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1889年,蒙自开埠,云南对外贸易开始步入口岸贸易的新阶段。而随着思茅、腾越的相继开关,云南口岸贸易从1902年起形成了三关并立发展的新局面。张永帅著的《空间视角下的近代云南口岸贸易研究(1889-1937)》充分利用旧海关资料,以空间的视角,在描述近代云南三关腹地范围和外部市场特征的基础上,探讨外部市场、内部区域特征对三关贸易特征形成的塑造作用。
《空间视角下的近代云南口岸贸易研究(1889-1937)》认为,从贸易功能上讲,口岸实际上起着连接内(腹地)外(外部市场)两个扇面的节点的作用,口岸贸易特征的形成和演进是内外扇面共同塑造的结果,近代云南三关贸易的异同是三关腹地特征和外部市场结构交互作用的结果。
作者简介
张永帅,1980年生,甘肃天水人,先后求学于陕西师范大学和复旦大学,分别获得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现为云南师范大学历史与行政学院专任教师,副教授,中国古都学会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历史人文地理,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史林》《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等刊物发表论文30余篇,出版著作3部(合著),获云南省哲社成果奖一等奖1项,主持国家、省部级项目3项。
内页插图
目录
导论
一 选题缘由
二 时间断限
三 学术史回顾
四 空间的视角
五 主要资料
第一章 从传统贸易到口岸贸易
第一节 蒙自开埠前的云南对外贸易(1644-1889年)
一 蒙自开埠前云南对外贸易的空间格局
二 蒙自开埠前云南对外贸易的主要方式及其商品构成
三 蒙自开埠前全国对外贸易格局中的云南
第二节 近代云南的口岸与海关(1889-1937年)
一 近代云南口岸的渐次开放
二 近代云南的海关体系与贸易统计
第三节 蒙自开埠后的云南对外贸易(1889-1937年)
一 开埠与云南外贸地理格局的变化
二 开埠后云南对外贸易的进步
三 开埠后云南对外贸易发展的局限
第四节 小结
第二章 近代云南三关的腹地演变和外部市场网络
第一节 近代云南口岸一腹地格局的演变
一 “腹地”的内涵
二 开埠初期蒙自的腹地(1889-1897年)
三 思茅开埠后蒙自腹地的变化和思茅的腹地(1897-1902年)
四 腾越开埠后蒙自、思茅腹地的变化和腾越的腹地(1902-1910年)
五 云南口岸一腹地格局的确立(1910年至20世纪30年代)
第二节 近代云南口岸的外部市场网络
一 香港贸易网络和仰光贸易网络
二 香港、仰光贸易网络与近代云南口岸
第三节 小结
第三章 外部市场、内部区域与近代云南三关贸易地位的形成
第一节 近代云南三关各占全省口岸贸易量比重的变化
一 各关进口分别占全省进口贸易比重的变迁
二 各关出口分别占全省出口贸易比重的变化
三 各关在全省进出口贸易中比重变化的总趋势
第二节 外部市场、内部区域与近代云南三关的贸易地位
一 外部市场依赖路径与近代云南三关的贸易地位
二 内部区域特征与近代云南三关的贸易地位
第三节 小结
第四章 外部市场、内部区域与近代云南口岸贸易的变动趋势
第一节 雨水、瘴疠:腹地自然生态与近代云南口岸贸易的季节性波动
一 从运货骡马数量的变化看口岸贸易的季节波动
二 雨水与口岸贸易的季节性波动
三 瘴疠与口岸贸易的季节性波动
第二节 外部市场、内部区域与近代云南口岸贸易的年际变动趋势
一 资料、方法和概念
二 总体印象:云南全省口岸贸易的年际变动趋势
三 分关描述:蒙自、思茅、腾越三关的年际贸易增长趋势及其差异
四 外部市场与内部区域:近代云南口岸贸易变动趋势形成的空间机制
第三节 小结
第五章 外部市场、内部区域与近代云南口岸贸易的商品结构
第一节 近代云南口岸贸易的商品结构
一 蒙自
二 思茅
三 腾越
第二节 腹地供需结构与近代云南口岸进出口商品的构成特征
一 腹地供需对口岸进出口商品构成的影响
二 腹地需求与口岸进口商品结构的形成
三 腹地产出与口岸出口商品结构的形成
第三节 外部市场网络与近代云南口岸进出口商品的构成特征
一 外部市场网络与近代云南口岸进口贸易
二 外部市场网络与近代云南口岸出口贸易
第四节 小结
结语
一 主要结论
二 讨论与反思
三 从历史到现实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前言/序言
张永帅博士的著作《空间视角下的近代云南口岸贸易研究(1889-1937)将要出版,邀我为书写序。我不由地想起他在复旦随我攻读博士学位,并共同讨论近代云南经济地理研究的情景。
近十余年来,我本人和研究生们主要探讨中国近代经济地理,主要从沿海口岸人手,探讨港口城市与其腹地的经济变迁及其形成的区域联系和地理格局。有感于以前的研究侧重沿海口岸及其腹地,少有沿边口岸及其腹地的研究,势必影响我们对近代中国的经济变迁与经济地理得出比较全面的看法。因此,我希望永帅能够以云南作为研究对象。他接受了我的建议,努力爬梳史料,进行地域考察,阅读西南乃至近代中国、东南亚的相关学术论著,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到云南师大历史系任教以后深化认识,拓宽视野,终于形成这本学术著作。
