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翼明,知名学者，作家，书法家。湖南衡阳人。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研究生班，1981年提前毕业，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后获得硕士学位的人。随后赴美留学，进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硕士、博士学位。现任华中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国学院院长、长江书法研究院院长、武汉市文史研究馆馆员。有《中华的另一种可能：魏晋风流》《魏晋清谈》《江海平生》等著作。

精彩书评

我存在，我思索我的存在，也思索与我的存在相关的一切，于是便有了这本书。之所以名之曰“清谈”，则源于我对此词的偏爱。清谈流行于魏晋，是当时贵族知识分子的一种学术社交活动，其盛况远非一千多年后的欧陆沙龙可比。清谈的内容就是论辩说理，形式精致，讲究颇多。后人不明所以，以清谈为不切实际的空谈，甚至把清谈等同于今天闲人们的“侃大山”，其实是莫大的误解。

——唐翼明

精彩书摘

也谈陈寅恪

陈寅恪先生逝世四十周年了。近二十年来国内有一股陈寅恪热，关于陈寅恪的书出了很多，关于陈寅恪的会开了很多，关于陈寅恪的话题更是谈了很多，学术界无不推崇陈寅恪是一位大学者，真正的学者。但是说实在的，对于陈先生的学问，我们其实知道得并不多（当然史学界专门研究陈先生的例外）。陈先生曾经下过大功夫研究过的十几种已死和半死的外国文字，大概也没有什么人去接着研究。人们之推崇陈先生，包括我在内，其实只是欣赏他所标举的十个煌煌大字：“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但这就很够了。

中国人丧失“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已经很久了。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旧时代，一切言行都要“征圣”“宗经”，当然谈不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就是在不久前（三十年前吧），吃饭要粮票，穿衣要布票，思想要统一，行动要听指挥，要甘当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要甘当一颗螺丝钉，拧在哪里就在哪里起作用——在这样的时代，奢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要付出挨棍子、戴帽子、坐牢、杀头的代价的。人毕竟是血肉之躯，一顿“阳谋”，就把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打断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早已被中国知识分子忘记了。只有一个呆呆的陈寅恪（当然也还有几个呆子，像张志新之类）坚持到死。而今天中国知识界重新发现陈寅恪，其实只是在零零星星星地、一点一滴地、依依稀稀地回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十个字而已，就好像一个植物人苏醒过来，慢慢恢复记忆，这当然是令人高兴的。

但高兴之余我总免不了感到一丝悲哀，这“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应该是一个“人”（非木石、非牛马、非奴才）所当具备的基本特征吗？尤其是现代人，如果连这十个字都没有，还能叫做一个文明人吗？鲁迅感叹我们这个民族是一个奴性很重的民族，他说中国历史上只有两种时代，一种是求为奴隶而不可得的时代，一种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这话很沉痛，大抵上也是事实，但不应该忘记中国人也向来有不甘心当奴才的，孔子就是第一个。从前有些人攻击孔子提倡君君臣臣，是要人给君王做奴隶，这其实是一种误解。君君臣臣是

一种双向的要求，即君要有君的样子，臣要有臣的样子，“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并不是单方面要求臣怎样怎样。所以孟子后来发挥了孔子的思想，说纣只是一个匹夫，而不是一个君王，因为他做得不像君王的样子。孔子其实是一个真正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人，他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孟子更发挥孔子的思想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没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能做到这样吗？至于以后的“孔孟之徒”是否具有这样的精神，那是“孔孟之徒”的事，不是“孔孟”的事。

我以为一个现代人，不论职业为何，学问大小，身份高低，只要自认是一个文明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都是最起码的标准。令人悲哀的是，在咱们中国，这样起码的标

准竟然没有多少人具备，竟然要一讲再讲，竟然还有人不敢理直气壮地讲，竟然还有人似懂非懂，不大明了它的意思。有人理论上不反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可是一实践起来，便糊涂了。有人遭到一点打击，遇到一点挫折，这十个字就不见了。有人在金钱面前，有人在长官面前，有人在配偶面前，这十个字也不见了，而且还心安理得，认为理所当然。

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多么低的要求，又是多么高的要求。是多么应该办到的事，又是多么难办到的事。人们发现，他们心底多么佩服和羡慕那些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人，但他们也知道自己很难做到，富贵不淫，难；贫贱不移，难；威武不屈，更难。连河东狮吼都足以让人不敢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呜呼，“独立”“自由”说起来容易，行起来何其难哉！

所以我们要谈陈寅恪。陈寅恪寄托了我们的希望，而谈陈寅恪可以掩盖我们的胆怯；陈寅恪是我们的偶像，谈陈寅恪是我们夜半行路时给自己壮胆的口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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