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悲歌——康有为传》以时间为线索，以变法的过程为脉络，讲述了一代改革家、政治家康有为的一生。作者充分掌握了当前有关康有为的著作资料，同时也关注海内外康有为研究的动态与成果.书稿中记述的康有为的一生，史料运用都有依据，特别是对一些在记载上有争议的事件，能列出不同观点，引用全新的研究成果。也突出了康有为作为一个历史名人的重点，即他的传统文人的政治情怀。

作者简介

张健，男，1949年生于山东潍坊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中国体育报业总社高级记者。已发表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等180余万字，主要作品有：《巅峰》《珠穆朗玛之魂》《红牌之死》，电影《女足九号》等。曾获全国冰心图书奖及国际奥委会2004年颁发的奥林匹克文学大奖。

精彩书评

—— 文史专家郑欣淼

—— 文学专家贺绍俊

精彩书摘

人和人的相识，有时是很奇异的邂逅。

光绪五年，即一八七九年的春天，来自京城的翰林院编修张鼎华，返梓广东番禺省亲。这天，他约了几个文人学士的好友，来西樵山游玩。

“南粤名山数二樵”，东樵为罗浮山，西樵就是西樵山。此山位于广州西南六十八公里，方圆四十多华里，有七十二峰、三十六洞，多处泉水和瀑布。春来，古树参天，桃李争妍，繁花似锦。西樵的胜景为西北麓的白云洞。洞边不远就是应潮湖、鉴湖和会龙湖，附近的建于乾隆年间的三湖书院，即因此而得名。

这张鼎华是个奇人，小时侯就以神童闻名，十三岁登科，后入值军机处参与国家大事，三十二岁入翰林院，现任翰林院编修之职。这翰林院是皇帝的一个秘书机构，又是清廷“入政人才的后备库”。他“神识绝人，学问极博”，奇在哪里？终生未娶，生前不留任何文字。

一行人边说边走边看风景，不觉来到白云古寺旁。只见白云洞边的一块巨石上，躺卧着一个二十来岁的青年后生。这后生披头散发，衣衫不整，自歌、自笑、自哭，把张鼎华吓了一跳。

作为一个京官，看到这一幕，张鼎华顶多会好奇式地问问“这位后生，你是哪里来的？在这里干什么？有什么事这样想不开啊”之类。而这后生，竟一语不合，与其顶撞争论起来，实是狂诞无理！

张鼎华气坏了，大声斥责，拂衣而去。

本来上山是为散散心情，没想到让这位狂生给搅了，怎么说，这也是件扫兴的事吧。

但回到广州后，这狂生的身影又总是在张鼎华面前浮现。阅历太丰富的张鼎华慢慢意识到了什么，转而“盛称之”，对人说：“来西樵但见一土山，惟遇一异人。”他很想知道这个“异人”是谁，为何如此癫狂？

不久，有人打听到了：此人叫康有为，南海人，二十二岁。

“康有为……”张鼎华念着这个陌生的名字。

他当然不会知道，此时的康有为，正经历着一场重大的“精神危机”。

康有为也不会知道：就是如此的一场邂逅与龃龉，竟使自己得到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位恩师中的一位。

这个家族的鼎盛，靠的是武人

一八五八年三月十九日（清咸丰八年二月初五），康有为诞生于广东省南海县苏村。

南海县位于珠江三角洲的中南部，距省城一百一十里。苏村不大不小，百十户人家。村东为丘陵土岗，村西有几个很大的池塘，所以村庄也叫“银塘乡”。他的家在村北敦仁里深处的一座两层楼的老屋，为康氏四代祖传的“延香老屋”。一厅两房，坐东朝西，青砖墙，木楼板，为硬山式镬耳建筑。厅堂前是天井，西墙正中镶嵌着的花岗岩石条上刻着“天官赐福”，为当地农村典型的格局。

“延香老屋”是康有为的曾祖父康云衢的宅第，经过高祖康炳堂、祖父康赞修、父亲康达初，到康有为已是第五代世居于此。

康氏家族，自宋代末年，由始祖康建元自广东韶州府南雄州的珠玑里村，迁来南海县苏村。七百年来，前八世没有留下记载，应该都是普通农民。到了建元后第九代的康惟卿，才开始成为“读书人”，他算是康家的第一个学者。到了第十七代的康辉（又名康文耀），于嘉庆九年（1804）通过乡试，有了文名，后来成为很有影响的教师，前后有生徒千人。他为康家建立了第一个祖庙，纪念惟卿公通过读书，改变了整个家族的命运。康有为曾说“吾宗以孝弟为礼学，昌自公始”。正是康辉，不仅使家族的后人中读书的越来越多，而且不少人进入仕途，或走上教授之路。

