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子今解》根据陈高傭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研究手稿整理而成。陈先生从辩证唯物主义基本观点出发，逐章阐释了《老子》全书，具有当时那个时代鲜明的理论特色，文中也不乏精彩和给人启迪的见解、论述。全书设有《凡例》，后附《老子音韵》，正文分七十七章，约十六万字。每章有《老子》原文、歧义考异（章句异同）、字句解说（注解）、综合解说、评论。

作者简介

　　陈高傭（1902—1976），已故著名历史学者。1927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1928年赴日本留学，1930年回国，任教于上海劳动大学，1933年任上海国立暨南大学（现华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史地系教授，并兼任复旦大学、大夏大学、上海政法学院、沪江大学等校教授，1951年任西北大学教授，1954年调西安师范学院历史系任教授，1960年任陕西师范大学教授。“wen革”期间，陈高傭遭政治迫害，受到极不公平的待遇。但在恶劣的环境中，陈高傭先后完成了《墨辩今解》、《老子今解》、《论语译注批》和《盐铁论评注》等近百万字的著作。“wen革”后，在中央统战部的关心和重视下，陈高傭先生的冤案得以平反。陈高傭在学术上造诣颇深，在我国史学界享有声誉。

精彩书摘

　　八章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

　　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惟

　　不争，故无尤。

　　【解】几—《释文》：“近也”。

　　道—老子的主义。

　　渊—深，吴澄云：“渊谓静深”，此处引伸作忠厚的意思。

　　与—《说文》卄部：“与，党与也。”此“与”即《论语·微子》“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的“与”，即交与、交结的意思。吴澄云：“与谓伴侣”。

　　正—同“政”。景龙碑及《永乐大典》本作“政”。

　　善是有等级的，上等的善如同水，水善于利万物而和任何事物都无所争，它处的地位卑下污浊，是人们都讨厌的地方，因此水是近于道的。人们一般所谓的善都不是“上善”，如居处善是因为地方好，心思善是因为忠厚，交游善是因为仁爱，言语善是因为信实，政事善是因为治理得好，工作善是因为有才能，行动善是因为适时。这些善都不能没有过错，惟有“不争”，才能没有过错，所以“不争”才是“上善”。

　　此章承上两章，由谦虚，不自私，进一步言不争的意义。讲谦虚以谷神为喻，讲不自私以天地为喻，讲不争以水为喻。

　　“居善地”以下七善，前人多解为水有此七善，不对。吴澄说：“七者之善皆择取众人之所好者为善，可谓之善而非上善也。夫唯有道者之上善，不争处上而甘于处下，有似于水，故人无尤之者。尤，谓怨咎。众人恶处下而好处上，欲上人者有争心，有争则有尤矣。”吴说是。

　　“心善渊”句难解，前人所解皆未确，我作此解，敬希高明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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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张岂之序

　　已故著名历史学者陈高傭先生（1902—1976）的学术文集将要出版了，这是学术界的一件幸事。

　　陈高傭先生与我的老师侯外庐先生是挚友，在当年白色恐怖的环境中，陈先生长期掩护侯外庐等进步文化学术工作者。新中国建立后，1951年陈先生应时任西北大学校长侯外庐先生的邀请，赴西安西北大学任教，当时在教育系。两位先生有机会就中国思想文化史等学术问题交换意见。1952年，西北大学教育系并入陕西师范大学，陈先生随之到了该校，后担任历史系教授。但是，他与侯外庐先生还经常见面，探讨学术问题。有几次，我陪外庐先生去陕西师范大学看望陈先生，至今还有清晰的记忆。

　　陈先生阅历丰富，治学谨严，在历史学与中国文化典籍的研究上作出了重要贡献。早在解放前，陈先生先后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十册）、《论理学》、《名理通论》、《逻辑学概论》等著作，曾得到周谷城、郑振铎、周予同等先生的鼓励和支持。由于历史的原因，陈先生晚境凄凉，但是在艰难的条件下，他振奋精神，日夜伏案写作，完成了《墨辩今解》、《老子今解》、《论语译注批》、《邓析子今解》、《邓析子译注》、《晏子春秋今解》、《盐铁论评注》等约百万字的著作，为我国史学研究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但这些遗稿多数尘封已久，在陈先生子女和陕西师范大学的共同努力下，逐步整理核对，争取早日出版，以飨学界。

