八、孔颖达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
附录
年谱
主要著作
参考书目

精彩书摘

　　孔颖达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
　　孔颖达的主要历史贡献是主持编纂《五经正义》。因此，《五经正义》的成就，也就是孔颖达的成就。《五经正义》是儒学发展史上一部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经学著作。从学术史的角度看，它是一部超越前人的经学巨著；从政治功能的角度看，它以统一经学的方式，为唐朝统治者提供了统一的意识形态；从思想演化的角度看，它大体完成了主流思想理论形态的转型。
　　推出超越前人的经学巨著
　　到唐朝，经学已经产生一千多年，旷日持久的经学内部的争鸣与融合，积累了大量的思想成果和学术素材。各种重要经学学派的优长与弊端也得到相当充分的展示。在这样的背景下，推出摒弃门户之见的经学巨著是经学自身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客观要求。如果说《五经正义》是顺应经学发展趋势的产物，那么推出这部超越前人的经学巨著的孔颖达就是出色地完成这一历史任务的著名学者。
　　《五经正义》也曾受到后儒的批评。有些批评不无道理，例如，受当时认识水平的局限，包括孔颖达在内的一大批著名经学家都没有识破《孔传古文尚书》是一部伪书。尽管这个伪本在思想史上的重要作用是实实在在的，而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这显然是重大失误。以伪造的孔安国传为宗本自然难免遭到后人的诟病。有些批评则显失公允。一些出于学术偏见而提出的批评反而使人们从一个侧面看到《五经正义》的特点和贡献。
　　以思想成就最大的《周易正义》为例，许多学者指出：这部经学著作对先秦以来的易学进行全面、系统的理论总结与发展，是易学发展的理论结晶。孔颖达在发挥王弼派易学的基础上，承继、整合、超越象数易学与义理易学两大对立的学术流派，使儒家易学的理论思维水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周易正义》对后世易学发展也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可以说，《周易正义》是易学史上最为完善的注本，在易学及易学哲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
　　《周易正义》也是招致非议最多的著作，但是一些批评显然有失公允。兹举三例。
　　例如，出于讲究义理之学的理学家的偏见，朱熹瞧不起以“明经”为目的的《周易正义》，认为《周易正义》是《五经正义》中最差的。在他看来，“伏羲自是伏羲易，文王自是文王易，孔子自是孔子易”。“文王易”偏离了“伏羲易”的原意，“孔子易”也不是伏羲、文王的本意，唯有他自己的易学著作堪称“本义”。可是他“象不穿凿，也不可忘”的主张，恰恰是受了《周易正义》既重视义理，又不轻视象数的影响。
　　又如，《四库全书提要》的作者批评孔颖达只尊王弼注，致使诸家学说皆被废弃。实际上，《周易正义》不仅对王弼注多有纠正、调整、补充、扬弃和超越，而且引用了三十余家易注。如果没有《周易正义》的长期流传，很多珍贵的易学资料恐怕早已亡佚。实际上，集易学之大成，确立一家之言，既是《周易正义》的编纂目的，也是孔颖达的主要成就。
　　又如，出于讲究考据的“乾嘉汉学”的偏见，许多清朝学者批评孔颖达的正义“无古文之所引，亦非考证之疏”。乾嘉汉学是兴盛于清代乾隆、嘉庆时期以考据为主要治学方法的学派，又称乾嘉学派。由于这一派的学者推崇汉代经学训诂考据的治学方法，所以有“汉学”之称。这一学派的著作注重经文字句的考证，相关资料的罗列，很少有理论发挥，其学术贡献虽不容否认，却大多缺乏思想价值。这一派经学家自然对重视发挥义理的《周易正义》评价甚低。实际上，孔颖达善于训诂，单从考据训诂学的角度而言，其成就之高，也是不可否认的。更何况孔颖达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的贡献和影响是乾嘉汉学家们望尘莫及的。