一
在指导永帅博士学位论文的过程中,我们逐渐加深了对近代边疆历史地理的理解。我以为,近代边疆历史地理之于近代中国研究,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复杂性、特殊性和紧迫性。
中国地域广袤,接近于一个欧洲,既是海洋大国,更是陆地大国,有着长达2.2万公里的边防线,与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交界。近代以来,中国边外国家,或本身为列强,或沦为列强的殖民地,或受到列强的控制,强敌环伺,从各个方向侵入中国边疆,不仅图谋政治经济利益,甚至夺取大片国土,并从边疆进一步向内地扩张。就近代中国经济变迁而言,由于进出口贸易是外力导致近代早期经济变迁的首要途径,广泛存在于沿海沿边地区的通商口岸,使得中国近代经济变迁的空间进程,不仅存在“自东向西”,即自东部沿海口岸向位于中西部地区的腹地推进,也存在“由边向内”,即自边疆口岸向其腹地推进。总之,无论从哪一个角度而言,边疆历史地理研究都是近代历史地理研究的最重要部分之一。
中国区域众多,各区域在地理条件、区域位置、民族分布、经济文化,乃至政治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差异,差异最显著的无疑又是边疆地区。这一点,便使得广大边疆地区的历史发展具有不同于中原地区的特点,而且边疆内部,甚至同一个省区内部,都有着较大的差异。云南就是这样,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调查,已表明云南省在同一个时期的不同的地方,甚至同一座高山不同高度的区域,便同时存在原始氏族社会末期、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发展阶段。
近代经济地理变迁的空间进程研究表明,“港口一腹地”状况不仅制约了区域之间经济政治文化的差异,也制约了区域之间的联系。长期以来,穿过同一块“港口一腹地”内部的巨川大河,与大致上位于河口或重要交通枢纽的口岸城市,是塑造“港口一腹地”系统的主要因素。塑造我国大部分地区的“港口一腹地”系统的河流,除了东北的河流自北向南流之外,其他的河流都自西向东流人大海,这些“港口一腹地”系统都完全位于我国境内。唯独边疆,其靠近国境线的相当大的区域,不仅口岸大多位于边境,作为人流和物流通道的大河或交通线主要自边疆通向境外国家,因此它们的“港口一腹地”系统可以说港口(或口岸)位于国外,连通腹地的河流或交通线的主要部分在国外,而位于我国境内部分只是其尾端而已。显然这是边疆状况不同于内地状况的主要因素之一,只是人们在研究近现代边疆状况时往往忽略这一点。可以说,主要是区域内部的多样性和“港口一腹地”系统的外向性,导致了边疆地区问题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凡要探讨历史上和今日的边疆问题及其对策,不可不重视上述两大因素。
书名:近代中国口岸城市的空间重塑与社会变迁:以长江流域为例(1860-1937) --- 内容简介 本书聚焦于晚清至民国时期(1860年至1937年),长江流域沿线主要口岸城市的空间结构演变、经济功能转型及其对区域社会产生的深远影响。在列强叩关、条约口岸开放的历史背景下,传统中国城市的地理形态与社会秩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冲击。长江,这条中华民族的经济命脉,在新的全球贸易体系中被重新嵌入,催生了一系列具有鲜明近代化特征的口岸都市群。 本书突破了以往单纯从宏观经济或政治史角度考察口岸发展的局限,着重从空间视角(Spatial Perspective)切入,深入剖析了这些城市内部景观的重构过程。我们认为,口岸的开放不仅仅是贸易量的增加,更是空间权力、物质形态和文化符号的剧烈更迭。 一、 空间秩序的撕裂与重构:城市布局的“双轨制” 近代口岸的形成,最直接的表现是城市空间布局的“双轨制”的出现。一方面,是传统城垣内部的维持与缓慢调整;另一方面,则是围绕着海关、租界、码头、火车站等新要素构建的“前沿空间”。 本书通过对如汉口、重庆、芜湖等典型口岸城市的个案研究,详细描绘了这一过程。租界的设立,不仅是政治主权的让渡,更是空间治理权的分割。洋行、领事馆、外国商行优先占据了滨江的黄金地段,形成了以现代商业和外事功能为主导的“外向型空间”。这种空间扩张往往是线性的、轴向的,沿着长江岸线和新开辟的马路铺展,与传统以庙宇、衙门为中心的内向型城市结构形成鲜明对比。 我们关注到,在“双轨制”的空间结构中,本土精英(买办、地方绅商)扮演了至关重要的中介角色。他们通过参与新式商业活动、投资新式建筑,努力在被西方主导的空间中开辟出属于自己的“准现代空间”,如新式里弄、华洋商会所在区域,这些区域成为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异质文化碰撞、交融的前沿地带。 二、 交通基础设施的地理权力转移 长江航运的近代化是口岸城市重塑的核心驱动力。本书深入考察了轮船的引入、码头设施的升级、以及铁路的修建对城市地理重心的再定义。 