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2024-11-18
大家视野,让你眼界大开、信息暴增的文人史话,凝聚着这位阅历丰富的老作家对人生的洞悉和感悟,见解精辟深刻,笔锋犀利传神,风格独特,渊博厚重,光怪陆离的事件,黑色幽默的感触,复杂多变的人性的描写论说四个朝代的百态众生侃侃而谈,与严肃讲史迥然不同
“李国文说”系列丛书是万卷出版社倾情打造的文化散文合集。深入浅出,刻画古之风骨;嬉笑怒骂,漫谈唐宋明清。严谨的历史叙说佐以。在故事中细品历史,在文化中追问当下,在文学中透视人生。李国文先生以渊博的学识、圆熟的笔触,不在时间的节点上论成败,只在历史的进程中谈得失,全新的视角带你重读不一样的唐宋明清。看古人如何取舍,如何保存或者丢了本真。
李国文,小说家,散文随笔作家,曾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主席团成员,《小说选刊》主编。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作家。近期著作《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和《中国文人的活法》在读者中产生较大影响。前书曾获得2003年华语媒体文学大奖。至今,他已写作了五百万字的文学作品,并被译成英、法、德、朝鲜文在海外出版。1930年生于上海。祖籍江苏盐城。1947年在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学习理论,编剧。1957年夏天,因在《人民文学》发表小说《改选》,由此罹祸22年。直到1979年才重新执笔。1980年春天,重新回到文坛。首篇作品《月食》,获得当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随后,长篇小说《冬天里的春天》问世,1982年获得首届茅盾文学奖。1984年,《花园街五号》出版,因几与时代同步,成为当年十大畅销书之一,并被改编为电影和电视剧。《危楼记事》是一部由系列短篇合成的长篇小说,其中,《危楼记事之一》曾获1984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中篇小说《涅槃》获得首届鲁迅文学奖。随笔集《大雅村言》获得第二届鲁迅文学奖。“他是当代将学识、性情和见解统一得好的散文家之一,颇有法国作家蒙田之风。”(评论家谢有顺)
明朝的诛九族在中国,自明初方孝孺被诛十族以后,再也没有一个知识分子以死报君了。从此以后的中国人,为主义赴死者,有;为真理牺牲者,有;为情人割腕切脉者,有;甚至,为赌一个什么东道以生命下注者,有;但是,在最高层面的权力斗争中,像方孝孺这样傻不拉几地去为一个背时的皇帝,献出老命者,是不会有的了。不是士不肯为知己者死,从此狡猾,也不是以死来一报知己的价值观,从此绝迹,而是在统治者无休无止的夺权游戏中,为失败者殉葬的愚蠢性,已为智者所不取。皇帝死了还会有皇帝,而脑袋掉了却不会再长出一个来。随后的士大夫,渐渐地聪明起来。陪你玩,可以;陪你死,则决不干了。为争权夺位的统治者火中取栗,犯不着,弄不好会烫伤自家的爪子;而最后坐在龙椅上剥吃糖炒栗子的那位,未必会赐你几粒尝尝。于是,做出慷慨激昂者,有之;喊出誓死捍卫者,有之;而为了效忠,甘心陪葬,找来一根绳子勒死自己,或者喝下一碗鸩汁毒杀自己,如此这般的傻瓜,就不多见了。