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走向文明之路是一个长期、坎坷和复杂多样的历程。这个文明经历了环境剧变的挑战、复杂社会的兴衰、社会冲突和政治纷争、出乎意料的社会转型和外来影响。我们可能永远也无法确切知道“中国性”(Chineseness)到底是如何形成的，也难以彻底了解古代“中国性”的一切详情。而且，需要研究的问题永远会比答案多。我们希望，本书有助于打开一扇窗口，能够让我们更清晰地认识8000多年来社会进步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这片土地上的诸多小村落一步步转变为一个伟大的文明体系，我们称之为中国。

作者简介

陈星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著有《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考古随笔》、《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合著）等。

刘莉美国斯坦福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教授。著有《中国新石器时代：迈向早期国家之路》、《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合著）等。

精彩书摘

比较视野下的中国文明

通观本书全部内容，我们可以知道，中国各个区域文化传统具有明显的多样性。但如果从全球视野来看，早期中国文化是否存在一些与世界其他地区截然不同的特征？最后一章，我们将扩大视野，尝试在与世界其他地区古代文明的比较中来认识中国文明。

阐释中国
不同知识背景的学者们都对下列问题深感兴趣：中国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有多大不同？是什么使得中国成为“中国”？什么原因使中国社会长期保持统一？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都曾经提出过这些重大问题，并运用不同方法分析研究，得到的结论也是不同的。
一般来说，大家都承认，世界其他文明的一些特征在公元前2千纪的中国也出现过。这些特征包括城市、宫殿建筑、庙宇、冶金术、文字和制度化的社会分层。但这些特征，有些实际上只是表面类似而已。如果深入考察细节，就会发现它们之间的显著区别。正如张光直在其多种论著中的概括那样（Chang 1983，1984，1986a），在古代中国，青铜技术系以礼器和武器的形式用于政治目的，而非施之于食物生产，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农业生产工具一直都是石器；中国现存最早的文字，即晚商的甲骨刻辞，主要与占卜有关；最早的城市都是政治中心，而非经济中心。这些特点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判然有别。后者的显著特点是经济和技术的发展，例如修建灌溉系统，使用金属工具从事农业生产，为了经济贸易活动而创造文字，重视交易场所而逐步形成城市。张光直进一步强调，是政治而非技术和贸易，成为推动中国文明形成这一社会变革的主要动力，商朝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Chang 1984）。在这一理论背景下，他提出，古代中国文明兴起的一个主要因素，是政治首领与萨满教的密切关系，这一宗教传统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在张光直的讨论中，萨满是宗教的执掌者，拥有沟通人与上天的权力，这种人在中国古代典籍中称之为“巫”（女性萨满）和“觋”（男性萨满）（Chang 1983：44-55）。通过萨满活动，统治者与神灵沟通，从死者那里获得智慧。因此，张光直写道，萨满教的核心作用，就是中国早期文明有别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最突出的特点。但萨满教也是中美洲玛雅文明的一个特征，所以张光直相信存在一个精神观念上的中国-玛雅文化连续体，它深植于旧大陆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潜流之中。也就是说，只有近东文明才从更早期的原始文化模式中断裂开来（Chang 1984）。
张光直关于中国-玛雅连续体和近东文明断裂说的论述，在哈佛大学的人类学家中激起了一系列讨论（Lamberg-Karlovsky, C. C. 2000; Maybury-Lewis 2000; Willey 2000）。这些讨论主要关注精神观念在文明起源中的作用，普遍反映出对20世纪80年代新考古学所强调生态和物质阐释方式的理论背离（Lamberg-Karlovsky, M. 2000:xi）。这些研究的分析方法也有一个共同之处，即都采用了新进化论的方法，试图寻求一种具有普遍性的解释，或者寻找一种塑造过去历史的原动力。
张光直的文章，注重巫-萨满活动在古代中国的作用，特别是他关于商代青铜器纹饰的萨满含义的观点，在国际汉学界也引起了很多争论。有些学者像张光直一样，相信青铜器纹饰与神话直接相关，代表了商人的宗教观念（如Allan 1993; Childs-Johnson 1998）。也有学者坚持认为礼器上的纹饰只是装饰性的，难以由此追寻商的宗教线索（如Bagley 1993）。
与本章上文所述人类学的方法（关注理论概念的泛化概括）不同，吉德炜采用了另一种视角，即历史学的方法，去探索特定的历史事件与境况，而不再试图寻找泛化的解释。他尝试去寻找史前自然环境和人类思想行为的表现特征，认为这些可能就是商文化起源的战略性因素。这些特征涵盖自然环境、器物制作、礼仪活动，直到人类的思想（Keightley 1978a, 1987,2004）。例如，吉德炜指出，中国古代的地理环境特点有助于解释其文化发展的形式。早期中国文化的根基是农耕，所以市场的作用似乎很不重要。另外，主要大河的流向是自西向东，这种自然环境很难激发地区间贸易的发展，因为它们流经的纬度相同，故而自然资源基本相似。中国缺乏大范围贸易网络也可以用自然资源分布的广泛性来解释，各地日常生活都可自给自足，没有必要进行贸易。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自然环境与此完全不同，社会发展急需的金属矿石、坚硬的石料和好木材十分缺乏，都要依赖远程贸易网络获取（Keightley 2004）。按照吉德炜的观点，早期中国文明商业市场不发达显然与宗教行为和政治决策无关，而是由客观环境造成的。
正如吉德炜所说，没有人能够完全知道中国何以“中国”，但可以尽力去认识人们所选择的社会机制、文化决策和自然环境，由此我们对于那些影响历史进程的诸多因素会有更深入的了解，正是它们造成了中国文明的与众不同（Keightley 2004）。

