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碰上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西方人打上门来了，不到20 年两次入侵，中国的大门不开也得开。这对一向以居高临下姿态面对“外国人”的清政府来说是个考验。总理衙门应运而生。张鸣在书中用非常戏剧化的笔法描述了这个开始的外交机构的办事状态：“总理衙门跟老外打交道，非常客气。每次外国公使来访，都必备酒果，恨不能摆宴招待，吃吃喝喝，但是，客气归客气，就是不办事。英国公使威妥玛在使华日记里说，总理衙门各个大臣见公使，公使说完了，各个面面相觑，大眼瞪小眼，新人看老人，老人则看王大臣，半天说不上一句话。若王大臣说话了，不管说什么，大家都哄起回应。有一次，他去总署办事，半天没有人说话，他忍不住说了一句：今天天气甚好。中国方面一阵沉默，终于有一个人冒了一句：今天天气果然好。于是王大臣说，是的，天气果然好。于是大伙群起响应，天气真好，果然好！”

历史的来看，虽然我们学习西方，不如近邻日本认真，很多细节，我们都没有学到，就自以为是。在学习外国问题上，大而化之，是我们从传统继承下来的毛病。我们总是笑日本重技术，重细节，没有大眼光，大战略。但是，作为一个落后国家，在学习时候，就是要一板一眼，从细节上着眼。即使看上去教条一点儿，但也得先学会了再说。但是，中国人在这种时候，总是小聪明当先，变通当先，讲大不讲小。结果，放在一起一比，差距就出来了。

每个人都有他所处时代的局限性，即便被誉为“开眼看世界知名人士”的林则徐，在他“开眼看世界”以前也曾相信洋人膝盖有问题不能下跪。有局限不是错误，敢于突破局限寻求出路就值得赞许。透过这本书，读者似乎可以看到近代中国拖着沉重的身子，在一群敢为天下先的义士的带领下艰难前行的样子。新时代的读者刷着微信、用着互联网、把一切“洋玩意儿”都当成生活必须品，也许应该想到早年一个“洋”字，包含了多少人的愁眉不展、血泪荣辱。

内容简介

本书是张鸣重说中国近代史系列的第三册，主题为洋务运动，讲述了清政府在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等内忧外患的冲击下，终于有意识地开始向西方学习，并以军事技术和相关产业为主要学习方向。肯定了这一时期中国取得的进步和成绩，同时深刻指出洋务运动中存在的根本性问题，图文并茂，发人深省，能帮助启发广大读者从历史教训中探索真正有效的强国之路。

作者简介

张鸣，浙江上虞人，1957年生，长在中国的“北极”北大荒。做过农工、兽医。初学农业机械，后涉历史。1994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1996年毕业后，留校任教。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师、博士生导师。主要作品有：《武夫治国梦》《历史的坏脾气》《辛亥：摇晃的中国》《中国人为什么看不起中国人》《历史的底稿》《共和国的帝制》等。

精彩书评

*作者辣评*

这个王朝并不想变，只是不得已打了一个补丁，就是李鸿章说的，裱糊。砖木结构的房子破了，用漂亮的花纸，裱糊一下。

总理衙门的设置，而且机构越做越大，在中国被拖入西方世界体系过程中，起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从此，古老的中国，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外交，被迫遵行西方的外交礼仪，从事外交活动。

这是一个历史文化的包袱和自身军队包袱都非常之重的国度，这个国家，在建设一支新式海军的时候，居然根本就没有想到过要清理一下自己的军事制度的垃圾。

精彩书摘

逼出来的洋务

相对于前代，清朝是一个不喜欢变革的王朝。自打1644年入关以来，一直到太平天国出现，两百余年，我们找不到类似前朝变法、新政这样的事件。如果非要找的话，顶多也就是某项政策的变化，比如康熙朝的摊丁入亩，雍正朝的耗羡归公，另发养廉银之类。而且，这样的政策调整，也只能出于君主的主动。明朝尊崇理学，是摆样子，所以学者们很快就从理学变成了心学，进而随心所欲。但清朝皇帝尊崇理学，却是真刀实枪，严守程朱，不许逾矩半步。朝野上下，禁欲的味道很浓，官员和士大夫，都不许嫖娼。刻意建构一个严谨、有道学气的官场，这样的官场，跟一个立意保守的王朝，的确般配。

然而，这样一个保守的王朝，却碰上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西方人打上门来了，不到20年，两次入侵。打败了你，不要建立新朝，只要旧的王朝开放。而开放本身，则意味着伤筋动骨的变化。在这期间，还有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民造反，差一点就掀翻了整个王朝。内忧外患，只有一个指向，那就是变。但是，这个王朝并不想变，应付内忧，只是不得已打了一个补丁，湘淮军加上厘金，就应付过去，而对付外患，开放是开放了，但机构的变革，也是打了个补丁，加上了一个临时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最先碰上洋人的道光皇帝，知道他家的房子已经破旧了，但却觉得，只要随时修缮一下，依旧是可以维持的。他的儿孙，一直在秉承他的旨意，修缮，抹一抹，补一补。其实，就是李鸿章说的，裱糊。砖木结构的房子破了，用漂亮的花纸，裱糊一下。