方孝孺(1357—1402),字希直,号逊志,浙江宁海人。在朱棣发动“靖难之役”攻入南京篡位后,为朱元璋孙朱允炆之师的方孝孺,拒绝合作,敌对到底。因为他是惠帝的老师,朱棣要他为自己登基起草诏书。一是考虑到他国之大儒的尊崇地位,二是考虑到其帝王之师的法理身份。但是,好说歹说,决不从命。被激怒了的朱棣,拍案顿足,威胁他说,难道你就不怕诛灭九族吗?方孝孺说,你就是诛十族,我也不会为你写一个字。朱棣气急败坏,在九族(上数四代、下数四代的直系及旁支同宗同族者)之外又加一族,即他的老师和门生也受牵连,在中国历史上,这是最残忍的一次血腥屠杀。大开杀戒的朱棣,凌迟,杀头,入狱,充军,无所不为,此案遇难者,总数当超过八百人。据鲁迅晚年的《病中杂记》,朱棣在处理惠帝朝黄子澄、刘泰、铁弦等人时,除实施极刑,以泄其愤外,亲笔御批,要将他们的妻女,送进军营,令军士轮奸,生出小龟儿子,可以想见朱氏父子做了皇帝,其实内里,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畜生。至此,中国文人彻底明白一条,死得再多,不耽误人家当皇帝。与其死了白死,不若不死,看谁熬得过谁。于是,豁然贯通,能不朝枪口上碰,就决不主动找死,尤其不能为皇帝殉葬。虽然,由明而清的文字狱迫害,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总是凄风苦雨,如肉俎上,不怎么见好,但命运尽管不济,生命力倒是十分顽强。就像东北地区那种叫作“死不了”的植物,看似一段死气沉沉的枯木朽枝,只要稍沾一点水,就会透出一线生机,隔不数日,居然青枝绿叶,甚至还能开出一两朵小小的花来。所以,对“士”而言,即或是苟且地活,也要活下来,决不去壮烈。所以,商末孤竹国的伯夷、叔齐,耻不食周粟,饿死在首阳山。虽然在正史上,是以肯定的口气来叙述这哥儿俩的原则立场,但这种其实是挺傻帽儿的行为,在后来的知识分子眼里,是不以为然的。只有那些非常一根筋,特别认死理的“士”,才认定天底下都像华山那样,只有一条路好走。方孝孺,恐怕是中国最后一位伯夷、叔齐式的知识分子,他,只有选择死之一途。其实,就在方孝孺的明代,读书人也并不那么傻了。朱由检在煤山(今景山)上吊,陪他死的只是贴身太监,没有一位知识分子为之殉难。清兵逼近南京,那个钱谦益本来想跳水赴死,效忠崇祯的,可是一摸湖水太凉,就不想成仁了。那个龚鼎孳也想以一死回报君王,可是想到漂亮的小老婆马上要被别人搂着,便打消死节的念头。所以,方孝孺在朱棣攻下南京下落不明后,唯求速死,在这两位江左名流眼里,自是不识时宜的方巾迂腐了。因为,他本可以不死,有一个叫道衍的和尚,很为他在朱棣面前说了情。
先是,成祖发北平,姚广孝以孝孺为托,曰:“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杀之。杀孝孺,天下读书种子绝矣!”成祖颔之。(《明史·方孝孺传》)
这个保方孝孺的姚广孝,可不是凡人。燕王朱棣,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夺他侄子朱允炆的江山,某种程度上说,这个和尚所起的作用,是决定性的。他对于朱棣来讲,远不是一个普通的军师或者谋士这样的角色,说他是朱棣这次靖难之役的总智囊、总策划,也不为过分。据明人笔记《革除逸史》载:朱到南京后,“未几,获文学博士方孝孺,上欲用之,示其意,执不从,遂就刑”,看来,朱的确打算放方一马,甚至,还想重用的。