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著名经济学家，1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留校工作至今。现为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博士生导师，中国民生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企业发展研究中心名誉主任。第七、八、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七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第八、九届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第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

厉以宁教授是我国*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理论的学者之一，主持了《证券法》和《证券投资基金法》的起草工作，因论证倡导我国股份制改革，被称为“厉股份”。他提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理论，并对“转型”进行理论探讨，这些都对中国经济的改革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因在经济学以及其他学术领域中的杰出贡献而多次获奖，包括孙冶方经济科学奖、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中国经济年度人物终身成就奖、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等。

主要著作包括《只计耕耘莫问收》《一番求索志难移》《论加尔布雷思的制度经济学说》《教育经济学》《关于经济问题的通信》《消费经济学》《简明西方经济学》《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非均衡的中国经济》《股份制与现代市场经济》《经济学的伦理问题》《转型发展理论》《宏观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资本主义的起源——比较经济史研究》《罗马—拜占庭经济史》《厉以宁论民营经济》《希腊古代经济史》《厉以宁改革论集》《中国经济双重转型之路》等。

精彩书摘

　　《大变局与新动力：中国经济下一程》：
　　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和新一轮的经济改革
　　结构调整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中国多年以来形成了投资冲动怪圈。投资冲动怪圈是这样形成的，地方政府要求加快经济发展，提高GDP，才能使得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改善，使就业问题得到缓解。地方政府有了增加投资、扩大信贷的强烈需要，但此后的结果是，经济虽然上去了，通货膨胀随之而来，致使物价上涨太快。于是，中央又不得已采取紧缩政策，通过紧缩财政和信贷，经济增速放慢，而这又引致地方出现问题，地方财政收入、就业受到影响，就再一次呼吁增加投资。如此循环反复，结果给经济带来了一种大起大落、大升大降的现象，这就是投资冲动的怪圈。
　　现在中国经济的情况跟这个怪圈都有关系。比如产能过剩，现在全国产能过剩情况相当严重，产能过剩必然造成很多的资源浪费。所以，中国当前最需要做的就是，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这告诉我们：GDP总量虽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经济结构的优化。即便经济增速低一点，但是整个经济状态是好的。
　　结构比总量更重要。今天，虽然我们的经济总量超过了日本，但是我们的结构还不如日本。现在日本跟中国相比，它的高新技术产品占GDP的比重比中国要大得多。所以，当前我们的改革应着重结构问题。
　　另一个重要的结构是人力资源结构。同样的，我们跟日本相比，人力资源总量比它大10倍。但是在人力资源结构上，日本大学毕业生在全人口中的比重比中国大，日本的工人队伍中，熟练技工人数比重也比中国大。这都表明了结构问题的重要性。
　　当前，我们怎么提高经济质量呢？一是优化结构。优化结构是没有止境的，因为技术在发展，客观形势在变化。另外，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反映在对低碳经济的要求越来越大，这是全世界的趋势。比如说，在20多年前，全世界的环保概念要求废水、废气、废渣不能有毒，明令禁止。今天的环保概念仍然是不能有毒，但却不同。二氧化碳并没有毒，但是二氧化碳必须要减排，因为它会影响世界的气候，大气变暖可能给人类带来很大的灾难。所以，我们一定要把环保的重要性提高到新的阶段，不仅要没有毒，而且要低碳。同时，人民生活水平要随着经济增长不断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也要不断提高。
　　二是技术创新，要不断地技术创新。当前，中国虽然讲技术创新重要，但企业反映的实际情况是，我们的实体经济距离世界要求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关键是看制造业，中国的制造业能真正自主创新的仍然很少，大部分仍然是依赖外国的技术。这就表明，自主创新少，经济增长质量不够。在企业界流行一句话：“不自主创新，等死；自主创新，早死。”原因是自主创新带来了债务等负担。
　　这就表明，当前中国的主要问题就是结构调整。在结构调整的过程中，我们的经济增长才能提高质量，我们的结构才能够随之优化。
　　宏观调控：调控不能替代改革
　　经济如同一个人的健康情况。一个人如果要身体健康，应该是内在机制的完善，必要时打针吃药。但这毕竟是处于辅助地位，主要是靠身体内部机制的完善。经济亦是如此，经济能够顺利地发展、解决结构问题，主要靠机制的完善。
　　宏观经济调控好比是外来的力量，也重要，但它处于辅助的地位。近几年来，中国经济情况中出现了一种现象：宏观调控在实际中比它应该起的作用还要大。这就造成了“宏观调控依赖症”，什么事情都要宏观经济调控。经济发生通货膨胀，宏观调控；经济增长率下降，宏观调控。
　　而且，宏观调控的依赖性容易产生误导：既然宏观调控这么灵，还要改革干什么？宏观调控就这样耽误了改革。
　　改革是解决机制问题，宏观调控作为外来力量，是对经济的干预。所以，绝对不要因为宏观调控有点成效就频繁使用，造成经济大升大降、大起大落，陷入投资怪圈。改革是不能拖延的。若不依靠改革来健全内在机制，那么越拖到后来，代价会越大，成本会越高，而且难度越大。所以，在宏观调控问题上，一定要以改革为主，不能依赖宏观调控。宏观经济调控应该重在微调，重在预调，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可采用，一般情况要避免采用。
　　现在，经济学界中有两种观点争论。一种观点是，从2012年开始，我们经济增长率在滑坡，所以国外“唱衰”中国经济的人说，中国经济将会从此一蹶不振。
　　这个观点不对。因为，无论从哪个角度讲，中国维持7%~8%的增长率是没有问题的。7%的增速，也绝不是一个低速度，而是一个中等偏上的速度。再想回到过去每年10%以上的增长，现在是不可能的。为什么不可能？因为付出的代价太大，10%的增长率，环境承受不住，结构调整也无法进行。在原有的基础上加码，产能过剩的现象会不断地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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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寻找红利的“新源泉”

