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百年未有之變局下載 mobi epub pdf 電子書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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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鵬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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齣版社：中信齣版社，中信齣版集團

ISBN：9787508666846

版次：1

商品編碼：12058288

品牌：中信齣版

包裝：平裝

叢書名： “觀天下”係列

開本：16開

齣版時間：2016-11-01

用紙：純質紙

頁數：324

正文語種：中文

具體描述

産品特色

編輯推薦

　　★著名國際關係研究專傢、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副院長袁鵬全新專著，探討中美新型大國關係及全球新秩序的重建，解讀由基辛格博士提齣的“四百年來未有之大變局”的深刻內涵

　　★堪稱一部洞察中美復雜國際關係及世界格局的扛鼎之作，幫助讀者看清當前復雜的國際形勢，瞭解全球新秩序的重建

　　★原國務委員戴秉國、澳大利亞前總理陸剋文攜手三大國際關係研究智庫領頭人——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院長季誌業、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院長蘇格及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院院長王緝思聯名傾力推薦

內容簡介

　　山中方七日，世上已韆年。毋庸置疑，當前的世界秩序正麵臨著嚴峻的考驗。

　　基辛格博士指齣，當今的國際體係正在經曆四百年來未有之大變局。中國與美國作為本輪國際體係轉型的重要推力，兩國關係的“陰晴錶”可謂“牽一發而動全身”，影響著世界新秩序的重構。

　　中美當前處在怎樣的大時代，麵臨怎樣的大格局變遷？中國為什麼要自信？中國該如何選擇？從1914年到2014年，百年世界變遷如何重塑世界格局？中國未來30年，該如何規劃？中美新型大國關係又該從何構建，並如何適應瞬息萬變的國際形勢？

　　在本書中，中國著名國際關係學者、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副院長袁鵬清晰地闡述瞭中美關係的發展曆史及未來趨勢，並諫言構建新型中美關係的可行路徑。同時，他係統地剖析瞭中國應對國際關係格局變遷的外交智慧。

　　作者認為，當前的國際體係在中美構建新型大國關係的過程中正在經曆一次革新：從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體係，到“一戰”後華盛頓—凡爾賽體係以至“二戰”後雅爾塔體係，再到冷戰後漫長過渡式“後後冷戰時代”，國際秩序正麵臨著第四次曆史性變遷，我們正見證一個新型的、由中美主導的國際體係的重構。

　　“治大國，若烹小鮮。”同樣，駕馭大國關係既需要縱橫捭闔的高超智慧，也需要看透數百年的社會更迭與變遷。從大的方麵說，《四百年未有之變局》闡述的是國傢的智慧，從小的方麵說，它可以重塑你的國傢觀、世界觀和全局觀。

作者簡介

　　袁鵬,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副院長，博士生導師，中華美國學會常務理事，中國戰略文化促進會常務理事，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1997年畢業於東北師範大學曆史係，獲曆史學博士學位。長期從事美國問題的政策研究，曆任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美國研究所副所長、所長。曾於1999—2000年在美國大西洋理事會、2003—2004年在美國布魯金斯學會做訪問學者，目前主要從事美國外交、中美關係、亞太安全、颱灣問題、中國外交等領域的研究。著有《美國思想庫及其對華傾嚮》《中美亞太共處之道：中國·美國與第三方》等著作，在各類學術期刊及主流媒體發錶相關文章百餘篇。

精彩書評

　　中美關係的狀況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世界秩序。盡管本書的內容並非無可挑剔，卻是作者就此問題力求發齣中國聲音、闡釋中國立場的力作，值得一讀。

　　——戴秉國

　　原國務委員

　　袁鵬縱論世界秩序、評點中美關係，帶有中國特色卻不失客觀理性，頗能給人啓發，值得一讀。

　　——陸剋文

　　澳大利亞前總理

　　中國和美國都是當今世界的重要國傢，然而兩國的曆史文化、現實基礎均存在著巨大差異。作為中國人、中國學者究竟應該如何看美國，如何看中美關係的未來，本書為我們提供瞭一個客觀而獨到的視角。

　　——季誌業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院長

　　袁鵬清醒、客觀、全麵、深入淺齣地描述瞭當代美國對外政策和中美關係，既診斷瞭“病竈”，又開齣瞭“藥方”，提供瞭慎思中國對外戰略的基礎。

　　——王緝思

　　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院院長

　　《四百年未有之變局》是袁鵬深入思考、潛心治學的一部力作。作者縱覽近代曆史進程，審視國際格局變幻，聚焦中美關係起伏，展望世界秩序走嚮。全書有敘有論，點麵結閤，由錶及裏，綜閤平衡，不僅“以文會友”貢獻學界，亦可為外交決策參考。

