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厄内斯特`莫理循（1862-1920），在澳大利亚出生的苏格兰人，1887年毕业于爱丁堡大学医科，酷爱探险和旅行。曾任《泰晤士报》驻远东特约通讯记者、中华民国总统政治顾问。莫理循作为近代中国多事之秋的见证人，亲历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日俄战争、辛亥革命、袁世凯复辟等重大历史事件。因其对中国的quan wei报道，以“北京的莫理循”而闻名西方世界。

　　译者简介

李磊，浙江大学哲学系副教授，从事科技哲学方面的研究。云南大理人，长于苍山洱海之间。莫氏百余年前于川滇所履行迹，对译者而言依稀仿佛，亲切异常，故萌生翻译此书的兴致。译者查阅大量中英文文献，考订名物地理，并详加注释，力求为读者提供一个极为精当的译本。译者的译笔从容优雅，使古老帝国的风土愈加明丽，景致万千。

精彩书摘

莫理循看中国人

我和我的其他同胞们一样，怀着对中国人的强烈的种族厌恶来到中国，但是那种感觉现在早已被真切的同情和感激之情所取代。我总是愉快地回忆起这次旅行，其间我横穿中国数省，范围广于欧洲诸国，沿途体验到始终如一的友善、殷勤和最迷人的礼貌。在我看来，至少中国人没有忘记他们的“加惠远人”之道。

中国式冬装：洋人在中国旅行的最佳装束

我穿上温暖的中国冬装，在帽子内侧系上一条辫子，像一个中国人一样旅行，没有比这更舒坦的了。我有单独的一间小客舱，当然也有专用的卧具。每天给中国管事一墨西哥元，“洋食品”就会从酒吧送到房间。想以这种方式旅行的人，只要收拾起傲慢，背上拖一条辫子，就只需花销穿洋装的欧洲人的四分之一旅费。

万县：“受欢迎”的洋人旅行者

3月1日拂晓，我们来到万县的一座多层宝塔旁边，宝塔挺立高处，下临城镇的入口，给县城带来好运。这里是一片美丽的乡土，巧克力色的土壤一派丰饶，山坡上星星点点的农舍分布在竹林和松林中，在变化多端的青翠农田之间，镶嵌着一片片怒放的金色油菜花。水流较急，但是水不深，船被拖着走，不时搁浅在鹅卵石上，最终绕过尖岬，万县出现在面前。此城是宜昌和重庆的中间点。干练的老板穿上他最好的衣服，准备陪我上岸，他对自己如此迅速地把我送达的技艺感到兴高采烈。他说：“舢板那摩温！了不得！” 然后举起双手，折转七个指头，表示我们用了七天到达这里。然后他又指着我们经过的那些船只，用手指数着十五，我明白他指的是，如果我乘坐的是其他船而不是他的，就得花十五天而非七天。

各式各样的木船，黑压压一片，头朝外停泊在岸边。其中许多是大型运输船，船体跟阿伯丁快速帆船相仿。它们大多挂着外国旗，这样可以免除中国厘金局反复无常的课税，而只要缴纳百分之五的综合税，即按货物计算的从价税3，由大清海关在宜昌或重庆两地征收。我们借助钩头篙和船桨，缓缓穿过一艘又一艘大木船的平衡舵的舵叶，最终来到上岸点。码头的岩石上有一堆妇女在洗涤，用木砧敲打着垫在石头上的硬邦邦的衣服。当我这个着装怪异的洋鬼子穿过她们中间跨上岸时，她们都停下了手中活计。万县对着洋装的洋人并不友好。我不知道这一点，上岸时是欧洲人打扮。我从未受到过在这个县城得到的那样自发的欢迎，我也绝不想再接受一次。我在一条小河的口子上登岸，小河把城墙围着的城镇隔在东边，西边是城墙外一片更大的居民区。老板和我走在一起。我们从万县妇女中间经过。在船舶周围闲逛的一些男孩和一些衣衫褴褛的人看见我，朝我跑来，并“洋鬼子，洋鬼子”地叫喊着。

