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风：法国知识分子与20世纪60年代的遗产（左翼前沿思想译丛08） 下载 mobi epub pdf 电子书 2024

编辑推荐

1. “五月风暴”是“二战”后发生在法国的一件全球性热点事件，该事件与20世纪下半叶盛行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关系扑朔迷离。《东风》谨慎地从“五月风暴”的前因后果、登场人物等入手，揭示了来自同时代的东方中国的革命与文化对“五月风暴”所造成的影响。

2. 理查德·沃林是享誉国际的新左派思想家、政治史学家、海德格尔研究专家，曾师从知名学者哈贝马斯。

近年，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国内一流高校均成功邀请本书作者理查德·沃林，并围绕“毛主义”与20世纪下半叶的法国政治（“五月风暴”）多次进行主题探讨。

3. 《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2012年*佳历史类图书

内容简介

20世纪60年代，社会主义运动在世界范围内方兴未艾。法国杰出的智识精英受“毛主义”鼓舞，极大地拓展了政治与文化想象。学生、左翼群体、智识精英一起推动了席卷整个法国的“五月风暴”，对当时的局势与日常生活政治展开批判，意图通过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社会运动来复兴法国的市民和文化生活。

理查德·沃林指出，60年代流行于法国智识精英中的“毛主义热”与中国现实并无实质关联。通过回顾60年代法国文化与政治生活，《东风》力图揭示“毛主义”是如何出人意料地影响了法国的民主政治进程。

作者简介

理查德·沃林

美国政治思想史家，著名国际左翼学者，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院历史、比较文学和政治学杰出教授，著有《存在的政治》《瓦尔特·本雅明：救赎美学》《文化批评的观念》《海德格尔的弟子》《非理性的诱惑》等多部作品。

【译者简介】

董树宝

博士，副教授，巴黎高等师范学校访问学者，现担任北方工业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法国当代哲学与美学、中西比较哲学、西方文学与文论的教学与研究工作，译作另有《混沌互渗》、《对话》（待出）、《<荒岛>及其他文本》（合译，待出）等。

内页插图

目录

总序

导读

序言

导论：毛主义的诱惑

第一部分 造反的时刻

第1章 决战布鲁亚安纳特瓦

第2章 20世纪60年代法国纪事

第3章 “五月风暴”：力比多政治的胜利

第4章 谁是毛主义者？

附录：论阿兰·巴迪欧的宗派毛主义

第二部分 知识分子的时刻

第5章 让-保尔·萨特的完美的毛主义时刻

第6章 穿梭于文化政治地狱的《太凯尔》

第7章 福柯与毛主义者：生命政治与介入行动

第8章 不可能的遗产：从文化革命到结社民主

参考文献

索引

精彩书摘

导读 “东风”的法国之旅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际形势风云变幻、错综复杂，两大阵营斗争激烈，呈水火不容之势。当时毛泽东洞若观火，写道：“世界上现在有两股风：东风，西风。中国有句成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我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在理查德·沃林笔下，一股强劲的“东风”盘旋于巴黎的街头巷尾，掠过大学的教室饭堂，激发了青年学生的革命激情，造反的浪潮一波波接踵而至，终演化为一场波澜壮阔的“五月风暴”。毛主义如星星之火一般焚野燎原，孕育了后五月时期形形色色的文化思潮，直接催生了持续影响当下的日常生活政治。

关于法国“五月风暴”的研究著作多如牛毛，既有当年参与者的回忆录与反思作品，也有当年旁观者的所见所闻，更有形形色色、视角迥异的研究著作。如何从这些繁多的研究之中独辟新径，重新审视这段历史？这就是理查德·沃林在《东风》一书中努力要探寻的问题。《东风》之所以有别于其他著作而颇具新意，就在于它从众多研究者经常忽略的“毛主义”出发来重新打开那段鲜活的历史，重新描绘轰轰烈烈的文化革命和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