　　——蘇格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院長

精彩書摘

　　第一章新時空：第四次曆史變遷

　　繼威斯特伐利亞體係、華盛頓—凡爾賽體係、雅爾塔體係之後，世界正在經曆近四百年來第四次曆史巨變，國際政治經濟正步入新的時空。這場巨變起自何時？經曆如何？主要特徵又是什麼？冷戰終結之後一般而言，如果延續威斯特伐利亞體係、華盛頓—凡爾賽體係和雅爾塔體係這樣一種時間脈絡，那麼新一輪體係的變遷似乎應該以冷戰的終結為標誌。冷戰何時終結？ 1989 年柏林牆的坍塌和東歐劇變是標誌性的事件，但冷戰真正的終結是以1991 年12 月25 日蘇聯的解體為標誌。對於蘇聯解體這樣一個重大的曆史性事件，中國迄今研究得並不徹底。一個偌大的蘇聯帝國，倏忽間坍塌，不僅蘇聯自身措手不及，中國也百思不得其解。而在當年，如何吸取蘇聯解體的教訓，避免曆史性悲劇在中國上演，盡管是一個非常熱門的政治話題，但實際上多停留在高層官員和部分學者的小圈子內，沒有在全中國範圍內甚至沒有在全體中共黨員內展開全國性、曆史性、全麵性的深刻反思和研究。而到今天，隨著時空領域的變化以及中國自身的發展，對這場事件的認識必然會打上新的時代烙印，從而離真相越來越遠。隨著包括葉利欽在內的許多親曆者先後離去，對蘇聯解體之謎的破解恐怕隻能留給曆史學傢瞭。然而不管怎麼說，長達半個世紀的冷戰結束瞭。隨後，美國學者弗朗西斯· 福山自信滿滿地宣稱“曆史已經終結瞭”；美國總統喬治· 布什迫不及待地要打造“世界新秩序”。但冷戰的結束似乎並不自動意味著一個新時代的開始。

　　因為冷戰雖然結束，但冷戰遺跡依然殘存，甚至藉屍還魂，逆勢生長。歐洲的北約東擴、亞洲的美日同盟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升級換代，內涵和外延都在變化。蘇聯雖然解體，但蘇聯的繼承者俄羅斯並沒有泯滅帝國夢，美國、歐洲對俄羅斯還是一韆個不放心。美蘇冷戰雖然終結，但美俄之間的戰略較量、戰略博弈依然深刻難解。歐洲的冷戰雖然告一段落，但亞洲的冷戰沒有結束，朝鮮半島、颱灣海峽這些因冷戰而人為割裂的現實沒有改變。更重要的是，一度令西方歡欣鼓舞的“自由資本主義+西式民主”因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迅速發展和廣大伊斯蘭世界的復興而沒有成為“普世價值”，“曆史並未終結”。意識形態的衝突、較量或明或暗，依然像幽靈一樣在這個世界徘徊；結盟政治、集團政治等冷戰式行為仍然很有市場；軍備競賽變相輪番上演，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之勢甚至比冷戰時期猶有過之。因此人們總說，這個時代依然充滿著形形色色的“冷戰思維”。國際戰略傢們於是小心翼翼地選擇瞭一個詞—“後冷戰”—來界說冷戰後的時代，無非是想錶明，冷戰和後冷戰之間絕不會因為蘇東陣營的解體而一夜之間冰火兩重天。此後，雖然圍繞如何給新時代定性問題的討論在國內外從未中絕，但“後冷戰”的提法並未遭遇大的挑戰。不過，隨著新世紀的來臨，特彆是20 世紀最後一場戰爭—科索沃戰爭的打響，人們已不能滿足於繼續沿用“後冷戰時代”這個明顯帶有過渡性質的說法來界說或觀察冷戰結束10 年後的現實。1999—2000 年間，無獨有偶，中國與美國分彆展開瞭一場關於時代問題的大討論。由於“炸館”陰影的籠罩，中國的討論主要圍繞“和平與發展”是否仍是時代主題、國際戰略格局究竟是“單極還是多極”、世界主要矛盾是否是“稱霸與反霸”等傳統命題展開。1 其中關於“和平與發展”問題的論戰，激烈程度幾近劍拔弩張。值得一提的是，這一時期一些中國學者曾提齣過“新冷戰”的概念，但曇花一現，未流行開來。相較中國而言，美國人的討論更為多元化，除純學者外，大企業傢、金融巨頭、媒體精英乃至政要也都參與其中，提齣所謂“美國全球科技霸權時代”“信息革命時代”“新中世紀時代”“模糊和不確定的時代”“資本主宰世界和平的時代”等不一而足的觀點。2 有意思的是，盡管中美雙方是在不同的語境、背景中探討問題，卻都沒能給“新的時代”一個為人普遍接受的說法。但這種討論絕非學者的庸人自擾，恰恰反映齣特定的“時代觀”具有的重大戰略導嚮和政策指針意義。對於時代的不同理解必然生成不同的秩序觀、世界觀、戰略觀，進而直接影響一國內外政策的製定。在學者們關於時代問題大討論的基礎上，各國政府顯然也從不同角度給時代定下對國傢發展戰略具有指導意義的基調。仍以中美兩國為例。中國官方的經典定位是“和平與發展依然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主題，但齣現瞭新的不穩定因素”。3“進入新世紀，和平與發展仍然是時代的主題”。 4剋林頓執政時期的美國，則選擇用一個超越“冷戰”觀的“全球化”概括其所麵臨的時代，而不是繼續糾纏於“冷戰”概念。因此，“全球化時代”這一時代觀是世紀之交美國齣籠的幾個《國傢安全戰略報告》的理論指導，也幾乎就是信奉新自由主義的剋林頓政府外交理念的濃縮，即美國如何在全球化的新時代利用其獨特領先優勢最大限度地維持“一超獨霸”地位。5 體現在政策執行層麵，即是更強調大國依存與國際閤作，更看重經濟安全和非傳統威脅，更偏嚮國際組織和多邊主義，更愛用接觸而非遏製，也更注重全球治理。受美國這種“全球化”時代觀的影響，世界主要國傢也多從全球化相互依存角度思考國際政治、經濟問題，整個世界似乎呈現齣某種“告彆冷戰”舊時代，邁嚮全球化新時代的氣象。正當其時，2001年“9·11”事件突發。“9·11”事件使得人們更加嚴肅地思考，這個世界是否真的已經進入瞭一個新的時代？尤其是美國突然放下身段，降低美中、美俄戰略博弈的調門，高舉國際反恐聯盟大旗，試圖營造一個全球閤作反恐的新局麵。而各大國也積極迴應，放下私怨，集中精力閤作反恐。一時間，反恐怖、反擴散、反貧睏成為時代的主鏇律。中美關係迎來瞭新機遇，俄美關係似乎也柳暗花明。“全球反恐時代”“大國閤作時代”“後‘9·11’時代”等各種解讀不一而足。“後後冷戰時代”的來臨在這種背景下，與剋林頓執政理念不同、支撐力量不同、核心班子成員背景不同的小布什新政府，發明瞭一個新的概念—“後後冷戰時代”。根據時任國務院政策規劃司司長理查德· 哈斯的解釋，“後後冷戰時代”是“以美國居主導地位、大國衝突的概率很低、民主和市場經濟得以擴展等一係列現實所定義的時代，也是一個區域衝突不斷、貧睏持續蔓延、全球化的益處不能被廣泛共享和跨國性挑戰不斷增加的時代，是一個越來越嚴峻的跨國性挑戰與仍然重要的傳統性問題相互交錯的時代”。6 這段文字可謂內涵豐富。綜閤布什政要的言論看，“後後冷戰時代”的齣籠主要基於兩個標準：一是“9·11” 事件對美國對外戰略及國際政治基本結構的撼動；二是美俄關係變化對國際戰略格局的影響。在“後冷戰時代”之前再加一個“後”字，其“新”處有三。其一，“後冷戰時代”以不確定性為主要特徵的過渡期基本結束。賴斯說：“‘9·11’ 事件撼動瞭國際政治的基本結構。國際體係在蘇聯解體後一直動蕩不因此人們總說，這個時代依然充滿著形形色色的“冷戰思維”。國際戰略傢們於是小心翼翼地選擇瞭一個詞—“後冷戰”—來界說冷戰後的時代，無非是想錶明，冷戰和後冷戰之間絕不會因為蘇東陣營的解體而一夜之間冰火兩重天。此後，雖然圍繞如何給新時代定性問題的討論在國內外從未中絕，但“後冷戰”的提法並未遭遇大的挑戰。不過，隨著新世紀的來臨，特彆是20 世紀最後一場戰爭—科索沃戰爭的打響，人們已不能滿足於繼續沿用“後冷戰時代”這個明顯帶有過渡性質的說法來界說或觀察冷戰結束10 年後的現實。1999—2000 年間，無獨有偶，中國與美國分彆展開瞭一場關於時代問題的大討論。由於“炸館”陰影的籠罩，中國的討論主要圍繞“和平與發展”是否仍是時代主題、國際戰略格局究竟是“單極還是多極”、世界主要矛盾是否是“稱霸與反霸”等傳統命題展開。1 其中關於“和平與發展”問題的論戰，激烈程度幾近劍拔弩張。值得一提的是，這一時期一些中國學者曾提齣過“新冷戰”的概念，但曇花一現，未流行開來。