在一排货摊后面，一个说书人周围聚集着一群人，他瞬间被晾在一边，人群跟着我走上斜坡，大喊大叫，亲密程度对于一个敏感的陌生人来说，真是无礼之极。我那壮实的小伙子希望我把那张与舰艇旗帜一般大的护照亮一下，但我不是愚蠢到会这样做的傻瓜，因为护照还有好几个月要用。面对嘲弄的嘈杂人群，我不得不泰然而行，仿佛我对这种示威感到享受。有一次我停下来对人群讲话，由于我不懂中文，我用英语温和但轻蔑地告诉他们，他们的行为让我认识到他们母亲的道德水准，他们的放肆让我冥思他们在阴曹地府受煎熬的情景；然后，借助中国式诅咒，我大胆地表达了一个希望，他们的灵魂再次返回世间时，将寄居在猪的体内，因为，在我看来，那是唯一适合它们待的地方。但是我的话不起作用。我面带微笑，心中暴怒，带着游行队伍沿河走上一座石桥，大部分人在这里离开了我，仅仅是挪了一下位置，在对岸更加狂热地聚集起来。我在挤挤攘攘的人群中站了一会儿，看看河面上的精巧质朴的石桥，它由大石块跨河而筑，我还看见远处有一座高拱的桥，它以恢宏的单孔搭在两岸，它离水面如此之高，当夏季的雨水使这条小河涨成宽阔的航道时，大帆船可以从下面经过。

中国女性vs日本女性：莫理循看亚洲女性

我承认，对传教士关于“中国妇女的微笑有难以形容的魔力”的记述，我是赞同者的一员。我在中国见过一些在任何欧洲都市都堪称美丽的姑娘。日本女人的魅惑力已经是很多撰稿人的主题，但是，作为日本和中国都到过的不偏心的旁观者，我得说，中国女人在任何外貌特征上都优于她们的日本姐妹，我从未做出过比这更坚决的决断。她们比日本人优秀得多；她们更有才智，或者说，更有发展才智的潜力；她们不可比拟地更加纯真和含蓄。与那些被说成是日本美人的黑牙外露、身材不佳、饶舌浪笑的小不点相比，中国女人更优雅、更甜美、更值得信赖。到中国来的旅行者，早已注意到一种鲜明对比，一边是中国各城市（尤其是中国西部城市）的那种几乎完全摆脱不道德的自由空气，一边是吉原游女的搔首弄姿和放荡猥亵，“那些成群结队、穿梭不息、忙乱不止的妇女，她们的美德是勤劳，她们的勤劳是恶习”。

中国妇女的小脚，尽管中国人自己很欣赏，还将其诗意地称作“三寸金莲”，但是在我们眼里，是一种让人难受的畸形——然而就算有这样的畸形，中国妇女的步态仍然优雅，胜过日本妇女用弯曲的短腿迈出的摇摇晃晃、缺乏风度的步伐，还有她们的木屐在人行道上刮出的声响，让人的牙齿像刀锉一样难受。中国人说：“女孩像花朵，像杨柳。非常重要的是，她们的脚要被裹得很小，这样才能轻踩碎步，摇曳生姿，以此向众人显示她们属于体面阶层。”满族（占统治地位的种族）妇女不缠足，除此之外，所有规矩女孩都有小脚。一般来说，大脚女人要么是荡妇，要么是侍女。还有，基督徒女孩当然是不允许缠足的。

来中国任职的英国人不乏贵族和高级知识分子

寺庙里的两位伙伴是海关的水上稽查员。来中国任职的稽查员中，不乏藏龙卧虎之辈。长江下游的一个稽查员曾经是圣彼得堡大学的法语教授；而在重庆，满足于同样卑微职位的是某个侯爵的教子、某个伯爵的侄儿，是一名勇敢的军人，其父是少将，其母是伯爵之女，他是那个开明的贵族和立法者C伯爵的第一代堂亲。