法国危机重重

“五月风暴”前夕，世界各地爆发了学生造反运动，革命幽灵一再重现，青年学生开始创造一种反映自身诉求的青年文化。当时法国虽处于“光辉三十年”的经济繁荣时期，但是法国社会危机重重，“革命”一触即发，可谓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夏尔·戴高乐的“帝王式总统制”令人压抑、窒息，消费社会的来临令人无聊、平庸，大学扩招导致的就业压力，令青年人苦恼不堪。这些不同的要素相互激发、重叠，持续加剧法国的社会矛盾。

20世纪60年代，戴高乐控制了法国政治局势。他在阿尔及利亚战争和1958年军事政变的背景下重返法国政坛，终结了法兰西第四共和国的议会结构和政党分歧，当选为第五共和国第一任总统。不过，总统制共和国逐渐蜕变为“帝王式总统制”，爱丽舍宫蜕变为旧式“王宫”。这种政治发展趋势与法国持续进行的现代化完全不同步，出现了政治上的“返祖现象”：“政治制度被认为处于第三共和国时期，而法国到20世纪60年代已完全进入第五共和国时代”，与此同时，60年代法国处于“光辉三十年”的重要发展时期，出现了爆炸式的经济增长，法国逐渐发展成为一个超现代的后工业国家。法国社会结构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农民阶级消失，工人阶级锐减，出现了一个以专业技术人员、服务人员、公务员、教师和中层管理人员为主体的工薪阶级，这进一步瓦解了根深蒂固的代代因袭的社会文化观念，显然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已经无法解释这一快速发展的社会问题。

“二战”后法国人口急剧增长，促进了高等教育的快速扩张。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接受高等教育，成为有见识有教养的公民，他们开始寻求政治参与的新途径与可能性。前所未有的“光辉三十年”的经济繁荣使青年人、特别是来自中产阶层的青年人不再受制于物质条件的约束，他们可以有更多的闲暇时间和物质保障来接受教育，进行有益的思考和探索，他们开始寻求更加重视归属感、注重自我表达、追求生活质量的日常生活变革。大学的快速扩张虽然满足了更多青年人接受高等教育的诉求，但大学的课程和管理没有及时进行调整，以便适应快速发展的高等教育。课程内容枯燥乏味，令人窒息，与青年学生的政治文化诉求极为脱节，大学被讽刺为“贩卖知识的机器”和“文凭工厂”。与此同时，学生人数激增，造成学生宿舍过度拥挤，生活条件恶劣，而宿舍探视权的规定与当时如火如荼的性革命格格不入，压抑了学生正当的情感欲求，一场力比多的革命即将爆发。

消费社会的来临促使企业想尽办法来推销商品，尤其是使用各种性意象的广告接踵而至，撩动着青年男女的深层欲望与情感需求，这无疑引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持续深入的性革命。广告无处不在，时时传颂丰裕社会的赞歌，诱惑着消费者购买各种商品。让·波德里亚在《物体系》中描绘了现代消费主义的情欲本质：“广告扮演的角色，是作为整个社会，真实或虚拟的购买力的永久海报……产品是以被观看、被操纵的方式呈现：它被情欲化了……加入了爱情游戏的所有成分：主动接近、竞争、亵渎、调情、卖淫（甚至是反讽的）。（已经存有一份原欲负荷的）购买机制，为一体整套情欲化的选择和花费所取代……而购物和消费的程序本身，便被如此地配上插图、打上灯光，玩弄和破解，就好像作为性交前戏的舞蹈一样。”无处不在的广告，无处不在的“物”，充斥着整个世界，物的世界处于支配地位，而人变成了多余的附属物。法国新小说派作家阿兰·罗伯–格里耶（Alain Robbe-Grillet）敏锐地洞察到这一点，创作了《橡皮》《窥视者》等小说，揭示了主体性的丧失与“物的自主性增强”。消费社会终绑架了日常生活，使人越来越平庸化，枯燥乏味，毫无意义，出现了一种“存在主义意义上的恶心”。面对消费社会的侵蚀，法国思想界进行了深刻反思和批判，出现了一股“日常生活批判”思潮。虽然富裕丰足的社会给人提供了一系列的文化选择、职业选择、生活方式选择与消费选择，让人貌似拥有更多的闲暇时间，然而消费社会的到来将人整合到社会权力运行机制之中，日常生活失去了自然性、非正式性，权力无孔不入，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受工人自治传统的启发，法国左派提倡一种“横向的”、平等主义的民主化模式。