中国的改革已经走过了60多年的历程，现在正处在一个剧烈的变化时期，很多人都关心中国经济的下一程，中国经济的新动力。

关于改革，我过去发表过很多文章，做过很多演讲，也出过一些书。改革不是一次到位，改革没有终点，我们现在要做的不是以后不改革，而是还要不停地改革。

在这本书里面，我将我多年来关于改革的重要看法和观点，重新整理了一遍，对于我们的改革是怎么走过来的，我们在制度、理论上有哪些创新和发展，对于中国当前面临的改革难题，以及未来的红利，都做了一些梳理，希望能让大家对于我们60多年来走过的改革的路有一个整体的了解。同时，我也想再讲一讲我对未来的看法。

我最近一直在强调，中国正在涌现新的红利。这是我们未来改革的新动力。但新的红利不可能自发地涌现。如果没有一种新的体制或新的机制，新的红利就缺乏相应的机制、体制，涌现是不可能的。

红利的新源泉首先蕴藏于新的体制之中。这表明，必须有新的体制，才能产生新的机制，新红利才会出现。新体制、新机制就好像一种新的制度环境，不仅能催生新红利，而且能保护新红利的获得者。

红利的新源泉来自亿万群众和千万家企业的活力。他们也是新红利的获得者。他们在新的体制和机制下，发现了发展机会，同时认识到自己必须抓紧机会而不能放弃机会，这才有可能得到新的红利。

有了新体制，再加上群众和企业有活力，新的红利就会涌现。如何使红利在经济发展中不断涌现并把经济社会引向新的方向，这就要求既不能放松每一个有志于创造和营利的群众和企业的拼搏，也不能把致富和发展的信息局限在狭小的圈子内，必须在新体制的激励下使群众和企业的活力充分发挥出来。

既然新红利首先来自体制改革，那就应当明确近期最需要改什么。近期最需要改革的项目之一，是农村土地确权和农业产业化。关于这一点，我在这本书里前后多次写到它们的重要性。土地确权和农业产业化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承包制改革的继续，但最重要的是：当年的承包制没有明确产权，当然也就谈不到农村的合作制和农业的产业化。因此，农村土地确权实际上可以开辟一个新的环境。