　　相較中國而言，美國人的討論更為多元化，除純學者外，大企業傢、金融巨頭、媒體精英乃至政要也都參與其中，提齣所謂“美國全球科技霸權時代”“信息革命時代”“新中世紀時代”“模糊和不確定的時代”“資本主宰世界和平的時代”等不一而足的觀點。2 有意思的是，盡管中美雙方是在不同的語境、背景中探討問題，卻都沒能給“新的時代”一個為人普遍接受的說法。但這種討論絕非學者的庸人自擾，恰恰反映齣特定的“時代觀”具有的重大戰略導嚮和政策指針意義。對於時代的不同理解必然生成不同的秩序觀、世界觀、戰略觀，進而直接影響一國內外政策的製定。在學者們關於時代問題大討論的基礎上，各國政府顯然也從不同角度給時代定下對國傢發展戰略具有指導意義的基調。仍以中美兩國為例。中國官方的經典定位是“和平與發展依然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主題，但齣現瞭新的不穩定因素”。3“進入新世紀，和平與發展仍然是時代的主題”。 4

　　剋林頓執政時期的美國，則選擇用一個超越“冷戰”觀的“全球化”概括其所麵臨的時代，而不是繼續糾纏於“冷戰”概念。因此，“全球化時代”這一時代觀是世紀之交美國齣籠的幾個《國傢安全戰略報告》的理論指導，也幾乎就是信奉新自由主義的剋林頓政府外交理念的濃縮，即美國如何在全球化的新時代利用其獨特領先優勢最大限度地維持“一超獨霸”地位。5 體現在政策執行層麵，即是更強調大國依存與國際閤作，更看重經濟安全和非傳統威脅，更偏嚮國際組織和多邊主義，更愛用接觸而非遏製，也更注重全球治理。受美國這種“全球化”時代觀的影響，世界主要國傢也多從全球化相互依存角度思考國際政治、經濟問題，整個世界似乎呈現齣某種“告彆冷戰”舊時代，邁嚮全球化新時代的氣象。

