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协和医事（第二版）》一部关于北京协和医学院如何培养专家、医生和医生如何对待病人、造福社会的书。通过协和的建立。协和的教育、协和怎样服务社会、协和人九十年(1917～2007)的传奇故事．展示协和文化、协和精神和协和传统。在重读协和的同时，观照当下医疗．寻求更广意义的解决之道。作者是医疗业内人，协和是她的母校。她不是按照历史的顺序罗列史实．而是在情感的基础上讲述往事，在思考的过程中逐步进入协和内部，使之既可读．又有思辨的深度。

作者简介

　　讴歌，本名常青，医学博士，毕业于协和医科大学八年制医学系，毕业后赴美国，在俄亥俄州立大学从事抗结核药物课题研究一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从事血友病的基因治疗研究两年。2002年回国后投入抗肿瘤生物类新药的临床开发。现居北京．任职某制药公司。2006年出版《医事关于医的隐情和智慧》(北京出版社)。

精彩书摘

　　站在20世纪的起点，美国正在进行一场足以拯救它的医学教育的革命。而中国的一位医学博士孙中山，则在酝酿着新的革命。另外一位去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决意学医，试图以“新医学”来疗救病苦并促进中国人对维新的信仰。但他在仙台学医的第二年，“正值俄日战争，偶尔在电影上看见一个中国人做侦探而将被斩，因此又觉得在中国还应该先提倡新文艺。”于是化名鲁迅，用笔作为一把手术刀，试图切开中国人麻木的灵魂。相比之下，这时的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的想法，则显得更加科学和实用。在洛克菲勒之前，一批批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试图用一种宗教的方式接近巾国人的内心，而洛克菲勒在美国日渐浓厚的科学气氛的影响下，开始了在中国的新医学征途。

　　雷蒙德·福斯迪克（Raymond Fosdick）曾在洛克菲勒基金会工作多年，他参加过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创建和管理。1951年，他写了《洛克菲勒基金会故事》一书，其中有一章叫“中国的约翰斯·霍普金斯”，说的就是协和。其中写道：“中国一直以来都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兴趣点，除了美国以外，它在中国的花费也是世界上最多的。” 多年之后，他把这所叫做“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学校描述为一个故事、一个理想：“激动人心的故事——人与命运搏斗，失败摧不毁的理想。 ” 约翰·洛克菲勒（J0hn D.R0ckefeller）在19世纪末期发迹，在20世纪初成为美国最富有的人。除了是“石油大王”之外，他还是一名基督徒。

　　在发迹后，身边一位颇有远见的顾问建议他将精力转至慈善，成立慈善基金会。投入慈善的收入不纳税，总收入未减少，还能赢得乐善好施的社会形象。老洛克菲勒在六十岁时这么说：“我相信这是一个宗教任务：公平诚实地去赚你能赚到的钱，尽可能地攒住钱，然后尽可能地给出去。” 在他儿子小洛克菲勒（John D.Rockefeller，Jr）给父亲的一封信中，也说：“把一部分资金投入到慈善事业上，专门用来接济贫困的大众，改进教育，发展科学及传播宗教，我以为可取。” 大手笔起自1901年。那一年在纽约建立了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共有十一座大楼，颇为壮观。从这家医学研究所里，先后走出了十二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后来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医学院院长韦尔奇（William H.Welctl），曾在这里任职。1909年，洛克菲勒又出资防治黄热病和钩虫病。后来任教协和的第一位公共卫生教授兰安生（John B.Grant），毕业后最早参加的就是这场美国钩虫病防治运动。

　　所有的钱，必须是以“大规模的整体形式，而非零散的形式给出去” ，“避免零打碎敲的捐款方式，避免在过于广泛的范围进行慈善活动”，洛克菲勒父子曾这么阐述他们的慈善之道。钱要用在“关键拐点”。而什么是关键拐点呢?在他们看来，必须是：根除某种疾病的致病因素，根除某种不良社会现象的原因，或者播种一种“有生命力”的观点，一种产生变革的能量。基金会的资金必须用在“大规模的示范”，以便他人能复制，最终得到传承和延续。

