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艺术家，我们谁敢用维特根斯坦那样一个毋庸置疑的口气说“艺术是一种永恒的方式”？我们根本不可能给出这样的定义。所有这些东西都是片断的，短暂有效的。但是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辛迪·舍曼有一些东西肯定具备所谓的艺术价值，也就是关乎我们本性的东西，人和世界的关系。未来在回望这个时代的时候，她一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视觉图像标本。好的艺术家、好的作品是能劈开时间的。——向京

那是一段精神生活特别丰富的日子。音乐、电影、聊天，看着颓废，但也挺积极的。那时候我喜欢玩，喜欢跟朋友们交流，对未来没什么设想，反正觉得这样饿不死，没有太多压力。生活很充实，充实到觉得物质生活可以舍弃。——黄觉

精彩书摘

黄觉：我的黎明骊歌

口述_黄觉　采访_叶三

一

1993年来北京的时候，我的心态是一个“骨肉皮”。其实我来北京最基本的动机，是在家乡感知了摇滚。那时候，我们跳舞的都是去深圳，没有去北京的，因为深圳挣钱。但我来了北京。

在北京待了六年多，我基本上一直在跳舞，后来还做模特—硬照和走台模特。那时候我大概是全北京、全中国最矮的模特。

最早，我帮新丝路演艺界模特大赛跳开场舞，跳着跳着就跟那些艺人联系上了。模特不是特高吗？有一次某个意大利品牌来中国做时装发布会，他们觉得中国人矮，就拿了一些一米八几的衣服，那帮模特都穿不进去，新丝路一拍脑袋就把我们这帮跳舞的拽来，全穿上走了一遭。走了第一次就一直走了好几年。

那时候我一个月能赚几千块钱。1997年开始，我搬到了望京，之前都是合租，后来慢慢长大，想要有自己的空间了。我找到南湖东园的一居室，月租1300，自己将将能够。

我家一室一厅，大概60平米，但是顶特别高，还有一个阳台，看起来属于特别年轻人生活理念的一个空间。我自己刷墙，调色不小心调成了香芋冰激凌的颜色，于是我的墙壁是香芋色，我的门、沙发，和别的所有的东西全是蓝色。当时老狼在我旁边租了一个两居室，问我刷什么颜色，我说橘黄，他就刷了。他屋里有一盏灯是红纸糊的，晚上一开灯，墙就不是橘黄，是红色。我们从楼下往上看，他家是一间红屋子。这屋子待不下去，在家里老想出去。于是三天之后他又刷成了白色。

那时候望京特别偏，边上就是田野。朋友们来找我玩，觉得不错，慢慢就全都搬过来了，最早的是岳浩昆、陈小虎、窦唯、陈劲、老狼，全是做音乐的人。我来北京的梦想那时候就已经达成了，其实我就想离这帮人近一点。

老狼我从来不提他是哥。我们开始见面的时候两个人都照眼，互相绕着圈，谁都不忿谁那种。我最早帮潘劲东伴舞，潘劲东跟老狼是同一拨，全是94新生代，都是一首歌走遍天下。第一印象很糟糕，在我眼里他就是一个走穴的，虽然我也好不到哪去，我是跑歌厅的。我还没认识他的时候，有一次我在汽车里听广播，他做嘉宾聊音乐，“我喜欢Suede，现在放一首Trash……”他比很多摇滚青年都有文化，要排除这些成见跟他坐一块儿聊天，才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那时候我一般都是下午三四点醒，然后就开始约饭，再看看谁家有空，去谁家糗会儿，晚上看哪儿有地儿混。其实那时候真的不知道在玩些啥。比如朋友们说来家里排练，可能几个人中午吃个饭，到我家里打开电视，看电视看一下午，这一天就过去了。或者是几个人跑到望京公园，钓金鱼钓一下午，放风筝放一下午，打牌打一天。那里算是一个北京亚文化地带。最有钱的就是老狼了，他有一辆捷达王，基本上都是他买单，我就是他的一个食客，到现在我还欠他几千块钱没还。

当时我还有一个闲职。凯宾斯基对面有一个日本餐馆叫三四郎，有个社会大哥要情调一把，在那里开了一个两层的酒吧，酒吧叫“泡沫红茶”，顺带卖珍珠奶茶。也不知道他倒了什么霉找到我当经理，然后我就把它变成了一个据点，一帮人经常在那里混到天亮。

也有时候，我睁开眼就做音乐。那时候做音乐完全没有目的，做的基本上全是自己愿意听的电子音乐。器材都是从别人那里顺来的。当时冯小波在黑豹，还挺有钱的，他去日本演出，买回来一堆设备，我看见他的罗兰505，说，“这个不错”，就扛回家。采样、键盘全是黄小茂的，我一分钱没花。我那时候设备可多了，堆满地，一整个家全是。只有一台电脑是自己赊账买的。

那是一段精神生活特别丰富的日子。音乐、电影、聊天，看着颓废，但也挺积极的。那时候我喜欢玩，喜欢跟朋友们交流，对未来没什么设想，反正觉得这样饿不死，没有太多压力。生活很充实，充实到觉得物质生活可以舍弃。

二

年轻的时候我有那种优越感，就是恋爱不会受伤害，一般都是让别人受伤害。就算当时觉得是失恋，后面想想不是失恋，是失面子。

有一次我跟高原两个人走在三里屯。三里屯一条街，一边是酒吧，另一边是面摊。走到一个酒吧，一个女孩在那儿吃东西，我就跟高原说，这女孩不错，你要是帮我把电话号码给那个女孩，我就请你吃Jazz Ya—Jazz Ya那时候挺高级的。高原二话不说赶紧写了塞过去，然后我们就直接去Jazz Ya吃饭，刚坐下那女孩电话就来了。