到了第十九至二十一世，这个康氏家族鼎盛起来，达四十余户，成为“书香门第”了。梁启超在《南海康先生传》中说，这是个“世以理学传家”的名门望族；而康有为也十分得意地说了八个字“从戎仕宦，朱紫盈门”。

这话说得有些大了，但也有一定的道理。

这三世，大官小官，达三十一人之多。

真正使这个家族突然昌盛的，却不是文人，而是武人。

这两位武人，是康有为的叔祖康国熹、康国器。

康国熹，又名康懿修。咸丰年间，广东发生了红巾起义。康国熹当时仅仅为一布衣，他连夜杀牛祭旗，招募壮士，创办了七县“同人团练局”，人丁五万，统领三十二乡。有了武装，在地方势力渐大，平定了南海、高明、三水、高要四县的起义者，以军功受知于左宗堂。康懿修不是读书人，却自小饱览群集，藏书万卷。他以布衣之身，在政局危机的时刻，能毅然出手左右地方时局，这一点，深深影响了康有为。

康懿修最直接影响的人是幼弟康国器。康国器于道光年间从军，太平军于咸丰初入侵江西时，康国器已任江西赣县巡检。他配合左宗堂所部转战于江西、浙西、福建，最后进入广东作战。“百战克名城十余”，战功赫赫。一八六六年一月，太平天国康王汪海洋在嘉应州作战受伤，于二月一日伤重去世。康有为说汪海洋是被叔祖康国器射杀的，历史上并无记载。但查《清史稿·列传》中，确有《康国器传》：“国器治军能以少击众，常伤足而跛，军中号康拐子。”他身先士卒，亲临战场杀敌英勇，当是无疑的。清廷对他连连加升，由广西布政使升至护理巡抚，成为二品封疆大吏。后来，一八八四年康国器在故乡去世的时候，左宗堂高度评价他：“综其平生，大小百战，克复坚城十余处。历任江、浙、闽、粤，廉正朴诚，无所缘附。”曾请求清廷破格“照军营积劳病故例议恤，并将事迹宣付史馆立传”。

二品封疆大吏，这是赫赫高官了。于是康氏家族遂成“旺族”。

这是族人中唯一的显荣者。康有为说“吾宗光大自公为之”。

一八六六年，也就是康有为九岁的时候，康国器新授福建按察使后，衣锦还乡。

康有为亲眼目睹了这一“繁华”。这位堂堂的叔祖拿出大量的银子修筑祠堂，建造园林，带回和新购了共约两万卷书，藏于澹如楼和“二万卷书楼”。两楼相峙，亭台楼阁，碧水环绕。内有古桧七株，这里也叫“七松轩”。

康有为的青少年，就是在这样美丽的园林庭院度过的，澹如楼也是他读书的地方。

“吾少读书于此十余年，七桧为数百年物矣。”康有为说。

很有意味的是，康氏家族这兄弟两位“武人”，都对族内后生的读书格外关心。他们是武人，但都不约而同地认识到知识对整个家族命运与繁衍的重要。“藏书万卷，为童冠涉猎，得博群集。”——也可以说，他们放下读书而去征战，就是为了家族后人“书香”的烟火不熄。

以上是祖辈。在父辈中，也有一些族人在国家危亡的时刻，出于义愤奔赴边疆沙场。一八七四年日本出兵侵犯台湾，清廷派船政大臣沈葆桢率军赴台，部署防务。康有为的叔父康达行当时任福建候补知府，马上随沈葆桢去了台湾前线。一年后，左宗堂率三路清军进新疆平阿古柏叛乱，他又随左宗堂参加了收复新疆的战斗。当法国开始对越南侵略的时候，康达腾（康懿修之子）、康达迁（康赞修之子，康有为亲叔叔）领兵数千，勇敢跟随冯子材参加了抗法战争。

前言/序言

“科学的历史，也就是能者的错误史”。——这是意大利学者、经济学家帕累托的名言。

再睿智的智者，也曾与错误相伴。

这些错误，是人类前行路途中的障碍；是扬帆远航中的暗礁。跨越它或者祛除、绕行，筚路蓝缕再闯出一条新路，才可以抵达充满希望的目标。

认清智者的错误，也非常重要。

即便是作为一部传记，慢慢我们才知道，记录一个人的言行，是一件很难的事。

在记下传主壮举的同时，也应盯准他的错误。尽管，我们早已跨越“为尊者讳，为贤者讳”的时代，但传主所参与的事件往往极其复杂，复杂到你会绕进一个又一个迷宫。甚至，他的同一个行为，也常会引发观点绝然不同的争议。

康有为是戊戌维新运动的主帅，是揭开中国近代启蒙运动大幕的拓荒者之一；是我们这个民族近代极其难得的改革家、思想家、学者。但他的一生毁誉相伴，争议很大，甚至对他的诋毁和谩骂一直就未有停止过。梁启超曾经在写作《南海康先生传》时说：“先时而生者，其所志无一不拂戾，其所事无一不挫折，而其及身亦复穷愁潦倒，奇险殊辱，举国欲杀，千夫唾骂，甚乃身死域绝，血溅市朝，是亦豪杰之有幸有不幸乎？……”

