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元代白話碑的碑文大都是譯自元代濛古語的公牘,是一種有價值的原始史料。元代白話碑的價值,可以從語言學和曆史學兩方麵來說明。第1是語言學上的價值。元代的各種公牘,大都是先用濛古文寫成,然後再譯為漢文白話。這種白話,雖然由於翻譯水平的限製,還不能和當時的實際漢語完全一緻,但它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反映瞭元代的白話口語狀況,成為研究元代漢語史的一種很好的資料。《當代中國學者代錶作文庫:元代白話碑集錄(修訂版)》就是此類資料的相關整理。
《當代中國學者代錶作文庫:元代白話碑集錄(修訂版)》收錄的白話碑文,依年月先後順序編序。金石目錄書傳統的著錄體製,備列撰人、書體、年月、所在地、題解等項,依據實際情況作齣必要說明。
內頁插圖
目錄
1.周至重陽宮纍朝崇道碑——傳奉成吉思皇帝聖旨(1223年)
2.周至重陽宮纍朝崇道碑——麵奉成吉思皇帝聖旨(1223年)
3.周至重陽宮纍朝崇道碑——窩闊颱聖旨(1235年)
4.周至重陽宮纍朝崇道碑——窩闊颱聖旨(1235年)
5.鳳翔長春觀公據碑(1238年)
6.濟源紫微宮懿旨碑(1240年)
7.戶縣草堂寺碑——闊端令旨(1243年)
8.林州寶嚴寺碑——碑陰茶罕文告(1244年)
9.汲縣北極觀懿旨碑(1245年)
10.孟州王屋靈都觀碑——全真道給文(1245年)
11.周至重陽宮纍朝崇道碑——闊端令旨(1245年)
12.戶縣草堂寺碑——闊端令旨(1245年)
13.戶縣草堂寺碑——闊端令旨(1247年)
14.戶縣草堂寺碑——帖哥鈞旨(1247年)
15.周至重陽宮纍朝崇道碑——彌裏杲帶令旨(1250年)
16.安邑長春觀劄付碑(1252年)
17.平遙崇聖宮給文碑——李誌常給文(1252年)
18.平遙崇聖宮給文碑——全真道給文(1253年)
19.毫州太清宮令旨碑(1257年)
20.毫州太清宮聖旨碑(1261年)
21.林州寶嚴寺碑——元世祖聖旨(1261年)
22.周至重陽萬壽宮碑——元世祖聖旨(1280年)
23.龍門建極宮碑——安西王令旨(1276年)
24.萊州石真人墓令旨碑(1279年)
25.萊州長生萬壽宮令旨碑(1280年)
26.蔚州飛泉觀碑——道士具結文書(1281年?)
27.蔚州飛泉觀碑——抄錄世祖聖旨(1280年)
28.戶縣東嶽廟令旨碑(1282年)
29.永壽吳山寺執照碑(1283年)
30.大都崇國寺文書碑——總製院劄付(1284年)
31.大都崇國寺文書碑——僧錄司執照(1284年)
32.無锡廟學聖旨碑(1288年)
33.趙州柏林寺聖旨碑——世祖聖旨(1293年)
34.滎陽洞林大覺寺碑——成宗聖旨(1295年)
35.趙州柏林寺聖旨碑——成宗聖旨(1296年)
36.彰德上清正一宮聖旨碑——世祖聖旨(1260年)
37.彰德上清正一宮聖旨碑——世祖聖旨(1272年)
38.周至太清宗聖宮聖旨碑——成宗聖旨(1296年)
39.彰德上清正一宮聖旨碑——世祖聖旨(1285年)
40.鄒縣孟廟文書碑——斷事官劄付(1237年)
41.靈壽祁林院碑——成宗聖旨(1298年)
42.靈壽祁林院碑——皇太後懿旨(1298年)
43.林州寶嚴寺碑——成宗聖旨(1298年)
44.平山永明寺碑——成宗聖旨(1300年)
45.靈壽祁林院碑——皇後懿旨(1301年)
46.滎陽洞林大覺寺碑——帝師法旨(1301年)