所以,很给大儒一点面子,召至帝座跟前,下榻握手,捧茶延坐,商量起草登基诏书事宜。朱棣本有乃父朱元璋的流氓气,但此刻依旧以国师之礼待方,显然,姚广孝的话,是相当起作用的。然而,一切都如和尚所料,方“必不降”,朱也必“杀孝孺”。死难消息一来,他只有双手合十,阿弥陀佛,摇头轻叹了事。因为,姚广孝与方孝孺,虽同为知识分子,却分属两类,姚是明白人中极明白的一类,决不做傻事,方则是看似明白,其实并不明白的一类,常常倒做不成什么事。方不可能降朱,朱也不可能宥方,他早就估计到这出性格悲剧。但是,若不为方求情,有点说不过去,情求过了,朱也点头了,他的良心也就得到安宁。虽然他对朱说了“幸勿杀”,并没有说绝对不能杀,再说他有什么资格,对未来的皇帝下命令。因此,方不领情,是方的事,朱要杀方,是朱的事,与本人无关。我做到我能做的,不做我不能做的,这是姚广孝的行事方式。我能做到的偏不做,做不到的偏要做,这是方孝孺相当不明白的地方。最后,朱棣把话对方孝孺说到这种地步:这是我们朱家的事,用得着你狗拿耗子,多管闲事?方偏要管,一个劲地激朱求死。朱哪里受得了,大开杀戒,方孝孺一案死难者达847人,充军发配者不可胜计。方得到了于事无补的壮烈,气节是有了,可多少人陪着粉身碎骨啊!古人对此也有微言。“孝孺十族之诛,有以激之也。愈激愈杀,愈杀愈激,至于断舌碎骨,湛宗燔墓而不顾。”(钱士升《皇明表忠记》)中国的所谓“士”,所谓“文人”,所谓“知识分子”,如果一定要分类,不是方孝孺式的,偏执、拘谨、认死理、不知好歹,常常采取霸王硬上弓的方法蛮干;就是姚广孝式的,灵活、圆通、识大局、趋利避害,往往以低姿态矮身段不张扬的手法达到目的。非此即彼,非彼即此,至多程度上有所不同而已。历史有时爱开开玩笑的,偏偏让这两类价值取向不同的知识分子,奇巧地组合在同一舞台,同一背景下,一个辅永乐,得到大成功,一个佐建文,结局大失败。所有看过这出戏的观众,都会做出自己的选择。于是,从此以后,像姚这类明白人,越来越多,像方这类傻而直、呆而方、迂而正的不明白人,越来越少。这或许就是时代的进步了,要是知识分子总那么傻不拉几,还真是够呛呢!《明史》中描写的姚广孝和方孝孺,一为“目三角,形如病虎”的方外和尚,一为“双眸炯炯”“虽粗蔬粝食,视其色,如饫万钟者”的读书种子。一为“颇毁先儒,识者鄙焉”的左道旁门,一为“顾末视文艺,恒以明王道,致太平为己任”“讲学不倦,陈说道德”的一代学宗,两人几乎找不到共同点。虽然姚“少好学,工诗”“宋濂亦推奖之”,按说,方孝孺出宋濂门下,应该与这个看来不三不四的和尚,有些往来才对,然而,史无记载。不过,一个正襟危坐、过于严肃的方正君子,与和尚坐不到一条板凳上,说不定有点鄙视和不屑,也有可能。但是,姚能张嘴向朱棣说情,其识见,其气度,就不是书呆子方孝孺可比的了。方孝孺应该做学问,姚广孝才是玩政治的。从他一生行状看,他是一个不那么安分的和尚,不安于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的日子,是一个迫切追求成就感的知识分子。恰巧马皇后逝世,朱元璋把儿子从分封地集中到南京来守孝,据《明史·姚广孝传》,“太祖选高僧侍诸王,为诵经荐福”。于是,姚广孝通过关系,与野心勃勃的燕王朱棣挂上了钩。这个和尚私下里对朱棣许诺:“你要用我的话,我会给王爷一顶白帽子戴。”如此露骨的暗示,连黄口小儿都猜得出来,“王”字上面加一“白”字,不就是一个“皇”字吗?朱心领神会,引为知己,遂将这位主录僧带回北平。从此,他便成了燕王的思想库和进行反中央地下活动的总指挥。