　　当1910年轰动美国医学界的“弗莱克斯纳（Eqexner）调查报告”说到，在美国和加拿大共一百五十五所医学院校中只有六所好学校时，洛克菲勒基金会看到了“关键拐点”。自此，他们动用大笔金钱，投入极人的精力，致力于建立新的医学、护理、公共卫生学院，提高那些已存在的学校的水平。据美国《时代》周刊记载：从1913年5月开始的十年内，洛克菲勒基金会花费了近八千万美元，其中，超过一半的钱用于公共卫生和医学教育。而“最大的单笔礼物是给了北京协和医学院”，截至那时，用于协和共计一千万美元，比用于约翰斯·霍普金斯的七百万美元还多得多。据1956年统计，实际上，加上后来的投入，基金会为打造北京协和医学院总计投入四千八百万美元。

　　弗雷德里克·盖茨（Fredrick Gates）就是建议洛克菲勒把财富用来转做慈善的那个顾问。他一直对中国怀着浓厚的兴趣，希望在这里实施一项计划。他最初向洛克菲勒提出的建议是——在中国建一所大学。在那时的西方人眼中，中国贫穷、落后、文盲很多，是“异教徒”之国，是疾疫流行的“东亚病夫”之国。

　　洛克菲勒在正式行动之前，总是先作精细调查。为在中国建一所大学，他前后三次派出考察团来中国，分别是1909年、1914年、1915年。 1909年派出的“东方教育考察团”团员中包括芝加哥大学的两位医生。他们突出提到中国在医学教育方面的迫切需要，建议在北京成立一个自然科学的教育机构。洛克菲勒初步认为在中国的计划不宜过大，宜限于医学事业。 1911年在美国成功进行的钩虫病防治，加上著名的Flexner于艮告的问世，使得洛克菲勒更加关注医学、卫生、医学教育。

　　1913年成立了洛克菲勒基金会。一次会议上，董事会在《远东的教育及其他需求》的报告中说，“必须对远东的教育采取行动，包括医学教育和建立好医院。”两个月后，专门对中国问题进行了讨论，决定在中国的项目首选医学，投资中国的医学教育，“渐进有序地在中国发展一个完善的、有效的医学系统”，并派考察团去中国进行更详尽的考察。洛克菲勒在会上说：“基金会现在还是一个小孩，很年轻，没什么经验。世界都是它的试验场……它准备在起步时陧慢发展，希望在不同的可行领域，先收集所有能收集的信息，以便日后真决定去做时，明白可能面对的问题，并在我们所能得到的最佳建议下行动……我们对中国感兴趣已经好几年了。 ”敏锐的“石油大王”看到了“巾国正在发生巨大变化，出现了机会，空前绝后”。

　　1914年派往中国的考察团，考察范围锁定中国的医学教育。考察团中有哈佛医学院内科教授、芝加哥大学校长、美国驻汉口总领事。这位美国驻汉口总领事，名叫顾临（Roger S.Greene），他此后的二十年时间都贡献给了洛氏驻华医社与协和。

　　考察团用四个月时间，访问了中国十几个城市的医学校和八十八家医院，最后总结成一份名为《中国的医学》的报告。这份报告，至今仍是西方人写成的中国医学教育的宝贵史料。《中国的医学》共十个章节，包括：中国卫生现状、中国本土医学和手术、西方医学在中国、传教运动的医学教育标准、用中文还是英文教学、解剖和尸检、中国政府对西方医学的态度、中国人对西方医学的态度、相关建议及预算。

　　在报告中描述的中国医学教育水平很低。所有医学校的师资水平和教学设备都很差，学生的预科教育不足，用中文教学有很大局限。即使是当时的教会医学校，也大都是1900年前后新办，外国教员的专业知识跟不上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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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协和”这两个字 1921年，当小洛克菲勒登上“亚洲快线”轮船时，《纽约时报》说“ 他去了中国”。同行的还有约翰斯·霍普金斯医学院的校长韦尔奇，他在六年前就造访过中国，为了一个建造“北京协和医学院”的计划。

　　这一行人登上“亚洲快线”后，引起了众人的注目。在小洛克菲勒的六只行李箱中，有一大箱全是书，其中一本是描写亚洲的《中国、日本和韩国》。韦尔奇则在轮船上被邀请做演讲，他的题目是《中国的医学教育》。乘客们被他的热情打动，特别是讲到现代科学的价值、西方医学如何助力中国文明、又如何适应中国需要而改良。但这些问题对已为“北京协和医院”准备了七年的洛克菲勒基金会来说，再熟悉不过。