　　陈先生晚年主要选取先秦诸子及秦汉典籍加以研究，是独具学术慧眼的。因为我国古代学术有一种“和而不同”的学术传统，在先秦诸子著作和汉代某些典籍（如《盐铁论》等）中表现得尤为典型。这些典籍所承载的中华文化和民族精神，主要是围绕着天道与人道相互关系而展开的。孔子开创了儒家学派，他在道德伦理思想上有巨大贡献，提出并仔细论证了一个新观念“仁”（仁爱），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长期影响中国历史文化的价值观。老子是道家学派的创始者，他关于“天道”与“人道”的论述，展示出中国古代辩证思维的丰富内容，其中充满智慧和洞察力，对中华民族的理论思维产生过重大影响。在我国，文化的价值观念，形成多种理论体系，是在春秋（前770年至前476年）、战国（前475年至前222年）五百多年里。其观点之繁富，辩论之激烈，反映出当时思想活跃的状况。学派约有十家，“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舍诸侯。其言虽殊，辟（譬）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汉书·艺文志》）。百家争鸣，相反相成，唯其如此，才有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这是“百家之学”，并非一家独鸣，其学术精神在今天依然具有现实意义。

　　陈高傭先生在研究古代文化典籍时注意到这种思想融合的特征。例如《邓析子译注》,他在注释、今译的基础上所做的扼要评论，就揭示了今本《邓析子》杂糅儒家、道家、法家与名家的理论特色，“人君要用法治主义，不能用人治主义，能用法治就能无为而无不为。但描写无为而无不为的情况，太神秘了，近于文字游戏。最后讲名实的关系与所谓形名的相合与相成，是名家的主要理论”。陈先生从文本自身出发，认为今本《邓析子》中多谈黄老之道，绝不是春秋晚年邓析本人所著，但是含有邓析的思想，这是很有见地的。关于先秦至秦汉间思想的融合，陈先生认为：“循名责实，原为名法两家的主张，韩非以后，黄老名法混为一体了。汉朝初年萧何、曹参的作风，文帝、景帝的政治就是以黄老名法的思想为基础的。”这种论断也是切合历史实际的。

　　此外，陈先生遗稿所采取的形式值得仔细体味。译注或今译类著作，并不简单和通俗、平庸相等。在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中，有不少以译注形式流传的著作，至今依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如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注》、《孟子译注》等。陈先生遗稿中除过一些专题论文，如《荀子论性》、《荀况的政治思想》、《荀子论礼》、《荀况论乐》等，大多采用译注、评注、今解的形式，但是与某些译注类作品不同的是，这些著作中都有精要的校勘和注解，即使今译的文字，也要言不繁，典雅流畅，耐人寻味。作者对版本有深厚的功底和修养，作品一般都列举有历代的部分研究资料，代表性的版本，如《邓析子》，就列举了明嘉靖本、子彙本、指海本、四部丛刊本、涵芬楼影印本、四部备要本等；《公孙龙子今解》也运用了子彙本、傅山本、宋山阅本、经史本等；解《老子》虽然没有遇上帛书本与楚简本发现和公布的良机，缺乏简帛本的地下新史料，但也尽可能地搜集了王弼本、河上本、吴澄本、傅奕本、魏源本等，参核各种版本，吸纳已有研究成果，对《老子》一书的内容进行章句校勘及训释。这些版本也方便读者使用和参考。此外还有一些抄录札记，如《老子音韵》等，也可作为读者研读时的参考。其他如《墨辩今解》、《晏子春秋今解》、《尹文子今解》等都是在校勘和训诂的基础上，加以阐释和评论。这种方法既可以避免游谈无根的弊端，又能彰显典籍的时代性和生命力。今译也极通俗明畅，如“目贵明，耳贵聪，心贵公。以天下之目视，则无不见。以天下之耳听，则无不闻。以天下之知虑，则无不知。得此三术，则存于不为也”（《邓析子·转辞》），译为“眼睛要能看明，耳朵要能听清，心思要能公正。用天下众人的眼睛看，就没有看不见的。用天下众人的耳朵听，就没有听不清的。用天下众人的心思想，就没有不知道的。人要得到这三个方术，则在于无为”，简明扼要，符合原意。