　　后世儒者对《毛诗正义》多持肯定态度。这部经学著作清理汉魏以来诸家异说，广征博引，资料丰富，编排科学，阐释明畅，考辨精审，多有创见；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没有其他同类著作可以比拟。《毛诗正义》对诗学思想也作出了重要贡献。《四库全书总目》的评价是“融贯群言，包罗古义，终唐之世，人无异词”，故赞誉为“于说《诗》亦深有功矣”。其学术成就和历史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礼记正义》也是一部多有赞誉、很难超越的经学巨著。《礼记》乍看文字浅显，其实经义深奥难懂。孔颖达精通“三礼”，他对深藏于经文的奥旨大义有详尽的解释和发挥，甚至经有不备则补之，注义不明则以疏补充之。朱熹认为《五经正义》中《礼记正义》最好。《四库全书总目》评价是“采撩旧文，词富理博，说礼之家，钻研莫尽”。清代学者研究经学的风气很盛，其他经典皆有新疏，唯独《礼记》阙如。由此可见，孔颖达的学术成就是难以超越的。
　　清朝的一些经学家致力于复兴汉学，他们每每攻击孔颖达抄袭前人成果。刘文淇甚至认为《春秋左传正义》中仅有百余条是孔颖达自己的解释，其余全是刘炫旧疏。这种说法违背常理，经不起推敲。正如清末学者李慈铭指出的：如果孔颖达“尽掩前人，攘为己有”，无论当朝皇帝，还是当代大儒，一眼便可识破。孔颖达饱读诗书、奉敕撰述，难道不懂得人言可畏、欺君有罪的道理吗？
　　孔颖达博学多才，慎思明辨，却谦逊审慎，治学严谨。每一条疏文，每一份材料，他都同许多学者反复研究斟酌。对待前人的成果，有分析，有比较，扬其精华，弃其弊端，补其缺漏。他为各篇作的序言句式整齐，修辞精妙，文势奔放，用精湛的语言高度概括经书的思想内容及社会效用，系统评价前人的成果。他所作的疏文，有的寥寥几笔，有的洋洋数千言，而不论其长短，都能详细准确地解释原文的字句含义，展现其深奥的内涵。实可谓既忠于原著，又有意义升华；既能借鉴前人的注疏，又能纠正前人著述中谬误的不朽之笔。《五经正义》无愧为超越前人的经学巨著。
　　基本实现儒家经学的统一
　　作为奉敕而作的官修经书，《五经正义》的编纂目的十分明确，即超越学派之争，摒弃门户之见，整理经典文本，统一章句训诂，为维护和巩固王朝统治提供重要的学术基础。
　　孔颖达完成了朝廷交给他的这一政治性极强的学术任务。《五经正义》采用“各去所短，合其两长”的编纂方针，兼容诸家，融通南北，定于一尊。它的颁行有助于矫正“负恃才气，轻鄙先达，同其所异，异其所同”的学术风气，从此“论归一定，无复歧途”，结束了经学内部自西汉以来的各种纷争，包括今、古文经之争，郑、王学之争，南、北学之争以及每一部经典之学的家法师说之争，完成了中国经学史上从纷争到统一的演变过程。
　　《五经正义》对唐代的思想文化有广泛的影响。它是国家颁布的学校教育统一教材，又是朝廷法定的科举考试评定标准。唐代国子学设五经博士，各级学校教育，除专科性质者外，均以《五经正义》为课本。因此，唐代绝大多数读书人都深受《五经正义》经学思想的熏陶。它在刻画时代精神风貌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深刻地影响了有唐一代乃至五代、北宋时期官僚士人的学术思想和政治意识。例如，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柳宗元称五经是“取道之原”，他的自然天道、大中之道、生人之道显然受到《五经正义》的影响，有些言论直接取材于该书。仅此就足以确立《五经正义》在思想史上的地位。
