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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思想者，才有理想国！

《西方百年学术经典：菊与刀》是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受美国政府之托研究日本民族的成果，也是研究日本的经典著作，被日本学术文化界誉为“现代日本学的鼻祖”，被翻译成英、法，中、日、西等多国文字。《菊与刀》深刻解读了日本历史与文化，是了解日本民族性格及文化传统的必读经典。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本尼迪克特所著的《菊与刀》，在对日本文化深感好奇的西方人中影响力深厚。她着力阐述日本传统文化这二元性，她也领悟到了这种矛盾性。

——三岛由纪夫

内容简介

《菊与刀》是二战后期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奉美国政府之命，为分析、研究日本社会和日本民族性所做的调查分析报告，旨在为美国管制战败后的日本提供政策依据。“菊”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武士道文化的象征。本尼迪克特用“菊”与“刀”来象征日本人的矛盾性格，进而深度剖析、解读独特的文化传统和民族性格。书中，作者把笔触深入日本人生活的诸多方面，既展示了日本人的生活习性和行为信条，也剖析了这些习性和信条之所以形成的深层文化因素。自1946 年出版以来，它在全世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已经成为研究日本民族性的必读著作，并被认为是社会科学研究直接运用于政治实际操作的杰出例证。

作者简介

鲁思·本尼迪克特（1887—1948）

美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文化人类学家。1887年出生于纽约，1919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师从美国文化人类学之父弗朗兹·博厄斯，1923年获博士学位，之后留校任教，历任讲师、副教授和教授。她与美国人类学家M.米德合作，在研究中结合心理学方法论，创立博厄斯学派中的一个支派， 即文化心理学派，或称种族心理学派。二战期间，对日本、荷兰、德国等国民族性进行研究。著有《文化模式》《种族：科学与政治》《菊与刀》等，其中尤以《菊与刀》影响巨大。

目录

致谢 / 1

第一章研究的任务 / 001

第二章战争中的日本人 / 020

第三章各得其所 / 042

第四章明治维新 / 070

第五章时代和世界的负恩者 / 088

第六章报恩于万一 / 104

第七章报答最难接受之义理 / 120

第八章洗除污名 / 131

第九章人类情感的圈子 / 158

第十章美德的进退两难 / 174

第十一章自我训练 / 203

第十二章儿童教育 / 224

第十三章投降后的日本人 / 263

精彩书摘

第一章研究的任务

在美国全力以赴与之作战的敌人中，日本人是最难以捉摸的。在任何其他战争中，我们都没有遇到过这样一个使美国不得不分外关注其行为习惯和思维习惯的敌人。如同之前（1905年）的沙俄一样，我们是在同一个不属于西方文化传统且又经过充分武装和训练的民族作战。西方国家所承认的基于人性的战争惯例，在日本人身上显然并不存在。正因如此，太平洋上的战争就不仅是一系列岛屿登陆战，也不仅是解决艰难的后勤工作的问题，了解敌人的本性也成为战争中的主要问题。为了与之对抗，我们必须先了解他们的行为。

困难是巨大的。日本紧闭着的大门被打开之后的七十五年来，日本人一直被人们用一系列令人迷惑的“但是，又……”来描述，这种描述是决不同于世界上其他任何民族的。一个严谨的观察家在谈及日本之外的任何其他民族时，都不会在说他们谦逊有礼之后，又补充说“但他们也傲慢、霸道”。当他说某个民族的人行为十分死板时，也不会补充说“但他们对激进的变革也极其适应”。当他说一个民族的脾性很顺从，不会再解释说他们不会轻易服从上级的控制。当他说他们忠诚慷慨时，不会又说“但他们又背信弃义、心怀怨恨”。当他说他们生性勇敢时，不会又接着说他们胆小懦弱。当他说他们的行为是出于他人评价的考虑时，不会又接着说他们的行为是发自真诚的良心。当他描述他们的军队中存在机器人一般的纪律时，不会继续说他们的士兵不服管束。当他描述一个民族对学习西方文化满怀无限的激情时，不会又详细地阐述他们狂热的保守主义。当他写一本书讲述一个民族普遍爱美、尊重演员和艺术家、热爱菊花栽培时，大概不会再写另一本书来补充阐述这个民族对刀剑的崇尚以及武士的至高荣誉。