梁启超用了“举国欲杀，千夫唾骂”，这时间是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不久。

距梁启超写下这段话长达百年之后，随着一些相关的新史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后被不断发现，对康有为的质疑甚至诋毁再次鹊起。直到如今，你来到网上，就会看到骂贴遍布，铺天盖地。不少史学研究者的质疑还算有分寸，而大量史学爱好者则无遮无拦：“欺世骗子”“名利之徒”“假传圣意”“抄袭越货”“招摇撞骗”……

梳理了一下，对他最重要的质疑和争议的焦点，大约如下：

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是不是抄袭寥平的成果？

究竟有没有“公车上书”？

康有为是百日维新的领袖吗？

戊戌政变真实的起因是否是“围园弑后”？

既然《戊戌奏稿》被康篡改，《康南海自编年谱》还可信吗？

保皇会是爱国组织吗？

康有为为何深深隐藏了刺杀孙中山的秘密？

……

失去真相的历史，是欺世自欺的伪史。

就戊戌变法事件来说，客观地分析，舆论之所以形成这样的局面，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在于对戊戌变法的表述上。康、梁是戊戌变法的当事者、亲历者，所以康有为的《戊戌奏稿》、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康有为的《我史》（《康南海自编年谱》），被称为“戊戌变法最重要的三大史料”。一直以来，现有的主流看法和结论，很大程度上是从这三种史料上得出来的。而这样一场震惊中外、对中国变革产生巨大影响的变法，由于当时特殊的混乱背景，除清廷的政治高层外，几乎没有人真正清楚全部过程与原因。于是，这三大史料自然在不同程度上强化了康、梁的话语权，而来自清政府方面的解释又几乎一直没有。当事者的一面之词，很难作为最准确的信史，也是必然。所以，当康、梁当年被隐瞒的事实一经发现和披露后，很多人自然会有一种“上当”之嫌的不满，甚至愤怒。

一个是与康有为自身的性格有关。他的狂妄、自负、唯我独尊、虚骄甚至不尊重事实，最为人们诟病。他的自负、武断、教条的倾向，使他从不愿去考虑不同见解，也使他成为一个从来不懂自省和具有反思意识的人。同时，自负武断的他又是一个不设防的人。如“伪诏事件”“改篡《戊戌奏稿》”等等，最能体现他的这些错误。

——但是，当我们将康有为的所有“错误”挖掘出来，真实的（哪怕疑似的）也好，曾引发激烈争议尚未有结论的也罢，我们会突然惊奇地发现，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中，康有为渐渐成为了一个“相对真实透明”的人了。可以说，近代史上还很少有这样一个两面都真实而丰满的形象。

曾经被遮蔽的历史，清晰起来了，已经回归其本来的面目。

康有为敢冒杀头之险所推动的变法维新运动，是历史的本来面貌。他急切地要“补天”，改变中国愚昧落后的现状。对于这个千疮百孔的国家，他的心是热的，并有敢于担当的强烈责任感。他对人类命运、中国命运的思考和求索，即便是戊戌变法之后对辛亥革命的反对和批评，也是有其真知灼见的。

这场震惊中国的变法，付出的代价惊人。假设康有为当年不犯或少犯错误，这场变法会如何？会成功吗？难说。可惜历史不能假设。但他的错误，与变法失败又确实是深有干系的。这场变法以及后来的保救光绪，仅就牺牲者来说，除了血染北京菜市口的戊戌六君子外，还有唐才常等人以及自立军的近千名冤魂！那是一曲无比壮烈的悲歌。如今，当我们祭奠这些为了变法和进步献出生命的前行者的时候，是否也应当反思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者自身的种种局限与错误？因为同样，这也是负面的复调悲歌——目的，是总结，是警示后来者。这个意义同样格外重大。

康有为给我们留下了一个课题：一个走在众人前面的领路者，其自身的错误与局限，将会给事业带来多大的危害？还有，对于犯过错误和过失的领导者，后人该如何总结与评价？

而作家出版社来组织、出版这本（套）传记，对文学性的要求应当更高。

但历史与文学，在最高意义上，是同一的。一位前辈学者说过：“诗具史笔，史具诗心。”写传自然离不开写史，只是应当通过人物命运与历史间的必然联系，揭示出一种深广的精神内涵，一种当代人对历史的理解和感悟。

在忠实于史料和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写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不回避他的局限、缺陷、缺点和错误，让“这一个”地位重大的近代思想家向我们走来。

知道很难很难。

2015年2月13日初稿

10月二稿修改于北京旧宫秀水花园

12月3日，修改定第三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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