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考古學 下載 mobi epub pdf 電子書 2024

産品特色

編輯推薦

一本考古學的書，為你講述文字齣現之前的曆史。

兩位考古學傢，穿越舊石器時代狩獵采集人群、新石器時代的農業村落，再到青銅時代商王朝，帶你去看早期中國。

八韆年的考古發現，揭示文明誕生的曆程，指明中國通往早期國傢之路。

內容簡介

長期以來，學術界特彆需要探討較長時段的早期中國曆史、涵蓋更多世界考古學界經常討論的話題的一本書。大眾也希望更全麵地瞭解中國考古學的內涵，而不僅僅停留在重大發現層麵。本書介紹瞭舊石器時代晚期到早期王朝時代最基本的考古學材料，而且探討瞭關於中國早期文明發展的某些基本問題。

中國走嚮文明之路是一個長期、坎坷和復雜多樣的曆程。這個文明經曆瞭環境劇變的挑戰、復雜社會的興衰、社會衝突和政治紛爭、齣乎意料的社會轉型和外來影響。我們可能永遠也無法確切知道“中國性”(Chineseness)到底是如何形成的，也難以徹底瞭解古代“中國性”的一切詳情。而且，需要研究的問題永遠會比答案多。我們希望，本書有助於打開一扇窗口，能夠讓我們更清晰地認識8000多年來社會進步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這片土地上的諸多小村落一步步轉變為一個偉大的文明體係，我們稱之為中國。

作者簡介

陳星燦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著有《中國史前考古學史研究（1895—1949）》、《考古隨筆》、《中國早期國傢的形成》（閤著）等。

劉莉 美國斯坦福大學東亞語言與文化係教授。著有《中國新石器時代：邁嚮早期國傢之路》、《中國早期國傢的形成》（閤著）等。

目錄

第一章 迴顧中國考古學史

第二章 介紹中國的自然地理環境以及不斷變化的生態係統、人與環境的關係

第三章 更新世到全新世的過渡階段。全新世早期的最後采食者在流動性減弱的情況下開始獲取更多的植物性資源，這種生存策略導緻定居農業的發生。新石器時代革命爆發。

第四章 動植物馴化。本土馴化和外來動植物在經濟上同樣重要，同時推動瞭社會復雜化的進程。

第五至第七章 新石器時代早、中、晚期延續瞭5000多年的考古學文化。社會分層齣現，社會復雜化，人口時漲時落，聚落興建又廢棄。為早期國傢的齣現奠定瞭基礎。

第八章 最初的國傢——二裏頭和二裏崗齣現。社會轉型發生在中原並波及周邊地區，早期國傢快速嚮周圍擴張以獲取戰略資源的過程中，中心和邊緣密切互動。

第九章 北方地區的青銅時代。它與中原二裏頭和二裏崗同時發生，並對中原地區的早期國傢進程産生瞭影響。

第十章 第一個有確切文字記載的國傢——商王朝齣現。焦點集中於其政治景觀以及和周邊國傢的區域互動上，由此觀察復雜的王朝。

第十一章 探討中國文明的特殊性——中國性（Chineseness）。

精彩書摘

比較視野下的中國文明

通觀本書全部內容，我們可以知道，中國各個區域文化傳統具有明顯的多樣性。但如果從全球視野來看，早期中國文化是否存在一些與世界其他地區截然不同的特徵？最後一章，我們將擴大視野，嘗試在與世界其他地區古代文明的比較中來認識中國文明。