　　他们乘了一个多月的轮船，到达中国。站在离天安门不远的饭店阳台上，他们往东北望去，在王府井和东单之问，有一组中国宫殿式建筑，绿色琉璃瓦，汉白玉围栏，画栋雕梁。那片在清朝豫王府旧址之上、琉璃瓦之下的世界，就是即将创建的协和医学王国，老百姓传闻中的“油王府” 。

　　协和的“志在世界一流”，并非今天大学运动中的空洞口号。她用了差不多十年的时间，让世界知道协和。1923年，美国《时代》周刊回顾洛克菲勒基金会成立以来的十年之路。除了惊人的拨款数字，就是它在发展中不断锁定的中心主题：为全人类的健康。而耸立在这个主题两旁，是两大伟绩：一个在美国，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医学院；另一个则在中国，是 PuMc——北京协和医学院。40年代，汤佩松在清华大学创办农学院时提出的目标是：“清华农学院应当办成中国农学界的PuMc。”1951年，新政府接管协和时指示：“协和医院在亚洲乃至全世界都很有名望，我们一定要把她办好，办不好影响不好。” 协和的成长，充满了医学和医学之外的传奇故事。

　　这所学校开风气之先，成为中国第一所招收女生的医学院校，有了中国真正的护士学校；这里的一位来自加拿大的解剖学教授，根据周口店的一块牙齿化石，确定出一个独特的人种——“北京人”，两年后在周口店挖出的第一块“北京人”头盖骨，轰动了全世界；一位n1浦爱德的美国女人，来协和医院创建了“社会服务部”，关心病人出院后的社会链接，赋予医学以温情，许多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毕业生来此求职；一位叫兰安生的美国教授来到协和，给学生们讲“一盎司的预防，胜过一磅的治疗”。

　　他和中国人喝酒交朋友，带着协和学生走出医院，走进胡同，关注更多百姓的健康。日后他的一位学生受到感召，毕业后去了农村，在定县创造了中国“赤脚医生”的雏形。

　　这所学校的办学，也成了独特的“协和现象”。曾经的巨大投入，在实施“淘汰制”、“宽进严出”之后，只有极少数的产出。而这每年平均十六位毕业生的“极少数产出”，后来却成就了中国医学界的大半精华，他们每一位都撑起了中国半个世纪的医学世界。在校园里和医院里，它曾拥有一批医学大家，教学严格并带有强烈的启发式，鼓励学生“以病人为中心，向病人学习”。一批批年轻人来到这里，在协和式的气氛中“熏” 着成长，内心的热忱被激发，体悟着怎样成为一位好医生。

　　在今天的北京东单三条，协和建筑群的雕梁画栋、俄式大楼、现代大厦交杂在一起。一块标着“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的门牌，提醒着时问的力量。在今天，这群建筑代表着：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北京协和医院。对后两者，经九十年的积淀，人们概括为两个字：“协和 ”。

　　准确地说，“协和”这两个字暗示的是：曾经对中国医学教育和中国医学的推动，医事之道的至高境界。但她在时间打磨中积累的内涵，已超越了医学学科和医生职业。在民间，人们按照自己的想象和期望，赋予了 “协和”许多延伸内容，这两个字渐渐演化成——医疗安全感、医学精英、关爱百姓的亲切姿态、病人重获健康与温情的可能。病人说：“我们千里迢迢到北京协和看病，是到了头。无论如何我们心甘了。” 到了新世纪，有报道题为《全国人民看病上协和》。2O07年的一则“ 协和打假”新闻，告诉人们一个简单事实：全国那五十多家盗用“协和” 名号的机构，其实在老百姓脑中偷换不了“协和”这两个字所蕴含的医事概念。

　　九十年后已是别样的时代。协和仍然矗立在沸腾生活中，呼吸着有些浑浊的现代空气。它锻造出来的第一代名医，多已不在世上，但名字恒久流传，成为不可复制的神话。西医已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医疗再次成为中国的尴尬问题。今天的协和，更像一个警世者，提醒着人们什么是更纯粹的医学意义，什么是以实现这纯粹意义为目标的医学生活。虽然有人感叹，在数次中断、演化之后，协和已失去了一些内涵，但仍然是一清早门诊号就挂没了，仍然有一些协和人，拒绝平庸，保留着精英的自律，选择对病人最实惠的方案，仍然尽己可能维护着医患交流的正面形象。