　　《五经正义》与当时获得广泛认同的君道理论是相辅相成的，它对政治生活也有深刻的影响。五经中原本就将道德和政治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孔颖达在义疏中明确地把许多政治伦理命题归之于君主，专门以君德立论，阐明了道与德、德与政、君与德的关系，提出了系统的君德论。他从道与德、德与政、君与德等角度反复论证了君德在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几乎把一部《五经正义》变成了君德大全。孔颖达论及的君德规范名目繁多，诸如泛爱施生、诚信公平、礼敬贤能、尚谦恭、制奢纵、防微杜渐、居安思危、虚怀纳谏等。这些君德规范构成了系统的为君之道，对现实政治具有指导作用。只要大致浏览一下《旧唐书》《新唐书》，就不难发现历朝皇帝和宰辅公卿都认同这一套为君之道和君德规范。在皇帝诏旨、朝廷文诰和奏疏谏章中，这类思想常常被引用，成为朝堂议政的经典依据。
　　应当指出的是：许多学者在评价“统一经学”的时候，往往简单地认定其目的是加强思想控制，认为这势必影响学术的多元化发展。实际上，统一经学、指定教材、以经取士等行政措施的确有强化思想控制的目的和作用，其客观效果也进一步增强了官方儒学的影响力。但是，在通常情况下，唐代的统治者对儒、道、佛三教采取兼容并蓄的政策，除个别皇帝外，并没有明令禁止其他思想流派的存在。许多皇帝还大力扶植佛教、道教。其中，道教经典《老子》（《道德经》）、《庄子》（《南华真经》）、《文子》（《通玄真经》）、《列子》（《冲虚真经》）等也是明经考试的科目。与此相应，“学穷三教，博涉多能”成为一代学风，思想文化领域依然保持了多元发展的态势。即使在儒学内部也依然存在不同的学术风格和不同的经义阐释。
　　历史事实表明，经学的统一不仅没有成为儒学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反而推动了儒学理论的自我改造。在唐代，儒学内部围绕一批重大理论问题展开争论，形成了天道自然思潮、兼三教思潮、心性思潮。天道自然思潮，集中表现为有唐一代大批著名学者，沿着《五经正义》的思路，从哲学和历史的角度，对天人感应、谶纬符瑞作了批判乃至否定。兼三教思潮主要是在排佛与容佛的互动中掀起波澜的，但容佛是为了升华儒学，排佛是为了独尊儒学，儒学正是在排佛中擎起了道统的大旗，又在容佛中发展了道统论。心性思潮受佛、道影响尤深。这个思潮推动儒学重新开掘孟子以及《中庸》《大学》中的某些思想因素，进一步向心性义理方向发展。三大思潮又可以归纳为道思潮，即对儒家之道的思考和论证。儒学以天道自然论弱化天人感应论，以道统论强化自我派别意识，以复性论对抗佛教的佛性论和道家的道性论，从而以进一步哲理化的“道”占据理论斗争的制高点。这样，儒家学说在重大理论问题上取得了主动。宋明理学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出来的。
　　大体完成主流思想理论形态的转型
　　思辨水平稍逊于其他一些重要学派是儒家学派天生的不足之处。在老子、庄子“大道为本”“内圣外王”的哲学体系面前，孔子、孟子的“天命”论相形见绌。这是儒家经学自身发展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代今文经学之所以迅速产生重大影响，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它致力于演绎“天人合一”论，注重阐发“微言大义”，推动了儒学思辨水平的提升。
　　但是，儒家虽然在统治者的扶植下占据了官方学说的宝座，成为主流文化的代表，却依然底气不足。今文经学不仅没能真正占据思辨的制高点，反而因充斥无根之谈而走向虚妄，因大讲天人感应而走向神学，甚至因偏爱谶纬之学而走向歧途。古文经学可以以朴实的学风调整今文经学的某些弊端，却无法完成提升儒学思辨水平的任务。这个任务只能通过经学的玄学化来解决，而经学玄学化的实质是借鉴道家“大道为本”“天道自然”，为“礼治”“名教”“君臣大义”提供更为强有力的哲理性依据，进而使“礼”“仁”等儒家偏爱的概念提升到“天理”“自然之理”的高度。