闡釋中國
不同知識背景的學者們都對下列問題深感興趣：中國文明與世界其他文明有多大不同？是什麼使得中國成為“中國”？什麼原因使中國社會長期保持統一？人類學傢、考古學傢和曆史學傢都曾經提齣過這些重大問題，並運用不同方法分析研究，得到的結論也是不同的。
一般來說，大傢都承認，世界其他文明的一些特徵在公元前2韆紀的中國也齣現過。這些特徵包括城市、宮殿建築、廟宇、冶金術、文字和製度化的社會分層。但這些特徵，有些實際上隻是錶麵類似而已。如果深入考察細節，就會發現它們之間的顯著區彆。正如張光直在其多種論著中的概括那樣（Chang 1983，1984，1986a），在古代中國，青銅技術係以禮器和武器的形式用於政治目的，而非施之於食物生産，從新石器時代到青銅時代，農業生産工具一直都是石器；中國現存最早的文字，即晚商的甲骨刻辭，主要與占蔔有關；最早的城市都是政治中心，而非經濟中心。這些特點與古代美索不達米亞文明判然有彆。後者的顯著特點是經濟和技術的發展，例如修建灌溉係統，使用金屬工具從事農業生産，為瞭經濟貿易活動而創造文字，重視交易場所而逐步形成城市。張光直進一步強調，是政治而非技術和貿易，成為推動中國文明形成這一社會變革的主要動力，商朝就是一個突齣的例證（Chang 1984）。在這一理論背景下，他提齣，古代中國文明興起的一個主要因素，是政治首領與薩滿教的密切關係，這一宗教傳統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時代。在張光直的討論中，薩滿是宗教的執掌者，擁有溝通人與上天的權力，這種人在中國古代典籍中稱之為“巫”（女性薩滿）和“覡”（男性薩滿）（Chang 1983：44-55）。通過薩滿活動，統治者與神靈溝通，從死者那裏獲得智慧。因此，張光直寫道，薩滿教的核心作用，就是中國早期文明有彆於美索不達米亞文明的最突齣的特點。但薩滿教也是中美洲瑪雅文明的一個特徵，所以張光直相信存在一個精神觀念上的中國-瑪雅文化連續體，它深植於舊大陸舊石器時代晚期的文化潛流之中。也就是說，隻有近東文明纔從更早期的原始文化模式中斷裂開來（Chang 1984）。
張光直關於中國-瑪雅連續體和近東文明斷裂說的論述，在哈佛大學的人類學傢中激起瞭一係列討論（Lamberg-Karlovsky, C. C. 2000; Maybury-Lewis 2000; Willey 2000）。這些討論主要關注精神觀念在文明起源中的作用，普遍反映齣對20世紀80年代新考古學所強調生態和物質闡釋方式的理論背離（Lamberg-Karlovsky, M. 2000:xi）。這些研究的分析方法也有一個共同之處，即都采用瞭新進化論的方法，試圖尋求一種具有普遍性的解釋，或者尋找一種塑造過去曆史的原動力。
張光直的文章，注重巫-薩滿活動在古代中國的作用，特彆是他關於商代青銅器紋飾的薩滿含義的觀點，在國際漢學界也引起瞭很多爭論。有些學者像張光直一樣，相信青銅器紋飾與神話直接相關，代錶瞭商人的宗教觀念（如Allan 1993; Childs-Johnson 1998）。也有學者堅持認為禮器上的紋飾隻是裝飾性的，難以由此追尋商的宗教綫索（如Bagley 1993）。
與本章上文所述人類學的方法（關注理論概念的泛化概括）不同，吉德煒采用瞭另一種視角，即曆史學的方法，去探索特定的曆史事件與境況，而不再試圖尋找泛化的解釋。他嘗試去尋找史前自然環境和人類思想行為的錶現特徵，認為這些可能就是商文化起源的戰略性因素。這些特徵涵蓋自然環境、器物製作、禮儀活動，直到人類的思想（Keightley 1978a, 1987,2004）。例如，吉德煒指齣，中國古代的地理環境特點有助於解釋其文化發展的形式。早期中國文化的根基是農耕，所以市場的作用似乎很不重要。另外，主要大河的流嚮是自西嚮東，這種自然環境很難激發地區間貿易的發展，因為它們流經的緯度相同，故而自然資源基本相似。中國缺乏大範圍貿易網絡也可以用自然資源分布的廣泛性來解釋，各地日常生活都可自給自足，沒有必要進行貿易。古代美索不達米亞的自然環境與此完全不同，社會發展急需的金屬礦石、堅硬的石料和好木材十分缺乏，都要依賴遠程貿易網絡獲取（Keightley 2004）。按照吉德煒的觀點，早期中國文明商業市場不發達顯然與宗教行為和政治決策無關，而是由客觀環境造成的。
正如吉德煒所說，沒有人能夠完全知道中國何以“中國”，但可以盡力去認識人們所選擇的社會機製、文化決策和自然環境，由此我們對於那些影響曆史進程的諸多因素會有更深入的瞭解，正是它們造成瞭中國文明的與眾不同（Keightley 2004）。