　　正當其時，2001 年“9·11”事件突發。“9·11”事件使得人們更加嚴肅地思考，這個世界是否真的已經進入瞭一個新的時代？尤其是美國突然放下身段，降低美中、美俄戰略博弈的調門，高舉國際反恐聯盟大旗，試圖營造一個全球閤作反恐的新局麵。而各大國也積極迴應，放下私怨，集中精力閤作反恐。一時間，反恐怖、反擴散、反貧睏成為時代的主鏇律。中美關係迎來瞭新機遇，俄美關係似乎也柳暗花明。“全球反恐時代”“大國閤作時代”“後‘9·11’時代”等各種解讀不一而足。

　　“後後冷戰時代”的來臨

　　在這種背景下，與剋林頓執政理念不同、支撐力量不同、核心班子成員背景不同的小布什新政府，發明瞭一個新的概念—“後後冷戰時代”。根據時任國務院政策規劃司司長理查德· 哈斯的解釋，“後後冷戰時代”是“以美國居主導地位、大國衝突的概率很低、民主和市場經濟得以擴展等一係列現實所定義的時代，也是一個區域衝突不斷、貧睏持續蔓延、全球化的益處不能被廣泛共享和跨國性挑戰不斷增加的時代，是一個越來越嚴峻的跨國性挑戰與仍然重要的傳統性問題相互交錯的時代”。6 這段文字可謂內涵豐富。綜閤布什政要的言論看，“後後冷戰時代”的齣籠主要基於兩個標準：一是“9·11” 事件對美國對外戰略及國際政治基本結構的撼動；二是美俄關係變化對國際戰略格局的影響。在“後冷戰時代”之前再加一個“後”字，其“新”處有三。

　　其一，“後冷戰時代”以不確定性為主要特徵的過渡期基本結束。賴斯說：“‘9·11’ 事件撼動瞭國際政治的基本結構。國際體係在蘇聯解體後一直動蕩不因此人們總說，這個時代依然充滿著形形色色的“冷戰思維”。國際戰略傢們於是小心翼翼地選擇瞭一個詞—“後冷戰”—來界說冷戰後的時代，無非是想錶明，冷戰和後冷戰之間絕不會因為蘇東陣營的解體而一夜之間冰火兩重天。此後，雖然圍繞如何給新時代定性問題的討論在國內外從未中絕，但“後冷戰”的提法並未遭遇大的挑戰。不過，隨著新世紀的來臨，特彆是20 世紀最後一場戰爭—科索沃戰爭的打響，人們已不能滿足於繼續沿用“後冷戰時代”這個明顯帶有過渡性質的說法來界說或觀察冷戰結束10 年後的現實。1999—2000 年間，無獨有偶，中國與美國分彆展開瞭一場關於時代問題的因此人們總說，這個時代依然充滿著形形色色的“冷戰思維”。國際戰略傢們於是小心翼翼地選擇瞭一個詞—“後冷戰”—來界說冷戰後的時代，無非是想錶明，冷戰和後冷戰之間絕不會因為蘇東陣營的解體而一夜之間冰火兩重天。此後，雖然圍繞如何給新時代定性問題的討論在國內外從未中絕，但“後冷戰”的提法並未遭遇大的挑戰。不過，隨著新世紀的來臨，特彆是20 世紀最後一場戰爭—科索沃戰爭的打響，人們已不能滿足於繼續沿用“後冷戰時代”這個明顯帶有過渡性質的說法來界說或觀察冷戰結束10 年後的現實。1999—2000 年間，無獨有偶，中國與美國分彆展開瞭一場關於時代問題的因此人們總說，這個時代依然充滿著形形色色的“冷戰思維”。國際戰略傢們於是小心翼翼地選擇瞭一個詞—“後冷戰”—來界說冷戰後的時代，無非是想錶明，冷戰和後冷戰之間絕不會因為蘇東陣營的解體而一夜之間冰火兩重天。此後，雖然圍繞如何給新時代定性問題的討論在國內外從未中絕，但“後冷戰”的提法並未遭遇大的挑戰。不過，隨著新世紀的來臨，特彆是20 世紀最後一場戰爭—科索沃戰爭的打響，人們已不能滿足於繼續沿用“後冷戰時代”這個明顯帶有過渡性質的說法來界說或觀察冷戰結束10 年後的現實。1999—2000 年間，無獨有偶，中國與美國分彆展開瞭一場關於時代問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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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蒼茫大地，誰主沉浮？

　　一

　　山中方七日，世上已韆年。

　　不管承不承認，這個世界已經變瞭。隻是這種變化不是靠世界性戰爭實現的，而是一種改良式、漸進式、“溫水煮青蛙式”的變化，在量變和質變之間甚至看不齣明顯的界綫。但是，毫無疑問，我們已經處在一個新的時代、新的世界。迴溯過去，從1648 年威斯特伐利亞體係，到“一戰”後華盛頓—凡爾賽體係以至“二戰”後雅爾塔體係，再到冷戰後漫長的過渡式“後後冷戰時代”，我們今天正麵臨第四次曆史性變遷，我們正見證一個新的世界秩序的重構，正所謂四百年未有之變局！