总理衙门的设置，是因为英法不肯同中国的礼部打交道，强按着头，逼着中国设置外交部。这个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从字面上讲，也勉强可以算是外交部，同时，让自己也有面子，假装总理了人家的事务。这个部，在咸丰皇帝来看，就是一个临时应付洋人、办理对外交涉的办公室。所以，这个衙门的所有成员，都是临时从各个部门抽调的，一个编制都没有。而整个机构，在大清会典上也没有反应。从咸丰到恭亲王奕��的如意算盘，一旦外面的压力减小，就可以将之裁撤。原本不过用花纸做的裱糊补丁，当然没有人对此有长久的期待。

对于由于对付太平军形成的军政异变，以湘淮军为代表的勇营纵横下台，各地的督抚专权的局面。在刚刚打下南京，太平军余部和捻军尚在之时，这边朝廷就迫不及待要恢复旧观，裁撤勇营，收回地方权力。曾系湘军裁掉了还不过瘾，要把李鸿章的淮军也裁了。厘金的征收，中央政府舍不得停止开征，但也要求各地把此项税收上缴。朝廷的算盘打得很好，战争期间，军政结构发生的变化，汉重满轻，外重内轻，这回都要颠倒回来。

可惜，太平天国完了，但是天下并没有真的太平。就算剿灭了太平军余部，扫荡了捻军，打平了回民造反，天下依旧不太平。不仅边疆有事，洋人生乱、刁民闹事，也没完没了。八旗兵和绿营兵，别说对付少数民族骚乱与洋人的威胁，就连内地的乱民也对付不了。朝廷再霸道，你总得让地方督抚维持治安吧。已经散在地方的权力，硬收是收不回来的。非要弄强，闹出再一次大乱，朝廷首先经受不起。至于满汉的权力份额，本质上因为满人的无能，这种无能，不是靠嘉奖一个搭便车的满大人官文就能改变的。勇营裁不掉，因为绿营没用。但整顿绿营为练军，也只有曾国藩和李鸿章主掌的直隶有点效果，结果不过是把绿营整成了湘淮军那样的勇营。

至于临时机构总理衙门，能否真的临时，不取决于皇室的一厢情愿。只要开放，只要洋人进来，对外交涉，涉外事务就只能是越来越多。不仅外交官会来，洋兵会来，洋商回来，传教士也会成批地涌进，涉外事务，越来越事关朝廷的存废兴衰，没法不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应付。财政税收本是户部之事，但管理海关的总税务司，是总理衙门的附属机构，海关及其收入，只能由总理衙门管；教案本是刑政，但由于涉及外国人，也得总理衙门管；购买洋枪洋炮，本是兵部的事，但涉及对外，还是得总理衙门管。总理衙门管的事，涉及各个部门，各部的长官，都被拉来监管总理衙门之事，结果是必须上面架一个王大臣，统为协调。这个临时机构，越办，分量越重，机构越庞大。

在开放的大前提下，上有总理衙门，下有督抚专权，变革，必然要发生。变革只能指向两个字：洋务。

崛起的汉人士大夫，帮助满人的皇帝保住了天下，当然不可能缩回去做低眉顺眼的顺民，已经激发出来的修齐治平的雄心，不仅驱使他们保住了这个王朝，而且要使这个王朝自强，或者说，让中国自强。胡林翼在攻克安庆之后，看见长江上风驰电掣的外国轮船而当场晕倒的传说，昭示着这些中兴名臣的下一个目标：学习西方，图谋自强。

不用说，督抚专权的政治格局，给了这些汉人士大夫实现自己设想的可能性。而总理衙门的存在，则让清朝皇室，始终感觉到西方的压力，也逼得保守的皇室，不得不容忍地方督抚的这种尝试。

辛酉政变之后，作为最高统治者的西太后那拉氏和恭亲王奕��，其实在保守性上，跟咸丰没有本质区别。他并不想真正改弦易辙，刷新政治，对祖宗成法做根本性的修正。即使在西太后没有大权独揽，奕��尚有作为之际，这个人称“鬼子六”的亲王，也不见得如某些人所说的那样开明而且明智。大乱甫平，西太后和奕��，想的居然都是立马恢复旧观，回到从前。只是，天下已经变成了世界，复旧成为不可能的梦，总理衙门和督抚专权，才得以照旧。

在这种情况下，胸怀大志的曾、左、李们，想要追求真正的中兴，不可能从中央获得实质性的支持，只能自己动手。而中兴，唯一的途径，就是办洋务，从引进洋枪洋炮，到引进制器之具，开办工厂，兴办学堂。而洋务的大幅度进展，又使得总理衙门事务更加繁忙，触角伸得更长。地方倒逼中央，使得中央必须有所作为。即使是为了遏制汉人借洋务扩权，也得有点动作。洋务势在必行，皇室退而求其次，想要借机扩张满人的势力，无论练兵、留学、办学，都满人优先。然而，从奕��、文祥开始，满人没这个心气，也没有这个精神。即使被优先了的满人，不久即自动退出。然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的奕��，却只弄出来一个不成器的同文馆。同文馆的满人优先，最后也不了了之。因为不招收汉人学生，培养不出哪怕稍微像样的翻译人才。

