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2016年，抗战胜利已经七十一年了。七十一年的时间，足以让一个人的一切消逝，年轻的容颜、爱情、活力、记忆，甚至生命。就像书中那些老人讲述的一切，其实在七十年多前就已经结束，都不在了。但是在上个世纪的三四十年代，这些事情应该是真实发生过的。当兵、求学、逃难、出国，这些年轻人在硝烟弥漫的中国土地上艰难地展开着自己的生活。

这正是这本书希望读者，特别是年轻的读者能感受到的。我们试图通过二十一位老人对抗日战争的点滴回忆，使今天的年轻人对那场至今仍影响着我们的战争产生一点新鲜的感受。

内容简介

本书是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出品的国内首本口述历史类MOOK《述林》的第一辑。《述林》致力捕捉大历史中普通人的独特记忆，用人物、故事、细节去勾勒口述历史视野下的中国历史。内容选材主要取自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现有的采访。

团队成员走访了21位中国抗日战争的亲历者及其家属，收录了二十一位老人对抗日战争的点滴回忆。本书正是这些采访的整理后的非虚构文集，在书中，这些世纪老人回忆年轻时代遭遇这场战争时迁徙漂泊、辗转求学、敌后杀敌、远征缅甸、文艺抗敌，用故事和细节勾画出一幅普通民众的抗日战争史。

作者简介

张钧主编

中国传媒大学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首席记者，从事口述采访工作将近十年。

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

国内专业的口述历史采集整理团队之一，在崔永元的倡议下，由经验丰富、从业时间长达十五年之久的采编主创人员带队组成。中心成立于2012年，专门从事口述史料的收集、整理、学术研究，以及传播、交流工作。自2002年始，至2015年底，口述历史团队收集并整理涉及电影、外交、战争、知识分子、知青和民营企业六大领域，逾4000人次、近百万分钟的口述历史采访影像及大量相关视频、图文和实物资料。

精彩书摘

微言抗战

三言两语，亦见时代。

一

小学毕业后，父亲送给周锦荪一块手表，这是他第一块手表。很高兴，成天戴在手上。可后来他发现，这块手表是日本货，就很不高兴了。

父亲还给他一件橡胶的雨衣，也是日本货，这在当时是很贵重的物品。下雨时，周锦荪就披着它去上学。同学看见后很稀罕，就夸奖他是Young gentleman ，年轻的绅士。可他很不爱听，出门后心里想，我是Young traitor ，年轻的叛徒。

潘际銮一家逃难到湖北，每年雨季家都要被淹掉。他们就搬到二楼住。一楼搭上跳板，作为进出口的地方。潘的父亲每天就雇个小船，到城里头去上班。孩子们没有事，就在门口坐在跳板上玩。潘际銮的两个哥哥会玩，就钓鱼。

潘那时还不到十岁，哥哥给他做个钓鱼竿，弄好鱼食，他也开始在那儿钓。第一回他很快就钓了一个半斤多重的武昌鱼上来。当时鱼特别多，长江水一过来，门口净是鱼。潘的大哥弄个纱布做个网子，搁在水底下，一捞起来就有几十条小鲳鱼。

他妈妈把它腌一腌，油一炸，就当作家里的食品吃。

重庆大轰炸期间，付汝梅在防空洞里头上课，防空洞石壁上都流水，她的母亲总提醒她，不能打瞌睡，不然会得风湿病的。要离开那个石头壁远一点，小板凳放在中间，不要放在靠边那儿去坐着。

付汝梅说，最怕好天气。天气一好，日本飞机就会来。高的建筑物都挂上大的红气球，那就告诉你，今天可能有警报。然后就真的有警报了，呜呜的，有一点像火车拉的汽笛，有的像狼叫一样，一拉警报，家家户户都逃。

当时，每户人家的床上都放个用手巾包着的包包，付汝梅的包包里有换洗的衣服，还有一碗米饭，米饭里头有咸菜什么的。警报一响就带着跑。有时候一晚上不回来，第二天早上都不敢回来。

有一天，一架日本侦察机着火摔到陕西城固的山里边，西北师范学院附中全校三四百学生，都走了十几里路，往那个山上奔。王智量跑在最前面。他看到飞机的残骸，还看到了农民拾到的日本飞行员和他妻子、孩子的照片。飞行员的名字叫山谷忠一。学生们笑着说，对呀，他在这个山谷里一心一意为他的天皇尽忠了。