　　前三次曆史性巨變都同世界性戰爭（熱戰或冷戰）直接相關，因此體係之坍塌或構建都是疾風驟雨、大開大閤式的，基本是推倒重來、另起爐竈。我們正身處其中的這新一輪秩序之變，則既與一係列局部性戰爭（如伊拉剋戰爭、阿富汗戰爭）、地區性衝突（如朝核危機、伊核危機、烏剋蘭危機、東海南海摩擦）相關，也同國際力量格局的自然變動攸關—所謂新興力量群體性崛起、西方世界整體性低迷、非國傢行為體呼風喚雨、全球性問題集中爆發等，從不同側麵衝擊西方主導的既有國際體係。而更為根本的，是經濟全球化、政治多極化、社會信息化、威脅多元化、文化多樣化等“五化”前所未有地同時並存於世界，它們相互激蕩、互為因果、連鎖反應、推波助瀾，你方唱罷我登場，東邊日齣西邊雨，剪不斷理還亂。對執政者來說，麵臨的任務韆頭萬緒，機遇和挑戰均前所未有，縱然使齣百般武藝，最終白瞭少年頭，也未必招人待見。對普通民眾來說，麵對一天一變的網絡資訊和難以適應的氣候變化，麵對日新月異的國事傢事天下事，常常感嘆“時間都去哪兒瞭”。

　　而對善於冷眼看世界的戰略思想傢而言，這個時代給他們思考、寫作提供瞭絕佳的素材，於是誕生瞭所謂“單極說”“多極說”“兩極說”“無極說”，産生瞭所謂“後美國時代”“中國崛起時代”“信息技術3.0 時代”等。一批高質量、有深度的作品連番問世，即以近兩年為例，法國人皮凱蒂的《21 世紀資本論》、日裔美國人福山的《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英國人剋拉剋的《夢遊者：1914 年，歐洲如何走嚮一戰》、中國颱灣學者硃雲漢的《高思在雲》等，從曆史的縱深、政治經濟的結閤部、人類政治的發展前景等多角度考問我們的時代、探尋未來的秩序。然而，他們提齣的問題比給齣的答案多，他們的睏惑似乎比蕓蕓眾生還更多幾分。

　　其中不能不提的是年逾90 的基辛格博士，他依然活躍在國際舞颱，敏於思考，勤於著述，善於溝通，指點迷津。他的《世界秩序》一書悄然麵世，似乎是一個閱盡世間滄桑的老人在告誡世人，我們所處的世界真的已經變瞭，而我們卻都沒有做好重塑新秩序的準備。舊的秩序瀕臨坍塌，新的秩序將建未建，還有什麼比這更危險的事實嗎？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如果各國都忙於自己傢裏的一畝三分地而無暇靜下心來重整地球村這個共同的傢園，則世界錶麵的經濟繁盛和技術進步到頭來恐將帶來更具毀滅性的後果。

　　或許正是意識到這一點，在聯閤國成立70 周年、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的重大曆史性時刻，各國都在積極籌備、隆重紀念，紅場閱兵、天安門廣場閱兵、聯閤國大會……人們似乎期待以這樣一個曆史節點為分水嶺，總結過去、正視現在、麵嚮未來，內心其實都在呼喚一個更加與時俱進同時富有活力的新世界秩序的到來。然而，誰將是世界新秩序的引領者或締造者？

　　二

　　作為世界唯一超級大國，同時也是既有國際秩序的主要締造者，美國自然希望繼續主導這個世界。奧巴馬無論怎麼“謙遜”，在繼續領導世界這個大是大非的問題上從來都不含糊。他在不同場閤反復強調：“問題不在於美國是否繼續領導世界，而在於如何領導”，“美國決不當老二！”“硬實力”“軟實力”“巧實力”，不管如何包裝，內核都是“實力”，美國追求的永遠是實力至上，目標則是繼續領導世界100 年。

　　問題是，世界已不是過去那個世界，美國也不是昨天那個美國。就軍事實力而論，美國仍占據絕對優勢，相較逐漸老化的俄羅斯軍力，美國的軍事實力從某種意義上說甚至比冷戰時期更勝一籌。其他如科技力、網絡力、戰略力、文化力、情報力、同盟力、智慧力、地緣力等，仍令其他大國難望其項背。從這個意義上說，美國仍是“唯一超級大國”。但從經濟實力角度看，美國的絕對領先優勢至少麵臨來自歐洲和中國的挑戰。就單個國傢而言，2014 年中國國內生産總值首次超10 萬億美元，達到10.2 萬億美元，離美國17.4 萬億美元雖差距仍大，但全世界超10 萬億美元國內生産總值的畢竟不再隻有美國一傢。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根據購買力平價論，甚至認為中國經濟總量在2014 年已經超過美國。而更多的國際觀察者認為，中國經濟超美隻是時間問題。從政治和社會兩個維度看，則美國麵臨自20 世紀60 年代以來最嚴重的內部問題，政治“極化”和社會“分化”愈演愈烈，以緻曾經高呼“曆史已經終結”的福山寫下《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一書，公開錶達對美國政治製度的失望和無奈。製度優勢和社會活力一直是美國人引以為傲的軟實力，也是其對外實行霸權的國內基礎，如今看來，麵對2016 年總統大選齣現的“特朗普現象”“桑德斯現象”，不得不承認這個基礎正在齣現大麻煩。“基礎不牢，地動山搖”。奧巴馬的對外政策屢遭批評或掣肘，絕非偶然，而他在應對烏剋蘭危機、敘利亞危機、利比亞危機、伊拉剋危機、“伊斯蘭國”等問題上的作為不力，實在是因為他不想管、不敢管也管不瞭。畢竟，2008 年金融危機後被推上颱的奧巴馬，當務之急是經濟、經濟、經濟！結果，美國的經濟終於走齣危機，再次步入復蘇增長軌道，但驀然間美國人也發現，美國的國際影響力卻在無情地下滑。在這種實力與影響力並不同步的情況下，靠美國單極維持國際秩序的穩定顯然不切實際，盡管少數美國人仍在做著“美利堅帝國”的迷夢，但多數美國人對美國實力的限度是心知肚明的。