47.靈壽祁林院碑——帝師法旨(1301年)
48.河中棲岩寺聖旨碑(1302年)
49.濟源紫微宮聖旨碑(1304.年)
50.長清靈岩寺法旨碑(1341年)
51.長清靈岩寺下院榜示碑(1306年)
52.麯阜加封孔子緻祭碑(1308年)
53.滎陽洞林大覺寺碑——晉王甘麻刺令旨(1297年)
54.濟源紫微宮聖旨碑(1309年)
55.滎陽洞林大覺寺碑——皇太後懿旨(1309年)
56.滎陽洞林大覺寺碑——“皇太子”令旨(1309年)
57.平遙太平崇聖宮聖旨碑(1309年)
58.平山永明寺碑——仁宗聖旨(1311年)
59.大理崇聖寺聖旨碑(1311年)
60.滎陽洞林大覺寺碑——仁宗聖旨(1312年)
61.趙州柏林寺碑——仁宗聖旨(1312年)
62.林州寶嚴寺聖旨碑(1313年)
63.元氏開化寺聖旨碑(1314年)
64.周至重陽萬壽宮聖旨碑(1314年)
65.彰德善應儲祥宮聖旨碑(1314年)
66.周至重陽萬壽宮碑——仁宗聖旨(1314年)
67.滎陽洞林大覺寺碑——晉王也孫帖木兒令旨(1314年)
68.鄒縣孟廟文書碑——戶部關文(1314年)
69.周至太清宗聖宮聖旨碑——仁宗聖旨(1315年)
70.昆明筇竹寺聖旨碑(1316年)
71.滎陽洞林大覺寺碑——小薛大王令旨(1318年)
72.邰陽光國寺聖旨碑(1318年)
73.周至重陽萬壽宮碑——仁宗聖旨(1318年)
74.溶州天寜寺法旨碑(1321年)
75.易州龍興觀懿旨碑(1309年)
76.泰山東嶽廟聖旨碑(1324年)
77.許州天寶宮聖旨碑(1326年)
78.周至太清宗聖宮聖旨碑——文宗聖旨(1330年)
79.麯阜顔廟請封奏疏碑(1334年)
80.淇縣文廟聖旨碑(1334年)
81.輝縣頤真宮聖旨碑(1335年)
82.鄒縣萬壽宮聖旨碑(1335年)
83.鄒縣仙人萬壽宮聖旨碑(1335年)
84.均州靈應萬壽宮聖旨碑(1337年)
85.平山天寜萬壽寺聖旨碑(1337年)
86.周至重陽萬壽宮碑——順帝聖旨(1341年)
87.長安竹林寺聖旨碑(1343年)
88.平山天寜萬壽寺碑——順帝聖旨(1357年)
89.周至重陽萬壽宮碑——順帝聖旨(1351年)
90.大都崇國寺聖旨碑(1354年)
91.平山天寜萬壽寺碑——皇太子令旨(1356年)
92.大都崇國寺刳付碑——宣政院劄付(1363年)
93.周至重陽萬壽宮聖旨碑(1363年)
94.大都崇國寺劄付碑——宣政院劄付(1366年)
編餘散記:白話碑諸問題
碑文索引
前言/序言
本書初版於1955年,科學齣版社齣版。這次修訂沒有增加碑文,隻是重寫瞭碑文的注釋,增補瞭拓本圖影,改正瞭錯字。對一些碑題酌加修訂,增入題解。
我留意元代碑拓,始於1950年在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金石拓片室工作時期,是在羅常培所長領導下工作的。本書的編纂,曾得到陳垣前輩的鼓勵和支持,又承呂叔湘、邵循正兩先生指教。現在修訂本齣版,各位先生都已辭世,謹在此敬誌我的感念與景仰。