　　如果通观思想演化的历史轨迹，就不难发现：从汉魏到唐宋，主流思想的理论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一变化的主要内容就是吸收道家的思辨成果，全面提升儒学的思辨水平。
　　作为不同时代主流思想的典型代表，汉代经学和宋代理学的理论形态有明显的差异。这集中表现为它们分属两大哲学类型。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儒将“天”视为“百神之大君”，认为人类社会的一切法则取决于天神，“天”凌驾于“道”之上，“天不变，道亦不变”。以朱熹为代表的宋儒以天为“自然之理”，认为人类社会的一切法则取决于“自然”，“天理”至高无上。理学还把儒家的心性之学推向极致。这表明，由汉至宋，占主流地位的儒家学说的哲学基础有了重大转变，集中体现为“天”这个范畴的神秘色彩逐步淡化，从而使“名教”与“自然”高度结合在一起，形成更具思辨性的思想体系。
　　主流思想理论形态的转型有一个漫长的过程。正是在天人感应、谶纬神学极为盛行的时代，一些思想家开始试图调整、改造儒家思想的哲学基础。为了反制神秘主义思潮，许多严肃的思想家纷纷从《老子》中寻求思想武器。西汉末年的扬雄著《太玄》，宣扬天道自然无为，推出第一部成功地兼综《易》《老》的儒学著作。东汉初年的桓潭、王充等张扬“天道自然”，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许多著名经学家也将“孔子师老聃”传为佳话。马融注《老子》《淮南子》。《易》学名家虞翻作《老子注》。经学大师郑玄引《老》注《易》，还可能著有《老子注》。他们对当时及后世的学风有很大的影响。
　　“名教”与“自然”的结合是儒家学说向前推进的内在需要和不断升华的必然结果，而实际历史进程是以物极则反的形式完成这一结合的。到魏晋，崇尚“自然”的玄学取代张扬“名教”的经学成为思想领域的主角。玄学家大多非道非儒，似道似儒。他们以三玄（《老子》《庄子》和《周易》）为经典，以名教与自然的关系为思辨的核心命题，论证了名教与自然的内在一致性，从而以精巧的形式弥合了儒道两种思想体系的裂缝。在南朝，不仅王弼的《周易注》被立为官学，经学也呈现出玄学化的特征。“天道自然”的思想对经学有重大影响。
　　孔颖达奉命主持编纂《五经正义》，把玄学家的注释纳入其中。尽管在《五经正义》中还有一些谶纬之学的孑遗，而“大道为本”“天道自然”已成为其哲学思想的基调。例如，在义疏《尚书·咸有一德》中“天命”一词时，他指出：“天道远而人道近。”这里所说的“天命”并不是天用“言辞文话”来指挥人。天以其神明保佑人，“使之所征无敌”，这就是“受天命”。由此可见，作为经学家，孔颖达无法绕开儒家经典中的“法天”“天命”之类的概念。但是，在解读中，他却尽可能地弱化了天人感应的成分，更加重视人文和义理。因此，孔颖达的天命观与汉代经学的天命观有明显的区别。
　　从汉代经学的“天为大神”，到唐代经学的“天道自然”，再到宋代理学的“天理”，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主流思想哲学基础的转型才得以彻底完成。在这个演化过程中，孔颖达的思想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他积极吸收道家、玄学的思维成果，以天道自然论弱化天人感应论，提出自然本体与伦理本位相结合的道论，初步实现了官方儒学的哲学转型。这表明主流思想开始正式把“自然之理”作为自己的哲学基础。《五经正义》从思想材料、理论命题、治学方法、思维方式等各方面都为儒学下一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五经正义》是宋代理学的滥觞。由此可见，孔颖达的思想贡献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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