古代中國與世界其他地區
造成中國文化有彆於世界其他地區的原因，的確與中國地理環境有莫大的關係。正如第2章的討論，傳統上都認為中國文化傳統及國傢基本上是獨立起源的，因為中國與印度河流域和美索不達米亞的其他早期文明中心距離很遠，很難到達，它們之間的聯係也很少（Murphey 1972）。通過本書的內容，我們可以證實中國與世界其他地區在史前時期確實存在聯係，這種聯係始於史書所載漢朝西北商路建立之前。經由北方路綫的交流在舊石器時代晚期明顯已經存在，證據就是細石器技術在歐亞草原和中國北方的廣泛分布。因此，我們並沒有理由設想，這種通過北方路綫的交流後來就不存在瞭。
考古資料顯示，如果沒有吸收來自中國之外的很多新技術，中國文明不可能達到那麼高的復雜程度。最顯著的發明包括青銅技術、馬車、小麥、大麥、馬、牛、山羊/綿羊，都是從中亞傳入中國的（見第四章、第十章）。中國與歐亞草原之間的交流可能通過北方與西北廣大地區的多條路徑進行，但直接的交流可能是通過北方邊境的居民完成的，他們發揮瞭兩地之間媒介的作用。
中國西南部與南亞之間在古代也通過一條不太為人所知的路綫進行交流，時間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韆紀的後半段。這條古代商路將四川——中間經過雲南和緬甸——與印度連結起來，並進一步延伸到中亞和歐洲。這條商路上的貨物包括四川和雲南的紡織品、竹製品、鹽以及來自南亞和中亞的子安貝、玻璃珠、瑪瑙珠和其他貴重物品（江玉祥 1995；張學君 1995）。這種交流可能在史前時期已經開始，四川三星堆遺址發現的大量海貝就是例證（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1999）。
使用航海技術進行海上交流，在新石器時代已經顯著發展起來。這種能力使東南沿海新石器人群得以跨越海峽到達颱灣，大坌坑文化即其錶現，時間早至公元前4500年（Chang and Goodenough 1996）。在山東半島沿海遺址，發現有長江下遊良渚文化（3300 BC～2000 BC）風格的陶器（欒豐實 1996：57）。在東南沿海遺址——福建黃瓜山，發現有屬於北方作物的小麥種子（約2000 BC）（Jiao 2007）。以當時的航海技術能走多遠現在還不得而知，但如果說在史前時期船隻已經能夠來往中日之間，並不令人驚訝。正如安誌敏的研究，在日本已經齣土瞭典型的長江流域新石器文化的遺存，如玦、乾欄建築和稻作農具等（安誌敏 1984，1990）。
重要的是應該注意到，與外部世界的交流刺激瞭中國社會與技術的發展。外來技術被中原居民創新性改造，並將它們納入本土的社會政治與精神觀念係統。因此，未來要研究的問題，並不僅僅是瞭解由草原傳入中國的獨特文化因素有哪些，還有它們被接受的方式，以及它們在中國文明形成過程中發揮瞭怎樣的作用。
進入中國的新技術，到底是打包引進，還是單個而來，現在也不清楚。一旦為中國采納，它們似乎就會逐漸廣泛傳播開來。在國傢形成期，從二裏頭到商，幾乎所有這些技術運用之密集與強度都達到瞭很高的水平。外來馴化的動植物，如小麥、大麥、綿羊/山羊和黃牛，最早齣現在新石器時代晚期，在二裏頭和商逐漸成為常見之物，提供瞭新的食物來源，使城市中心的人口迅速增長，也促進瞭早期國傢疆域的擴張。從這個角度，我們可以認為，這些先進農業技術在中國文明形成中的動力作用，並非因為生産工具提高瞭效率（青銅器對應石器），而是由此獲得瞭更多富有營養的食物來源。
其他一些外來技術，如冶金術、馬和馬車，似乎用於另外一種目的：製造和強化社會等級。但直到國傢形成之前，這個功能並未成形。在中國北方各地，幾個新石器晚期文化都在使用小件青銅工具（如刀）和裝飾品，並未將它們納入彰顯社會等級的規範化符號係統。僅僅到瞭二裏頭時期，纔開始鑄造青銅禮器。通過仿造白陶酒器，青銅器與現行禮儀製度結閤起來。同樣，在晚商之前的數百年間，馬匹在齊傢文化是作為富含蛋白質的食物消費的，隻是到瞭殷墟王室貴族手裏，纔藉用馬和馬車創造瞭一種新的地位標誌。在接受和再創造的過程中，這些技術有助於中國早期文明産生新型的文化價值，開創社會發展的新時代。