重庆海关的税务司是夏德博士，他的中式住宅位于重庆最高的地方，面对一座寺庙，透过迷雾隐约可见，是城市的显著标志。这位博士是卓越的汉学家，是前来大清国的人们中最优秀的中国问题学者之一，著有《大秦国全录》、《中国瓷器》和一本精心编制的《新关文件录》，几乎所有在中国的海关工作人员都有后面这本书，该书就是为了帮助他们工作而特别编写的。夏德博士是来中国多年的德国人。他顶着蓝宝石的三品顶子，这是辨识满清官员九个等级标志中的第三等标志。

1894年的重庆：中国大城市的治安和民众的守法

重庆是一个富饶的城市。它建立在“小河”和长江的交汇口上，而这样的位置，使它成为四川省的内河大港。水路延伸到一片广大的内陆地区。“小河”之“小”只是相对长江而言，在任何国家它都会被视为一条很大的内河。它有两千里（六百英里）的航道。长江流经一片大陆，“小河”流经一省，这样一个省大于一个欧洲国家。重庆建在离江面很高的地方，目前水位较之夏季要低六十英尺。它的城墙高不可攀。附近最高山顶上的巍峨宝塔象征着好运。此地庙宇众多，有各色宽敞衙门和富丽楼阁，其中最高耸的是文昌帝君庙。重庆道路崎岖，街道也是那么的陡峭而多坡，随处是一连串坚硬岩石凿成的台阶，只有山地人才能在这里住得舒服。出得起钱的人可以坐滑竿，竖起的滑竿遍布各个主要街巷的角落。

白天，城市因车水马龙而颤动；夜间，街道一片死寂，只有远处更夫的竹梆声打扰宁静，那咔咔声既是为了让更夫自己保持清醒，也为了惊吓附近的盗贼。没有哪个欧洲城市对生命和财产的保护能胜过这里（或者事实上可以说中国的任何大城市）。如果说没有什么人比中国人更守法，也是自明之理。英国驻上海领事麦华陀说：“他们好像在维持秩序方面有共识，无须任何监督。”

旅途中的莫理循吃什么

米饭是我的主食，鸡蛋、家禽和蔬菜也丰盛而便宜，但是我不吃猪肉。猪肉是全中国通行的肉食，除了回族和吃素者之外。我随身带着几听外国罐头以备不时之需。我特别留意不喝生水—我喝茶。华人绝不喝任何冷的东西。每隔半小时或一小时就会遇见客栈或茶馆，在那里茶几分钟就泡好。碗里放一撮茶叶，用开水随时反复冲泡，这样的茶，价格是两文—等于二十分之一便士。由于猪肉注水后重量大幅增加，所以水通过注射器打进大血管，这通常被描述为“注水肉”的中式制作法。

基督教传教会收养被遗弃的中国女婴

中国内地会在紧靠城墙的地方有舒适的住所。漂亮的小礼拜堂门对大街，醒目地张贴着皇帝关于传教士权益的布告。有七个孩子，都是女孩，是教会的膳宿生，正在被培养成基督徒。她们都是漂亮、聪明的孩子，最大的一个有十四岁，尤其如此。她们都没有缠足，将来要嫁给基督教皈依者。如果这件事被人知晓，传教士们希望会有比目前更多的年轻华人向往皈依。七个女孩都是在重庆被发现的，用牛皮纸裹着，在不同时间被隔着围墙扔进教会住宅的院子里。她们得到了教会的细心抚育。

中国的苦力

我们这些人，生活在西方文明的种种优越性之中，很难见识到这些人类的牛马，我们在中国的兄弟，背负的重荷多么巨大。在四川，普通的计程脚夫，按照雇用合同，运送八十斤（一百零七磅）货物，在艰难的乡道上每天走四十英里。而走短途的计重脚夫，负荷就重得多了。杜赫德说，有一些脚夫，负重相当于一百六十磅，每天走十里格。受雇把茶饼从四川运到西藏的苦力，要翻过高于出发地七千英尺的大山，李希霍芬3 说，其中一些苦力甚至负重达三百二十四斤（四百三十二磅）。茶叶被装成“包”，一包的重量从十一斤到十八斤不等，贝德禄经常看见背着十八个十八斤包（即“亚洲包”）的苦力，有一次还看见背负二十二包的，就是说贝德禄经常看见压在苦力背上的负重超过四百磅。背负着如此巨大的重荷，他们每天行走六到七英里。吉尔说，西藏运茶工的平均负重从二百四十磅到二百六十四磅。吉尔还时常看见“小男孩背着一百二十磅”。一捆白布重五十五斤（73 又1/3 磅），每人平均背负三捆。盐这种含金属的坚硬固体，特别沉重，但我还是见过苦力们背着盐缓缓而行，他们背负的重量，换了一个强壮的英国人，恐怕从地上站起来都困难。盐、煤、铜、锌、锡的平均包装重量是二百磅。吉尔遇见过一些苦力，扛着二百磅重的圆木，每天走十英里。重庆的一个领事告诉我，二百磅是万县到省会成都之间的布匹