“阴选将校,勾军卒,收材勇异能之士。燕邸,故元宫也,深邃。道衍练兵后苑中。穴地作重屋,缭以厚垣,密甃翎甋瓶缶日夜铸军器,畜鹅鸭乱其声。”(《明史·姚广孝传》)他那时“住持庆寿寺”,但“出入府中,迹甚密,时时屏人语”,朱棣当然想造他侄子的反,因为,建文帝接受了齐泰、黄子澄,还有方孝孺的削藩建议,正准备收拾他。但是,以一隅反天下,朱棣也不由得心虚。有一天,他作对联,刚吟出上句:“天寒地冻,水无一点不成冰。”姚立刻应口而出:“世乱民贫,王不出头谁做主。”“王”字出头,即为“主”,看似文字游戏的小手段,却起到坚定其信心的作用。所以,没有姚的煽动,朱未必敢举事,没有姚的擘画,朱也未必能成事。起兵以后,靖难军经过两三年与中央军的拉锯战,姚突出奇招,建议轻骑挺进,径取南京,“毋下城邑,疾趋京师,京师单弱,势必举”。这场争斗无妨说是姚广孝与方孝孺的角力,玩政治的行家,终于把只会做学问的书呆子摆平。朱棣很快渡过长江,取得天下,当上了他的永乐皇帝。所以,这位特别倚仗的心腹,出来为方孝孺求情,对于朱棣,那影响力是可想而知的。朱棣起事,檄文天下,以清君侧的名义,矛头指向建文帝倚为股肱的齐泰、黄子澄。其实,方孝孺作为建文帝的老师,在他眼里,也是参与过对他的迫害,属于铲除的奸恶之列,是毫无疑问的。然而,姚广孝求他“幸勿杀”,居然“颔之”,看来姚广孝面子够大。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围绕在皇帝身边,有头有脸有发言权者,说一不二,使帝王言听计从者,大有人在。但伴君如伴虎,最后能够得到好下场者,就比较罕见了。姚广孝这样一个不官不民、亦官亦民的和尚,作为皇帝的宾客,运筹帷幄,出谋划策,位极人臣,倚重中枢,最后能够善始善终,实在是极为奇特的例子。他披的这件袈裟,固然冲淡了朱棣对他的戒心,更主要的是姚广孝深谙与狼共舞的游戏规则。越得意,越检束,越成功,越退缩,越是登峰造极,也越要急流勇退。可是,能懂得这点道理而做到抽身自退者,实在太少。权力这东西,如海洛因,上瘾以后,是太难戒掉的。唐人胡曾《咏史诗》:“上蔡东门狡兔肥,李斯何事忘南归?功成不解谋身退,直待云阳血染衣。”那个不可一世的李斯,最后的悲剧下场,不就是他“不解”进退之道吗?等到身首异处这一天,老先生想起与儿子牵黄犬,出上蔡东门逐狡兔的快乐不再,刀架在脖颈上,哭悔也来不及了。姚广孝按《老子》“功成身退,天之道”“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的箴言行事。靖难之役,朱棣率军“转战山东、河北,在军三年,或旋或否,战守机事皆决于道衍。道衍未尝临战阵,然帝用兵有天下,道衍力为多”,等朱棣得天下后,论功行赏,姚为第一,举朝上下,竭力推崇,甚至到了“帝与语,呼少师而不名”的亲昵程度,他老兄还是坚持在庙里,当他的和尚,做他的佛事。朱棣急了,“命蓄发,不肯,赐第及两宫人,皆不受。常居僧寺,冠带而朝,退仍缁衣”。(《明史·姚广孝传》)这样一个能够扭转明室乾坤的和尚,还保持其清醒的分寸感,一生不敢越位。那么,有济世之志、无匡时之才的方孝孺,就缺乏自知之明了。居然在南北激战的烽火硝烟之下,还饶有兴致地引导建文帝进行复古改制的尝试。宫殿名、城门名,悉数回复古称。官制,也按《周官》重订,本是翰林侍讲的他,改成颇有20世纪味道的文学博士。当时的老百姓,肯定分不清他这个博士和茶楼酒肆里的茶博士,有些什么区别。大概,越没有什么真本事的人,越喜欢做表面文章,以表示那一股虚火的革命激情。