　　因此，这些作品具有学术研究和文化普及的双重意义，这也是陈先生文稿承载方式的优长吧。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普及工作，早已受到学人们的关注；在学术研究基础上的普及，已经出版了一些读物。但是为数还不能算很多，这个园地也需要更加具有扎实学术基础的繁荣和推广。

　　我自己也有这样的体会，写有高质量的普及读物并不容易，要下很大的功夫，力求做到忠实于原著，恰如其分地加以说明、解释，并且将其中的精神加以提炼，使今人有所理解，从中得到一定的启示和精神享受。从而使中华文化的传统性和时代性、民族性和现代性更好地结合起来。在准确地理解和把握我国古代人文经典精神实质的基础上，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这是我们建设和谐文化、巩固和谐的思想道德基础中的一项重要工作。陈高傭先生的研究成果为我们提供了把握中国文化经典的又一桥梁，无疑在今天继承民族精神和优秀传统文化、实现民族振兴的事业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当然，这些遗稿完成于特定的历史时代，免不了或多或少打有历史的某些烙印。从事思想文化史研究，不可能脱离研究对象的历史背景，也不可能完全脱离研究者所处的社会现实，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文学科的研究规律。所以，对待前人的著作，不能过分采用苛责的方法，以免一叶障目。

　　陈先生文稿经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臧振教授仔细整理，并查对原文，加以校正，以及商务印书馆的支持，才得以公开出版。臧振教授写有《整理例言》和《后记》，对陈高傭先生文稿做了仔细的质量评估，因此，我的序言就不必在这方面多用笔墨了。

　　陈先生的女儿就陈先生遗稿的整理出版，多次征求我的意见，并诚恳地约请我写序言。我将自己的一些感受写下来，供读者朋友们在阅读先生文稿时参考。

　　是为序。

　　张岂之

　　2008年2月12日

　　于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

　　整理例言

　　一、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陈高傭先生（1902—1976）留下手稿一百余万字，其主要内容是对于先秦诸子的解读评说。著述写作时间大体分为两段，即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1962年7月到1966年“文革”开始，基本完成了《老子今解》（约15万字）、《墨辩今解》（约23万字）、《公孙龙子今解》（约5万字）、《尹文子今解》（约4万字）、《邓析子今解》（约3万字）。1962年1月开始的《学晏札记》，不久更名为《晏子春秋今译》，到当年7月中止（改读《老子》）。1967年5月，重新开始研读《晏子春秋》，再更名为《晏子春秋译解评》，断续写作至11月份接近完成（共约17万字）。70年代则主要是1975年5月完成的《论语译注评》（约15万字）和1976 年6 月接近完成的《盐铁论评注》（约17 万字）。此外还有关于《庄子》、《荀子》、佛学和逻辑学的一些札记片段。本次拟先行出版“文革”前完成的五部《今解》，即老子、邓析子、尹文子、公孙龙子和墨辩的《今解》，而以“先秦哲学卷”概括之。其排列顺序参考王启湘《周秦名家三子校诠》（古籍出版社1957 年版），以学术界大体认可的成书先后为序。