古代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
造成中国文化有别于世界其他地区的原因，的确与中国地理环境有莫大的关系。正如第2章的讨论，传统上都认为中国文化传统及国家基本上是独立起源的，因为中国与印度河流域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其他早期文明中心距离很远，很难到达，它们之间的联系也很少（Murphey 1972）。通过本书的内容，我们可以证实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在史前时期确实存在联系，这种联系始于史书所载汉朝西北商路建立之前。经由北方路线的交流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明显已经存在，证据就是细石器技术在欧亚草原和中国北方的广泛分布。因此，我们并没有理由设想，这种通过北方路线的交流后来就不存在了。
考古资料显示，如果没有吸收来自中国之外的很多新技术，中国文明不可能达到那么高的复杂程度。最显著的发明包括青铜技术、马车、小麦、大麦、马、牛、山羊/绵羊，都是从中亚传入中国的（见第四章、第十章）。中国与欧亚草原之间的交流可能通过北方与西北广大地区的多条路径进行，但直接的交流可能是通过北方边境的居民完成的，他们发挥了两地之间媒介的作用。
中国西南部与南亚之间在古代也通过一条不太为人所知的路线进行交流，时间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千纪的后半段。这条古代商路将四川——中间经过云南和缅甸——与印度连结起来，并进一步延伸到中亚和欧洲。这条商路上的货物包括四川和云南的纺织品、竹制品、盐以及来自南亚和中亚的子安贝、玻璃珠、玛瑙珠和其他贵重物品（江玉祥 1995；张学君 1995）。这种交流可能在史前时期已经开始，四川三星堆遗址发现的大量海贝就是例证（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1999）。
使用航海技术进行海上交流，在新石器时代已经显著发展起来。这种能力使东南沿海新石器人群得以跨越海峡到达台湾，大坌坑文化即其表现，时间早至公元前4500年（Chang and Goodenough 1996）。在山东半岛沿海遗址，发现有长江下游良渚文化（3300 BC～2000 BC）风格的陶器（栾丰实 1996：57）。在东南沿海遗址——福建黄瓜山，发现有属于北方作物的小麦种子（约2000 BC）（Jiao 2007）。以当时的航海技术能走多远现在还不得而知，但如果说在史前时期船只已经能够来往中日之间，并不令人惊讶。正如安志敏的研究，在日本已经出土了典型的长江流域新石器文化的遗存，如玦、干栏建筑和稻作农具等（安志敏 1984，1990）。
重要的是应该注意到，与外部世界的交流刺激了中国社会与技术的发展。外来技术被中原居民创新性改造，并将它们纳入本土的社会政治与精神观念系统。因此，未来要研究的问题，并不仅仅是了解由草原传入中国的独特文化因素有哪些，还有它们被接受的方式，以及它们在中国文明形成过程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进入中国的新技术，到底是打包引进，还是单个而来，现在也不清楚。一旦为中国采纳，它们似乎就会逐渐广泛传播开来。在国家形成期，从二里头到商，几乎所有这些技术运用之密集与强度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外来驯化的动植物，如小麦、大麦、绵羊/山羊和黄牛，最早出现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在二里头和商逐渐成为常见之物，提供了新的食物来源，使城市中心的人口迅速增长，也促进了早期国家疆域的扩张。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认为，这些先进农业技术在中国文明形成中的动力作用，并非因为生产工具提高了效率（青铜器对应石器），而是由此获得了更多富有营养的食物来源。
其他一些外来技术，如冶金术、马和马车，似乎用于另外一种目的：制造和强化社会等级。但直到国家形成之前，这个功能并未成形。在中国北方各地，几个新石器晚期文化都在使用小件青铜工具（如刀）和装饰品，并未将它们纳入彰显社会等级的规范化符号系统。仅仅到了二里头时期，才开始铸造青铜礼器。通过仿造白陶酒器，青铜器与现行礼仪制度结合起来。同样，在晚商之前的数百年间，马匹在齐家文化是作为富含蛋白质的食物消费的，只是到了殷墟王室贵族手里，才借用马和马车创造了一种新的地位标志。在接受和再创造的过程中，这些技术有助于中国早期文明产生新型的文化价值，开创社会发展的新时代。