粉墨登场

3月22日运动是“五月风暴”的导火索，直接激发了一大批愤愤不平、此前仍对政治不感兴趣的学生。当时新建的南泰尔校园处于大巴黎地区的城乡结合部，周边是冒着滚滚浓烟的工厂和噪音喧天的工地，学习和生活条件很差，学生正当的诉求得不到认可和满足，曾爆发了一场关于宿舍探视权的抗议活动。1968年3月，巴黎爆发了一场反越战的重要集会，警方逮捕了6名学生，于是激进学生在科恩–邦迪的领导下举行抗议行动，这就是被后世不断提及的“3月22日运动”。因为政府和学校的拙劣行动，学生运动中心也从郊区的南泰尔校园转移到位于拉丁区中心的索邦大学。3月22日运动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节点，个别的毛主义者参与并支持了这场运动，也在这一运动中锻炼了自己，为日后的社会政治运动奠定了基础。

5月3日至5月10日，学生与警察的冲突不断升级，学生们自发地使用铺路石和碎石子建造街垒，出现了法国政治史上被不断赞颂的“街垒之夜”。作为反对警察权力的应对，街垒变成学生们领地的象征，更充当了一种与法国革命传统的象征性联系，仿佛学生们变成了法国大革命时“无裤党员”和巴黎公社成员。这些学生恰恰是法国中产阶级的儿女，“街垒之夜”使他们接受了刻不容缓的政治教育，将他们变成一大批造反者。5月13日，法国工会和法国左翼天主教民主工会组织大罢工，声援并支持学生的抗议活动，由此形成一个工人与学生联合的反对戴高乐派的联盟，成为史无前例的新事件。这也是20世纪60年代的法国学生运动，不同于其他各国学生运动的独特方面之一。不同于以往的政治革命，学生们审对度势，提出了一系列适度的、合理的政治诉求，从而使五月造反者变成一个“自我限制的革命”（self-limiting revolution）的经典案例。

此时此刻毛主义者在哪儿？他们在做什么？面对蓬勃发展的“五月风暴”，毛主义者于5月7日在巴黎高师举行集会，讨论毛主义者如何应对新发生的政治事件。毛主义者自认为是“纯粹的”、坚定的马列主义者，是革命的忠实信徒，不屑于与一群主要不满于宿舍探视权的中产阶级青年为伍，他们不认可这场正在发展的学生造反运动，反而鼓励支持者放弃拉丁区，建议支持者“现在到工厂去！”。作为共产主义青年联盟（马列）的负责人，罗贝尔·兰哈尔不分昼夜地工作，使他产生了某种政治妄想，错误估计了学生运动发展的形势。自称是革命先锋派的毛主义者有可能蜕变成革命后卫派，错失参与这场运动的佳时机。

革命形势一发不可收拾，学生与工人成立了工人与学生行动委员会，继续传播造反福音。未经批准的罢工浪潮接踵而至，促使工人萌发了独立自主的新意识。他们意识到，中产阶级尽管享受“光辉三十年”的丰硕成果，