　　二、陈高傭先生从大学二年级开始沉浸于科学的思维方式的探求，这种探求可谓伴其终身。1925年完成的《名理通论》（1930年开明书店出版），论述逻辑学与哲学方法。1938年出版的《论理学》，由商务印书馆特约撰写，是当时教育部颁布的师范院校逻辑学教科书。此外，在抗日战争开始前四五年间，陈高傭先生在各种杂志上发表论文多篇，1937年6月由商务印书馆汇集出版，署题为《中国文化问题研究》。该书由社会民生问题而及文化问题，由文化而及思想方法，涉及到当时学术界有关“逻辑与辩证法”的论争。陈高傭先生认为，辩证法与逻辑“在作用上是相互为用的”，“若就运动过程的某一阶段而研究认识，我们势不得不就这一阶段各种事实加以演绎及归纳，分析与综合，统计与比较……然后才能确实明瞭。根本不了解辩证法固然不能明了一切的运动与发展；不运用逻辑方法，亦难得系统知识”。（见《民国丛书》第四编39，上海书店1992年版，第149—150 页）由此可知，陈先生肯定逻辑学是哲学的组成部分。先秦时期的中国不仅有涉及本体论、认识论的著述如老子《道德经》，也有涉及逻辑学的《邓析子》、《尹文子》、《公孙龙子》，以及《墨子》中的《经上下》、《经说上下》、《大取》、《小取》（合称《墨辩》）。《汉书·艺文志》将邓析、尹文、公孙龙三子归入“名家”学派。名家之学即“名学”，近人用西哲音译为“逻辑学”。至于《墨辩》，出于墨家后学，在与名家的论辩中深入到古代形式逻辑诸多范畴，成为先秦逻辑学之明珠。

　　三、手稿书写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原件文字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学者所习用之字体，行书、草书随手混用，繁体和未规范简体字交错出现。因本卷研究对象为先秦古籍，我们将手稿文字全部统一为繁体。由简体返回繁体是一件复杂细致的工作，目前网络软件尚不能避免差错，我们只能一字一句审读。尽管我们力争无误，难免可能仍有遗漏，在此谨向读者致歉。

　　四、陈先生当年工作条件十分艰难，因此手稿原文多处留白，意在得便时查证补充。对于这些空白，有的地方为便于读者阅读而内容确切者（大多为引文出处），我们径替先生做了补充，放在黑方括号【】内以示区别；而大多数仍存留白原样（或加【】标明），我们不敢贸然径补，以示尊重作者，亦尊重读者。此外，在整理过程中，为便于读者阅读，我们还加了一些必要的按语、解说词，都放在【】中，以便与原稿文字相区别。

　　五、原稿中作者已明确决定删去（划框又划叉）的内容，一律不録。原稿中欲删未删（划框未划叉）的内容，与原稿一样，用方框标示。例如：

　　“鸡三足”说本是诡辩，各家解说更成为诡辩（的诡辩）。

　　不过是他们自己的诡辩，非公孙龙的诡辩。

　　作者行文之外在字里行间所加的内容，用单括号［］标示。例如：

　　武王死，成王立，年幼，周公摄政，管叔、蔡叔等和殷人散布流言说周公别有用心，将来一定对成王不利。他们因此发生叛乱。周公东征平叛，把管叔、蔡叔杀死。［此段查《史记》重写。］

　　又如：

　　［各书征引字句稍有出入，而于大义无关者，只将引句举出作为考异。］

　　作者眉批或加于边栏空白处，可以看出是其后补充的内容，用{ }或{{ }} 标示。例如：

　　{ 毛主席说：“在阶级存在的条件之下，有多少阶级就有多少主义，甚至一个阶级的各集团中还各有各的主义。”（《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648页）}

　　又如：

　　{{ 侯外庐等云：“‘知’的要素是以客观作标凖，客观即此派所讲的‘平’字，故说‘平，知无欲恶也。’”（《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7 年版，第490页）}}

　　六、老子《道德经》，三国魏王弼注本为八十一章，历代学者依据自己研究多有更动。少者如元吴澄撰《道德真经注》四卷，并为六十八章。陈高傭先生《老子今解》定为七十七章，每章下列有“章句异同”可资研究。读者若引用《老子》章句，应注意版本。另，陈先生写有《老子今解》的《例言》十一条，实为写作前的自我要求，此次出版，难以完全遵循，如第二条“前人解说有可供参考的録在解说之后，用比解说较小的字印出”。又，《老子今解》后附有《老子音韵》，陈先生标明“此稿是抄録札记”，并非自己研究所得。