然而，洋务或者说自强运动一旦开展起来，尽管靠地方导向，但却一发不可收拾。兴学、开厂、开矿、买轮船、修铁路、练兵、办海军。洋务企业，从官办，到官督商办，事业越做越大。同光之际，整个国家的财源越来越广，海关收入和厘金收益，占国家财政的份额越来越高，但财政收入的分散化趋向，却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多增收部分的税收，借着洋务的名义，落到了地方督抚手里。随着跟洋人打交道的事越来越多，尽管总理衙门是军机处的王大臣当家，但由于满人的无能和怯懦，碰上事儿，就往后躲。于是，这个衙门越来越被地方督抚支配，李鸿章以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的名义，不仅主导了中国的外交，而且主导了大半个洋务事业，实际上是情势使然。从某种意义上，总理衙门，已经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洋务机构。

当家的西太后那拉氏，做的最明智的一件事，就是她对于曾左李这样的中兴名臣，从来不给脸色，无论他们做了什么，只要不危及自己的统治，就都能优容。顶多，假借谏臣之口，做一点钳制。对于这个女人来说，洋务，就是一个不得已，但却是一个必要的不得已。

西太后那拉氏，虽然说在玩弄权术方面无师自通，的确比恭亲王奕��高明，但她毕竟只是一个没受过教育、识字无多的女子。对于这样的女子，她的教育主要来自小渠道的小传统。她没有清朝其他皇帝那样底气，认为功臣的努力，都是理所应当。所以，她对曾左李们，以秉政的太后身份来说，相当谦恭，因为，她的教育告诉她，要知恩图报。然而，正是这份优容和谦恭，恰好与同光之际的政治格局对景。让她能够很从容地驾驭专权的督抚，平稳地渡过朝廷的危机。可以一边纵容清流放肆地抨击洋务，一边又让这些中兴名臣去办理她所不明白的洋务，办理日益复杂的对外交涉，让自己坐享居中驾驭之威势。同时，用洋务得来的好处，供养满人权贵，让他们无话可说。当一个又一个大大小小的危机，尤其是涉外的危机被消除之后，她的权威跟着水涨船高。在同治皇帝死后，即使破例不给同治立嗣，拥立跟同治同辈的光绪，也没有人敢多说什么。

但是，在此期间，尽管洋务的推进日甚一日，西太后那拉氏却始终没有明白洋务到底意味着什么。学习西方意味着什么，边界在哪儿，她都不知道。

日子，就这样挨着过。

……

前言/序言

中国晚近的历史，是段痛史，悲惨的事儿多。我最初接触这段历史时，还是个孩子，读着读着，每每掩卷扼腕，咬牙切齿之声，经常令边上的同学害怕。近代史给我的印象是，我们中国和中国人，总是无缘无故地挨打，挨欺负，打了又打，欺负了又欺负。

写历史，总是要寻出过去人类经历的因果和逻辑，如果没有逻辑，也没有因果，那么历史事件，就变成了无厘头的闹剧，或者说悲剧。世界之大，这样的事情不能说完全没有，但绝对是超小概率事件。事情的发生，大多还是有脉络可寻的。对于研究者来说，若要不被湮没在众说纷纭的史料中，就是得找出其中的脉络，除非，你成心想骗人。

过去的事情，也许一个人做过的某些事情，是可能被永远掩埋的，但也很可能是没有人费这个心思去查。而一个民族的历史，要想被刻意编排成某个样子，短时间段也许是可以奏效的，但时间长了，真相还是会出来。所有掩盖、歪曲、编造，最终都会真相大白。

全球化互联网的时代，地球变得越来越小了。中国的崛起，不能带着一腔仇怨，满腹牢骚，应该和平相处，互利共赢，不能背着历史的包袱。我们要明白，我们前辈们，除了曾有刻意向后转的趋向，更有融入世界的努力。而这个努力，才是我们这个民族近代奏鸣曲的主旋律。

再过二十几年，中国被迫打开国门就要200年了。从19世纪，20世纪，走到了21世纪，横跨三个世纪，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并没有过时，只是挨打变成了受欺负。不管有多少的曲折，走了多少的弯路，我们毕竟是个上进的民族，总是会向前走。

历史让人长智慧，因为可以以史为鉴。但以史为鉴的前提，是历史写的比较认真，写作者在努力逼近真相。以错误的历史为鉴，就会有错误的现实行为。这一点，所有人都应该明白。历史是无用之用，不能当饭吃，但从长远看，跟人们的吃饭穿衣，还是有点干系。不接受历史教训，有时候真的会让很多的人吃不好饭，甚至饿肚子。

这些年，写史的人多了，写近代史的人也多。但把历史写成八卦的，也越来越多。历史当然有八卦，但如果把历史当八卦来看，就又跑偏了。

写一套通俗的，图文并茂的中国近代史，是我多年的心愿，但我没有想到，这个大活儿，最后居然得我一个人干。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个中甘苦，天知地知我知。读者诸公赞我，罪我，在此一体全收，预先谢了。

张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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