中国文明与文化认同的形成
正如很多学者指出的那样，中国古代文明不同于美索不达米亚，后者依赖对外贸易获取生业必需品，贵重物品则是经济的核心要素，也是政治体制形成的关键所在（如Pollock 1999），而古代中国人主要依靠丰富的本地自然资源满足生业需求。但这种相对自给自足的区域经济方式，需要辅之以积极的长途交换才能获得奢侈品和稀有原料，在史前时期和早期历史时期都是如此。贸易活动与礼仪行为密切相关，而礼仪行为常使用某些类型的贵重物品，特别是玉器和青铜器。这些礼仪形态有助于中国文明形成期在大范围内形成共同的信仰体系、祭祀方式和象征性符号组合。
在新石器时代，由礼仪活动和通过某些礼器表现的社群之间的关系，明显比较分散，同时不同的地方传统之间也有一种相互融合的趋势。这些过程有助于形成某些共同的价值观，并以艺术品的形式表现出来。但是，随着中原地区早期王朝都城的建立，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转变，即贵重物品和资源作为贡品由周边地区流向政治中心。这种发展可能有助于创造出“中国”的概念，即中心国家，体现出中原地区的居民将他们的家园视为世界的中心。“中国”一词最早出现在西周早期铜器“何尊”的铭文上，铭文记载了周成王在“中国”兴建成周的事件，“中国”即指伊洛河地区，但这个潜在的政治地理概念，可能在商王朝时期已经存在了（Hsu and Linduff 1988:96-101）。但这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概念，可能并不会得到中原之外地方政体的公认，但我们很难知道他们的看法，因为同时代的这些文化并没有文字记录流传下来。
早期王朝时期新的民族自我意识的形成，特别在商和西周时期，可能与中原人群和边缘地区人群——特别是北方边疆以及更远地区的畜牧民族——交往越来越多有密切关系（陈连开 1989；费孝通 1989；王明珂 2001）。