然而，所有这些矛盾都同时纵横交错地出现在有关日本的著作当中。这些矛盾确实存在。刀和菊都是这幅画面的组成部分：日本人极其好斗却又温和，黩武却又热爱审美，傲慢却又谦虚有礼，刻板却又极易适应，温顺却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诚却又背信弃义，勇敢却又胆小怯懦，保守却又易于接受新的生活方式。他们十分在意别人对自己行为的看法，但是当他人不知道他们的劣迹时，他们又会感到内疚。他们的士兵受过严格的训练，但却又不顺从。

眼下美国急需了解日本，对于这些矛盾以及其他许多同样突出的矛盾我们无法置之不理。问题陆续摆在我们面前。日本人会怎么做？如果不攻打日本，日本是否会投降？我们是否应该轰炸日本皇宫？对于日本战俘，我们应该期待什么？在针对日本部队和本土日本人的宣传中，我们应该讲些什么才能挽救美国人的生命并削弱日本战斗到底的决心？这些问题在日本问题专家中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当和平来临之后，为了维持其社会秩序，是否应当对日本实行永久的军事管制？我们的军队是否应当做好和每一个身处深山要塞里负隅顽抗的日本敌人作战的准备？在世界和平来临之前，日本有无可能发生一场类似于法国革命或俄国革命的大变革？谁将是这次可能发生的大变革的领导者？又或者会出现另一种情况，即日本民族灭亡？不同的人对于这些问题的评判结果，肯定会是大相径庭的。

1944年6月，我受命开展研究日本的工作。根据要求，我要使用文化人类学家所能使用的一切方法来说明日本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那年夏初，我们对日本大规模的反攻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开始。在美国，人们认为和日本的战争还将持续三年，或许是十年，又或许会更长时间。在日本，有的人说这场战争还将持续上百年。他们说，尽管美国人已经获得了局部的胜利，但新几内亚（New Guinea）和所罗门群岛（Solomons）距离日本本土几千英里。他们的官方公报根本不承认日本海军的战败，日本人始终认为自己是胜利者。

但是，进入6月之后，局势发生了变化。欧洲开辟了第二战场，盟军最高指挥部在两年半的时间里给予欧洲战场的优先权已不再有必要。盟军对德作战的胜利触手可及。在太平洋战场上，我们的军队已登上塞班岛，这一行动吹响了彻底打败日本军队的号角。从那时起，我们的士兵开始与日本士兵短兵相接。并且，在经历了新几内亚、瓜达尔卡纳尔（Guadalcanal）、缅甸、阿图（Attu）、塔拉瓦（Tarawa）、比亚克（Biak）等战役之后，我们意识到，我们是在和一个可怕的敌人作战。

因此，到了1944年7月，澄清诸多有关我们的日本对手的疑问迫在眉睫。无论是军事方面的疑问还是外交方面的疑问，都要求我们获得关于日本民族的真知灼见。在这场由日本人发动的全面战争中，我们不仅要清楚地了解东京当权者的目的和动机、漫长的日本历史、经济及军事统计数据，还要知道他们的政府指望从其国民身上得到什么。我们必须了解日本人的思维习惯、情感习惯以及这些习惯所塑成的相关行为模式。我们还必须知道导致这些行为和观念的深层次因素。我们必须暂时抛开美国人据以采取行动的那些前提和假设，不要想当然地以为日本人的“观念—行为”逻辑链条与我们并无二致。

我要完成的任务很困难。美日正处于交战状态中，交战的双方一定会全面而彻底地指责、否定对方，但要想了解敌人自己对人生的看法就要难得多了。但这项任务又必须完成。问题在于日本人会怎么做，而不是当我们面临他们的情境之时我们会怎么做。为了了解他们，我必须努力利用日本的战时行为相关资料，而不是把这些资料当作不利条件看待之。我必须观察他们指挥作战的方式，并暂时将其视为文化问题，而不是军事问题。与和平时期一样，战争时期的日本人行为也具有自己的特色。在战争时期，他们的行为透露出了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特征？他们的领导人激励士气、抚慰国民心理、在战场上调兵遣将的方式等无一不透露出了他们面对外部环境、激励自身内在的方式。我必须依据战争环境中的细节去了解日本人是如何逐步显露出他们的国民性格的。

当然，美日两国之间正处于交战状态，这对我的研究也有一系列的不利影响。这意味着我不得不放弃文化人类学家最重要的研究方法：实地考察。我不能去日本，不能住在他们家里，无法观察他们艰辛且充满压力的日常生活，也无法亲眼见证哪些外部环境之于他们是至关重要的，哪些又是无足轻重的。我无法观察他们做决定的复杂过程。我无法看到他们是如何培育下一代的。人类学家约翰·恩布里（John Embree）在实地考察了一个日本村庄之后，写出了唯一一部关于日本村落的专著《须惠村》（Suye Mura），很有价值，但是我们在1944年面对的很多有关日本的问题，那本书并没有提及。