搬运工的平均负重。

走山路的苦力，比如运茶工，负担重物的方式是背在双肩上，就像我们背背包一样，而不同于中国通常的用扁担挑。他们全都配备有一根短棍，带有削成飞去来器2 形状的横向手柄，靠这个工具可以撑住背上的货物以减轻重量，以便站着休息。

贫困的昭通：卖女为奴

在这个饱受饥荒打击的地区，最主要的不幸是把女童作为奴仆出卖。有人估计（确切地说是中国官方公告），去年期间，不少于三千名儿童（以女童为主，有少量男孩），像家禽一样被装在篮子里，从这一带周边地区运到省城，出售给人贩子。在正常年间，女孩的价格是每一岁年龄值一两银子（三先令），即一个五岁的女孩值十五先令，十岁就值三十先令。但在饥荒年间，说来残酷，儿童成了市场上的滞销品。如今女孩的售价从三先令四便士到六先令一个。你想买多少就可以买多少，甚至可以白得，只要跟女孩的父亲达成协议（他根本无法坚持），答应照顾他的孩子，给她吃的和穿的，好好待她。快要饿死的母亲来到教会，祈求洋先生收留她们的婴儿，将他们从必将饿死的命运中挽救出来。

在昭通还可以买到上至二十岁的姑娘，总能找到出售青春期以上年龄女孩的现货市场。价格根据姑娘的美貌程度而定，一个重要的特征是她的脚有多小。她们在省城被人买去做妻妾或丫头，很少被卖去做妓女。对她们的需求，有两个重要因素，一是省城的男性在数量上占绝大多数，二是省城流行甲状腺肿大（或称大脖子病），而昭通地区没有这种畸形病。在这种处于饥荒中的城市，杀婴罪普遍得可怕。“父母眼看自己的孩子注定贫穷，心想与其让他们在凄惨困苦的世上打熬，还不如让他们的灵魂逃生，去寻找一个更幸福的世界。”可是，杀婴罪仅限于杀害女性儿童，儿子则允许活下来以延续香火。

我遇见一个受雇于教会的母亲，她在日常交谈中告诉传教士，她已经依次闷死了三个出生几天的女孩，第四个出生时，她丈夫一看又是女孩，暴怒之下抓住小孩的腿摔在墙上，把孩子摔死了。

莫理循赞赏中国式“优雅的礼仪”

我在昭通待了两天，在别人的亲切陪伴下穿城漫步。紧靠教会的是镇台（即总兵，州府的军事主官）衙门，再远一点是更热闹的知府衙门。和所有的衙门一样，这里的衙门在入口对面的一道分离的墙或者说一个石砌的固定屏风上画着一个企图吞掉太阳的红色怪兽的巨型画像，这是法国人所谓“妄想用牙齿咬住月亮”〔法语〕的中国图解。这是对贪婪的警告，对盘剥的劝诫，而坐衙的官员对此很可能并不在意，就像他的芝加哥同行一样。我们参观了树丛中的文庙和旁边的考棚，还有另一个衙门和财神庙。在衙门里参观时，一个年轻官员坐在他的四抬轿子里，在外院等候；他已经递交了拜帖，前来参加上司的游乐活动。中国也许未开化并且急需传教士的到来，但就在我们高贵的大不列颠人还是披着破布的涂颜料的原始人，在森林里刨食时，中国早已具备优雅的礼仪，早已具备属于现代文明的、使用大量最令人愉快的谦恭用语的人际交流。