“文革”期间的红卫兵,也曾经歇斯底里地将东安市场改成东风市场,将协和医院改成反帝医院,结果又如何,不过给历史添笑柄而已。最不可思议的滑稽,莫过于这位博士计划恢复古代的井田制度了。在明代历史上,除了方孝孺,还有一个海刚峰,都是背时的保守主义者,都好笑地进行过这种白日见鬼的讨论,可见让一个或数个严重与现实脱节的知识分子,进入权力高层发号施令,是多么致命的决定。建文帝的倒霉,多少也是他咎由自取,谁教他任用非人呢!应该说,好学不倦的朱允炆,与这位帝师切磋学问,是可以的,但是把国家交给这位书呆子,那就是开天大的玩笑了。据明人姜清的《姜氏秘史》:“初,孝孺被召入京,王叔英预以书告之曰:‘天下事有可行于今者,有行于古而难行于今者。可行者行之,则人之从之亦易,而乐其利。难行者行之,则人之从之也难,而受其患。此用世所以贵时措之宜也!’孝孺好古,故叔英及之。”显然,有识之士早看到了他性格中的保守、愚直、迂腐、偏执的一面,作为一个学问家,确是好的榜样。作为一个政治家,就远远不及格了。作为一个军事家,更是糟糕得一塌糊涂。建文帝用人不当,遗患无穷。虽然,他为建文帝殉节,死得那样壮烈,也算对得住年轻皇帝。但若是说方孝孺为朱允炆的催命鬼,也并不冤枉他。坐镇北平的姚广孝,辅佐王子,确保后方;率大军步步进逼京师的朱棣,胜利在望。而齐泰、黄子澄,加上方孝孺,书生意气,清谈误国,欲罢不能,欲战不成,弄得建文帝输不起,赢不了,进退失据,不知所措。同是知识分子,姚广孝有把握全局之力,一盘棋下得无子不活;方孝孺无审时度势之能,每步棋都走成了死着。最可怕的,方孝孺还相信自己特棒,还要瞎指挥。第一手,他搞了一次缓兵计,派人到北平做燕王工作,赦他无罪,要他罢兵,谁知这位信使,到了那里,连大门也不敢出。第二手,他又搞了一次离间计,想挑拨燕王两个儿子内讧。哪知道事与愿违,朱棣的大儿子朱高炽把送信人和信,一块儿交给他的父王,以示清白。这就是方孝孺书读得太多的本本主义了,孙子兵法上有成功的例子,但到你方大军师此刻就不灵了。你不想想,南京已经不站在优势一方,北平干吗要买你的账呢?“燕兵遂渡江,时六月乙卯也。帝忧惧,或劝帝他幸,图兴复。孝孺力请守京城以待缓兵,即事不济,当死社稷。”(《明史·方孝孺传》)历史上有很多从首都出逃,然后回来复辟的帝王,为什么建文帝就不可以?何况,朱棣虽攻下京师,大半壁江山并不在他的控制之下,转圜的余地还是很大的。然而,他要求朱允炆“死社稷”,这是方孝孺最臭最臭的一招了。尤其令方孝孺恶心的,偏偏打开金川门,不战自降,迎接燕王进京的,是他的好友、朱元璋的女婿李景隆。据《姜氏秘史》:“说者又谓孝孺与景隆父子交谊甚笃,景隆帅师北伐,实由孝孺,既而兵败,渐有异志,人多知之,告于帝,帝雅信孝孺,遂不复疑,卒成开门之变,盖不免于误国云。”方孝孺,这个历史上的唯一,“三代以来所未有也”(姜清语),最终倒在了血泊之中。然而,顶个屁用,连朱棣的毫毛,也未触动一根。如果方孝孺聪明一点,智慧一点,转换一下思路,从长计议,徐图报复,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还未必就能断定未来的局面,不会发生变化。谁笑到最后,恐怕还得两说着呢!所以,以死抗争的古老做法,在今天看来,便是十分的愚不可及了。活着,就是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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