　　七、《邓析子今解》后附録有西汉刘歆整理《邓析子》后呈上的《序》（标题《原序》）和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邓析子提要》。《原序》中刘歆总结《邓析子》内容：“其论无厚者，言之异同，与公孙龙同类。”《汉书·艺文志》亦将《邓析子》归入“名家”。清《提要》因邓析曾“作竹刑，郑国用之”（见《列子·力命篇》），又因其内容“大旨则主于势统于尊，事核于实，于法家为近”，将《邓析子》归入“子部法家类”。实则今存《邓析子》文与春秋时郑国“竹刑”无关，其主旨侧重于言谈辩说致胜之术，在循名责实的过程中提倡注意转换视角、拓宽思路，故应将《邓析子》归入名家。实际上，《邓析子》为战国“名辩”之嚆矢，中国古代逻辑思想之正宗。

　　八、《尹文子今解》后録有魏黄初末年山阳仲长氏《旧序》。《旧序》作者因《庄子·天下篇》言尹文向往“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遂不同意刘向将此书归于“刑名家”（“刑名”即“形名”，“形”已由实物抽象出来成为“名家”的概念）。《旧序》作者坦承自己“未能究其详”，实未读懂《尹文子》。《旧序》又谓尹文子“学于公孙龙”。按：尹文早于公孙龙，长沙王启湘考证甚详，见《尹文子校诠叙》（《周秦名家三子校诠》，古籍出版社1957年版，第20—21 页）。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将《尹文子》归入“子部杂家类”也是不妥的。

　　九、先秦典籍之最难读者，莫过于《公孙龙子》与《墨辩》。人谓《尚书》难读，因其来自远古，“佶屈聱牙”，然《尚书》所涉为政治生活，常理之中尚能揣摩，逻辑学所讨论，全在抽象概念之间争辩是非，若无专门基础，则如堕五里雾中，此即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指所谓“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陈先生精通逻辑学，因此其《今解》能在前人基础上更进一步，多有发明。如《公孙龙子》六篇之顺序，前人多以《迹府》为第一，随后依次是《白马论》、《指物论》、《通变论》、《坚白论》、《名实论》。陈先生指出：《迹府》为后人所纂辑，应置最后；《名实论》是公孙龙“正名实”的根本理论和方法，即公孙龙的认识论，是《公孙龙子》的总论，应列为首篇；《指物论》是正名实的原则，即公孙龙的世界观，置第二；其余《白马论》、《坚白论》、《通变论》三篇，都是假物取譬，即都是用一件或一些具体事实说明正名实的道理。陈先生在每篇前撰有解题，每节后加有说明，这些是读懂《公孙龙子》的钥匙，也是陈先生分析批评《公孙龙子》的精华所在。

　　十、我们在整理的过程中，由邓析子、尹文子到公孙龙子，有一种渐入佳境的快意。然《公孙龙子》仍是先民认识世界、探讨名实关系过程中一个尚未成熟的阶段，由老子的道，经儒墨的名，到公孙龙的“离坚白”、“白马非马”，走向了诡辩。（参见《墨辩今解》，《经上经说上》第67 条“坚白”解）诡辩亦是中国人理论思维能力提高过程的一个环节。经名、墨辩论，到《墨辩》成书，中国先秦逻辑学大体成熟。读《墨辩今解》，建议读者在读过《序》、《〈墨辩〉的作者和成书年代问题》之后，先读《大取》篇目下的解，接着读《小取》篇，再读《大取》篇，再读《经上经说上》、《经下经说下》，这是先易后难的办法。晚清大儒孙诒让着《墨子闲诂》，指出：“此书最难读者莫如《经》、《经说》四篇”，诚然。孙诒让又云：“窃谓先秦古子，谊恉深远，如登岳观海，莫能穷其涯涘……此书甫成，已有旋觉其误者……疏陋之咎，无可自掩，且以睎望于后之能校读是书者。”陈高傭先生，庶几乎能校读是书者也。

　　臧　振

　　2013 年10 月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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