传统的商业中心往往依赖于内河驳运和传统漕运网络。随着蒸汽动力的普及,大型轮船的停靠需求使得港口设施必须进行垂直化和规模化改造。这种对深水岸线的竞争,直接导致了城市功能区的迁移——传统沿江的居民区和手工作坊被挤压,让位于仓储、装卸和行政管理设施。 铁路的引入,例如川汉铁路的规划与建设,则在更大尺度上重塑了长江流域的交通格局。本书分析了铁路站点的选址如何成为新的经济增长极,以及它如何打通了口岸城市与其腹地的空间连接,改变了传统的物资流向和人口集散模式。例如,某些原有的内河重镇,因未能及时适应铁路和深水航道的要求,其经济地位逐渐边缘化,印证了交通基础设施“地理权力转移”的逻辑。 三、 商业空间的物质化与社会阶层分化 口岸城市的物质景观是社会变迁的直观体现。本书详细分析了不同商业形态的空间表现。 洋行与高级零售业:集中在租界或核心商业区,其建筑风格(如折衷主义、新古典主义)本身就是权力与财富的象征,面向的是少数上层社会和买办阶层。 新式百货商店的崛起:以长江中下游城市为代表,百货商店的出现标志着消费文化和“公众空间”的萌芽。这些商店在空间上力求模仿西方现代性,但在其运营和管理上则带有强烈的本土色彩,是本土资本挑战外商垄断的缩影。 传统商业区的适应:老城区的手工作坊、传统店铺如何通过“垂直化”(如将店铺设在一楼,居住在楼上)或向次级街道迁移来维持其生存空间,体现了社会底层商业群体的韧性与挣扎。 这种物质空间的分化,直接反映了新的社会阶层结构——跨国资本、本土买办、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大量涌入城市的产业工人和手工业者之间的空间隔离与互动。空间隔离固化了阶层差异,而核心商业区的公共空间则提供了有限的互动平台,成为文化交流与社会张力并存的场域。 四、 城市规划的实验场:从无序到规制 在民国时期,地方政府和商会开始尝试对口岸的无序扩张进行干预,这表现为城市规划的初步尝试。本书考察了早期城市规划的文献和实践,分析了其目的性——主要是为了改善卫生条件、解决交通拥堵,以及更有意识地为民族工商业预留发展空间。 然而,这种规划往往受到既有的空间权力结构(尤其是租界)的制约。规划的推行充满了博弈,它揭示了在主权不完备的半殖民地背景下,中国城市现代化努力的空间困境。即使是地方性的“新市区”建设,也往往是在对既有空间进行“清洗”和“整理”的过程中完成的,这必然涉及到对传统聚落和弱势群体的空间驱逐。 结论 本书通过对长江流域近代口岸城市的空间研究,揭示了这些城市如何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从传统的地理节点,转变为具有复杂内在结构和多元功能的新型都市空间。这些空间的重塑不仅仅是经济活动的地理反映,更是政治主权、文化认同和社会阶层结构深度变迁的物质载体。对这些空间现象的细致梳理,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理解近代中国城市化的复杂逻辑与历史遗产。本书的研究对象为1860年至1937年间,主要集中于上海、汉口、重庆、九江、芜湖等长江中下游及上游地区的代表性口岸城市群。
我是一名对中国近代史,特别是地方性经济史发展脉络有着高度关注的读者。当我看到《空间视角下的近代云南口岸贸易研究(1889-1937)》这个书名时,立刻就被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所吸引。《空间视角》这一概念的提出,预示着作者并非仅仅停留在对经济史料的梳理和整合,而是试图从一种全新的、更具分析性的维度来审视近代云南的口岸贸易。1889年至1937年,这三十多年的时间跨度,是中国近代史中风云激荡、社会经济结构发生深刻变革的时期。云南作为中国西南边陲,其口岸贸易在这一时期无疑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它不仅是连接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地区的重要通道,更是观察中国对外经济联系如何渗透和影响内陆地区的一个绝佳窗口。我非常好奇作者将如何运用“空间”这个维度来解读口岸贸易?这是否意味着要关注贸易的地理布局、贸易路线的演变、不同口岸的功能差异?又或者,是如何理解贸易活动与地理环境、民族分布、边疆政策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口岸贸易”本身,则包含了大量的细节值得挖掘。例如,在近代早期,哪些口岸最为活跃?主要的贸易商品是什么?贸易的参与者又主要有哪些群体?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口岸的地位、商品的流向以及贸易的规模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本书如果能够通过扎实的史料研究,展现出近代云南口岸贸易的动态演变过程,揭示其背后复杂的空间逻辑和经济动因,那么它必将为我们理解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区域多样性和空间维度上的不平衡性,提供极具价值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