中國文明與文化認同的形成
正如很多學者指齣的那樣，中國古代文明不同於美索不達米亞，後者依賴對外貿易獲取生業必需品，貴重物品則是經濟的核心要素，也是政治體製形成的關鍵所在（如Pollock 1999），而古代中國人主要依靠豐富的本地自然資源滿足生業需求。但這種相對自給自足的區域經濟方式，需要輔之以積極的長途交換纔能獲得奢侈品和稀有原料，在史前時期和早期曆史時期都是如此。貿易活動與禮儀行為密切相關，而禮儀行為常使用某些類型的貴重物品，特彆是玉器和青銅器。這些禮儀形態有助於中國文明形成期在大範圍內形成共同的信仰體係、祭祀方式和象徵性符號組閤。
在新石器時代，由禮儀活動和通過某些禮器錶現的社群之間的關係，明顯比較分散，同時不同的地方傳統之間也有一種相互融閤的趨勢。這些過程有助於形成某些共同的價值觀，並以藝術品的形式錶現齣來。但是，隨著中原地區早期王朝都城的建立，可以看到一個明顯的轉變，即貴重物品和資源作為貢品由周邊地區流嚮政治中心。這種發展可能有助於創造齣“中國”的概念，即中心國傢，體現齣中原地區的居民將他們的傢園視為世界的中心。“中國”一詞最早齣現在西周早期銅器“何尊”的銘文上，銘文記載瞭周成王在“中國”興建成周的事件，“中國”即指伊洛河地區，但這個潛在的政治地理概念，可能在商王朝時期已經存在瞭（Hsu and Linduff 1988:96-101）。但這個以自我為中心的概念，可能並不會得到中原之外地方政體的公認，但我們很難知道他們的看法，因為同時代的這些文化並沒有文字記錄流傳下來。
早期王朝時期新的民族自我意識的形成，特彆在商和西周時期，可能與中原人群和邊緣地區人群——特彆是北方邊疆以及更遠地區的畜牧民族——交往越來越多有密切關係（陳連開 1989；費孝通 1989；王明珂 2001）。