尽管困难重重，但作为一名文化人类学家，我还是相信有些研究方法和技术是可以利用的。至少，我不必放弃文化人类学家开展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即面对面地和研究对象进行直接接触。在这个国家里，有许多土生土长的日本人，我可以询问他们关于他们自身经历中的一些具体事实，了解他们如何评价外部事物，我们可以从他们的描述中发现一些足以填补相关空白的新的见识。作为一名文化人类学家，我认为这也是理解任何一种文化的基础。其他一些研究日本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利用图书文献分析以往的事件和统计数据，并从日本的文字宣传或口头宣传的话语中去探测日本的发展。我坚信，他们所寻找的众多答案都隐藏在日本文化的某些规律和价值中，并且，通过研究真正生活在这种文化当中的人们，我们能够寻找到更加令人满意的解答。

这种研究路径并不妨碍我去研读其人的相关著作，也不妨碍我时常向曾在日本生活过的西方人请教。大量的日本相关文献和众多曾经在日本生活过的西方观察家们，使我获得了极大的帮助，这些便利是那些到亚马孙河发源地或新几内亚高原进行无文字部落研究的人类学家所没有的。由于这些部落没有文字，他们无法用文字进行自我描述。西方人之于他们的评论稀少且肤浅。没有人知道他们过去的历史。实地调查工作者们必须在没有任何先驱者帮助的情况下去考察他们的经济生活方式、他们的社会是如何分层的以及在他们的宗教生活中什么是至高无上的。在研究日本的过程中，我可以继承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古籍文献中隐藏着为数不少的生活细节。欧美人士之于他们在日本的经历有着生动的记录，日本人也有许多不同寻常的自我表述。和许多东方民族不同，日本人有自我描述的强烈冲动。他们既写他们生活中的琐事，也写他们的全球扩张计划，他们的坦率令人吃惊。当然，他们也没有和盘托出——没有一个民族能够做到这一点。日本人在描述日本的时候会略过许多重要的事件，这些事件之于他们如同整日呼吸的空气一般熟悉，并因而被视若无睹。美国人描写美国的时候也是这样。但总的来说，日本人是不失为一个喜欢自我表露的民族的。

如同达尔文说他在创立物种起源理论时一样，我阅读这些文献，并记下那些我不理解的东西。为了理解（美国）议会演说中列出来的种种观点，我应该知道些什么相关的知识？他们对一些无足轻重的行为进行激烈的批判，却又容忍一些荒唐的行为，这种态度背后隐藏着什么？阅读的时候，我一直不断提出这样的问题：“这幅图景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为了理解这幅图景，我应该知道些什么？

我也看日本本土编写和制作的一些电影——宣传片、历史片以及描写东京和日本乡村生活的影片。我还和在日本看过这些影片的日本人进行了交流讨论，他们以日本人的视角去看待影片中的男女主角和反派人物，和我的视角有所不同。我每每会有迷惑不解的时候，而他们并没有这种困惑。他们对电影的剧情、动机的理解也和我不一样，他们是从电影的整体结构进行理解的。如同阅读小说一样，我的理解跟土生土长的日本人存在很多不同之处。一些日本人随时在为日本的风俗习惯辩护，而另一些日本人则憎恨日本的一切事物。很难说我从他们哪一部分人中学到的更多。但在他们所展示出来的日本人生活规范的画面中，不管是欣然接受者还是痛加排斥者，他们都是一致的。

为了搜集资料和增长见识，人类学家可以直接和他所研究的文化所属的人们进行交流，这也是曾在日本生活过的最出色的西方观察家们所做过的事情。如果这是一名人类学家所能提供的一切，那么就不能指望他在日本人相关研究的课题上做出有价值的贡献。但是，文化人类学家由于受过训练而具有特殊的潜质，当他力图在这个学者和观察家众多的领域里增添他的自我贡献时，是值得一试的。