　　在今天谈协和，不只是为了在曾经的功绩传奇中获得一种因怀旧而生的安慰，也希望通过解读九十年的协和医事，为眼前的医疗困境找到一些标准和答案：什么是卓越的医学院和优秀的医学教育?好医生是怎么产生的 ?什么是为医之道和为医的幸福感?病人在医生眼中是什么位置?医学如何去关心广大民众?这也许就是我和读者所共同关心的。

　　如果我们问，在九十年之后，“协和”这两个字，对中国老百姓、对医学生、对医生的吸引力，究竟来自哪里?也许是因为人们怀着这样一种不灭的期待：这个世界仍存医学温情，医学以己之力解除病痛。而协和曾以自己独特的医学方式，向人们展现了这种可能。

　　我的协和情结与“泛意义协和" 十六年前，我在高考志愿表里擦去了“北京大学”，写上“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用的是一支六块钱的灌了碳素墨水的钢笔。尖锐的笔头，甚至在志愿表上划了个洞。

　　现在想来，这次修改志愿，是协和的民间影响力的结果。当时，我对这个学校仅有的印象，就是中学里为即将报考大学的高三学生张贴的大学宣传画。它们的样子如出一辙，如果不是好友的提醒，我的目光甚至会掠过“中国协和医科大学”那张设计得一样平庸的招生广告。但好友跟我说起了一部讲述林巧稚的纪录片。那是我第一次听说一个西医领域的人名，第一次听说协和。林巧稚是老协和毕业的妇产科医生，习于协和，作于协和，卒于协和。基督徒，终身未婚，却被尊为百万婴儿的母亲。我被朋友的描述触动了，确切地说，是被她描述的那种生活方式中包含的内省、专注、慈悲感动了。

　　因为一部纪录片与一位医生的名字，我决定考协和，把未来交给一个从未设想过的医学领域。否则，我奔向的可能是另外一个专业，另外的成长路途。这个曾经被称为“东方的约翰斯·霍普金斯”的学校，校园局促得连个像样的篮球场都没有，却有着长灯不灭的通宵教室和呼吸中有古老灰尘的图书馆。迂回的地下走廊，使得我们可以自如地在教室和医院之间往来，而不需露出地面、接受阳光，到处可见置身在金街、银街的世俗热闹气氛之中那一张张苍白的“协和脸”。那时，学校门前的东方新天地，还不是十几栋连成一体的高楼，它是一片灰尘满天飞、噪音不断的工地。

　　在这里，我和我的同学们完成了入学时曾觉得无法坚持的八年，也是堪称艰辛和折磨的八年。

　　我们的毕业典礼，像前辈一样，是在被列为文物古迹的协和礼堂举行。这一回，没有传说中的“淘汰制”，也没有民间传说中的“世界承认” 的医学文凭。在收下写满中国字的毕业证书的同时，我的一些同学们已收拾好行囊，准备去美国，读一个“世界承认”的文凭，去医，去教，或者去研。一些留在了那个琉璃瓦覆盖下的医院。我则离开了医生这个行业。

　　十年前的夏天，有两位朋友同时接到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录取通知书。一位是我的师姐，一位是我的中学同学。在即将毕业的夏天，他们的眼里闪耀着憧憬的光芒。这所位于美国马里兰州一个叫“巴尔的摩 ”城市的学校，为何吸引了许多这样的医学热血青年?师姐告诉我，协和与约翰斯·霍普金斯很像，甚至建筑都差不多。三年后，我驾车穿过“巴尔的摩”，经过城中心一栋栋看起来破旧的公寓，有的窗户玻璃已残缺不全，传说中这里时有事故发生。突然眼前就出现了古城堡一样的建筑，自成体系的王国，年代古老，这就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医学院。我认识的两位优秀青年，正在其中的某栋楼的实验室里埋首青春，体验某种接近科学的神圣。

　　而在我的英文简历里，仍然有时常被不同国籍人问起的毕业学校，那个曾经在美国《时代》周刊上叫做“东方约翰斯·霍普金斯”的医学院。

　　这时，我还会与“协和”相遇。但除了知道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林巧稚、张孝骞、豫王府、八年制……这几个词之外，和我的同学们一样，即使在那里度过了八年时光，其实我对协和历史知之甚少。可能我们唯一阅读过的协和历史就是林巧稚的传记，那是第一年在信阳陆军学院军训时，学校派入去看我们，带给我们的礼物。即便那本书，也未能深入地掀起我们思考的帷幕。对于历史的回望，在我们这一代已经开始缺失。