但是他们得到的报酬却低得可怜，而且他们还发现工会根本没有代表他们的利益，他们开始考虑如何寻求工厂自治，占领工厂，实行自己管理工厂。战后法国工人阶级的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工人阶级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较高的技术水平，他们寻求更高的工资报酬和良好的工作条件，对革命不感兴趣。一旦工人阶级的要求被满足，他们就会离开街道，返回工厂。尽管如此，社会斗争的形式仍然发生了很大改变，开始解构社会控制的专制模式，关注社会边缘群体（妇女、同性恋者、移民和囚犯），寻求社会民主文化。这些内容成为法国后五月时期的重要主题。

面对法国混乱的政治局面，戴高乐总统寻求应对策略。他获得了军方支持，于5月30日发表了电台讲话，力图整顿国家秩序。当晚，戴高乐主义者举行了一场大规模示威游行，暂时扭持了政治局势，而政府与各工会之间签订的格勒纳勒协议也缓解了斗争的压力，巴黎暂时恢复了平静。看似戴高乐力挽狂澜，扭转了政治局势，获得了暂时的胜利，但并没有解决那些酿成“五月风暴”的深层社会问题。1969年3月，法国举行公民投票，戴高乐落选，他这次永远归隐双教堂村了。

各派对“五月风暴”做出了截然不同的分析，致力于探寻“事件”的“解释”。来自右翼的雷蒙·阿隆撰写了一系列文章，将这场造反运动描述为一出“心理剧”，暗示了这场运动的主要参与者在心理上是失调的，需要进行治疗。而来自左翼的解释则认为五月风暴是一个“突破口”，意味着学生们不再受制于政党、工会等传统政治形式，自发地寻求自己的平等主义。其中一种解释认为，“五月风暴”是一种全面消费社会的表达，是一种生活方式选择的变革，个人身份可以进行自由选择，不再受制于社会阶级预定的身份。纵观各种解释，理查德·沃林对“五月风暴”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无论是左翼批评者还是共和主义批评者，双方都误解了‘五月风暴’的政治特殊性。‘五月运动’的独特性在于它向传统的政治斗争形式提出了挑战，不管这些斗争形式是马克思主义的、自由主义的还是共和主义的。‘五月造反’符合一种新的、具有多种价值的政治动力，而这种动力早已超越阶级社会的二元对立模式。学生和工人援引了开放性、公开性和直接民主的准则，以便反驳控制社会的新型专家治国论模式。由此，那些卷入五月抗议运动的人对统治的变更形态和当代社会作用的限制性本质具有敏锐的认识。”

“革命时刻”

当法国社会20世纪60年代如火如荼地进行变革时，60年代的共产主义中国又是一幅什么样的景观？两者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联呢？这是《东风》重点研究的议题之一。

众所周知，毛泽东于1966年5月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巴黎公社的中国版本，希望红卫兵作为现代的巴黎公社成员停课闹革命、搞批斗，消除官僚主义，重建共产主义中国。早在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之时，毛泽东就开始从苏俄夺取革命主义旗帜，输出中国革命的思想和模式，在欧洲左派、拉丁美洲、美国黑豹党中间引起巨大反响。伴随着苏联劳动集中营丑闻曝光和“布拉格之春”，苏联的革命模式引发了越来越多的质疑，而法国共产党的亲斯大林主义立场，也令法国知识分子与学生所不耻，难以对法国现实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文化大革命”恰逢其时，中国道路给青年左派学生提供了一种切实可行的有效的反抗模式，在巴黎学生中间产生了热烈回应。1967年成为“中国年”，巴黎街头到处流行着毛主义元素，毛式服装供不应求，《毛主席语录》持续热销，法国人似乎从毛泽东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寻到了解决社会问题的中国范例。