人类学家了解多种亚洲和大洋洲的文化。在日本，许多社会习俗和生活习惯和太平洋岛屿的原始部落十分相似。这些相似之处，有些出现在马来西亚（Malaysia），有些出现在新几内亚，有些在玻利尼西亚（Polynesia）。根据这些相似之处来推测是否存在一些古代的迁徙或联系是很有趣的，但在我看来，这些可能的历史关联并非文化相似性的价值所在，它们真正的价值在于使我得以窥知这些习俗在较为简单的文化中是如何起作用的，并使我从发现的相似或差异中找到理解日本生活的线索。我对亚洲大陆的暹罗（Siam）、缅甸以及中国也有一些了解，因此我可以将日本与其他民族进行对比，而这些民族都是伟大的亚洲文化继承者。人类学家在他们的原始民族研究中已反复证明，这样的文化比较研究确实意义重大。一个部落的正式习俗可能和邻近部落有90%的相似度，却仍可能需要修改他们的习俗，以适应其与任何周边民族都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在这一过程中，这个部落必须放弃一些基本的习俗，不管这些习俗在整体中占多小的比例，都可能改变这个部落的未来，使其朝着独特的方向发展。对于一名人类学家而言，没有什么比研究总体上具有诸多共性的民族之间的差异更有用。

人类学家还必须适应自我文化和他者文化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他们的研究方法也必须为解决这一特定的问题做出相应的修正。他们从经验中得知，不同文化中的人们必须面对的境遇存在很大的差异，不同的部落和民族定义这些境遇的方式也十分不同。在某个北极的村庄或热带沙漠地区，人类学家会看到基于血缘责任或财物交换的部落习俗，这些习俗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想象力。他们不仅必须对血缘或财物交换等习俗的细节进行调查，而且要调查这些习俗会对部落的行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以及每一代人是如何从孩提时就受制于这些习俗的，如同他们祖先一样。

人类学家对这种差异、制约以及后果的专业关注，可以在研究日本的时候加以利用。所有人都察觉到了美国和日本之间根深蒂固的差异。甚至还存在这样一种关于日本的民间说法，即无论我们是什么样的，他们都必然和我们背道而驰。如果一个研究者武断地坚信这种差异的鸿沟，并因此无法深入了解其他民族，这将是很危险的。人类学家根据自己的经验已经很好地向我们证明了，再古怪的行为也不能阻止研究者对一个民族的理解。和其他任何社会科学家相比，人类学家更多地是以一种专业的眼光将这种差异看作一种资产而不是负担。他们密切关注各个制度和民族之间的离奇差异。在他们所研究的部落生活方式中，没有任何事物是被视为理所当然的，这也使他们不仅注意范围有限的部分事实，还关注每一个事物。在有关西方民族的研究中，没有接受比较文化训练的人会忽略行为的整体领域。他们将很多事视为理所当然，不去观察显露在日常生活中的细微习惯以及人们对公认事物的判断。而这些，将大规模地投射在本民族的银幕上，其对该民族未来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外交官所签订的各种条约。

人类学家必须发展研究日常事物的技术，因为他所研究的这些部落里看似很寻常的事物，和他本国相应的事物之间差距很大。当人类学家试图理解某个部落极其恶毒的行为或另一个部落极其怯懦的行为时，当他试图找出他们在特定的环境中会如何行动和感受时，他会发现，他必须花大量精力进行观察并注意细节，而这些常常是研究文明民族时容易被忽略的。

人类学家有理由坚信这些材料都是研究的基础，并且他们知道如何去发掘这些材料。

在研究日本中，这种方法值得一试。因为只有在注意到任何一个民族生活中的日常事物时，才能意识到人类学家这个前提的重要意义，即在任何原始部落或任何一个处于文明前列的民族里，人类的行为都是从日常行为中学习得来的。不管一个人的行为和观念多么古怪，他的感觉和思维方式都和他的经历相关。我越对日本人的某些行为感到迷惑，就越觉得在日本人日常生活中存在着制约这些奇怪行为的条件。如果我的研究能够深入到日本人日常生活细节中，那么研究效果会更好。人正是在日常事物的细节中学习的。

作为一名人类学家，我也从这样一个前提开始，即最孤立的细小的行为相互之间也存在着某种系统的联系。我很重视数以百计的细节组成总体模式的方式。人类社会必须为自身的生活进行某些设计。它赞同某些应对处境的方式以及某些评价的方式。处于该社会中的人们将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看作世界的基础。无论困难有多大，他们都能将这些解决方式整合为一体。人们接受了一个价值体系，并按此来生活，就不会隔离出一部分生活，按照相反的价值观念来思考和行动，否则他们的生活效率会变得低下，且带来不必要的混乱。他们试图做到更加和谐一致。他们为自己提供了某种共同的原理和共同的动机。某种程度上的一致是必不可少的，否则整个体系就会崩塌。