江南煙雨中的傢國情懷:晚明士人的社會關懷與文學生産 本書深入探討瞭晚明士人階層在特定曆史時期的思想轉嚮與文學實踐,重點聚焦於他們對於江南社會現實的深刻洞察、對國傢命運的憂慮以及在文學生産中流露齣的復雜情感圖景。我們將視角置於16世紀中後期至17世紀中葉這一劇烈變動的時代,考察在政治腐敗、社會矛盾加劇以及外患(如後金勢力的崛起)的背景下,士人文化如何從傳統的理學思辨嚮更具實踐性和關懷性的方嚮發展。 一、士人階層的再定位與社會批判的興起 晚明時期,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市民文化的興起,傳統士紳階層的社會功能和自我認知發生瞭顯著變化。一方麵,他們仍然是地方精英,肩負著維護地方秩序和教化的責任;另一方麵,對朝廷政治的幻滅感日益加深,使得一部分士人將目光轉嚮瞭對當下社會弊病的尖銳批判。 本書將分析以徐光啓、李贄等為代錶的思想傢,他們如何藉用或改造傳統儒傢學說,提齣具有鮮明時代特徵的社會主張。徐光啓的《農政全書》並非僅僅是農業技術的匯編,更是他對國傢治理體係中“民生”環節缺失的深切反思;而李贄“童心說”背後,是對僵化禮教對個體生命壓抑的強烈反抗。這種批判精神,直接影響瞭文學創作的主題取嚮。 二、文學的轉嚮:從雅緻到世俗的呼吸 晚明文壇的一個顯著特徵是文學創作重心嚮“世情”和“性靈”的傾斜。我們考察瞭這一時期散文、小說和戲麯的繁榮,它們不再是科舉應試的附庸,而是承載瞭士人個體生命體驗和復雜社會觀察的載體。 1. 小說與世俗的鏡像: 以《金瓶梅》為核心文本,我們剖析瞭晚明城市生活的圖景,這不是對傳統道德的簡單說教,而是對權力、金錢、欲望如何在社會結構中運作的冷靜甚至殘酷的描摹。士人作者通過虛構敘事,構建瞭一個“彆世界”,以觀照現實的失序。我們特彆關注小說中對商業行為的細緻描繪,以及這如何反映齣傳統“恥學於商”觀念的鬆動。 2. 詩文中的“感遇”與“言誌”: 這一時期的詩歌,如公安派(袁宏道、袁中道兄弟)的創作,強調“性靈的自然流露”,反對擬古的僵化。這種對個體情感的張揚,實際上是士人在政治高壓下尋求精神庇護的一種方式。同時,麵對國運的衰微,如錢謙益、黃道周等人在其詩文中,憂患意識也成為重要的情感基調,他們的詩篇往往寄托著對危局的深切憂慮,既有對往昔“盛世”的追憶,也有對未來“黍離之悲”的預感。 三、地域文化與社會記憶的構建 江南地區作為晚明經濟、文化最為繁榮的區域,其士人構築的社會記憶對理解當時的文化氣候至關重要。本書將探討地方誌的撰寫、園林藝術的興盛與士人精神世界的聯係。 園林,不再僅僅是士人退隱或宴飲的場所,它們被精心設計為理想化的宇宙模型,是士人在汙濁的現實政治中尋求精神淨化的“桃花源”。我們分析瞭吳偉業、陳繼儒等人對於園林意境的文字描繪,這些文字往往融閤瞭對自然秩序的贊美和對人世無常的感慨。 此外,地方誌和傢族譜牒的修訂活動,反映瞭士人在中央權力衰弱時,如何強化地方認同和傢族紐帶,以應對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 四、傢國之思的復雜錶達:忠誠與齣世的拉鋸 晚明士人的精神世界充斥著深刻的矛盾:一方麵,他們深受儒傢“修身、齊傢、治國、平天下”的理想熏陶,對國傢懷有難以割捨的責任感;另一方麵,目睹朝政的腐敗和黨爭的殘酷,使他們對參與現實政治心生倦怠,傾嚮於退隱或轉嚮純粹的學術研究。 這種拉鋸戰在崇禎末年和南明政權建立後體現得尤為明顯。部分士人選擇瞭堅守氣節,以身殉國;而更多的人則在“進”與“退”之間反復衡量,其文字記錄瞭這種艱難的抉擇過程。他們對“忠”的理解也變得更加 nuanced,不再是盲目的服從,而是將“忠君”與“忠道”、“忠民”相區分,這為後世的士人精神留下瞭重要的思想遺産。 本書旨在通過對這些具體文體、思想論述及社會現象的細緻考察,勾勒齣晚明士人在時代洪流中,如何以其獨特的文化生産方式,記錄、批判並試圖安頓自身的傢國情懷與生命體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