二

陈锐霆原来是商震三十二军的，1935 年签了《何梅协定》后，部队从平津向南转移，老百姓站在路边骂。老爷子多少年后咂摸着说：“那时候当兵真不是滋味。”

十六岁时武干卿报名参军，到了国民政府警卫师，发了军衣后，他就把便衣跟人换了钱。等来领兵的副营长说，这小子太年轻，个儿也矮，不行。他紧张起来，哎呀，我长褂子都换油条了，（真要退兵）我没褂子穿了。

1937 年7 月，赵振英高中已经毕业，本还想着考大学，23 日后形势恶化，才匆忙赶最后一班火车离开北平。见着铁路两旁，一边是二十九军士兵，一边是日军，互相瞪着。他看到日军指挥官用望远镜看他们。

1938 年春天，日本人占领沂城。尤广才逃到乡下住了一个月，怕留在这里自己的前途埋没了，就决心到后方去。出发后他沿着道路上的车痕马迹走，知道那是部队撤退的路。一直走到日落也没见到一个人。

第二天走到徐州附近听到炮声，才知道鬼子在攻打徐州。心里害怕，怕自己走到敌人的阵地里去。入夜以后，才终于遇到国民党军队向西南撤退，他夹杂在中间，跟着部队走。淮河多支流，颍河、西淝河，水再深，也得淌过去。

过凤阳河到颍上又到潢川，潢川是李宗仁第五战区司令部的（所在地）。到潢川时，尤广才一身衣裳，已不成形，穿的一双布鞋，鞋面破烂，鞋底也穿透了。

1940 年7 月阎启志黄埔军校十五期毕业前，物价开始涨，之前军校的伙食好极了！两荤两素。每人一双黄皮鞋，衬衣有人洗，行军不带水，渴了就买大桔子解渴。毕业以后到部队，还不如在军校时，且越来越苦。他是河北人，吃不惯大米，没多久，长了口疮。

乐时鸣在新四军教导队毕了业，分配他去江南工作，要走几百里路，不知去了要干什么。心事重重地走了两天，觉得很累。晚上到兵站，正好是同伴的老部下当站长，请他们喝酒。喝得酩酊大醉，第二天睡醒，什么也不想了，浑身轻松。

1942 年，上海的地下党员李琼为在女工中发展组织，去纱厂应聘。招工的地方实际上就是厂门的外面，一条马路边上，厂里的工作人员出来，她们一个个地站在那里给他挑，问，你出来做过吗？没有。学过什么吗？没有。多少年纪了？20 岁。

挑选她的人就说：“你年纪大了，只能做做老太婆的工作。”老太婆是什么工作呢？就是到粗纱车间，干最辛苦的活。

工钱能买一斗小米，够你自己吃饭，食量大一点还吃不饱。

1942 年，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协理员肖泽泉的军衣穿破了，没线缝。后来他通过总务处向上级打报告，军区参谋长批给他五根线，用来缝衣服。

李秀鑫所在的河北南宫胡丘村里有三个人参加国民党，去了远征军，后来装哑巴才逃回来，不然一听北方口音就知道是逃兵。还有一个带回来个六指的妓女。

1943 年沁阳蝗灾，田方保家的一亩七分地颗粒无收，四口人出门逃荒，路上妹妹送了人，娘照顾人染上伤寒，被子卷了下葬，六天后爹也殁了，褥子裹着埋了，那天天降大雪。十三岁成了孤儿，身无长物，在别人地头的破窑里栖身。讨饭，或捡或偷地里的麦穗，脱不了壳，胡乱弄弄吃下。爹死后第三十五天，田方保投了八路。

彭嘉衡乘船到美国学习飞行，途径好望角。上岸之前知道那里的瑞士手表很便宜，大家用省下来的钱每个人都买了一两块。那时美国人都很少戴瑞士表，后来他们戴手表到美国去，人家一看很羡慕。

南非华侨告诉彭嘉衡，三个月前也有中国飞行员来，有人上街理发，南非人歧视中国人，不肯给他理。后来那人叫来其他飞行员，把这个理发店捣毁了。警察来，看是盟国飞行员，最后也只好不了了之。