“文化大革命”也在巴黎高师一群阿尔都塞的学生中间引起了强烈反响，他们逐渐地演变为毛主义者。这些高师生以路易·阿尔都塞为精神导师，积极参加阿尔都塞“阅读《资本论》”的研讨班，在他们疯狂的政治唯意志论与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之间形成了奇特联盟。他们对“文化大革命”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尽管他们不会汉语，对当代中国了解甚少，但是革命中国变成法国毛主义的一块投影屏幕，符合他们内心深处对激进政治的希望与幻想，也成为他们寻求政治反抗模式和解决西方现代化危机的佳样本。面对毛主义与红色中国的诱惑，共产主义青年联盟（马列）领导人员罗贝尔·兰哈尔、雅克·布鲁瓦耶勒等人奔赴中国，开启了一次人生转折的革命旅游。他们在中方人员的监督和陪同下参观了预先炮制好的波特金村庄（Potemkin villages），看到了“光辉灿烂的乌托邦未来”，满足了他们内心深处的幻想和希望。他们一回国就赞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

认为中国“可能是世界文明的化身”。这次朝圣之旅满足了他们的“乌托邦”幻想，他们只是重蹈了前辈左派分子罗曼·罗兰等人1930年对斯大林主义唱颂歌的覆辙，再次佐证了法国文化自18世纪启蒙运动以来出现的“东方主义”修辞——试图从非西方国度获取“原始的”能量来注入衰落的法国，以激发法国的新活力。对于大多数毛主义者而言，毛主义变成他们“救赎”或“拯救”的入口，毛泽东的唯意志论非常符合毛主义者的造反言行，亦有助于激发他们虔诚信徒一般的革命激情。在他们看来，伟大舵手毛泽东具有超凡入圣的领导魅力，是一位革命巨人、一位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阐释者。更重要的是，毛泽东还是一位诗人，他发动了一场文化的革命，赋予中国共产主义以创造性品质，这无疑是令毛主义者乃至整个西方人赞赏不已的新事业、新道路。面对“天空另一半”发生的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毛主义者们癫狂不已，中国变成了他们激活政治之希望与幻想的投影屏幕。与此同时，面对国内蓬勃发展的“五月风暴”，他们错误估计了政治斗争的形势，变成了政治教条主义的囚徒。他们没有察觉到法国正在崛起的工薪阶级，没有充分理解“日常生活政治”，以致他们与“二战”后欧洲大规模的革命浪潮失之交臂，错失了那发生在他们宿舍窗户下的革命斗争时刻。毛主义者束缚于马列主义正统学说，没有理解学生造反的政治本质和意义，也没有理解50年代以来“文化革命”的本质和意义。

本来毛主义者只是“五月风暴”宏大背景下的小角色而已，他们的故事本无足轻重，基本上被人遗忘。然而，蓬皮杜政府的拙劣政治行动将一小撮不成名的毛主义激进分子一夜之间变成巴黎著名的群体。1970年春，法国当局查禁《人民事业报》，逮捕了两名编辑，这是法国自1881年以来对报刊出版自由的严重干涉。几周后，法国当局逮捕了共产主义青年联盟（马列）分裂后的毛主义者组织“无产阶级左翼”领导人阿兰·热斯马尔。整个巴黎知识界怒不可遏，纷纷声援毛主义者的事业。萨特同意毛主义者的请求，出任《人民事业报》主编，他与波伏娃公然反抗政府的禁令，到巴黎街头散发《人民事业报》。这一系列事件促使本已错失革命良机的毛主义者重新焕发活力，使他们成为后五月运动的中坚力量。他们开始抛弃派系意识形态，广泛地参加新的政治斗争和社会 运动，推动了女权运动、同性恋解放、犯人权利和环保主义的长足发展，实现了从“革命政治”向“文化政治”、从“历史唯物政治”向“歇斯底里唯物主义”的转变，促进了欲望解放和“日常生活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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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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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属于&ldquo;左翼前沿思想译丛&rdquo;，该译丛在理论层面上介绍左翼思想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新进展，收录了巴迪欧、阿甘本、齐泽克等一批卓越的欧陆思想家在过去二十年间的经典著作，具有极高的理论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