　　歐盟能否構成世界的另外一極姑且不論，但其作為經濟總量世界第一、現代化水平程度最高、全球治理水平和能力最強的力量組閤，是維護國際秩序穩定或重構世界新秩序的重要力量。2014 年習近平主席作為中國最高領導人首訪歐盟總部布魯塞爾，傳遞齣一個非常鮮明的信號，那就是中國認同歐盟作為世界政治一極、經濟一極、文明一極的獨特分量，也希望通過深化中歐閤作共同維護國際秩序的穩定。然而，自冷戰結束後，“歐盟往何處去”就一直睏擾著歐洲各國領導人。美國人所形容的“經濟巨人、政治矮子、軍事侏儒”狀況雖有所改觀，在敘利亞、利比亞衝突中歐洲人甚至衝鋒陷陣跑在美國人前麵，但總體而言，歐盟要在國際政治舞颱上發揮更大作用還麵臨不少睏難。高福利製度和外來移民增多帶來的社會問題、金融危機和債務危機下的經濟復興問題、烏剋蘭危機背後摺射齣的戰略安全睏境，等等，顯示“後現代”的歐洲也免不瞭“戰爭與和平”“發展與復興”等現代國傢習以為常的那些事兒。而近兩年來歐洲主要大國恐怖襲擊不斷，更讓歐洲一夜之間成為全球恐怖主義的重災區和全球難民的集散地。總之，歐盟作為國際政治事務中的整體性力量，如何整閤實力、找準定位、明確方嚮，是個大問題。否則，歐盟主要大國隻能各懷心事，勁有時並不往一處使。德國最具實力，但默剋爾很有分寸感，不願挑頭；法國有意在國際舞颱上一展身手，但作用有限；老牌帝國英國則如美國著名評論傢法裏德？紮卡利亞所言，“正在放棄全球大國身份”，一場誰也不在意的“脫歐”公投竟然齣人意料地弄假成真，讓人對大英帝國是否從此變成“小”不列顛開始認真思考。歐洲大國如此，中小國傢能做何指望呢？

　　另一個堪稱一極的大國俄羅斯，在國際舞颱上最具爭議。中國人和美國人、歐洲人在如何看俄羅斯這個問題上的觀點就大相徑庭。中國人大多看到的，是俄羅斯廣袤的國土、豐富的資源、強大的軍力、厚重的文化，以及充滿魄力和魅力的普京，因此往往對俄羅斯高看一眼，一直將它視為另一個世界級大國而倍加重視。這背後，恐怕多少同中國與沙俄之間的曆史積怨、與蘇聯之間的曆史恩怨等記憶有關。畢竟，我們曾是受害者、受傷者或弱者，因此容易放大對俄羅斯實力的認識。美國人看待俄羅斯，則完全是一種勝利者的心態。問起華盛頓的戰略界人士，十之八九會說“俄羅斯不會有什麼用瞭”。一些學者甚至覺得，冷戰後的美國曆任總統總在試圖從羞辱俄羅斯的過程中享受某種快感。美國朝野彌漫的這種“俄羅斯不行論”其實蘊藏著巨大的危險。如果曆史是一麵鏡子的話，鏡中的俄羅斯從來就不是這個世界上的平庸者。在成功化解古巴導彈危機後，肯尼迪曾經心有餘悸地告誡後任美國領導人：“核大國在捍衛自身利益時，應避免齣現讓對手必須在恥辱的退讓與核戰爭間做選擇的情形。”不管怎樣，瘦死的駱駝比馬大，雖然麵臨巨大難關，俄羅斯畢竟是世界政治中誰也不能小覷的戰略性力量。更何況，俄羅斯擁有這個時代最稀缺的資源、能源、國土規模等天然優勢。作為戰後國際秩序的共同締造者之一，俄羅斯對當今及未來世界秩序有一套全麵的看法和闡述，需要人們仔細聆聽和認真解讀。

　　在世界大國俱樂部裏，不應忘記的還有印度、日本和巴西。三國雖各具特色，但在期待成為被人尊重的世界級大國方麵則同氣相求，聯手“爭常”即是重要標誌。但畢竟，印度崛起的光芒不如中國閃亮，目前閤縱連橫多意在經濟發展，對世界新秩序的構建缺乏必需的意願和能力。日本安倍政權雖無日不在“俯瞰地球儀”，但誌大纔疏、心胸狹隘、缺乏擔當，在美國的羽翼下尚難稱得上是一支完全獨立的戰略性力量。巴西雖不甘偏安南美，但與世界政治的中心地帶相距遙遠，且自身麵臨嚴重的政治社會經濟問題，世界杯、奧運會的光環掩蓋不瞭巴西深層的矛盾，巴西的再度崛起還需要時間的考驗。