　　协和的诞生及迄今九十年的生存，如同一位参与协和建立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官员所说：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故事——人与命运搏斗，失败摧不毁的理想”。如果不是去写这本《协和医事》，我可能再也不会去阅读如此多的与协和有关的文字，它们包括：协和的编年史、夹杂着每个时代色彩的各种论述文章、中国西医的医学教育发展、美国人写的关于洛克菲勒基金会与协和关系的论文、美国那一场上世纪初的著名医学改革、关于协和名医的各种传记和自传、欧美医学教育史……其间，有三次我的眼泪夺眶而出，那是在读到林巧稚和张孝骞的经历、聂毓禅回忆协和护校的迁徙时。文字已不重要，我的思考和他们的内心似乎融为一体。那是十七岁的我用碳素钢笔修改志愿时，曾经渴望接近的内省、专注和慈悲。在深夜灯光下的眼泪里，想起来难免遗憾。

　　在探寻、回望历史的路途上，我终于明白了在心底深埋的协和情结，它的起源在哪里，去向哪里。在那里，我曾经渴望被激发起内心的热忱，希望那热忱最终自律而专注地汇成一股创造力，点火升天，悬壶济世。可是，如同有人描述的，“在90年代的中国，大学是一个愚蠢自在地消磨时光的地方，或是一个背烂英语单词或者学会其他实用技能的地方。”我在 90年代的协和读书时，八十五分是每个人的生死线，不少人半带将就地选择了成为医生。我在毕业时，面对不理想的现实，掩面而逃。可是直到今日，“协和情结”仍深埋在心底。它就像读到林巧稚、张孝骞、聂毓禅时我涌出的眼泪，是我对内省、专注、慈悲的向往，对医学实质的仰望，对有气氛和有传承的大学精神的期待。

　　可以表达这种大学精神的，在今日世界里越来越少，协和仍是一个。

　　对于那些没有在其中学习和工作的人来说，协和的吸引力，也许可以从我这个曾身在其中的人的情结、从这本书的剖析里，找到自己需要的答案。

　　在写这本书时，有两部伟大的作品一直在影响着我，用不同的方式，在相同的时间。一部是V.S.奈保尔的《印度三部曲》，一部是帕慕克的《伊斯坦布尔》。在到达一定年龄后，人对时间和内心这两样东西的注意开始增多，对历史的兴趣也开始超过其他。也许有一个比揭开我的“协和情结”更美妙、深远的愿望促使我回望、解析协和历史：展现一所曾经伟大的医学院如何在精细策划中诞生，如何不惜一切代价去追求卓越，又如何在命运的漩涡中破碎、重整、坚持至今，西医如何在一百年的时间里改变着每个人的生活，医学教育如何达到它期望的巅峰，大学精神在医学院里如何体现，曾经达到的为医的至高境界是怎么样的一幅图画，又是哪些因素促成了这个图画，在变成眼前景象之前它经历了哪些流转……这就是“ 泛意义的协和”，比简单的协和历史，对今日有着更深远、更温暖的意义。

　　讲述协和的意义，也许比讲述协和历史本身显得更加重要。这本《协和医事》可以看做是我上一本《医事——关于医的隐情和智慧》的延续。

　　它希望讨论和关注的，其实更多的是“泛意义的协和”。在梳理九十年协和的脉络之时，一些当今医疗存在的问题，对照过去也许就有了答案和启迪。这也许是读协和医事，可以给生活在今天的为医者和虽不为医但需看病者的更多效用。

　　感谢董炳琨、张之南、胡天圣、吴宁、方圻、鲁重美、袁钟、尹佳、倪超、曾学军这些老、新协和人提供的部分资料和口述史实，他们心底、言语中对协和的热爱一次又一次地打动了我。感谢朋友师永刚、陈彤、冯金红的帮助、鼓励和灵感。感谢汪家明老师的编辑和指导。所有的努力，是为了让人们在协和九十周年时，了解这部众人成就的激动人心的伟大故事，获得解决今日医疗困境的启迪。如果那些读到这本书的人，能够在其中感受到一种纯净而顽强的力量，能够为找回一些标准和智慧而思考，那么这整整一年辛苦的灯下劳作，就算最大地实现了它的价值。文字在触动读者神经的那一刻，也最终展现了它的存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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