莫理循论中医

昭通是向四川和大清国其他地方出售药材的一个重要中心。千变万化的草药和药剂集中到该城。没有任何药典在广泛性上超过中国的药典。没有哪个英国医生比得上中国医生的从容自信，他们凭着这种自信，诊断他们并不明白的各种病症。当中国医生把他并不了解的草药放进他更不了解的人体内时，如果看到不幸的后果，也并不比他的西方同行遇到同样情景更加惊慌失措，他抽身而退，言简意赅地总评道：“须知医之与药，只可治病，不可治命也。”中国谚语也说：“药医不死病。”又说：“阎王要你三更死，谁敢留人到五更。”

中国医生的专业知识主要以把脉的能力为主，他们所把的“脉”，更确切地说，是中国病人的数不清的脉息。这是中医技能的实际标准。华人的脉搏的变化方式，是英国医生所不能设想

的。举例来说，在预知接近死亡的七种脉象中，有五种的发生情况如下：

1. 釜沸脉，涌涌如羹上之沸，旦占夕死。

2. 鱼翔脉，宛如鱼游于水面，头不动而尾缓摇之貌，死矣，是肾绝死脉也。

3. 屋漏脉，若屋漏之水滴于地上。解索脉，动数而随散乱，无复次第，是精髓已耗，将死之候也。

4. 虾游脉，如虾蟆入水之形，此是神魂已去，立死也。

5. 雀啄脉，如雀之啄食，来而数急，胃气无所荣养。

在中国，一个医生成长的最重要因素是世袭，作为一个“祖传名医”，要确保职业生涯的成功，首先取决于第一次公开出手时的好运。各个医生自己配制他们的药品。在他们的药店里，可以看到各种稀奇古怪的草药，偶尔还能看见，在由道士择定的某个特殊日子，绳子拴着的一头活的公鹿，将被人用杵臼整个捣碎。“本堂谨选某月某日天医吉日宰仙鹿虔修全鹿丸”是中国药房的一种公告。药店的墙壁上通常贴满了满怀感激的病人归还的用剩膏药，附有对其疗效的赞美之辞。他们做到了英国据称寄望于全体子民的事情—他们的义务。

所有华人都认为，药材的功效因其味道而不同，例如：“凡酸者能涩、能收，苦者能泻、能燥、能坚，甘者能补、能和、能缓，辛者能散、能润、能横行，咸者能下、能软坚，淡者能利窍、能渗泄，此五味之用也。”

从四川一路行来，我们屡次遇见一些脚夫用篮子背着犰狳、豹皮、豹骨和虎骨。皮是用来穿的，而犰狳和兽骨则送到叙府去制药。从豹骨中可以提炼一种精妙的补药；而人们都相信，用虎骨调制浸泡的药剂是补品之最，可以把老虎的勇猛、敏捷、强壮等特性赋予食用者。

另一剂增强勇气的特效药是用一个以勇气著称的强盗（死于刽子手之手）的胆囊配制的。出售这样一只胆囊是一名中国刽子手的一项外快。

疟疾是昭通地区在特定季节常发的疾病，然而人们却有一种对付它的手到即来的预防方法：把八个瘟神的名字写在纸上，然后把纸和着饼吃下去；或者把门神画像上的眼睛挖下来（隔壁邻居家的门上都有门神）吞食掉——这个疗法从不失败。

与西班牙人不同，中国人不赞成给发烧者放血，“因为发烧者就像一壶烧开的水，若想治愈他，需要的是退火而不是减少容器里的水”。

“中国是自杀之邦”

中国是自杀之邦。我猜想，死于自杀的人所占人口的比例，中国要比其他国家都高。在生存竞争如此激烈的地方，有人自愿放弃竞争是不足为奇的。但是，贫穷和苦难也不是自杀的唯一原因。为一些最微不足道的理由，华人也会搭上自己的老命。自杀 1894，中国纪行下载 mobi epub pdf txt 电子书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