　　其他如南非、土耳其、伊朗、沙特、澳大利亞、加拿大、印尼、韓國、阿根廷等中等強國，對世界秩序的構建越來越有想法和發言權。它們有望成為新秩序構建的生力軍，但指望其成為推動構建新秩序的主力軍，似乎勉為其難。

　　三

　　相較歐、俄、印、日、巴等諸強，中國的優勢是明顯的。不僅經濟發展態勢最好，而且政治社會總體穩定，更重要的是，由於改革開放以來30 多年堅持正確的戰略選擇，中國的國際影響力日盛一日。正因如此，中國越來越被國際社會視為最有可能取代美國的下一個超級大國。2015 年6 月29 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協定》簽署儀式在北京舉行，它標誌著中國人發起成立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邁齣瞭具有曆史意義的步伐。這是繼2010 年中國經濟總量超過日本位居世界第二之後又一標誌性事件。除日本之外的幾乎所有美國重要盟國都積極參與其中，這似乎印證瞭一個頗具諷刺意味的新現實，那就是，美國的經濟在復蘇，但國際影響力卻在下降；中國的經濟在減速，但國際影響力則在上升。綜閤評估，實力對比中升美降的總趨勢沒有改變。

　　然而，中國也有中國的問題，集中體現為所謂“老二綜閤徵”。盡管中國隻是在經濟總量上位列第二，但國際社會傾嚮於認為中國在綜閤國力方麵也是“老二”，於是中國終於“被老二”瞭。問題是，這個“老二”與“老三”“老四”“老五”的差距沒有實質性拉開，卻與“老大”的差距依然巨大；既要麵臨來自“老大”的擠壓，也要適應來自“老三”之後諸強的羨慕嫉妒恨；既要繼續跨越新興大國崛起進程中的“中等收入陷阱”，也要努力超越與既成大國美國之間的“修昔底德陷阱”，防範在中亞、西亞、北非一度上演的“顔色革命陷阱”，更需處理一係列國內、周邊問題交織混雜的“成長中的煩惱”。習近平主席講，中國比曆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但恰如黎明前的黑暗，越接近光明，麵臨的問題、睏難、風險、挑戰就越多。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始終強調自己是國際體係的參與者、建設者、貢獻者，而不會成為顛覆者。

　　但在部分美國戰略界人士看來，“亞投行”“一帶一路”東海南海強勢維權……凡此顯示，中國人正以自己的方式改造既有國際和地區秩序，在錶麵維護既有體係的同時打自己的小算盤，搞自己的小體係。同樣，在中國部分學者眼裏，美國無節製無原則地偏袒日本和菲律賓，公然插手南海爭端，濫用“量化寬鬆”和貿易保護主義等，也是在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顛覆自己一手打造的戰後國際秩序。於是乎，中美關係走到今天，秩序之爭越來越成為淩駕一切之上的核心問題。這恐怕是中美關係過去三四十年來最深刻的變化。不隻如此，世界各主要力量也都在思考如何修復、改革世界秩序。

　　四

　　說到這裏，不能不提到一個最核心的問題：什麼是世界秩序？

　　對於各國的決策者、執政者而言，所謂世界秩序、國際秩序、國際格局、國際體係等等，無外乎就是如何把握世界大勢的另類錶述，而不太在意嚴格區分這些概念之間的微言大義，更多是不求甚解、大而化之。對於學者或研究者而言，上述概念的區分則是有意義的，為此他們往往不遺餘力，甚至皓首窮經。中國知名學者閻學通教授近期對這些概念的研究非常有見解，給齣瞭清晰的界定和解釋，值得學習、藉鑒。

　　在這個問題上，我比較傾嚮於基辛格的態度，既有一定學理闡述，又不過多糾纏於概念本身。在他看來，世界秩序其實更多是一種理念、一種構想、一種願景，與既有的國際秩序不盡一緻。理由很簡單，因為真正的世界秩序到今天並沒有存在過。今天絕大多數國際政治學者往往以威斯特伐利亞體係作為現代國際體係的起點，主要原因在於它確立瞭現代國際體係的基本準則，比如，主權獨立、不乾涉內政、和平解決國際爭端等。這些準則雖然此前不同程度地存在過，但並沒有像威斯特伐利亞條約那樣被明確地規範，進而具有超越區域而成為所謂的普適性的準則。但從曆史的大視野去看，一方麵，這個體係所規範的相關國際

　　關係原則是不全麵的，更多是建立在歐洲中心主義的立場和經驗之下的。另一方麵，它規範的更多是國與國之間的相互準則，而對非國傢行為體則沒有做明確的規定，可是今天的世界已經是國傢行為體和非國傢行為體共同組成的新世界。更重要的是，在歐洲各國1648 年構建威斯特伐利亞體係時，世界還存在幾個並行的體係，比如中國的朝貢體係、以中東為核心的伊斯蘭體係，而此時的非洲、美洲、大洋洲闆塊，則遠離這些體係，尚未全麵覺醒。威斯特伐利亞體係規範的隻是歐洲部分闆塊，對世界並沒有廣泛的約束力。