那是个上海女孩，在北京自己一个人住，特别神秘。她很快就跟我们混在了一块儿。我被那个女孩的魅力吸引，迅速就爱上了。因为她跟我们这群人完全不一样，她特别活泼，特别阳光，特别有能量。她拉我们一帮很颓的人去打网球，晚上又跟我们一起去酒吧，还可以上去弹钢琴。我觉得这女孩太棒了。

我是以一种热恋的状态扑身到这女孩身上，结果她特别决绝地把我给挡开了。后来，我发现她迅速地占据了我的生活圈，跟所有人打成一片，我被慢慢地边缘化，她变成了我朋友圈的主人。突然间，我就觉得失恋了。这一下让我体会到了女孩的那种bitch，以前没有感受过的。我没办法跟我的朋友说这是一个婊，我没办法撒这个娇。每天，我自己躲在一居室里疗伤，枯坐着等到天亮。高原每天玩到天亮回家，看到我灯还亮着，打电话说，“黄觉你没事吧？”我说“没事”。

这样的事儿让我怀疑自己。我觉得自己怎么会那么糟糕？变成了这样。那段时间其实我经常脚踩两三只船，但自己又不是这块料，发email都会发错人。我解决不好这样的事情，但又不可能专心致志，没办法。后来我发现荷尔蒙可能会蒙蔽自己，觉得年轻就应该这样。

那时候我二十六七岁，没有父母年迈的压力，也没有被传统价值观说服。每天换不同的场合，晚上出去社交厮混到天亮，那种莫名其妙的日子，我觉得会是一辈子的事。我没法想象用另外一种状态去过另外一种生活，因为不只是我们年轻人，这种状态中有三十多、四十多、五十多的人，他们也是这样，我觉得这可能是一种最佳的生活状态，不然这帮老头儿怎么解释？

当时作为一个模特，我已经偏大龄，工作机会越来越少，在家里做音乐的时候越来越多。每天打开电脑就是一个条件反射，做什么，我不知道，因为不做音乐的话什么都不能做。摇滚挺害人的。当时陈劲住我隔壁，有时我出门，都走到楼下了，发现没有打车钱，整个院里就陈劲和我在，老狼等那些有钱人都在外地走穴。我打个电话给陈劲说，“大劲有100块钱么，扔下来给我”，然后陈劲说“没有”。

后来想想，二十六七岁正是人最彷徨的时候，没工作，没未来，什么都没有，快到三十岁，也不敢像二十出头时那么狂妄了。最深刻的是，当时身边的朋友一个个地情绪崩溃。那些人在我眼里是特别优秀的，而且是性格特别好的人。他们没路可走了，我再往前走的话也会像他们一样。当时感觉特别恐怖，但其实也没有办法，心里说我不想，但是深处其中，没法改变。当时我只是意识到，不能再这么过下去了。

前言/序言

一个执拗的低音

文|郭玉洁

《正午》创办的时候，媒体正四处唱着哀歌。在政治、资本的意志下，纸媒关闭、紧缩，新媒体看似时髦却总是焦虑于盈利模式，媒体人纷纷转型，更常见的词是，创业。频繁变动的年代，人们已经习惯了一种临时状态：走一步，看一步。如今这种状态更为焦灼。在这样的氛围中，《正午》存活下来，并赢得好评，实在很难说清多大程度上是读者厌倦了喧哗，因此辨认出了一个“执拗的低音”？

创办《正午》的几个编辑、记者，之所以留在媒体的逆流，除了别无所长，还因为我们都着迷于非虚构叙事这门技艺——在现实生活、作者和读者之间，制造出一个文字的场，三者互相牵引，紧张又优美。这一制造的过程，从发现选题、采访、研究、写作、编辑到面对读者，现实感和创造性融于一体，很有挑战，也很有乐趣。

由此产生的文体，我们简单地称为非虚构，而不再缠绕于此前的纷繁命名，纪实、特稿，等等。这意味着，只要没有事实层面的虚构，只要是好的写作，不拘任何形式。说到底，最重要的是你为读者讲述了什么，是否言之有物，又是否寻找到了合适的形式。而情书、墓志铭、学术散文、一次谈话、一段口述，都可能是充满理解力、感受力，在宽广层面的非虚构写作。

这种命名也解放了媒体逐渐建立起来的选题等级：官员、商人和热点优先，成功者的故事优先。有时，我们会捡起其他媒体弃而不用的选题，它们或者是普通人的故事，“不够重要”，或者是“不像新闻”。尽管这是我们可以感知的现实，尽管写作者对题材充满感情，但是因为不“主流”，就有不被讲述、进而被遗忘的危险。历史的书写，从来如此。

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曾经讲述自己为什么写作，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母亲的表弟曾经顽强地抵抗纳粹突击队，坚持到最后一刻，失败后，他和其他抵抗的民众“在行刑队面前消失了”，他的名字再也没有人提起，成了一个不存在的人。格拉斯决心让他活在自己的写作里，在他作品的碎片中，到处长眠着母亲心爱的表弟。

世界仍然生活在故事当中，以遗忘、抹灭大多数故事为代价。今天中国最主要的故事，是马云的故事（以及千千万万个变种）。为了抵御这种单一，我们应该学习讲故事。长久地凝视现实，让被遗忘的复活，赋予普通人尊严，以配得上丰富、变幻的中国。

本书所收录的，就是这些尝试的例证。

正午4：我的黎明骊歌下载 mobi epub pdf txt 电子书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