近期最需要改革的另一个项目是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在企业改革方向，结构性改革是十分迫切的。首先要形成有活力、有竞争力、产权明确的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国家控股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和民营企业，这样才能涌现新改革红利。正是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才能完善企业主体，才能降低成本，才能调整结构，才能创新，从而才能有改革红利。

这两个项目的改革取得明显的成果后，会给中国带来改革红利，也就是普遍的红利。农村土地确权及此后进一步的改革，不同类型企业成为有活力企业后的进一步措施，都会带来改革红利。二者是并重的，缺一不可，二者都是新常态下最重要的改革。在讨论新改革红利时，一定要把保护产权放在重要位置。国有企业通过改革明确产权，民营企业应明确产权，对私人投资形成的产权进行保护。

新人口红利的涌现，实际上表明人力资本的升级以及由此带来的新优势。这里一个重要的经验是，“教育不公平→就业不公平→收入不公平→生活不公平→下一代不公平”的恶性循环将被打破，这是新人口红利产生的前提。劳工市场也会随之变化。无论农民的人力资本存量增加，还是农民的人力资本增量增加，都是农民人力资本的升级。

在农村，土地确权的改革会造成成千上万农民成为有知识有能力的“职业农民”。通过农村土地确权，农民不再是一种身份，而变为一种职业，或称为“职业农民”。他们可能成为“家庭农场主”，并通过土地流转（租赁、转包）扩大规模；也可能引进合作者，解决资金不足、农业科技不足和农产品销路不畅等问题。“城归”是新现象，是人力资本的新突破。这样，农村中的新人口红利就涌现了。

新人口红利的另一个来源，就是职业技术教育推广所带来的“新工匠精神”。农村土地确权以后，农民外出务工的积极性增加了，而且也放心了。这就会继续吸引农村劳力外出。但21世纪以来多年的经验告诉人们，社会上缺乏的是技术工人，是工匠。所以职业教育的推广是必然的，这就是新人口红利的另一个来源。

科学研究队伍的壮大和发展是水到渠成的事情，这会不断带来新的“人口红利”。科学研究队伍的壮大和发展会提供新的人口红利，这是毫无疑义的。这取决于两方面的工作进展。一是教育的发展和教育质量的提升；二是科研力量的优化配置，动员各方面的科学人才，使科研成果有创新、有突破，这样就会有源源不断的新人口红利。

新科学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产品，无一不来自创新，而创新，又无一不与创意有关系。先有创意，然后有创新和创业。只有新科学技术的发明还不等于创意和创新。

创新只有在市场竞争中才能实现，垄断条件下，任何创新都没有必要性，甚至没有可能性。垄断，不仅扼杀了创新，而且扼杀了创业。但如果完全没有垄断，只有市场竞争，那么企业都处于观望状态，等待别人发明创新，自己盗用。所以垄断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这就是：对于发明创新需要保护知识产权，容许一定时期的专利。

政府在创新中的作用主要在于：规划、引领、反垄断，以及支持创新主体、创新活动。规划是最重要的，如果缺乏规划，科技创新活动难以取得成绩，特别是难以走向世界前列。这需要政府来领导规划的制定。中国的科学技术的进步就是证据。

创新不可能停止，因为市场竞争不会停止，竞争者既来自国内，更来自国际。科技创新即使有成绩，也不能忽视市场竞争一直存在，包括国内的竞争和国际上的竞争。对于这些竞争，不用担心，竞争既是压力也是鞭策，因为创新活动不会停顿。

资源红利是指土地、矿产、水资源等方面的优势，一旦供给趋紧，这种优势就会消失。在经济发展前期，土地、矿产、水资源等资源丰富与否，是当时各个国家走上工业国道路发展实力强弱的反映。当时列强之间的争夺，与掠夺廉价资源有关。这种情况至今没有根本改变，所不同的只不过是采取合同方式或合资经营来掩盖掠夺、独占的行为。