所以当地华侨很感谢他们，给华侨出了一口气。

三

1937 年7 月，卫立煌下庐山上华北前线抗日。从山上别墅下来，夫人朱韵珩带着小儿子卫道然送他。卫立煌的警卫远远跟着。走到南天门就要分别了，卫道然要跟着父亲走，卫立煌说：“用不着，我很快就可以回来，你陪你妈就行了，等我把仗打完，我还要带你和你妈到上海去玩。”

母子两人都很难受，不忍离去。卫立煌的警卫们就走过来，也不说话，只是一起给朱韵珩端端正正地敬军礼。

国民政府规定，高一学生和大学一年级学生都要受集中军事训练。江苏省学生集训在镇江，总队长是八十七师师长王敬久。蒋介石的儿子蒋纬国是东吴大学一年级学生，正好也编到夏世铎所在的总队。那时候蒋纬国没有什么特殊，但是进行摩托车训练的时候，普通学员只有半小时来训练驾驶，他却没有时间限制，夏世铎当时很不满。

张伯苓是参政会的副议长，蒋介石是议长。蒋介石带着宋美龄到南开中学看张伯苓。一些忠实的国民党分子组织学生到广场开会，欢迎蒋委员长到学校考察，带着大家高呼“蒋委员长万岁”，周锦荪和同学们一起都跟着高呼。可这位老兄画蛇添足，他又来了个“蒋夫人万岁”，就基本没有人响应了。

戴澄东说，他父亲戴安澜是5 月18 号受的伤，到5 月26 号下午5 点钟，就已经不行了。郑庭笈和周之再看到戴安澜醒过来，就问：“师长，你看部队怎么回去？”戴安澜示意他们把地图拿出来，指着：“在这里过河，从河东岸回去。”说完以后，就叫卫士把他扶起来，朝着北方，牺牲了。

后来知道，当时日本人在西岸已经埋伏了重兵。所以很多缅甸远征军的人跟戴澄东讲，当时你父亲指了一条活路给我们回来。

抗战期间，川人刘航琛的儿子在重庆北碚复旦大学读书。有次复旦遭到空袭，过后，有人问刘航琛，你儿子被日本飞机打到没？他说，打了个包包。又问他，伤得重不重？他说，打了个坟包包。刘的儿子躲在床底下，日机扫射，子弹穿过屋顶和床铺，击中了他。

四

田申回忆他父亲田汉。1935 年7 月，聂耳到日本不久，下海游泳淹死了。那时田汉刚刚被假释出狱，软禁在南京，听到这个消息，号啕大哭。他生平有两个音乐上的伴侣，一个聂耳，一个张曙，但两人都不幸早亡，聂耳是淹死的，张曙1938 年8 月被日本飞机炸死。后来田汉痛心极了，根本不想再写歌词了，因为没什么人可以更好地合作了。

吕玉堃回忆，岳枫个头小，有点儿像日本人。“八一三事变”后，上海反日情绪很强烈。他走在街上就被人抓住，说是日本人，要揍他。岳枫申辩自己是中国人，人家不信。最后只好电话打到公司，让公司派车来接他。

出门有危险，但是不能不出门去拍戏。岳枫只好一边在街上走，一边大声唱《三民主义歌》。

吕玉堃说，“文明戏”用现在的眼光看比较奇怪。没台词，没剧本，只有个提纲。你演个要账的，就逼他要账，词全是自己编，没有导演排戏。上来了，就坐这儿，看报。看完了叹口气，把报纸一放，把当天的事这么说一遍，说完了再接着来一套“上中下”。什么是“上中下”？一个年轻人不学好，要自杀了，“你怎么可以有这个行为呢？你这样自杀，上怎么对得起国家，中怎么对得起父母，下怎么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这么一套东西。旁边的人就接，“你怎么对得起江东父老，怎么对得起江西老表？”观众就笑了。

张石川告诉吕玉堃，过去拍电影没有场记。拍电影的演员都是“文明戏”的演员，要么就是京剧演员。拍电影的时候，演员一看，对方身上穿的马褂非常漂亮，第二天就早点儿去，找这个马褂，穿上。结果电影放出来就跟变魔术似的，刚才这人身上穿的马褂跑那个人身上去了。所以后来就规定，记好了谁穿什么衣服，不许乱穿，场记就是这么形成的。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进步的抗日演剧团体都散了，变成商业团体。韩非替老板组织剧团，把石挥、黄宗江等人找来。韩非代表老板说，咱们哥们儿都是A，就是A 级演员，每月工资600。石挥就冷冷地来了一句，“我要601”。那意思就是小子们，我比你们强。大家听了都一愣。后来就给他起个外号叫“601”。黄宗江说，生活里碰到这号人，确实比较难相处，可是一演戏，石挥的确是601。

