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读人群：广大读者
　　本书为2013年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专项基金资助出版项目，是教育部政治学一级学科“985”工程二期拓展项目成果。作者是当代西方政治文化研究的大师级人物，而1977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静悄悄的革命》，正是其成名作，以及政治文化研究的经典。就这层意义上讲，该书涉及的主题非常有意义。本书值得出版，本书对国内同行有方法论以及观点的启示，经典名著。

内容简介

　　作者通过对英国、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等6个国家的调查，率先指出了西方发达工业社会中民众价值观的重大代际转变，从而开辟了一片新的研究领域，即“物质主义”价值观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转型的研究领域。英格尔哈特认为，这一价值观转型是一场更为广泛的文化转型的组成部分，而且这场文化转型正在逐步改造这些社会的政治生态。该书运用了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认为一个国家民众的需求层次结构，是同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程度、以及人均受教育水平直接相关的。在那些不发达的国家，生理上的需求和安全的需求是压倒性的需求，很少有较高层次的需求。而在西方发达工业社会里，由于二战之后的经济繁荣和持久和平，经济安全已经被年轻一代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年轻一代开始追求更高层次的需求，强调自我表达与个人自由。对此现象，英格尔哈特创造了属于自己的专有术语——“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这一专有术语后来成为英格尔哈特较为重要的研究主题。

作者简介

　　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1934-），具有国际性影响力的大师级的政治学家，密歇根大学政治学洛温斯坦（Lowenstein ）讲座教授和社会研究所研究教授，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圣彼得堡）比较社会研究实验室负责人之一，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美国社会与政治科学院院士，曾任美国国务院与欧盟顾问，并获瑞典乌普萨拉（Uppsala）大学和布鲁塞尔自由大学荣誉博士学位，曾到法国、德国、荷兰、瑞士、日本、韩国、台湾、巴西、尼日利亚和新西兰等国家和地区访问讲学，主要从事民主、民主化和人权研究，具体研究领域涉及比较政府与政治、政治发展和政治心理学。他曾帮助创建了欧洲晴雨表调查，并领导了世界价值观调查，涉及占世界人口近90%的97个国家的代表性样本。主要代表作有：《静悄悄的革命》、《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转型》和《现代化与后现代化》（后两者都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翻译出版）。

　　译者：叶娟丽，政治学博士，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常务副主编，兼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政治学理论与方法、公共预算研究。代表性著作有《行为主义政治学方法论研究》，代表性译著有：《公共预算中的政治：收入与支出，借贷与平衡》（爱伦?鲁宾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翻译出版），《繁荣的治理之道》（布鲁斯?布恩诺?德?梅斯奎塔等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翻译出版），《预算民主：美国的国家建设与公民权（1890-1928年）》（乔纳森?卡恩著，格致出版社2008年翻译出版）。

序言

第一部分引言
第一章西方民众价值与技能的变化：概览

第二部分价值变化
第二掌价值变化的特征
第三章价值变化的根源
第四章价值优选的稳定与变化
第五章价值、客观需求与主观生活质量
第六章主观满意度：跨文化与跨时空变动

第三部分政治分裂
第七章工业社会的政治分裂
第八章前工业社会与后工业社会的政治分裂
第九章政治分裂的多变量分析
第十章后物质主义现象

第四部分认知动员
第十一章西方民众的认知动员与政治参与
第十二章狭隘主义、民族主义和超国家主义
第十三章世界观和全球变化

附录A
附录B
参考文献

译后记

精彩书摘

　　西方民众的价值已由过于强调物质福利和人身安全（physical security），转为强调生活质量。这一转变的原因与意义是复杂的，但其基本原则却很简单：人们倾向于更加关注即时的需求或威胁而不是那些遥远的非威胁的事物。因此，对美的渴求或多或少是广泛的，但处于饥饿中的人更愿意去寻找食物而不是美的享受。今天，优越的经济安全支撑着西方社会空前规模的人口，经济和人身安全仍然非常重要，但与过去相比，其相对优先性大大降低。

　　我们假设，同样显著的变动也发生在政治技能分布中。大量民众对理解和参与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具有越来越大的兴趣。当然，民众通过投票和其他方式在国内政治中发挥重要作用由来已久。目前的变动使他们在政策形成中发挥着越来越积极的作用，并开始参与到反对“精英主导（elite-directed）” 的“精英挑战（elite-challenging）”活动中。精英主导政治参与主要是指大量精英通过固定组织，如政党、劳工组织、宗教机构等等，来取得群众的支持。而政治中新的“精英挑战”形式却使民众在制定特定政策过程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不仅仅是在两个或多个决策者中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这一变化的最重要原因是，（P4）在民众中比以前更加广泛地分布着潜在的反精英。

　　变动的两种进程互相强化。我们相信，价值变动的一个方面是等级制权力、爱国主义和宗教等的合法性的降低，而这导致对制度的信任度降低。同时，新价值的政治表达受制于精英与群众政治技能平衡的变化。某些基本的价值和技能看起来正以一种渐进的但根深蒂固的方式在发生着变化。毫无疑问，在特定的阶段，会有一些反趋势来减缓甚至逆转变化的这种进程。但是，这些重要的发展性的变化是先进工业社会发生的结构改变的结果，除非这些社会的根本特征发生变化，否则这一趋势不会改变。

　　本书主要集中关注这方面的变化，朝向两个方面，即向后或者向前。向后沿着因果链追溯这些变化的根源，或者向前试图分析这些变化的后果。我们的分析从制度层面到个人层面，如此反复。它从特定社会的事件开始，转而到它对人们所想的影响，最后考察这些人与人之间的事件对一个社会产生的后果。个人的价值与技能是图表的中心，也是本书的主要关注点，因为人们对此知之甚少。当然，我们也决不会忽视个人所生活其中的结构。如果我们忽视了特定国家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那不是因为我们认为它们不重要，它们是至关重要的。然而，由于对某些特定社会的此类杰出研究已经大量出版，本书只求补充它们，以更加深入了解西方政治中相对开发不够的领域。我们集中讨论的是存在于个体当中的一些事件，而这最适宜于通过调查数据来测量。但我们还要追寻社会整体的变化原因，我们对这些事件对政治制度的影响更感兴趣。个人与制度之间的联系是复杂的。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

　　如果大多数人民持有某种价值，他们的政治制度就会自动地采取反映他们价值的政策。这部分地取决于这些人民的政治技能如何。而且，它至少同样取决于特定国家的政治制度。人民得到的，不是由人民所想决定的，而是取决于他们是否拥有一个强势政党或者几个竞争性政党，是总统制还是议会制，新闻舆论是自由的还是受监控的，以及大量其他制度性因素。总之，它取决于他们国家的政治结构。

　　价值与技能的变化看起来似乎在先进工业社会或多或少地广泛存在，但政治制度并非如此。每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都各不相同。我们每个阶段的分析都必须涉及国家的政治结构，我们会经常提及它，因为它能够促进或者阻止价值和技能对政治产生影响。

　　因此，我们分析中有三个而非两个重要变量，价值、技能和结构。我们相信，这三类变量主要地决定着政治变迁的路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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