　　從中國的視角看問題，中國傳統體係齣現裂痕，早在威斯特伐利亞體係之前，其中1592 年的中日壬辰戰爭具有某種標誌性意義。這一年，日本豐臣秀吉政權公然發動侵略朝鮮的戰爭。對日本而言，這是其發動海外侵略戰爭的起點；對中國而言，則是自唐朝以來一直學習中國的好學生—日本—開始動手打老師瞭。1 遺憾的是，當時的中國政府沒有將日本的這種戰略意圖當作具有曆史性

　　意義的戰略轉摺，而依然沉醉在天朝王國的幻象中；及至1840 年鴉片戰爭，中國人依然處在半夢半醒之間；再及至日本人在1894 年重演壬辰戰爭的那一幕，通過甲午戰爭將天朝大國的尊嚴打得體無完膚，中國纔“猛迴頭”，完全驚醒。中國被西方堅船利炮裹挾進所謂現代文明體係，再被當年自己的學生羞辱得顔麵掃地，華夏體係已無法維係。但亡羊補牢，為時已晚，百年屈辱，由此開端。此後，中華民族開始瞭漫長的救國圖存、民族獨立、國傢建設進程，並最終走上通過改革開放邁嚮民族復興的艱難曆程。

　　中國人的秩序觀、體係觀與西方人相比，自成一格，是不爭的事實。中西方之間在所謂意識形態、價值觀念、發展道路等方麵的矛盾、衝突和隔閡由此變得更加深刻，也是源於兩種不同秩序在不同軌道上的自我演進。而等中國開始走嚮現代化，尤其是跟美國、歐洲主要國傢在“一戰”和“二戰”戰場上並肩作戰，兩種體係纔有瞭正式的正麵互動。然而，這種互動對西方而言是主動的，對中國而言則是被動的。雖然中國也以戰勝國身份參與瞭華盛頓—凡爾賽體係的共建，但僅分得西方列強的殘羹冷炙，遭受的卻是更大的屈辱。“二戰”後構建的雅爾塔體係，中國終於能與美、英、蘇等列強共建聯閤國，並成為安理會5 個常任理事國之一，但這是建立在西方對中國未來政治方嚮的一種不切實際的期待之上的。而一旦中國的國內政治方嚮齣現另一種麵貌，西方的臉色即為之一變。新中國仍然被西方視為舊世界，被孤立在美國主導的所謂國際體係之外。

　　鄧小平領導的中國改革開放也曾經一度給美國人和西方人再次帶來期望，認為中國從此走上融入西方體係的不歸路。但曆史的發展往往不以他們的意誌為轉移，中國的命運始終還是掌握在中國人自己手裏。幾十年之後，中國既沒有“西化”，也沒有“分化”，中國雖不再是那個封閉的中國，但還是中國共産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的中國。另一方麵，中國不是蘇聯，雖在崛起，卻堅定地奉行和平崛起；雖堅持獨立自主，卻不全麵挑戰既有國際秩序；雖沒有改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性質，卻在市場經濟、自由貿易、對外開放的道路上走得比西方更堅決。對於這樣一個中國，美國人和西方人既愛又怕，想全麵接納卻心有不甘，想全麵遏製又難以做到，想放任自流卻風險太大。怎麼辦？奧巴馬在思考，希拉裏在思考，美國戰略思想界人士都在不同程度地思考，但迄今卻沒有給齣一個清晰的答案。

　　不論怎樣，必須承認一個基本事實：經濟全球化、政治多極化、文化多樣化、社會信息化、威脅多元化，將世界各國曆史性地拉近，使得全球第一次可以開始思考共建一個所謂既建立在國與國平等基礎之上，又必須思考非國傢行為體，既要應對所謂“高政治”的政治、經濟、安全問題，又必須麵對所謂“低政治”等非傳統全球性新問題的世界新秩序。

　　五

　　如何構建新秩序？既然沒有一傢能主導新秩序的構建，就隻好依賴國際社會的再度閤作。但現實情況是，除少數戰略思想傢在思考這個問題外，各國政要多忙於政務，疲於應對各種不同的挑戰，沒有時間去顧及這個過於形而上的問題。不過有一點是明確的，中美在新秩序的構建過程中是閤作者還是競爭者抑或對抗者，將直接攸關新秩序的成敗。為此，包括基辛格、布熱津斯基、伯格斯滕、澳大利亞前總理陸剋文等在內的國際戰略傢們紛紛建言獻策，從不同側麵勾畫中美閤作的藍圖。但同時也有不少學者、政客以舊的思維預測甚至鼓噪中美衝突的未來。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在不同場閤提齣“閤作共贏”“命運共同體”“新型國際關係”等新理念、新思想、新倡議，體現瞭在世界秩序重構進程中中國人不同以往的包容、大氣、主動、自信。但一個巴掌拍不響，探戈需要兩個人跳，全球共同的事業需要世界各國共建。

　　在這一大背景下，作為一名從事國際戰略研究和美國問題政策研究的中國學者，作者不揣簡陋，將自己在近十年來對世界秩序、國際體係、美國實力、中國戰略、中美關係的研究成果加以梳理並呈現齣來，發齣中國的聲音，權當滄海一粟，希望能為中美與其他各國共建世界新秩序這項新的偉大事業貢獻些微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