石挥的话剧比电影更精彩，可惜今天没留下来。

“华影”成立不久，在上海大光明影院演《怒吼吧，中国》。日本人宣传反英美，这个戏正好是。最后一场是全体演员在台上喊“打倒英美帝国主义”，吕玉堃回忆：大家平时都喊惯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英美帝国主义”又绕口又不习惯。顾也鲁喊了一声，喊得还蛮响，大伙都跟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他就又喊了一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大伙儿都傻了，赶紧闭幕下场。

宪兵队“哗”就都上来了，问，“没喊呢，

刚才谁喊的？大伙儿说，

你们谁听见了？”谁都没听见。“喊了吗？”“没喊！”

宪兵队查不出来，就这么稀里糊涂地过去了。

“满映”演员张奕回忆说：“满映”早上八点钟上班，上班不到五分钟，喇叭就放晨曲。音乐一响，所有职员都要遥拜日本天皇，

在心中默念祝你万寿无疆云云。接着又放一遍音乐，遥拜帝公——伪满洲国皇帝溥仪。每天如此。一次演出科的导演大谷俊夫找到次长姜学潜，说遥拜是很隆重的事情，可演员吵吵闹闹的，一是对天皇和皇帝不尊敬，二也影响我们的情绪。姜学潜说，好，我管管他们。姜学潜就召集演员开会，他开口就是：“你们这帮混蛋。”大伙儿不敢吱声。“早上遥拜的时候你们闹什么，人家都给我提意见了，你们不好安静一点吗？不遥拜也不强迫你。旁边日本人遥拜呢，你不影响人家嘛。净给我找麻烦。”这是开场白，把大伙儿训斥一顿。“你们怎么那么不明智呢？那遥拜，谁知道你怎么遥，怎么拜啊？你就在那儿眯着不就行了嘛。你不想让日本天皇万寿无疆，不想让‘满洲皇帝’长寿，你就在那儿琢磨：日本人太欺负我们了，蒋介石你快回来吧。你还不会想这个吗？”大伙儿一听都七嘴八舌议论开了。“别吵吵，以后你们要再出事儿我就扣你们工资，听明白了没有？”大伙儿说，明白了！声音特大。

在四川时，黄宗江的前女友要跟别人结婚了，黄宗江准备写一封信给她。好朋友蓝马给他讲了勃朗宁夫妇的故事。说有一次伊丽莎白出事了，罗伯特给她写信，说：“我曾为你而战，最后的最好的一战。”黄宗江就把蓝马教他的这两句写进信里，寄给那个女朋友。

蓝马外号懒马，不仅懒得谈恋爱，也懒得读书。黄宗江问他：“你平常也不读书，哪来那么多学问？”蓝马说：“我一年就读半本，都用上了。”

方沛霖有个新电影要拍，就带了剧本找《万象》杂志主编陈蝶衣，请他写电影插曲的歌词。陈蝶衣一看片名《倾国倾城》，就说：“阿方哥，现在是国难时期，既不能‘倾城’，更不能‘倾国’啊，这个片名不行。”方沛霖回去后翻新片的说明书，看到“凤凰于飞”四个字，第二天又找到陈蝶衣。陈觉得可以借题发挥，就写了《凤凰于飞》的歌词。

这首歌被金嗓子周璇一唱，流行一时。

五

叶于良因为搞抗日杀奸团被捕后，日本宪兵问他：你哥几个？哥九个。哦……那死一个没关系。就笑，叶于良也笑。那时想，死就死吧。

左勇所在的抗大五分校，在江苏盐城一带。“白天日本鬼子出来扫荡，我们避开了，夜晚就去打他，袭击他。……那就是告诉敌人，我们还在，我们不会投降的。”

郑竹书军校十九期还没毕业，分到青年军六一九团当教育班长。“连队里有新民说述林1：战争阴云下的年轻人：1931—1945中国往事下载 mobi epub pdf txt 电子书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