新资源优势来自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也就是说新资源优势来自技术创新。但不管怎样，原有资源处在枯竭过程中，人们不断依赖科学技术去发展新资源。新的资源红利随科学技术进步而产生。对稀缺资源、资源替代品的研究和开发，已经取得越来越多的成绩。可以认为，新资源红利同新科学技术红利是不可分的，新资源红利也可以被看成是新科学技术红利的组成部分。

水、土地、矿产等资源，只要是在技术创新条件下就不会枯竭，因为总有替代品。所有资源之所以不会枯竭，如果从人类社会的特殊性来看，可以找出三个原因：第一，人类社会从古至今，始终有寻找稀缺资源替代品的愿望和对策；第二，人类社会从古至今，还一直在选择原材料和饮食原料，不停地舍弃不易得到的资源；第三，人类社会从古至今，还在利用不断迁移，甚至远距离迁移，来避免资源供给不足的困境。

因此，新资源红利同样是创新的产物，不停创新，新资源红利就会长存。新资源的发现，利用和产生新的红利，是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和壮大的保证。这对世界不同国家都是重要的。可以说，不会转换资源选择和开发利用的国家，最终必然落后、衰落。

社会和谐红利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它是无形的，而不是像其他红利那样，通过某个主体行为而表现；二是它是累积而形成的，或者说它可能是通过持久的工作而逐渐形成的；三是它是无声无息扩散的，默默地影响人们、渗透到人们之中，从而形成一种社会风气。

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实际上是社会和谐红利涌现的前提，医疗保健的新措施也如此。要实现社会和谐，既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又要扎实推进医疗保健制度改革，这两方面的改革都同民生问题紧密相连。具体来说，如果社会上收入差距过大，以及医疗保健制度改革迟缓，都会影响社会和谐，使社会和谐红利显示不出来。

社会资本是一种无形资本，是一种人际关系，人们相互信赖的关系。也就是说，社会资本来自诚信。没有诚信，社会资本不存在，社会和谐也不存在，从而也就谈不到社会和谐红利的涌现。

社会和谐红利之所以是影响最深远的红利，是因为它同广大人民群众密切相关。社会和谐红利的产生，实际上与所有的改革有关。这就是说，所有的改革综合在一起，最终必定带来社会和谐红利。社会和谐红利是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和稳定的成果。

以上提到的新改革红利、新人口红利、新科学技术红利、新资源红利和社会和谐红利是互相关联的。新的红利不止一种，但各种红利一直是相互联系的。它们作为改革的成果，可能相互启发，相互促进。这是规律，但任何规律都必须在实践中经受检验。这样，新红利就能被人们所熟知了。“失败为成功之母”，不完全正确，思路要改——“成功为成功之母”，这是对的。

所有这些红利今天仍处于刚开始涌现或即将涌现的阶段，但这已是很好的开始。刚进入21世纪时，国内不少人担心旧红利会陆陆续续消失，但就在这个时期，新的改革开始了。例如农民工流动、农民工学技艺、农民工创业相继增多，新的人口红利涌现了。又如，改革的深化，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后，新改革红利、新科技红利、新资源红利不断涌现。因此，人们的信心增加了。

所有红利都依赖于我们的创造，创造既指“从无到有”，也指“推陈出新”。“从无到有”，提出新产品、新能源、新设备，当然属于新创造。“推陈出新”，使已有产品增加功能，使已有设备更有效，使新能源采掘更容易、用途更广泛，这些同样是创新。重要的不是生产要素重组，而是信息重组。21世纪是信息重组时代。

只要不停地有新红利涌现，我们就不用担心我们的经济和社会会衰退。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原有发展方式的不足之处就会相继反映出来，这就是红利丧失的主要原因。但只要不停地有创意、创新、创业，发展方式就会更换，新的红利就会出现，经济就会又上一个台阶。创新可以因发展阶段不同而不停出现，这就是前景。全世界皆如此，无一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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