复杂社会的兴衰
过去数十年来关于文明兴起的讨论很多，但近年来关于复杂社会和文明的崩溃这一新问题也赢得了较多关注（如Diamond 2005; McAnany and Yoffee 2010; Tainter 1988; Yoffee and Cowgill 1991）。常见的研究方法有两种。一种方法（气候论）是寻找气候变化与复杂社会系统剧变之间的时空对应联系，将环境恶化作为文明衰亡的主要原因（如，Diamond 2005; Weiss and Raymond 2001; Wu, W. and Liu 2004）。另一种方法强调人类应对压力的应变能力（应变论），将社会看作一套机制，具有处理外部挑战的内在能力。社会变化是间断发生的，自然资本缓慢积累的过程会不时被突如其来的压力打断，并导致这些存留社会系统的重组（Redman 2005; Redman and Kinzig 2003）。后一种见解颇受支持，很多案例研究表明，社会常常修正其行为，以应对眼前的危机，但很有可能的是，那些用来应对不断发生的短期危机的方法，可能并不能解决某些长期而严重的问题（McAnany and Yoffee 2010; Rosen 2007b）。我们相信，对于认识过去人类与环境的关系，两种方法都有价值。我们需要了解环境影响的程度，也需要估量社会应对外部挑战的策略，这些应对策略成败皆有可能。
崩溃事件在人类历史上不断重演，但重要的是要将国家（政治组织）的崩溃和文明（文化大传统）的崩溃区别开来。正如叶斐的讨论，这两个术语属于不同的概念，它们的过程表现了社会变化的不同轨迹（Yoffee 1991）。文明的崩溃较为罕见，仅有美索不达米亚一个典型案例。相反，国家的崩溃，即大型集权政体的解体，却十分普遍。在玛雅文明和哈拉帕文化中都可以找到例证。
正如前面的章节所述，新石器时代中国各地也发生过多起早期复杂社会兴衰的事件，例如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和石家河文化。在这些案例中，似乎政治组织与文化大传统一起发生了崩溃，表现为区域范围内考古物质文化消失，人口骤降。这些崩溃事件的原因常常归结为气候变化、生态灾难或人类应对外部压力的失败。
青铜时代的中国也经历过多起环境恶化事件，但并未导致崩溃的发生。例如二里头国家，是在气候波动期成为一个区域强权的，而这时候很多其他地方的人口正在减少。二里头的兴起似乎是应变理论很好的一个例证，但关于这一转变的潜在机制目前仍不清楚。王巍曾经以环境和经济因素来解释早期国家的兴起（王巍 2004）。首先，二里头文化遗址分布在嵩山一带海拔相对较高的地区，这个选址策略无疑能够抵御大规模的洪水，而很多低海拔地区的新石器聚落很可能正是被洪水摧毁的，特别是在长江流域。其次，黄河中游的农业流行种植多种作物，包括粟、大豆、水稻、小麦等，这比其他地区种植水稻的单一农业体系更容易维持社会的生存，正如王巍所说，粟类比水稻更容易经受气候波动，一个政权采取多种农业形式也有助于规避作物歉收的风险。
这个观点解释了嵩山地区从龙山到二里头时期明显的文化延续性，但却没有说明这一时期为什么能够诞生国家水平的社会组织。而且，也不清楚二里头文化的多种作物农业体系所发挥的作用到底如何，因为，在考古发现的植物遗存中，大豆、水稻和小麦仅占很小的比例（Lee，G. and Bestel 2007; Lee, G. et al. 2007；赵志军 2009b）。以往的研究已经证明二里头文化核心区的人口有一个迅速的增长（Liu, L. 2006：182-6；Liu, L. et al. 2002-2004；许宏等 2005）。因此，关于气候不稳定时期伊洛河流域人口增长的原因仍然有待于解释，这是国家形成问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根据地理信息系统（GIS）模式的分析结果，伊洛河流域二里头文化的人口，达到了最大承载量的78%，超过了最佳比率（Qiao 2007）。二里头人比以往生产更多的食物，但使用的仍然是之前龙山晚期的那些农业技术。引导出这一现象的关键社会因素是领导策略，二里头国家的统治者有办法让更多的人更加努力地劳作，无论是威逼还是利诱。要做到这一点，贵族必须拥有礼仪和政治权力，这仍然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
在所谓中商时期，也就是从郑州商城到安阳的过渡时期，也发生了多起衰落与复兴事件。在此期间，郑州的主要中心消亡，各地出现了许多小中心。关于这些变化的传统解释是都城的迁徙。但当时明显是多个“都城”并存，而并非像后世典籍中记载的那样王室一系单线承续。这种情况在山东地区表现特别明显，这里从早商到晚商，持续出现了多个区域中心（方辉 2009）。这个发展过程可以这样解释：一种社会组织（单中心的二里岗国家）崩溃，为另一种社会组织（多中心国家系统）取而代之，后来又走向再集权的新时期（建都安阳的晚商）。在这场转变中，文化大传统，即考古学上的商文化，始终保持不变。因此说，早期青铜时代的商文化即是一个文明复兴的例证，在这个过程中，政治体系崩溃，但文化传统延续下来。对一千多年后的汉朝也可以做同样的阐释，虽然政治制度解体，但决不意味着固有文化价值也会一块土崩瓦解（Hsu 1991）。

结论
在一般的描述中，中国具有数千年一脉相承的文明史，虽人口众多，族群复杂，却能凝聚一体。这并不是说政权会屹立不倒，而是指深深植根于古代的文化价值，使得中国文明能够世代相传。
正如我们在本书所描绘的那样，中国走向文明之路是一个长期、坎坷和复杂多样的历程。这个文明经历了环境剧变的挑战、复杂社会的兴衰、社会冲突和政治纷争、出乎意料的社会转形和外来影响。我们可能永远也无法确切知道“中国性”(Chineseness)到底是如何形成的，也难以彻底了解古代“中国性”的一切详情。而且，需要研究的问题永远会比答案多。我们希望，本书有助于打开一扇窗口，能够让我们更清晰地认识8000多年来社会进步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这片土地上的诸多小村落一步步转变为一个伟大的文明体系，我们称之为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