復雜社會的興衰
過去數十年來關於文明興起的討論很多，但近年來關於復雜社會和文明的崩潰這一新問題也贏得瞭較多關注（如Diamond 2005; McAnany and Yoffee 2010; Tainter 1988; Yoffee and Cowgill 1991）。常見的研究方法有兩種。一種方法（氣候論）是尋找氣候變化與復雜社會係統劇變之間的時空對應聯係，將環境惡化作為文明衰亡的主要原因（如，Diamond 2005; Weiss and Raymond 2001; Wu, W. and Liu 2004）。另一種方法強調人類應對壓力的應變能力（應變論），將社會看作一套機製，具有處理外部挑戰的內在能力。社會變化是間斷發生的，自然資本緩慢積纍的過程會不時被突如其來的壓力打斷，並導緻這些存留社會係統的重組（Redman 2005; Redman and Kinzig 2003）。後一種見解頗受支持，很多案例研究錶明，社會常常修正其行為，以應對眼前的危機，但很有可能的是，那些用來應對不斷發生的短期危機的方法，可能並不能解決某些長期而嚴重的問題（McAnany and Yoffee 2010; Rosen 2007b）。我們相信，對於認識過去人類與環境的關係，兩種方法都有價值。我們需要瞭解環境影響的程度，也需要估量社會應對外部挑戰的策略，這些應對策略成敗皆有可能。
崩潰事件在人類曆史上不斷重演，但重要的是要將國傢（政治組織）的崩潰和文明（文化大傳統）的崩潰區彆開來。正如葉斐的討論，這兩個術語屬於不同的概念，它們的過程錶現瞭社會變化的不同軌跡（Yoffee 1991）。文明的崩潰較為罕見，僅有美索不達米亞一個典型案例。相反，國傢的崩潰，即大型集權政體的解體，卻十分普遍。在瑪雅文明和哈拉帕文化中都可以找到例證。
正如前麵的章節所述，新石器時代中國各地也發生過多起早期復雜社會興衰的事件，例如紅山文化、良渚文化和石傢河文化。在這些案例中，似乎政治組織與文化大傳統一起發生瞭崩潰，錶現為區域範圍內考古物質文化消失，人口驟降。這些崩潰事件的原因常常歸結為氣候變化、生態災難或人類應對外部壓力的失敗。
青銅時代的中國也經曆過多起環境惡化事件，但並未導緻崩潰的發生。例如二裏頭國傢，是在氣候波動期成為一個區域強權的，而這時候很多其他地方的人口正在減少。二裏頭的興起似乎是應變理論很好的一個例證，但關於這一轉變的潛在機製目前仍不清楚。王巍曾經以環境和經濟因素來解釋早期國傢的興起（王巍 2004）。首先，二裏頭文化遺址分布在嵩山一帶海拔相對較高的地區，這個選址策略無疑能夠抵禦大規模的洪水，而很多低海拔地區的新石器聚落很可能正是被洪水摧毀的，特彆是在長江流域。其次，黃河中遊的農業流行種植多種作物，包括粟、大豆、水稻、小麥等，這比其他地區種植水稻的單一農業體係更容易維持社會的生存，正如王巍所說，粟類比水稻更容易經受氣候波動，一個政權采取多種農業形式也有助於規避作物歉收的風險。
這個觀點解釋瞭嵩山地區從龍山到二裏頭時期明顯的文化延續性，但卻沒有說明這一時期為什麼能夠誕生國傢水平的社會組織。而且，也不清楚二裏頭文化的多種作物農業體係所發揮的作用到底如何，因為，在考古發現的植物遺存中，大豆、水稻和小麥僅占很小的比例（Lee，G. and Bestel 2007; Lee, G. et al. 2007；趙誌軍 2009b）。以往的研究已經證明二裏頭文化核心區的人口有一個迅速的增長（Liu, L. 2006：182-6；Liu, L. et al. 2002-2004；許宏等 2005）。因此，關於氣候不穩定時期伊洛河流域人口增長的原因仍然有待於解釋，這是國傢形成問題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根據地理信息係統（GIS）模式的分析結果，伊洛河流域二裏頭文化的人口，達到瞭最大承載量的78%，超過瞭最佳比率（Qiao 2007）。二裏頭人比以往生産更多的食物，但使用的仍然是之前龍山晚期的那些農業技術。引導齣這一現象的關鍵社會因素是領導策略，二裏頭國傢的統治者有辦法讓更多的人更加努力地勞作，無論是威逼還是利誘。要做到這一點，貴族必須擁有禮儀和政治權力，這仍然是一個需要深入研究的問題。
在所謂中商時期，也就是從鄭州商城到安陽的過渡時期，也發生瞭多起衰落與復興事件。在此期間，鄭州的主要中心消亡，各地齣現瞭許多小中心。關於這些變化的傳統解釋是都城的遷徙。但當時明顯是多個“都城”並存，而並非像後世典籍中記載的那樣王室一係單綫承續。這種情況在山東地區錶現特彆明顯，這裏從早商到晚商，持續齣現瞭多個區域中心（方輝 2009）。這個發展過程可以這樣解釋：一種社會組織（單中心的二裏崗國傢）崩潰，為另一種社會組織（多中心國傢係統）取而代之，後來又走嚮再集權的新時期（建都安陽的晚商）。在這場轉變中，文化大傳統，即考古學上的商文化，始終保持不變。因此說，早期青銅時代的商文化即是一個文明復興的例證，在這個過程中，政治體係崩潰，但文化傳統延續下來。對一韆多年後的漢朝也可以做同樣的闡釋，雖然政治製度解體，但決不意味著固有文化價值也會一塊土崩瓦解（Hsu 1991）。

結 論
在一般的描述中，中國具有數韆年一脈相承的文明史，雖人口眾多，族群復雜，卻能凝聚一體。這並不是說政權會屹立不倒，而是指深深植根於古代的文化價值，使得中國文明能夠世代相傳。
正如我們在本書所描繪的那樣，中國走嚮文明之路是一個長期、坎坷和復雜多樣的曆程。這個文明經曆瞭環境劇變的挑戰、復雜社會的興衰、社會衝突和政治紛爭、齣乎意料的社會轉形和外來影響。我們可能永遠也無法確切知道“中國性”(Chineseness)到底是如何形成的，也難以徹底瞭解古代“中國性”的一切詳情。而且，需要研究的問題永遠會比答案多。我們希望，本書有助於打開一扇窗口，能夠讓我們更清晰地認識8000多年來社會進步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這片土地上的諸多小村落一步步轉變為一個偉大的文明體係，我們稱之為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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