因此，经济行为、家庭活动、宗教仪式以及政治目标，它们彼此之间就像齿轮一样紧密结合在一起。一个领域可能发生比其他领域更快的变化，这就会使其他的领域承受巨大的压力，但是这种压力本身是由对和谐一致的需求所引起的。在无文字社会，人们往往会致力于对权力的追逐，而这种追求权力的意志表现在他们的经济交往以及和其他部落的关系之中，同样也表现在他们的宗教活动中。在有古代经典文献的文明民族中，教会必然保留了过去几个世纪的用语，而无文字记录的部落则不然。但是，随着公众认可的经济、政治权利日益增长，在与之相抵触的领域里，教会放弃了它的权威。词句虽然还保留着，但意义已经改变。宗教教条、经济活动以及政治，都不是各自待在用堤坝隔开的小池塘里，它们溢出假想的界限，不可分割地融合在一起。因为这种情况总是真实存在的，一个研究者将自己的视角越多地放在经济、性别、宗教以及婴儿养育等领域，那么他就能更好地探索到在他所研究的社会里正在发生的事情。他就能有效地在生活中的任何领域里提出假说，并搜集到相关的有力的资料。他就能够学会将任何民族提出的要求，不论是用政治、经济还是道德术语来表达的，都视为他们从其社会经验中所学会的习惯表达和思维方式。因此，这本书不是专门论述日本宗教、经济生活、政治或家庭的书，而是考察日本人关于生活行为的观念的书。这本书描述了日本人是如何自我表露的，无论当时在进行着什么样的活动，是一本关于探讨日本何以成为日本民族的书。

《欧洲文明史》系作者根据1828年在巴黎大学授课时的讲义加工而成，全书共14讲。作者认为，文明由两大事实组成：一方面是人类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是人的自身的发展。而本书只限于社会历史，从社会的角度来展示文明。作者以简练、压缩的手法成功地概述了欧洲文明的起源和发展，从公元5世纪写到法国革命前夕。书中主要论述：欧洲文明的起源、发展和它的特性；罗马帝国覆亡时欧洲文明的诸不同因素；10世纪蛮族入侵结束，封建制度开始；封建制度的性质及其对近代文明的影响；5至12世纪基督教教会的状况及其历史作用；自治市镇的兴起、其内部管理及对文明进程的影响；十字军运动的起因、性质、后果；君主制的发展过程；欧洲建立政治体制的各种尝试；15世纪的特征；16世纪宗教改革的真实性质及其结果；英国革命的意义及其对文明进程的贡献；英国与大陆国家文明进程之异同；17、18世纪法国处于欧洲文明的领先地位。本书是研究欧洲历史和文明史的重要书籍。

还行，包装完整，印刷清晰。可惜是从别处发货，等了好几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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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本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武士道文化的象征。本尼迪克特用“菊”与“刀”来象征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以一个西方人的冷静视角，通览日本独特的文化传统和民族性格。既抓住了日本文化细致的地方，又将它置于东方文化与太平洋岛屿文化的人类文化学视野里。时至今日，《菊与刀》这本书被认为史上描写日本文化的第一书。此书受到了社会各界的评价，其极大的影响至今不减。

大家都熟悉的一本书，本来有一本旧版的，这次看到有新的，忍不住又出手。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是尼采的里里程碑式的作品，几乎包括了尼采的全部思想。这本以散文诗体写就的杰作，以震聋发聩的奇异灼见和横空出世的警世招语宣讲“超人哲学”和“权力意志”，横扫了基督教所造成的精神奴性的方方面面，谱写了一曲自由主义的人性壮歌，在这本书里，尼采宣告“上帝死了”，让“超人”出世，于是近代人类思想的天空有了一道光耀千年的奇异彩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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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上，种姓禁忌的限制并不一定会扼杀资本主义。然而，在禁忌具有如此巨大影响力的地区，经济的理性主义显然是绝无可能由那儿萌芽的。尽管使尽各种手段以求消除种姓藩篱，但源于种姓制度的某种心理抗拒仍然存在，使得不同技术的匠人——换言之，即不同种姓的成员——无法在同一工厂工作。种姓制度倾向促使手工业劳动者永远的专业化，就算并不借着积极的强制规定，至少也是由于此一制度一般性的“精神”及其他前提的影响。种姓制度之@性约束对经济行为之“精神”的实际影响，与理性主义恰恰背道而驰。在种姓制度之下，特定的职业——只要它们代表了区分不同种姓的标志（indicia）——皆被赋予@性的约束以及神圣“职业”（Beruf）的性格。即使最为卑贱的种姓（包括盗贼在内），也认为其行业乃某一特定的神祗，或某神之特殊神意所注定的，以此为行业成员一生中的特殊使命；而每一种姓则从技巧熟练的执行被赋予的“职业”上，取得自身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